摘要:新時代的中國鄉村社會正面臨著人口與勞動力外流帶來的結構與形態的巨變，鄉村“空巢社會”將成為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內鄉村社會的新常態。鄉村振興雖是在城鎮化、現代化大背景下推進的，但需要跳出城市中心主義及現代性的陷阱，重新認識鄉村的社會生態價值，修復和重建鄉村社會文化系統的功能。振興鄉村不同于城市化，因而沒有統一的模式可以復制，而是需要因地制宜地探尋和發現多樣性的道路，但可以朝著產業融合發展的大方向努力。在振興鄉村的路徑選擇問題上，還需要處理好國家意志與農民主體性、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等方面的關系問題，既要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保障國家“三農”發展目標的達成，同時也要充分發揮農民主體性，讓鄉村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著恰當的發展。
關鍵詞:新時代；鄉村振興；路徑選擇；多樣性
中國鄉村社會變遷與發展進入一個新時代，鄉村面臨著是繼續衰落還是重新振興的巨大挑戰。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表明中國在發展戰略上的選擇是后者。為順利推進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可能還需要在鄉村振興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方面凝聚更多的共識。當越來越多的人真正理解了為何要振興鄉村以及鄉村振興是可行的，那么支持和參與鄉村振興的社會力量也就會越來越廣泛。本文將主要結合筆者已有的對鄉村社會的調查研究經驗，探討和闡述鄉村振興的現實條件、鄉村振興與城鎮化的關系、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和大方向等四個問題。
一、空心化抑或新常態
在鄉村開展觀察和調查活動過程中，常會聽到鄉村基層干部和民眾向我們提出這樣一些問題：“鄉村能振興嗎？”“村里都沒什么人了，還怎么振興？”解讀基層社會的這一話語體系，不難發現推進和實施鄉村振興所面臨的現實困境。那么，鄉村振興是在什么樣的現實基礎上推進呢？如何看待當前鄉村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呢？
對當前中國鄉村社會現實的理解，有不同的理論視角，筆者曾嘗試用“后鄉土中國”來概括當下鄉村社會的基本性質，意指費孝通所概括的鄉土社會在經歷土地革命、社會主義改造、農村改革和市場轉型等幾次關鍵性歷史變遷之后，已經邁入“后鄉土社會”。如今的中國鄉村在保留著村落共同體、熟悉社會和小農經營等部分鄉土性特征的同時，也伴隨著“大流動”時代的到來而形成了“后鄉土性”特征。后鄉土中國的視角所強調的就是鄉村社會流動這一兼具結構性和過程性的社會事實，由此抓住當前鄉村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亦即鄉村流動帶來的變化和挑戰。
也有學者從“城鄉中國”的視角來看鄉村社會的性質，認為中國已經“從以農為本、以土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鄉土中國’，進入鄉土變故土、告別過密化農業、鄉村變故鄉、城鄉互動的‘城鄉中國’”。城鄉中國的理論概括突出了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鄉村社會主體和產業結構所發生的巨大變遷，以及城鄉關系的變化，強調要從城市與鄉村所構成的社會新格局的角度來理解和認識當前鄉村社會的現實。
無論是從后鄉土中國還是從城鄉中國的視角，都能看到鄉土中國的轉型和變遷。如果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變遷的鄉村最為突出的形態和特征就是流動，在這個意義上，也就出現了“流動的鄉村”。鄉村社會的流動不只是人口與勞動力的向外流動，也包括職業的流動與分化，類似于劉守英所說的“農二代引發代際革命”。
某種意義上，鄉村人口與勞動力的流動可以說是鄉村變遷的一個最為明顯的表征。每年春節之后，村莊里多數的青壯年勞動力都要向城鎮流動，由此構成了全國2.8億左右的“農民工”群體或流動人口。隨著鄉村勞動力外流，平時留守在村莊里的主要是老人、婦女和兒童。如今，隨著舉家流動的現象增多，越來越多的婦女和兒童也在跟隨一起流動，這樣，村莊里的留守人群主要是老年人群體，一年中的大多數時間里，很多村莊看上去空蕩蕩的，顯得非常寂靜和蕭條。或許，正是基于這樣的現實景象，學界流行的觀點是將鄉村人口大量外流的事實概括為鄉村的“空心化”，田毅鵬則將這一現狀概括為鄉村社會的“過疏化”。在筆者看來，鄉村“空心化”的概括并不十分準確，因為“空心化”有著衰竭和終結之趨勢，就如同老樹空心之后，將面臨著慢慢死亡。目前鄉村社會確實普遍存在著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和營生問題，而且人口向外凈流出的趨勢也較為明顯。但是，無論從抽樣調查的事實來看，還是從理論上看，中國的村莊、中國的鄉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會走向終結的。將鄉村社會流動的現狀視為“空心化”，顯示出對鄉村發展和鄉村未來的過于悲觀。有意突出“空心化”也可能造成唱衰鄉村的傳播效果，甚至可能誤導政策決策。
誠然，鄉村社會流動不論是人口外流還是職業流動，所產生的社會影響都是巨大的。對鄉村流動所帶來的社會影響，不宜片面地理解為是鄉村“空心化”或鄉村走向終結的表征，而是需要辯證和理性地加以分析和認識。對鄉村人口外流所帶來的社會后果，或許可以從鄉村“空巢社會”的來臨角度來加以中性地理解。
就社會學意義而言，鄉村“空巢社會”的出現并非指鄉村已經“空”了或“空心”了，而是顯現出鄉村在現代轉型與變遷過程中的一種新形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其視為鄉村社會的“新常態”。就如同“空巢家庭”是家庭結構變遷的一種形態一樣，鄉村“空巢社會”就是鄉村年輕人或青壯年勞動力從農業和農村分離出來之后，本質上是生計或職業與家庭生活相分離之后而形成的一種社會結構狀態。以往，鄉村居民的生計和職業是嵌入于社會生活和家庭生活之中，而如今他們為了營生，則需要“離鄉背井”。
作為一種“新常態”，鄉村“空巢社會”的形態如圖1所示，在時間、空間和結構等三個重要維度都具有二元化的特征。在時間上，鄉村社會主體的生活周期分為團聚周期與流動周期，在重要節假日、特殊日子和農忙時間里，外出的人們會重回鄉村團聚，而在一年大部分時間甚至于長年則處于流動在外的狀態。在空間上，鄉村居民的生活空間實際上有兩個空間，一個是家庭所在的鄉村家居空間，另一個則是在城鎮打工生活的棲居空間。有較多鄉村居民在村里蓋起非常氣派的樓房，而外出打工期間為了少付房租只能蝸居在城鎮狹小的空間里。在結構方面，鄉村社會成員實際上已分化成兩個群體：留守人群和流動人群，而且兩個人群的分化是動態的而非固定的，當家庭成員進入適宜流動階段并選擇流動之后，他們也就進入鄉村“流動大軍”的群體之中，與此同時也總會有人選擇留守在村里。正是這些留守人群，支撐起鄉村社會常規的運轉，盡管鄉村平常時間里顯得空落、凋敝，但實際上仍然處于持續的運行狀態，只不過鄉村大多像“空巢家庭”那樣，顯得有點“老態龍鐘”而已。
之所以說鄉村社會流動是鄉村社會的新常態，這是新時代的大背景、大趨勢所決定的，現代化、市場化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高流動性。因此，考量“三農”問題的解決路徑或鄉村振興之路，都需要把這一客觀事實作為一個重要前提。我們或許在局部可以減少鄉村流動，但流動的大趨勢則是不可逆的。
盡管鄉村勞動力與人口流動以及職業的分化在較大程度上削弱鄉村內部發展動能，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鄉村社會流動給鄉村居民創造了更多的市場機會，鄉村居民通過“闖市場”的機制，獲得了經濟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倪志偉（Victor Nee）通過實證研究也發現，改革開放后隨著“市場社會”的興起，農民明顯從市場中獲得了更多的收入增長的機會。所以，鄉村社會流動之于鄉村振興而言，既是一種現實基礎，也是一種路徑選擇。向外流動與鄉村振興并非絕然對立。從現實經驗中，我們也能發現，大量村莊雖然平時并沒有多少人，但一幢幢樓房則不斷地建立起來。較多農民蓋起樓房，正是靠外出打工或經營所掙得的收入。從這個角度看，鄉村勞動力和人口的外流之于鄉村振興既是一種挑戰，同時也創造了一些機會。
二、城市化還是鄉村振興
在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上，面臨著如何看待和處理城市化與鄉村振興的關系問題。由于加快推進城鎮化也是一項宏觀戰略，因而有一些經濟學者和地理學者有一種觀點就是質疑鄉村振興的必要性，認為通過城鎮化來實現城鄉一體化，也就沒有必要專門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按照西方經濟學效率優先的思維邏輯，隨著大量鄉村勞動力向城鎮非農業轉移，居住生活在鄉村的人口越來越少，鄉村出現所謂的“空心化”，如果再向鄉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增加投入，那么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將會很低。與其增加鄉村振興的投入，還不如大力發展城鎮化。例如，一些鄉村小學就讀學生非常少，那就不如拆除向城鎮合并。此類觀點，看似合理的邏輯推論，然而實際上遮蔽了很多推論的前提。
首先，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發展，并不僅僅只有經濟的發展，還需要經濟與社會、歷史、文化和政治的協調發展。經濟發展雖具有基礎性的作用，但經濟發展的本質是要為更廣大的人群帶來更多的福利。其次，效率原則在經濟領域很重要，但并非效率優先原則適宜所有領域。特別是在公益領域、公共服務領域，公平、正義的原則需要得到充分的體現。留守在鄉村社會的人口雖然并不多，但這并不能成為不享受公共物品供給和公共福利的正當理由。相反，正是由于鄉村社會在現代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已處于發展弱勢的地位，更需要獲得公共資源的支持和賦能。某種意義上，隨著城鎮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凸顯出來，因為從更加長遠的眼光看，通過鄉村重建及保護性的社會文化建設，將有助于規避城鎮化帶來的吉登斯所說的“現代性意外后果”。此外，實施鄉村振興與推進城鎮化并不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對立面，而是新型發展的“兩條腿”，兩者具有互補和相互促進的作用。傳統的犧牲鄉村來發展城鎮化的模式或是不要城鎮化的發展模式，都是不健全、不均衡的發展模式。在新時代的城鎮化大背景下，注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是實現均衡、協調發展的必要選擇。尤其是對于一個人口大國而言，鄉村振興與發展的意義更加重要。
對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關系的認識也會影響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具體實踐，如果將振興鄉村的目標視為就是實現鄉村城鎮化，或是把鄉村振興視為城鎮化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要把鄉村建設和發展成為和城鎮一樣，那么，這樣的鄉村振興行動實際上是在加速鄉村的終結，是將鄉村改造成城鎮而不是讓鄉村社會恢復自身的發展生機。
目前，無論在觀念還是在具體實踐中，按照城鎮化的邏輯來推進鄉村振興相對較為流行，甚至成為主流。然而很顯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所要振興和發展的是當下的鄉村社會，而不是將鄉村變為城市，猶如吳重慶所概括的那樣：“主流發展理念和發展模式具有濃厚城市中心主義色彩，鄉村振興必須重建鄉村的主體性。”如果鄉村失去了主體性，即不再是整個社會的有機組成部門，社會變成由城鎮構成的單一化結構，那么，也就不會存在鄉村的振興了。
或許，人們會問：為何鄉村振興就不宜把鄉村變為城市呢？這個問題需要從戰略的視角來加以理解。盡管城鎮化是現代社會發展的不可逆的大趨勢，城鎮正以其在資源配置效率、市場效率和公共品供給效率等方面的優勢，快速地發展，而且迅猛發展的城市也在削弱鄉村發展動能甚至吞噬著大量的鄉村。城鎮快速發展是大勢所趨，其帶來的后果也是不可逆的，因而，從戰略眼光看，當我們無法預知鄉村全部消失后社會將會怎么樣的前提下，就需要有保護性的發展。就像生態學中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理論一樣，當一個物種難以適應大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時，人類需要采取一些干預性保護策略。
鄉村社會、小農經營在當前全球化、市場化和現代化的大環境中確實在效率上顯示出劣勢，但這并不意味著鄉村社會已失去價值。推進鄉村振興就是要從戰略的高度來看待鄉村的潛在價值，在城鎮化的大潮中找到鄉村生存與發展之道。
對振興鄉村的價值及戰略意義的認識，關鍵在于要跳出城市中心主義及現代性的陷阱，發現鄉村社會的經濟之外、效率之外的價值，也就是孫慶忠所說的“重新認識鄉村社會生態系統和自然系統的價值”，所謂社會生態系統的價值，實際就是鄉村社會所具有的人類社會與文化歷史方面的價值。鄉村社會是一個歷史的連續統，如果鄉村走向終結，那就如同歷史連續統的中斷。而“如果一個村莊、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把歷史忘卻了，也就意味著沒有可以期待的未來了。”
目前，按照城市中心主義理念來推進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主要表現為：隨意地拆村并村、顛覆性的土地整治、以扶貧為理由的易地搬遷、“新社區”建設即“趕農民上樓”等。這些措施可能冠以“鄉村振興”之名，而實質則是在人為加快鄉村社會的終結和“家園”及“鄉愁”的消失，從而導致鄉村社會進一步受到“損蝕”，讓鄉村成為徹底“回不去”的地方。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核心價值就在于追求并努力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彌補農村不均衡、不充分發展的缺失。鄉村振興需要在城鄉融合發展的大格局下推進，但不是按照城鎮化模式來“改造”或是“消滅”鄉村。
當然，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并不排斥發展小城鎮的重要性，因為鄉村與農村之區別就在于鄉村社會本身就包含著小城鎮，因而促進小城鎮的發展，發揮小城鎮在鄉村振興中的積極功能有著重要的意義。正如費孝通所指出的那樣，“小城鎮，大問題”。也就是說，在鄉村振興與發展的進程中，小城鎮的發展問題可能是一個大問題。同樣，促進小城鎮發展為振興鄉村作貢獻，并不等同于推進農村的城鎮化，而是要加強小城鎮建設在鄉村重建和發展中的綜合性功能，增強鄉村社會的凝聚力和內在發展動能。
合理地推進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讓鄉村社會在新時代獲得新的發展，需要正確地處理與城鎮化、現代化戰略的銜接問題，既要順應城鎮化、現代化發展之大勢，同時又要從長遠戰略來維持鄉村社會多樣性發展以及鄉村社會和文化歷史的延續。既要充分發揮城鎮化的反哺作用，又要防止鄉村社會被改造、被同化為單一性的城市。
三、理想化還是多樣化的道路
對鄉村振興之路的探討，還有一個問題尤為值得辨析，那就是通往鄉村振興目標之路，有沒有一條可以效仿的模式或理想化的捷徑。如果有，那么這種理想化的道路是什么樣的模式？如果沒有，那么研究鄉村振興問題的意義又何在？
關于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問題，實質上仍是鄉村發展道路問題。在此問題上，經濟社會學和經濟人類學領域一直存有兩種觀點之爭：一是形式主義的觀點，二是實體主義的觀點。像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經典模式”，強調鄉村發展遵循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通過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即可達到鄉村社會的整體發展。形式主義的發展觀并不強調鄉村發展的特殊性和差異性，而是把鄉村社會置于一般社會之中來加以認識，用社會發展的一般原理來解釋鄉村社會發展問題。
雷德菲爾德（R. Redfield）則是“實體主義”的典型代表，其觀點則強調鄉村社會具有自身的獨特性。鄉村社會的“小社區”或“小傳統”本身就是一個相對完整的社會系統，因而鄉村發展也會遵循自身的法則，而不一定是普遍性的規律。
針對鄉村發展道路問題的“形式主義”與“實體主義”觀點之爭，黃宗智則提出了一種“中間道路”或“第三條道路”的觀點，認為中國農村在1980年代后，通過擴大自主權和市場機制，實現了鄉村工業化，這一農村發展經驗“代表了一種新的農村現代化的道路”。然而，鄉村工業化的發展經驗只是局部的，主要出現在東南沿海地區，而并未在農村地區普遍興起。這種“工業下鄉”的發展模式，需要具備一些先決條件，如周邊城市的工業轉移、農村承接工業生產的基礎以及便利的市場環境。鄉村工業化的發展路徑雖解決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和人口向城市聚集問題，亦即通過“離土不離鄉”的方式實現了鄉村工業化和收入水平的增長，但隨著產業的轉型升級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壓力的增強，鄉村工業化的發展道路也將受到更多約束條件的制約。鄉村振興包括產業的振興，但鄉村產業發展并不意味著都要實現工業化，而且并不是所有鄉村都具備工業化的條件。
目前，關于鄉村振興路徑選擇問題已成為一個熱點問題，有較多不同的觀點。韓俊提出，鄉村振興要抓八個關鍵問題，如綠色發展、農業生態治理、生態保護和修復、生態補償機制、人居環境整治、鄉村精神文明建設以及鄉村治理和善治等。葉敬忠則提出鄉村振興的“五不”原則，認為鄉村振興不是“去小農化”、不宜讓鄉村過度產業化、不要盲目地推進土地流轉、不能消滅農民生活方式的差異化、不可輕視基層的“三農”工作。而趙旭東認為，鄉村振興關鍵是要重建一種循環社會體系，即讓鄉村復振起來，最終要把鄉村建設成熱愛家鄉的人能夠回得去的鄉村。
不論在鄉村發展道路問題上，還是關于中國的鄉村振興之路問題上，都有不同的見解和不同的主張，這表明如何發展鄉村、如何振興鄉村問題是開放的、復雜的問題。各種不同的觀點和主張，是在豐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提供多種可能的選擇。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并不存在理想化的、唯一的鄉村振興之路。
然而，在鄉村發展或鄉村振興的理論研究及實踐中，往往會出現一種尋求理想化發展模式和最優化路徑的幻想，想象著通過找到一種最優的模式或捷徑，通過推廣復制即可實現鄉村普遍的振興。
對理想化、最優化振興鄉村之路的幻象實際是科學主義、主觀主義方法論的產物，因為在科學主義看來，通過科學地、人為地規劃、計劃和設計，即可構建起一條最優化的路徑。事實上，鄉村社會發展與鄉村振興是一個系統的、動態的過程，雖然一些規劃設計對指導某些具體實踐有一定作用，但并不能涵蓋所有的發展與振興之道。如果用單一的發展模式來統領所有的發展實踐，極易在具體實踐中產生巨大的偏差，甚至出現與基本目標的完全背離。
之所以說尋求鄉村振興理想化的唯一路徑是一種幻想，還因為中國鄉村社會有著巨大的差異性，試圖用一種模式來復制鄉村振興，或是讓不同的鄉村走一條設計好的“理想大道”，這些努力其實是烏托邦式的想象，結果不僅達不到振興之目標，反而可能造成“瞎指揮”的意外后果。從歷史的角度看，此類的教訓可以說很深刻。例如，“大躍進”運動的興起，就是幻想著通過“一大二公”的模式來實現農業、農村跨越式的發展，而最終的結果卻導致了嚴重的危機。
既然沒有所謂理想化、最優化的模式和唯一路徑可尋，那么研究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問題又有何意義呢？鄉村振興路徑選擇問題的研究雖難以發現和尋求到理想化的唯一路徑，但研究的重要意義可能在于從基層變革實踐中發現振興鄉村的一些必要條件，揭示各種不同振興實踐和振興過程的具體機制，由此而倡導鄉村振興實踐的多種可能性的理念。
鄉村振興之所以有多種可能，那是因為處于現代性困境中的鄉村，所面對的問題各式各樣，解決這些問題可能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而不能指望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化路徑。所以，筆者認為：“對中國農村發展道路問題的探討，需要跳出二選一或三選一的認識范式，同時也需要走出烏托邦式的理想化的困境。”在推進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尤其要警惕模式的復制和不切實際的路徑設計。
差異性是認識鄉村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視角。農民、農戶、村莊、集鎮是鄉村社會的主體構成，在鄉村社會的廣闊天地間，每個農民、每個農戶、每個村莊和每個集鎮既具有自己的獨立性，而且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也十分明顯。鄉村的差異性不僅僅源自于自然生態環境的差異，而且也包括社會文化歷史乃至個體性的差異。要讓差異性極大的鄉村社會全面振興起來，用一種模式、走一條道路顯然是行不通的，而只能因地制宜，發揮地方性社會的主體能動性和創造性，摸索和探索出與本地實際相適應的鄉村振興之路。
因地制宜的原則雖在有關“三農”政策制定中一直在強調，然而在具體的政策實踐中，常常會受到理想主義的一元化思維邏輯的支配，亦即通過強制推行統一的發展模式以便達到某種共同目標。如果按照一種模式來振興鄉村的話，那么最終的結果可能并不是鄉村社會的振興，而是鄉村社會的消失，因為所有鄉村可能被“格式化”為單一的城市社會。
當然，鄉村社會的發展和振興需要與時俱進，鄉村社會也要推進現代化，但鄉村社會現代化并不只有一條城鎮化的路徑。如果從人類社會文化生態系統的戰略眼光看，鄉村社會現代化必須規避單一的城鎮化路徑和結局，要想方設法維持社會文化系統的多樣性。或許，在未來的發展中，我們可能并不稀罕發達的城市社會，反而會因為看不到像樣的鄉村社會而感到無比的缺憾。基于此，振興鄉村必須堅持多樣性的原則，走多樣化的發展道路，真正讓各地鄉村恢復、重建和維續其各具特色的社會文化系統，盡最大可能地保護和保留鄉村社會的差異性和多樣性。
在城市中心主義和現代性發展指標的話語霸權下，多樣性原則與鄉村振興道路多樣化的聲音可能是微弱的，因為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數字化指標和“活在當下”的現代性價值所控制，那種“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的心性已淡漠。傳承歷史、保留特色、重建鄉土的選擇由于并不契合注重眼前的效率原則，也就在實踐中越來越被輕視甚至拋棄。鄉村振興要走多樣化的道路，就是要對這樣的現實進行反思和提出挑戰，為子孫后代的發展留點余地。
四、產業融合：鄉村振興的大方向
探尋鄉村振興之路，強調堅持多樣性、差異性原則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要排斥對鄉村振興共性之處的認識。就鄉村振興的具體實踐和路徑選擇問題而言，研究可能是一個探索性過程，一時并不可能總結出一般性的規律，更不可能提供所謂最優化的路徑。然而，我們可以結合歷史經驗和社會轉型的大勢，對鄉村振興的大方向作出一種判斷。實施鄉村振興的路徑可以有多樣的選擇，但在探索振興道路過程中，需要與時代特征和大方向保持一致。在新時代，鄉村振興整體上可以沿著產業融合的大方向往前推進。
所謂鄉村產業融合，經濟學界的界定是：“通過產業聯動、要素集聚、技術滲透、體制創新等方式，將資本、技術以及資源要素進行跨界集約化配置”，以實現農業產業鏈延伸、產業范圍擴展和農民增收。從歷史角度來看，傳統鄉村社會中的產業實際上是融合在一起的，手工業與農業是相輔相成、相互融合的，猶如波蘭尼（K.Polanyi）所說的經濟活動嵌入于社會之中，而不存在大轉型帶來的經濟“脫嵌”問題。當前鄉村勞動力流出鄉村，根本原因就在于非農產業脫嵌于鄉村，迫使鄉村勞動力為了獲得理想收入而不得不走出鄉村，到外面“闖市場”。
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既包括恢復和重建的任務，也面臨著變革與創新的重任。在經濟轉型和社會現代化的大背景下，鄉村要適應新形勢的發展需要，就必須進行變革，其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改革是基礎和關鍵。鄉村社會如果僅僅依靠單一化的農業，那將難以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需要。
盡管農業發展面臨著諸多挑戰，但農業仍將是鄉村振興的基礎和中心，鄉村產業融合發展需要在農業發展方面進行變革，也就是要推進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鄉村社會的農業發展需要現代化，但農業現代化的路徑和方式并不是只有一種，而是可以因地制宜地推進。如葉敬忠強調，在“大國小農”的國情下，農業現代化的過程要注重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的“人格銜接、組織銜接和關系銜接”，要注重小農戶與小農的差異性，發掘小農自身所蘊藏的豐富自然社會關系。也有研究基于四川省的經驗而提出，鄉村產業融合可優先考慮集體資源開發型的發展模式，因為這一開發模式具有資源內生驅動與自主發展的優越性，以及可持續性強、長期效果好等優勢。
誠然，農業現代化的意義不僅僅是業態的現代模式，而且還要解決千千萬萬個小農戶的增收問題。要實現農民增收以滿足對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標，鄉村農業的現代轉型就要走融合發展之路，小農戶必須找到與市場銜接的路子，并在市場中爭取到更高的經濟效益。在這個意義上，鄉村產業融合實際也就是農戶與市場的融合。
鄉村社會要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促進農戶增收，一個重要的變革方向就是在農產品加工方面發掘潛力，此外，就是將農業、農產品加工業和商業服務業有機結合起來。鄉村工業發展之于富民而言很重要，但鄉村全面工業化不僅不現實，而且帶來的潛在環境風險也非常巨大。對于多數鄉村來說，發展第二產業需要與農業緊密結合，在農產品深加工和提升農產品附加值上多做文章。這樣不僅促進鄉村農業有創新發展，而且也有助于解決鄉村勞動力的就業和收入增長問題。
提高鄉村社會農業的經濟效益的另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實現第一產業與第三產業的融合，亦即小農戶與大市場的對接。以往的小農戶只要關注和負責自家的農業生產即可，然而在市場化的社會里，小農戶就需要根據市場變革自己的生產經營方式，要讓農業資源在市場中獲得更多的收入機會，這就需要將農業與鄉村第三產業的發展有機融合起來。目前，一些鄉村發展起來的觀光農業、旅游農業、休閑農業、特色農業等經驗，正是發揮農業的綜合功能，通過將農業及鄉村社會文化資源化，進一步拓展旅游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有效地解決了農民就地轉移就業和農民增收問題。
鄉村產業融合發展是實現鄉村振興的一個大方向，也可以說是理想型目標。現實情況可能與理想目標還有較大距離，彌補上這個差距也就是鄉村產業振興所面臨的困境。而要走出這一結構性的困境，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可能需要一個探索、變革和適應的漸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僅依靠某一種機制和力量難以助推鄉村產業的融合。如市場機制可能有助于鄉村產業發展的資源配置效率問題，但并不能解決鄉村社會中一些小農戶與市場銜接及發展問題，政府的投入通常是有選擇的而非全面的，因而對鄉村產業融合發展的作用不是全能的而是有限的，那么，對于農戶和鄉村社區而言，在面對現代性的困境問題時，自身的能動性也會受到較大限制，因而也難以完全依靠自主的和內生的動能即可實現產業融合發展。面對這一困局，人們往往會期望有一個理想模式供大家效仿，其實簡單地模仿和復制模式經驗并不一定可取，可靠的方法還是要因地制宜，發現傳統，創造特色，動員和運用自身的鄉村社會的自然、生態、歷史、文化資源，并將農業生產資源化，通過政府打造的平臺和提供的基礎設施，充分發揮市場的配置和聯動機制，把鄉村社會中的產業與大市場有機銜接起來，實現鄉村產業的振興。
五、結束語
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是一項國家戰略，那么在振興鄉村的路徑選擇問題上，可能就存在著國家意志與農民主體性的關系、頂層設計與基層實踐的關系等問題。關于鄉村振興中農民主體性問題，不僅在理論和實踐中，而且在體制和政策上都還沒有清晰的界定，也一直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盡管鄉村振興在方針政策上強調要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不斷提升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然而在基層實踐中，鄉村居民期望什么樣的鄉村振興，以及會選擇什么樣振興路徑，似乎目前仍缺乏有效的機制來體現和調動農民的主體性，總體的環境和更多的實踐好像是在形式化地執行一個籠統的戰略原則。
如今的鄉村社會，隨著村莊勞動力的大量外流及人口的減少，鄉村呈現出周期性的空落化景象。這種景象是否就意味著農村“空心化”并走向終結？是否意味著鄉村居民向往的是城市并走向城市化？鄉村振興是不是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以阻止或減緩這一進程呢？這些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對鄉村振興戰略意義的理解。推進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可能不只是關心村莊的未來，不只是關心農民的出路問題，更重要的是關心現代化背景下鄉村社會的走向問題。對于村莊而言，對于農民而言，只要不受不合理的管制，各自都會遵從理性選擇的原則而得到相應的發展。然而對于鄉村社會而言，在大環境發生巨變的背景下，作為一種自然的、歷史的以及社會文化的系統，究竟向何處去則是一個大問題。
既然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所涉及的是社會系統調整和協調的大問題，那也就不僅僅是一些主體的選擇問題，更不是個體的選擇問題，而是系統的選擇問題。就像生態系統的保護那樣，不能只遵從自然選擇的法則，而是需要引入人文主義的保護法則。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頂層設計需要更多地體現出在將保護性原則與尊重主體性選擇有機結合的基礎上，盡可能地修復和重建鄉村社會系統，促進鄉村社會與現代化、城鎮化更加協調地發展。在基層的振興實踐中，尤其需要正確地將鄉村振興與城鎮化區分開來，不可按照城鎮化的邏輯來改造鄉村、改造農民，而是要在變革中探尋鄉村和小農戶與現代社會及市場進行有機銜接和互動的機制。由于鄉村在自然、歷史、文化和社會等多方面存在著較高獨立性和差異性，因而各地的鄉村振興需要根據自身的條件，利用自身的獨特資源，在實踐中探索符合實際的道路。如果過于強調甚至強行推行統一的規劃、唯一的模式，在實踐中往往會出現一些背離現象。因此，在鄉村振興的路徑選擇上，堅持差異性和多樣性原則也就格外重要。
作者簡介：陸益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陳小鋒，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博士研究生，延安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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