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和重要手段，單向的、片面的城鎮化解決不了“三農問題”。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依托，共同解決在推進城鎮化和鄉村振興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三農視角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的新路徑是：一、強化規劃引領，科學確定城鄉規模結構和空間分布；二、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讓農村人口進得來留得住；三、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構建城鄉資本勞動力雙向流動的格局，等等。
關鍵詞：三農視角；城鎮化；鄉村振興
十九大報告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了重大決策部署，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12月28日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到“要通過制度保障，讓進城的進得放心，讓留在農村的留得安心，實現城鎮與鄉村相得益彰”， 本文從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邏輯關系著手，分析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面臨的現實問題，立足三農的視角來探索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耦合新路徑。
一、引言
十九大報告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了重大決策部署，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聚焦鄉村振興戰略，對做好新時代“三農”工作，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譜寫鄉村全面振興新篇章作出了系統部署。而十九大報告通篇沒有提到城鎮化，是不是未來城鎮化不重要了呢？在落實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出現了各種疑問，集中體現在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關系的處理上。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一些誤解，有人認為鄉村振興戰略與城鎮化戰略是相互對立、排斥的，或者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意味著城鎮化戰略不再重要。還有人覺得，要在城鎮化進程基本完成之后，再推動鄉村振興，否則可能造成資源的浪費與錯配。很多人認為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農村人口不斷減少是否會導致鄉村衰落。甚至有人覺得，鄉村振興是要給所有鄉村地區進行投資建設，以城市的標準和模式建設所有農村，這樣來吸引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回到鄉村。弄清什么是城鎮化，正確處理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關系，對當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時期推進城鎮化建設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
經濟活動和人口在地理空間上的集聚 ，形成不同類型和規模的城市，構成城市體系，即城鎮化或城市化過程。城鎮化是指社會生產力和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集聚的過程，是現代化的一大引擎和必由之路[1]。推進城鎮化是促進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對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和重大現實意義[2]。正確把握城鎮化推進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的關系,也可以正確認識和處理我國目前城鎮與鄉村所處階段和面臨的問題，從而深化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的認識，深化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
近年來學界對推進城鎮化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了很多研究和探討，并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一是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邏輯關系。（1）吳肇光（2014）認為推進新型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3]。（2）解決“三農”問題，單靠城鎮化是不行的，還要把農村建設好。如陳錫文（2018）認為，2030年前后中國的總人口會達到15億人,城鎮化率達到70%,這意味著屆時農村還有約4.5億人口。可以設想,如果不把一個有著4.5億人生活的地域建設好，不讓他們能夠獲得像城里人一樣的幸福生活,中國的現代化就不可能穩步地、有根基地向前推進[4]。（3）從本質上說，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二者均是推進現代化、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如韓俊（2017）從城鄉融合發展角度出發，認為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是不矛盾的，城市和農村的發展從來都是互相促進的,城市和農村從來都是互相聯系的，城市和農村是命運共同體[5]。因此，李鐵（2018）認為，要通過一系列大膽改革，去激發城鎮化發展和鄉村振興的動力[6]；二是推進城鎮化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面臨的問題。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彭建濤（2018）認為，城鎮化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7]。沈晨業等（2018）認為大量的人口進入城鎮必然給城鎮的發展帶來壓力[8]。陳晉麗等（2018）認為，“三農”問題已經由原來的農業增產、農民增收、農村發展轉化為農業地位弱化、農民老齡化、農村空心化的“新三農”問題[9]。黃英等（2018）認為，新型城鎮化下農村發展受產業結構、農業現代化水平、基礎設施水平、經濟發展水平和生產投入的影響[10]；三是推進城鎮化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新路徑。在城鎮化推進中，彭建濤（2018）認為，健康的城鎮化建設須要能夠創造足夠多的就業崗位、良好的人居環境[7]。藍楓（2018）認為，統籌產業布局，有效推進城鎮化高質量發展[11]。孫兵（2018）認為，破解農村空心化問題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切入點和突破口[12]。唐守祥（2018）認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基礎和前提,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方式和手段,實現鄉村振興是目標和結果[13]。
以上這些研究為本文提供了較好的前期基礎，但就總體來看，仍存在如下問題：首先，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關注主要集中于五大目標方面，對于城鎮化與鄉村振興兩者的邏輯關系等關注不夠；其次，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必要性以及相關對策關注較多，而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所涉及到的新問題、新情況研究較少，關于鄉村所涉及到新問題、新情況的生成機制、作用機制、傳導機制和防范化解機制的研究尤其不足，缺乏系統性；最后，就研究方法來看，大多基于鄉村振興五大目標，不同程度地存在以偏概全的問題，相關研究結論難以為相關對策建議提供有力支持。因此，本文擬針對上述相關問題給予彌補和改進。
二、城鎮化與鄉村振興都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
城鎮化不僅有利于農村土地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提高生產率，而且能夠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剩余資本要素轉移到城鎮，產生規模效益。但是，規模效益隨著人口的聚集和經濟的發展有一個臨界值，過了這個臨界值城市的總體效益將降低。目前我國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實行人口轉移的限制性政策就是基于此考慮。雖然絕大多數城市的人口都還未達到飽和狀態，但至少說明了單向的、片面的城鎮化在當前國情下并不是唯一可選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所說，“如果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一邊是越來越現代化的城市，一邊是越來越蕭條的鄉村，那也不能算是實現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本質上說，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二者均是推進現代化建設、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一）城鎮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手段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城鎮化的新篇章。近年來，為推動新型城鎮化建設，不斷推進土地、戶籍、教育、財政、就業、住房保障、醫療、養老等領域配套改革，農村人口轉移速度加快。1978年末，城鎮常住人口僅有1.7億人、城鎮化率僅為17.92%。到2017年末，城鎮常住人口達到8.1億人，城鎮化率達到58.52%，比1978年末分別增加6.4億人，提高40.6個百分點，年均增加1 644萬人、提高1.04個百分點[14]。
一是從農民的收入來源和收入的結構來看，60%以上的收入來源于非農產業，其中，來源于工資性的收入高達50%以上。
在城鎮化、工業化推進過程中，二、三產業快速擴張為農民帶來了大量就業崗位與機會 ，大規模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業生產轉移至非農行業就業，農民工資性收入持續增長。工資性收入穩定增長成為拉動農民增收的最大動力，應歸功于城鎮化與工業化的推進[15]。所以未來進一步提高農民的收入，還要進一步擴大我們非農產業吸納農業轉移人口的數量，只有這樣，農民的收入才能真正進一步的提高，同時擴大增收的渠道。從這個角度來說，城鎮化是非常重要的，也助推了鄉村振興戰略“生活富裕”目標的實現。
二是從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來看，我國人口眾多，中國的農業資源，特別是土地資源人均水平是比較低的，戶均承包面積不超過6畝（見表1）。據中國統計年鑒，截至到2017年年末，我國共有人口13.9億，到2050年預計將達到約15億，即使城鎮化率達到85%，仍有2.25億農村人口，按18億畝耕地長期不變的政策，人均耕地僅8畝，戶均也可能僅20畝左右，無法達到規模化經營的水平。
像華北平原可以實現全過程的機械化，按照現在的機械化條件，一個勞動力種幾千畝沒有問題，一般地區種20畝應該沒問題，但實際情況是每個家庭只能種幾畝地，沒有那么多地供他們耕種，產生了大量的勞動剩余，導致勞動生產率低下，不斷拉大城鄉居民收入差距[16]。要提高農村的勞動生產率，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須要進一步提高農業人口人均占有資源的水平，必須要減少農業的就業人口，所以還必須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的水平。
三是從鄉村發展來看，新型城鎮化的有序推進，加快了農業人口市民化的進程，促進了農地流轉（見表2），有力地推動了農業規模化發展，促進了資金、技術、信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向鄉村流動，大量涌現出新型職業農民、家庭農場、龍頭企業和農民專業合作社，不斷壯大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了農業現代化建設，為鄉村發展增添了新的活力、持久動力，助推了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興旺”目標的實現。
（二）單向的、片面的城鎮化解決不了中國“三農問題”
快速推進城鎮化戰略的背后依然面臨城鎮承載、就業、土地、戶籍、社保等諸多現實問題，一些矛盾和問題單靠城鎮化很難解決。
一是從城鎮承載能力來看，城鎮人口不可能毫無限制增長。城鎮人口急速增加為城鎮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但也造成交通擁擠 、犯罪增加、環境污染、住房困難等公共問題[17]。如隨著產業和人口向城鎮集聚，原有的交通現狀與布局難以解決人們出行的困境，出現了交通擁擠堵塞、事故增多、尾氣排放污染空氣等一系列問題，干擾了城鎮功能的發揮，降低了城鎮運轉效率。
二是從城鎮化進程來看，城鎮面積不可能漫無邊際的擴張。隨著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加快，新城、新區、工業園、開發區不斷設立，非農產業建設大量占用耕地。2012—2016 年全國因建設占用、農業結構調整、生態退耕、災毀等減少的耕地面積分別為：40.20萬公頃、35.47萬公頃、38.80萬公頃、30.17萬公頃、 34.50 萬公頃，嚴重影響到我國農業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2012—2016 年間通過農業結構調整、土地整治等增加的耕地質量不高，五年間各年末全國共有耕地面積分別為：13 515.84萬公頃（20.27 億畝）、13 516.34萬公頃（20.27 億畝）、13 505.73萬公頃（20.26億畝）、13 499.78萬公頃（20.25 億畝）、13 492.10萬公頃（20.24 億畝），呈逐年下降趨勢[18]。2012—2016 年間，各年末全國共有人口分別為：135 404萬人、136 072萬人、136 782萬人、137 462萬人、138 271萬人，逐年呈上升趨勢[19]。耕地面積大幅度減少，人口逐年增加，五年間各年末人均耕地呈逐年下降趨勢，分別為：1.497畝、1.49畝、1.481畝、1.473畝、1.4636畝。在承載力有限的土地上根本無法滿足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中非農產業建設無限制用地和養活快速增長的人口。
三是從科學技術發展的現實來看，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村勞動力進城難就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一些人工勞動被機器代替，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逐漸被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或資源密集型產業替代，而這類對勞動力素質和文化水平要求較高，導致文化水平不高的農村勞動力進城難就業，特別是一些年老體弱的農民。從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可以看出，農民工占比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農民工顯著提高，且外出農民工明顯高于本地[20]（見表3）。
四是從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現狀來看，醫療、教育、房租等基本生活費支出快速增長，落戶城鎮門檻不斷提高，讓約2個多億的人群離開了農村，卻處于流動狀態，難以落戶城鎮。2016年、2017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分別為57.35%和58.52%，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分別為41.2%和42.35%。2013~2017年人戶分離的人口分別為：2.89、2.98、2.94、2.92、2.91億人；流動人口分別為：2.45、2.53、2.47、2.45、2.44億人（見表4）。
五是從城鎮化推進速度來看，城鎮化率逐年提高，但我國人口眾多，仍有大量的農村人口生活、居住在鄉村。如表5所示，2008—2017年十年間，總人口增加6 206萬人，其中，城鎮人口增加18 944萬人，鄉村人口減少12 738萬人，城鎮化率累計提高11.53%，鄉村人口比重下降11.53%。以此速度計算，到2035年總人口將達150 178.8萬人，城鎮化率達79.574%，仍有30 675萬人生活、居住在鄉村。
綜上述，單向的、片面的城鎮化解決不了中國“三農問題”， 不能僅靠城鎮化“消滅”農民來實現城鄉一體化，還需要充分依靠鄉村振興這另外一條腿。
（三）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的邏輯關系
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城鎮規模和數量的不斷擴大，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升與完善，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就業，讓億萬農村人口逐步融入城鎮，改善了生活條件和生活質量，共享高質量的公共服務等經濟社會發展成果。但我國人口眾多，到2017年末仍有57 661萬農村人口生活、居住在鄉村。在鄉村，農業基礎薄弱，發展滯后，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較為突出，已經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農業農村的短板就決定著整個社會發展的水平，單向的、片面的城鎮化解決不了農村和農業發展不充分和城鄉間發展不均衡問題，而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就是把農業農村擺在一個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補齊農業農村這塊短板。
一是城鎮化伴隨工業化，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和創業機會，吸納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經商務工，拓寬了農民增收渠道。同時，讓留在農村的農民可耕種土地增多，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因此，城鎮化是縮小城鄉差距的重要途徑，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手。2008—2017年十年間，隨著城鎮化率逐年提高，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逐年縮小（見表6）。
二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深化農村土地、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探索宅基地“三權分置”即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分離、流轉等措施，使農業人口得以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毫無顧慮地向城鎮轉移，安心地留在城鎮，成為市民。如果沒有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市民化，城鎮化將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如果沒有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市民化，城鎮化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和強大功能就不能充分發揮出來，更難以實現高質量、健康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和經營體系，提高農產品高質量供給，有效保障食品等相關企業生產的原料需求，更好地滿足城鎮人口的生活消費需要。由此可見，鄉村振興是城鎮化的第一推力。
三是從城鎮化和鄉村振興的相互關系看，二者都是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業農村發展的手段和路徑，相互促進，相互依托，不可分割，形成了推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和最佳合力。僅僅依靠城鎮化，容易引發“城市病”和導致農村凋落、農業萎縮，農村的落后面貌很難從根本上得到改變；僅僅依靠鄉村振興，忽視城鎮化，沒有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的市民化，城鎮則成為“一潭死水”，農業農村加快發展的良好條件也就不能獲得，進而延緩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進程。
三、推進城鎮化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面臨的問題
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為鄉村振興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同時也為鄉村振興帶來新的挑戰。快速城鎮化的背景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依然面臨一些矛盾和問題，制約著鄉村健康發展。
（一）城鄉經濟社會等規劃分割，城鄉規模結構和空間分布不合理
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都是復雜、龐大的系統工程，它們涉及當前和長遠，涉及經濟、社會、生態，涉及當代以及下一代，這就要求我們做好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城市發展規劃、小城鎮發展規劃、鄉村發展規劃、村莊布點與規劃、土地利用規劃等，但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缺乏指導性，這些規劃之間脫離實際，獨立出臺，各自為政，甚至出現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空間總體規劃相互制約、互相矛盾，使得規劃的科學性和前瞻性很難得到體現[21]，導致經濟發達的地區出現“城市病”， 資源型城市和傳統工業城市出現“鬼城”，經濟欠發達地區出現“空城”及空心鎮和空心村，造成資源嚴重浪費。一是經濟發達地區人口聚集快，城鎮化率高，城鎮的規模和數量增加迅速，但面臨交通擁堵、環境惡化、資源緊缺等諸多問題（也就是“城市病”）。如人口增加、車輛增加遠遠超越城鎮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基礎設施，導致交通擁堵。又如遠遠不夠的災難防范意識和措施，導致如天津的爆炸、深圳滑坡事故以及城市內澇、踩踏、群體性事件等，給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帶來巨大損失；二是中國有一大批資源型城市和傳統工業城市，無論是“煤城”還是“鋼城”以及其他靠單一傳統產業支撐發展的城市，在過去幾十年中，吸納了大量農村人口，推動了城鎮化進程。在當時背景下，城鎮化規劃與經濟可持續發展脫節，預計未來會吸納更多農村人口，需要擴大城鎮面積來容納。這些過度依靠傳統、單一及資源型產業發展的城市因缺少新興產業支撐和核心競爭力，很快走向衰落，而一些城市把目光投向了“見效”快的房地產業，不僅使大片的商品房無人問津，原有樓房也人去樓空，“鬼城”便應運而生；三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產業發展水平不高，特別是高科技產業比例低，投資市場、服務型產業等具有活力的第三產業發展匱乏，支持就業的力度不強，進而導致支持城鎮就業和經濟發展的能力有限。在城鎮化規劃設計時，這些地區忽視各個地域之間的差異，也不考慮自身的生態自然、空間承受能力及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經過精確的數據分析，單憑主觀臆想，盲目地劃定一個大規模的城鎮框架，脫離實際地設定當地城鎮化目標[19]。在城鎮化的推進過程中，一些地方又帶著攀比心理，為了“達標”“政績”“形象”等，僅僅看重“城鎮化率”指標的完成度如何，圈占土地修路圍城[22]。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業人口向城鎮轉移速度遠遠慢于城鎮化速度，出現了“空城”及空心鎮，導致資源浪費巨大，阻礙了該地區城鎮的健康發展；四是城鄉二元經濟的大背景下，因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產權格局，土地占用成本較低。在缺少對鄉村空間的統籌規劃的前提下，為避免自己利益受損，人人都想盡可能多占有土地，加劇了宅基地亂占濫用，導致鄉村建設用地無序擴張。同時，農村宅基地產權制度的缺陷以及退出機制不健全，農業人口的逐年減少，鄉村建筑面積反而呈現擴展趨勢[23]。如自然資源部發布數據顯示，2006年至2014年，農村人口減少了16億人，但居民點用地卻增加了3 045萬畝，且常年無人居住的農村住房約20%[24]。又如，根據第二、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顯示，2016年末農戶擁有兩處住房的2 677萬戶，與2006年末農戶擁有2處住宅的1 421萬戶相比，增長了1.88倍；2016年末農戶擁有3處住房的196萬戶，與2006年末農戶擁有3處住宅的77萬戶相比，增長了2.54倍。
（二）農村人口進城容易留城難，“候鳥式”遷移仍然突出
農民進城經商務工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生活或生產上的困難，收入的水平 、穩定性 、滿意度和留城生活與社會成本以及對城鎮的幸福感和歸屬感等均影響農村人口是否留城落戶[25]。截至2018年3月12日，春運40天，全國鐵路、公路、民航、水路旅客發送量約29.7億人次[26]。春運洪流的產生，主要反映大量的農村人口返鄉回家團聚和再返城務工經商，其根本原因就是農村人口進城容易留城難，在“被漂泊”的現實下不得不采用“候鳥式”遷移。農村人口留城落戶難在哪里？一是農民非農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和水平直接影響農村人口留城落戶，是農村人口留城落戶的先決條件。非農收入比重和水平越高，不僅會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會增強農村人口留城落戶的經濟資本、適應能力與城鎮化意愿[27]。目前，進城經商務工農民有一技之長的不多，有多項勞動技能的人更少，大多數農民只能靠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多掙錢，“靠力氣吃飯”，且收入不高，是他們進城落戶少的重要原因。如2016 年，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為 3 275 元，比同期城鎮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 5 749 元少 2 474 元，僅占后者的57%[28]；二是從實際情況來講，農民工的低收入水平和當前城鎮高房價的現實，難以支撐其在城鎮購房。2017年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農民工月均收入 3 485 元，扣除每月必須的生活消費支出后，最多可結余 2 500 余元。以一家有兩個農民整年在外面打工，每月共結余 5 000 余元為例，三四線城市房價按照 8 000 元/平米來算，如果農民想買一套 100 平米的房子則總價為80萬元，則夫妻倆需要連續打工 14 年[29]。這樣的收入水平，讓進城農民不敢在城市購房。2016年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在進城農民工中，購買商品房的僅占16.5%，而租房居住的農民工占62.4%，雇主或單位提供住房的占13.4%，以其他方式解決的占6.4%，租賃公租房和購買保障性住房的不足3%。住房問題則成了農村人口進城難落戶的重要原因。2016年城鎮居民人均居住面積36.6㎡[30]，而2016年的農民工監測報告顯示：進城農民工人均居住面積為19.4㎡，其中，在5㎡及以下占6%，在6~15㎡的占37.4%，在16~25㎡的占25.5%，在26~35㎡的占12.6%，在36㎡以上的僅占18.5%；三是隨著物價水平上漲，農村人口進入城鎮生活，房租、水、氣、電、物業費等日常生活必要開銷也隨著上漲，即便刨去不必要的支出，也只能苦苦維持。若家里有人生了病或家里有個“藥罐子”，掙的錢幾乎都用于看病，其收入仍然難以負擔城鎮生活。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生活中有部分人口在非正規單位和低端領域就業，從事著臟、累、苦的工作，處于城鎮社會的最底層[31]，生活在城鎮邊緣，并未實現由農村向城鎮轉移；四是同在城鎮打工，城鎮和農村戶籍差別不大，而隨著農業稅取消等農村稅費改革、惠農直補等利好政策出臺，承包地、宅基地等土地價值越來越高，逐漸提高了農村戶口的“性價比”，加上國家對農村貧困地區增加專項高校招生計劃照顧，讓相當一部分有留城落戶實力的農民不愿落戶城鎮。
（三）農村人口單向流出，鄉村振興的人力資本和專業人才缺乏
在城鎮化和工業化快速發展中，大規模的農業勞動力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但留在農村的人口仍然眾多，按2017年統計公報顯示數據計算，鄉村人口還有57 661萬人，其中鄉村就業人口35 178萬人，占鄉村人口61%，農村豐富的勞動力資源并沒有帶來鄉村的繁榮和發展[32]。一是能夠轉移到城鎮的農村人口中基本上是年輕或文化程度較高的勞動力，勞動力素質相對高一些，或者是經濟條件較好。留在農村的人口數量雖多，但勞動力中老弱婦孺比重大，素質較低的農村貧困人口也不少，而作為鄉村振興所需的人力資本和專業人才卻嚴重缺乏[31]。截至2017年，新型職業農民全國總量雖然突破了1 500萬人，但僅占鄉村就業人口的4.26%，且45歲及以下的新型職業農民815.25萬人，占全國新型職業農民54.35%，僅占鄉村就業人口2.3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型職業農民445.1萬人，占全國新型職業農民30.34%，僅占鄉村就業人口1.27%[33]。農村留守勞動力素質的整體低下，降低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承接、吸收和運用能力，最終導致農業難以可持續發展[34]。如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在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中，受教育程度初中及初中以下達91.7%（其中，未上過學占6.4 %，小學占37.0%，初中48.3%），高中及高中以上8.3%（其中，高中或中專7.1%，大專及以上1.2%）。由此可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受教育程度大多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市場經營意識不強，觀念落后，對農業新技術、新品種的接受和運用能力較弱，影響了現代農業機械化的實現、科技的推廣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農業現代化的進程[35]；二是目前來看，農村勞動力老齡化已成趨勢，如第一、二、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1996年末，超過勞動年齡（女性55歲及55歲以上，男性60歲及60歲以上）的占9.86%， 2006年末，農村勞動力資源中，51歲以上13 269萬人，占25%，2016年，全國農業生產經營人員31 422萬人，其中年齡55歲及以上的10 551萬人，占33.6%。“70后不愿種地，80后、90后不會種地”，農業勞動力老齡化或超老齡化，阻礙農業現代化進程的同時，會出現農業生產青黃不接，“誰來種地”將成為一個現實的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就業仍然存在不充分現象。我國人多地少，平均每個勞動力占有山地、耕地資源少，加上農業新技術的應用和推廣，如撒播、拋秧、化學除草劑、高效化肥、噴灌、農藥以及聯合收割機等的使用，節約了大量勞動力，導致戶均勞動力多，仍有大量農業勞動力閑置起來，得不到利用，農民增收難。如按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顯示數據計算，鄉村人口還有58 973萬人，其中農業生產經營人員31 422萬人，而耕地面積134 920.93千公頃，人均耕地約3.43畝，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人均耕地約6.44畝。
（四）鄉村發展后勁不足，生態環境脆弱
隨著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第一產業在國民經濟中逐年下降。面對國內國際激烈市場競爭，難以與境外大宗農產品進行競爭，越來越處于弱勢地位，導致鄉村發展后勁不足。一是農業仍以傳統經營方式為主，農業產出增長主要依賴生產要素投入，農業生產結構層次少，農產品品種單一。農產品基本以初級產品的形式賣出，沒有進一步深加工的企業和工廠。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主要從事種植業，農業結構極不合理。如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主要農業結構中，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農林牧漁服務業分別占比：92.9%、2.2%、3.5%、0.8%、0.6%；二是農村規模經營水平低，耕地基本是碎片化種植，而碎片化的種植很難形成規模效應，導致生產效率低下，農產品生產成本高。如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顯示，2016年，農業生產經營人員中，規模農業經營戶1 289萬人，僅占4.1%；三是農業綜合生產力比較低，機械化水平、農業科技水平、抗災能力還不高。如表7所示，根據2000年、2010年、2015年、2016年、2017年數據計算，耕地灌溉面積占農作物總播種面積分別為：34.43%、38.49%、39.49%、40.21%、40.77%。
農業產業化水平低，農民市場信息變化的應對能力非常薄弱，加上“優、特、新”產品還比較少，“增產不增收”現象經常發生，農民收人水平仍然很低。如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7年城鎮、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36 396.2、13 432.4元，城鄉比為2.71∶1。其中，城鎮居民低收入戶組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3 723.1元，超過了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432.4元；四是在快速城鎮化、工業化進程中，導致耕地面積持續下降的同時，來自工業企業和農業生產的污染呈現出日益嚴重的態勢，受到污染的耕地面積急劇增加，土壤質量持續下降。如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7年廢水排放總量6 996 610萬噸。廢氣中主要污染物排放中，二氧化硫875.40萬噸、氮氧化物1 258.83萬噸、煙(粉)塵796.26萬噸等。化肥、農藥、除草劑、殺蟲劑等化學投入品的過量使用，畜禽糞便、農作物秸稈和農田殘膜等農業廢棄物的不合理處置，導致農業面源污染日益嚴重，加劇了土壤和水體污染風險。如2018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化肥施用量2000年4 146.4萬噸、2010年5 561.7萬噸、2015年6 022.6萬噸、2016年5 984.1萬噸、2017年5 859.4萬噸。
四、推進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耦合的新路徑
城鎮化一端連接著工業化、信息化，一端帶動著農業現代化，也是我國最大的發展動能和內需潛力所在。在推行新型城鎮化的過程中，要凝心聚力地補齊鄉村這塊短板，推動以人為核心的鄉村綠色協調可持續的發展[36]。
（一）強化規劃引領，科學確定城鄉規模結構和空間分布
在中央戰略布局、統籌總體規劃和制度安排的基礎上，根據本地經濟社會發展現狀與趨勢、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等因素，科學把握鄉村、小城鎮及大中城市的差異性和發展走勢，做好頂層設計，科學確定鄉村、小城鎮及大中城市規模結構和空間分布。加強各類規劃的系統銜接和統籌管理，堅持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雙輪驅動，形成多規合一、區域一體、城鄉融合的規劃體系。一是優化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空間結構，增強城市資源環境、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對人口的承載能力，推動交通站點與居住、辦公、商業、生態空間的合理布局。同時，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強化市區發展高端服務、信息中介、現代商貿、創意創新等產業，采取將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遷等措施減少人口壓力，增強災難防范意識和措施，有效治理和預防“城市病”；二是支持資源枯竭城市淘汰產能落后企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發展接續替代產業。根據城市比較優勢、要素稟賦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壯大先進制造業和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節能環保、生物技術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有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用產業留人、產業吸引人入住，不讓“鬼城”產生；三是根據自身的人口密度、經濟社會發展狀況、資源環境及空間承載能力，科學合理編制城鎮規劃設計，嚴格控制城鎮化建設用地規模，統籌生活區、商業區、辦公區、生產區等功能區規劃建設，控制建設標準過度超前，在產業集聚的同時集聚人口，杜絕盲目、脫離實際地推進城鎮化建設，防止城鎮空心化；四是綜合考慮不同村莊分布與發展現狀、集聚特點、區位條件、演變規律、資源稟賦等，合理確定村莊規模和布局。統籌城鄉發展，精心謀劃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基礎設施、生態環境保護等空間布局，形成現代城鎮與田園鄉村交相輝映、各具特色的城鄉發展形態。堅持“一戶一宅、面積法定”宅基地使用制度，準確把握宅基地有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規定，妥善處理“一戶多宅”、超占多占、違法違規占有宅基地等問題，保障“戶有所居”，激發農村土地資源活力。
（二）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讓農村人口進得來留得住
鄉村振興的核心在人，城鎮化的本質是農民市民化。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產業興旺”，就要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就會產生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實現“生活富裕”，就要加快轉移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工業化的快速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不斷吸引這些農村剩余勞動力到城鎮來，補充城鎮勞動力，給城鎮帶來了生產力、創造力和活力，有力促進了城鎮化同步快速發展。因此，有序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同步推進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重要內容，需要長期性、系統性、綜合性的城鄉融合發展政策體系支持。一是加快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放寬落戶條件，拓寬落戶通道，促進在城鎮穩定生活和就業且有能力落戶的農村轉移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重點鼓勵和支持就業能力強、進城時間長、能夠適應城鎮生活和工作環境的進城農民落戶。但不可急推冒進，不搞層層下指標和虛假“城鎮化”。進城農民是否落戶城鎮，要尊重他們自愿選擇權利，嚴格防止“被落戶”[37]；二是積極支持傳統服務業轉型升級、混合所有制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崗位需求，引導農村轉移人口進城，向特色城鎮和工業園區有序集中、合理流動，解決有人無產、有城無人的問題，給他們創造就近就業的機會和條件。優化創業就業扶持政策，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勞動力市場的服務體系，為農村轉移人口就業提供高質量的服務，拓寬其就業信息與渠道。加大農村轉移人口技能、創業培訓和職業教育力度 ，整合培訓資源，根據需求設置培訓內容，開展“定向性、訂單式”培訓，提高其創業就業能力和素質，促進農村轉移人口穩定就業。建立城鄉融合就業制度，改善農村轉移人口就業環境，破除對他們進城經商務工的歧視性限制和不合理規定，維護他們的就業合法權益，使他們與城鎮職工同工同權、同工同酬，提高他們的經商務工收入，讓他們變成有尊嚴的城市人；三是建立城鄉融合發展的保障體系，享有與轉入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完善城鎮住房保障體系，把進城落戶的農村轉移人口完全納入城鎮住房保障體系，采取多種方式滿足符合條件的農村轉移人口基本住房需求。擴大住房公積金繳存面，將他們納入覆蓋范圍，確保他們同等享有政府提供給當地城鎮居民基本住房保障的權利。完善學籍信息管理系統，保障進城落戶農民與轉入地城鎮居民子女享有平等受教育權利，同城同待遇。完善城鄉醫保關系轉移接續辦法，在農村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進城落戶農民，可規范接入城鎮基本醫療保險。完善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政策，推動進城落戶農民參加當地城鎮職工或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確保他們與轉入地城鎮居民同等按規定享有養老保險待遇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權利；四是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土地承包權、集體收益分配權（簡稱“三權”）合法權益，不得強行要求他們放棄“三權” 為進城落戶條件，或轉讓其“三權”。探索“三權”自愿有償退出機制，引導和支持他們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依法自愿有償轉讓。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鼓勵他們進城落戶后通過租賃等方式流轉農村土地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允許依然享有農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資格權以及集體收益分配權，為他們進城失敗留下退路。
（三）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構建城鄉勞動力資本雙向流動的格局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動農村農業實現現代化，擺脫不了對勞動力和管理者的依賴，特別需要高素質的勞動力和專業人才來完成。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著力構建城鄉人力資本雙向流動的格局。一方面要致力推動城鎮化，有序推進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減少農村勞動力資本，創造農村適度規模經營的外部條件的同時，也為城鎮人力資本到鄉村尋求新的發展機會。另一方面要致力推動逆城鎮化，在培育現代職業農民的基礎上，疏通城鎮人力資本向鄉村流動的通道，吸引一大批有能力的人來鄉村創業，鼓勵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現代化、智能化，不斷為鄉村振興注入新動能。一是隨著城鎮化進程和農村人口轉移提速，農村空心化、老齡化凸顯，種地成本升高、種地收益低，種地人數越來越少，“誰來種地”成為眾多專家學者關注的話題，甚至有人擔心再過多少年就沒人種地了。但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顯示，糧食產量從2004年到2015年連續12年增產。其中， 2015年糧食產量達62 144萬噸，是1978年糧食產量30 467.5萬噸的2.04倍。據調查，除老人、婦女之外，更多的則是“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耕地流轉到“職業農民”、 種糧大戶、“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手中，便于耕作管理，提高了種地的規模化、機械化水平，農業科技被廣泛應用，人均種地規模擴大了很多，降低了種地成本、提高了種地收益。因此，我們不必擔憂“沒人種地”，而應關注“誰來種地”；二是充分利用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和各種現代教育手段，對留在鄉村的農民有針對性的進行職業技能和生產實用技術培訓，努力提高他們的市場競爭、科技應用和自主發展能力，培養新一代善經營、懂技術、愛農業的新型職業農民，讓他們成為鄉村振興的基礎和主體力量；三是大力培養鄉土人才，有序推進經營管理人才、專業技能人才、農村致富能手隊伍建設，讓他們成為創辦農業農村新型經營主體的實踐者、應用新裝備新技術的引領者、發展鄉村新業態新產業的先行者；四是以生態優先為原則，加強財政補貼、產業扶持、人才激勵、金融保險、社會保障等城鄉融合發展機制保障和政策支持，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條件，補齊鄉村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短板，讓務農有保障、有錢賺，讓鄉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好家園，一方面吸引農村年輕人、退伍軍人以及大中專生畢業等新生力量、專業人才“逆城鎮化”，回流鄉村，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城鎮人才到設施齊全、環境優美的鄉村去創業，滿足鄉村振興的人才需求，解決創業創新動力不足問題，為鄉村振興源源不斷地提供驅動力。
（四）發展高質量鄉村產業，夯實鄉村振興的基礎
鄉村產業直接關系到農民增收、生活富裕，直接關系到產業興旺、鄉村經濟發展。鄉村產業的興旺和高質量發展，能不斷提升農民生活水平，不斷筑牢鄉村經濟基礎，為鄉村其他方面的振興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鄉村的產業興旺和高質量發展，會吸引更多的城鎮資金、技術、人才進入鄉村，進而有效帶動鄉村其他方面的振興，使鄉村充滿生機和活力。一是完善鄉村產業體系，以綠色生態為導向，順應市場和產業的自然規律，做好鄉村產業規劃布局，統籌布局生產加工、物流營銷、新產品研發、配套服務等功能板塊，整合相近區域內的小規模鄉村產業，有力聚合鄉村“單打獨斗”的個體，同氣連枝，形成生產加工銷售流通研發一體化，以提高鄉村產業規模、質量效益和競爭力，最終帶動鄉村產業加速提質增效。強化三產融合，拓展“農業+”的范疇、領域，豐富發展鄉村產業模式，積極推進“旅游+農業”“文化+農業”等跨界融合發展。優化鄉村產業發展環境，深度挖掘鄉村特色農耕文化，發展休閑觀光體驗農業，吸引更多城鎮資金、技術、人才落戶鄉村，因地制宜發展本地鄉村的二三產業，為鄉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注入新活力新動能；二是加快病險水庫除險加固、農田水利和高標準農田建設，推進灌區現代化改造，發展高效節水灌溉，健全運行管護機制，促進節水灌溉與農藝、農技、農機結合，補齊鄉村農業生產體系短板，提升防災抗災減災能力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為保障農業可持續發展、鄉村現代化建設和國家糧食安全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大力發展高效農業、設施農業，加大新農機具、農機新技術推廣力度，提高農業生產全程機械化作業水平；三是加快鄉村信息化建設，完善鄉村現代農業經營體系。整合推進信息進鄉村入戶，推進“互聯網+現代農業”，大力建設智慧農業、數字農業，構建農業大數據，將網絡技術應用到生產資料供應、產品生產加工、貯存運輸營銷等環節，提升鄉村產業技術含量，帶動鄉村產業效益提高。深入推進電子商務進鄉村，發揮電子商務在促進產品銷售、帶動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探索推廣“互聯網+鄉村產業”發展模式，培育更多的“電商村”“淘寶村”“外貿村”；四是支持 “龍頭企業+合作社” “合作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發展模式，推動新型經營主體由交易聯結走向風險共擔、優勢互補的農業產業化聯合體。整合資源，鼓勵新型經營主體通過與小農戶訂單農業、股份合作等方式，形成緊密利益聯結，分享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發展的成果。鼓勵和支持新型經營主體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開展土地托管、秧苗統育統供、聯耕聯種、代耕代種、病蟲害統防統治等農業生產性社會化服務，幫助小農戶利用現代生產要素；五是重點推廣稻田綜合種養、輪作休耕、農牧循環利用等綠色發展模式，廣泛采用統防統治、綠色防控、天敵滅蟲、昆蟲除廢、測土配方施肥、有機肥替代化肥、水肥一體化應用等技術，管控和減少農藥、化肥使用。全面推行畜禽標準化、規模化養殖，逐步建立畜禽糞污治理、病死畜禽無害化處理及秸稈綜合利用等加工、處理系統，實現農業廢棄物循環利用，提升鄉村綠色有機產品比重和生態綠色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作者簡介:汪恭禮（1972-），男，安徽宣城人，安徽大學中國三農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主要從事產業經濟、農村發展理論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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