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經濟系統，其機制構建可以從現代農業產業結構優化、農業產業化、農業多功能開發、農業產業鏈等多方面展開，然而基于產業融合視角的探索更符合我國目前的基本國情和農業發展規律。我國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構建可以采取“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農戶主體”方式，通過縱向延伸融合型、橫向交叉融合型和高新技術要素滲透融合型三大機制實現。當前，我國農業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總體上仍處于融合的初級階段，面對融合水平和程度較低、要素瓶頸約束、經營主體帶動能力較差以及公務服務落后等問題，應在培育多元化融合主體、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強化技術支撐以及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開展政策支持。
關鍵詞：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融合；現代農業產業體系
經過改革開放40年的發展，我國農業生產力得到了較大幅度提升，物質裝備水平和農業發展技術貢獻率不斷提高，糧食連續多年增收。但是，農業處于弱勢地位，農民收入效益低下，農村發展基礎薄弱，農業整體競爭力不強等問題仍然存在。為破解這些難題，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將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的構建作為重大舉措之一。“現代農業生產體系重在提升農業生產力，現代農業經營體系重在完善農業生產關系，兩者又共同支撐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發展，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是產業橫向拓展和縱向延伸的有機統一，重點解決農業資源要素配置和農產品供給效率問題，是現代農業整體素質和競爭力的顯著標志。”因此，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是農業現代化的核心要素，是產業興旺的重要載體，對于實現鄉村振興具有重大意義。
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是一個龐大復雜的經濟系統，相關生產經營主體數量眾多，產業組織方式豐富多樣，縱向上包括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等上下游環節，橫向上包括糧食、水果、水產和蔬菜等細分產業以及農業多功能拓展。因此，要建設好現代農業產業體系，需要從理論上進一步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和研究，建立一套符合基本國情，遵循發展規律，能夠有效破解當前發展困境的機制。
一、文獻綜述
學術界對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構建的研究主要圍繞專業化分工和農業多功能等視角。張克俊（2011）認為專業化分工是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發展的根本動力，在農業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內部分離出來的各環節構成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關鍵是要進行特色農產品產業化經營，主要方向是促進農業多功能開發；劉成林（2007）認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應加強生產經營體系、新型經營主體、現代化加工體系、流通體系以及服務體系等建設；曹慧等（2017）認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應橫向上優化生產結構和布局、縱向上推動產業鏈延伸、空間上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劉濤(2011)認為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需要充分挖掘農業多功能，“形成以生產農業生態產品、加工產品、服務產品和精神產品為對象的農業生態產業、農業加工產業、農業服務產業和農業創意產業協調發展的高效農業產業體系”。綜上可知，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相關研究主要是對其形成原因及建設具體途徑等進行分析，缺乏從本質上對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機制構建的深入研究和分析。
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機制構建可以從現代農業產業結構優化、農業產業化、農業多功能開發、農業產業鏈等多方面展開。但我們認為，基于產業融合視角探索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機制的構建最符合我國目前的基本國情和農業發展規律。
一是具有較強的理論支撐。馬克思的經濟思想包含分工深化到相應程度會趨于收斂的觀點。馬克思明確指出，“工場手工業在發展過程中，引起了分工，或者進一步發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過去的手工業結合在一起”。這個過程就是分工基礎上的結合生產，而這種結合生產又以分工發展到一定程度為前提。馬克思認為社會分工和企業分工之間不僅相互促進，同時也可相互替代，企業分工替代社會分工的過程可以看作是產業融合發展的萌芽。從西方經濟學理論角度考察看，隨著分工的不斷深化，企業內分工轉變為市場分工，資源配置方式由企業權威轉變為市場交易，而作為“理性人”的經濟主體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通過兼并重組、簽訂契約等方式實現產業融合，形成更加緊密的連接，從而降低交易成本。
二是符合我國農村改革發展歷史邏輯。改革開放之前，我國采取的是計劃經濟體制，農村產業發展以傳統農業為主，農業與其他產業處于分割狀態。改革開放初期，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取消統購統銷制度，標志著農業與二三產業長期分割的局面被打破，農村一二三產業初步建立聯系。1992年，黨中央作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大決策，促進了我國農業市場化的快速發展。為解決農戶生產和市場之間的銜接問題，農業產業化經營應運而生。進入21世紀以來，為持續增強農業綜合生產力和整體素質，國家制定了包含稅收、補貼和貸款等內容的一系列政策，全面推進農業產業化。在政府調節和市場機制的合力推動下，取得顯著成效，普通農戶、種養大戶、家庭農場、涉農企業、專業合作社等并存的多元化經營體系逐漸形成，“農戶+市場”“農戶+企業”“企業+基地”“企業+基地+農戶”,以及合作社一體化等發展模式不斷涌現 。2015年，黨中央作出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重要決策，有學者認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農業產業化的延伸和發展，在外延上包括但大于農業產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延伸版和升級版。”2016年的中央一號文件用了較大篇幅重點闡述如何推進農村產業融合。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將構建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體系作為提升農業發展質量的重要舉措。綜上分析可知，農村改革發展的歷史進程有著清晰的邏輯，即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由分割狀態逐漸發展到融合狀態。
三是在實踐中能夠顯著增加農業經濟效益。一直以來，我國農業經濟效益相對低下，導致資源要素外流，進一步削弱農業發展基礎，從而形成“效益低下—資源要素外流—效益進一步降低”的負反饋效應。農村產業融合以農業為依托，以農村為基點，通過產業滲透融合和交叉重組等途徑，實現要素資源在農村農業集聚和優化配置。因此，農村產業融合能夠有效解決農業經濟效益低下問題。農村產業融合不僅擴大了農業整合資源的空間，打通了農業與其他產業聯結的渠道，促進科技、資金、人才以及管理技術等要素的聚集，提升了農業整體素質，為農業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還提升了農業產業各環節的增值空間，通過創新利益聯結機制，促進農業分配更多增值收益，提高經濟效益。
黨中央將產業興旺作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內容之一，體現了農村產業振興在鄉村振興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我國大多數鄉村產業結構單一，很多只有第一產業，第二、三產業微乎其微，對經濟增長很難有大的貢獻。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能夠引導三次產業資源要素在鄉村集聚，促進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發展，從而實現產業興旺和鄉村振興。
二、基本框架
（一）機制構建的基本原則
1.立足農業，惠及農民。在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時應注重農業的基礎地位，著重處理好兩個關系，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關系，農戶與其他經營主體之間的關系，防止出現“日本六次產業化陷阱”，即由于下游產業環節的回報率較高，導致農業農村資源要素外流，損害農業發展的現象。產業融合需要限定在農村區域展開，防止資源要素由于趨利性流向非農產業，要圍繞農業的基本生產要素來展開，吸納第二、三產業的參與，保證農業的基礎地位。產業融合要注重創新利益聯結機制，積極帶動農戶，保障農戶在弱市場性和弱勢性的情況下，合理地分配利益。企業等融合主體參與農業生產經營，在利益的驅動下，可能會出現生產經營非農化的現象，從而偏離產業融合的發展目標。因此，要完善約束機制，從制度上規范參與主體的行為。
2.因地制宜，有序推進。我國地域遼闊，由于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各地區農業發展模式差別較大，發展基礎強弱各異。因此，在推進農村產業融合時，不能“一刀切”，應堅持因地制宜、有序推進的原則，充分發揮所在區域的特色和優勢，推行不同的產業融合模式。例如，四川省充分發揮“農家樂”的傳統優勢，利用深厚的農耕文化和綠色生態資源較豐富的特點，大力推行農業與旅游業的融合，發展休閑農業；北京市借助首都的區位、市場以及技術等優勢，大力發展都市型農業，扶持農業與加工業、會展服務業等產業相融合，促進農產品精加工和會展農業等新業態的發展。不僅如此，即使在同一市區域內的不同地區，產業融合發展的模式也各不相同。目前，農村產業融合在國內處于初步發展階段，應有序推進，先試點再推廣，發揮先進典型的帶動作用，引導多元化主體積極參與，不宜實行整齊劃一、同步推進的發展政策。
3.城鄉互動，合理布局。城鄉之間要素流動是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前提條件。長期以來，先進技術、高水平人才和社會資本等要素都聚集在相對發達的城鎮區域，工業和服務業多數布局在城鎮。農村產業融合要突破僅依靠農業內部進行發展的局限性，就要保持開放性和融合性，充分將城鎮的要素優勢與農村的生產要素相結合，來補充其自身發展的不足。目前，我國城鄉一體化進入城鄉融合發展階段，因此，在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同時，要統籌考慮城鄉關系的深刻變化，合理布局產業，促進美麗鄉村建設與新型城鎮化、農村產業融合與新型工業化之間相互促進，協調發展。
（二）機制構建的基本方式
世界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機制構建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市場演進型，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市場經濟發達，農戶已經具備市場競爭力的國家；二是政府推進型，這種方式主要適用于市場經濟欠發達或政府主導經濟，農戶具有弱市場性的國家。我們認為，根據產業發展規律和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現狀，基于產業融合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應采取“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農戶主體”方式。理由有以下三點。
一是市場主導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建設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改革發展的基本方向，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關鍵。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作用不斷增強。十八大召開后，黨中央明確指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相對之前提出的市場起基礎性作用，更加凸顯市場的核心地位。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宏觀上也是以市場化為導向。“家庭承包制使得農民獲得了剩余農產品索取權，是農村市場改革突破口，流通領域改革是市場化改革的中心環節，鄉鎮企業是市場化改革的先行者，農業產業化是市場化發展的重要表現形式。”因此，農村產業融合要遵循發展規律，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消費需求為導向，讓市場主導產業融合的發展方向和速度。尊重農戶、企業等生產經營主體的自主決策地位，保障產業融合發展的可持續性。
二是農村農業發展現狀決定需要政府引導。我國農村市場經濟尚不發達，農業經濟效益較低，農戶還未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如果僅采取市場配置資源的模式，資源要素在市場經濟規律的支配下，會進一步聚集到城鎮區域和其他產業，不利于農村農業發展。同時，農業的弱質性、農民弱市場性以及農村發展滯后性都決定了農村產業融合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扶持。日本、法國和荷蘭等發達國家的實踐證明，農村產業融合必須重視政府的組織協調和政策支持作用。例如，日本2008年提出了《農山漁村第六次產業發展目標》、2010年制定了《六次產業化·地產地消法》；法國政府實施了“農村家庭式接待服務微型企業”計劃，成立鄉村旅游管理機構；荷蘭政府資助農業產業鏈試點項目。此外，在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過程中，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在技術、資金、規模以及市場等方面相對農戶具備很大優勢，沒有政府的干預，農戶利益難以得到保障。因此，農村產業融合需要政府積極參與，有效引導和約束相關主體，形成農業與其他產業協同發展、農戶與其他經營主體聯結緊密的良好局面。
三是我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決定農戶處于主體地位。改革開放以后，農戶經歷了“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責任單位”到“集體經濟組織中的經營主體”，再到“獨立的市場主體”的變遷。與此同時，涉農企業、合作社、專業大戶以及家庭農場等新型經營主體不斷發展壯大，不同主體間分工協作形成了豐富多樣的生產經營方式。無論采取何種經營方式，都要受到我國農村基本生產經營制度框架的制約。由于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和農民素質不高，家庭經營的基礎性是農業經營主體層面的質的規定性。各類新型經營主體都要與農戶緊密聯系，堅持農戶的主體地位。
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和農戶主體三者之間是相互聯系、不可分割的整體，在農村產業融合中起到不同作用，市場主導是根本動力，政府引導是重要保障，農戶主體是根本要求。實行“市場主導、政府引導、農戶主體”的基本方式，關鍵是做好以下幾點：遵循產業發展規律，尊重微觀主體的自主決策，以市場為導向開展產業融合，由生產經營者決定產業融合的方式、內容和模式等；政府通過政策引導作用，對產業融合發展進行合理布局，形成區域之間分工協作的格局，并加強外部性較強的制度和公共服務供給，對于人才培育、技術推廣、資金等薄弱環節加強扶持，對于產業融合發展秩序加強監管，營造公平競爭和鼓勵創新的氛圍；處理好農戶和新型經營主體之間關系，保證農戶主體地位，通過創新利益聯結機制，支持鼓勵各類經營主體和農戶之間開展聯合與合作，豐富現代農業經營方式，也可以建立負面清單，規范引導工商資本等主體的經營行為。
（三）機制構建的基本類型
20世紀70至80年代，由于網絡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相關產業之間出現邊界模糊或收縮的現象，并逐步形成新的產業。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產業融合不僅在信息通訊行業，在很多行業都可以實現。如今，融合化已經成為新的產業發展范式，在不同產業之間，融合方式各不相同。農業的融合化發展主要有三種基本方式：縱向延伸融合型、橫向交叉融合型和高新技術要素滲透融合型。基于上述三種融合方式，筆者提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構建的基本機理：通過縱向延伸融合，將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聯結成為一個整體產業體系，延長農業產業鏈，形成并不斷完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的基本框架；以農業多功能拓展為基礎，通過農業與其他產業的橫向交叉融合，進一步提升增值空間，形成融合性產業體系，橫向拓寬現代農業產業體系，豐富其內涵和外延；通過滲透融合方式，促進現代高新技術向農業各個環節擴散和傳播，提升農業產業體系的整體素質和競爭力，這是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發展的技術路徑。
三、運行機理
（一）縱向延伸融合型機制的運行機理
縱向延伸融合指的是以農業生產環節為核心，沿著農業產業鏈的方向，通過縱向一體化、簽訂契約等多種方式加強聯合與合作，使得農業產業各環節連接起來，形成緊密聯系，協調發展的產業體系。從參與融合的產業類型來分析，包括第一、第二產業融合，第一、第三產業融合，第二、第三產業融合；從融合的主動性來分析，包括前向融合和后向融合。前向融合指的是第一產業主動向第二、第三產業融合，后向融合指的是第二、第三產業主動向第一產業融合或第三產業主動向第一、第二產業融合。
縱向延伸融合型機制的基本運行機理表現為：在降低交易費用的驅動下，農村一二三產業沿著農業產業鏈相互連接，逐步形成更加緊密的產業組織體系。
根據現代產業組織理論，企業和市場是資源配置的不同方式，同時存在很多種企業和市場屬性兼容的組織形式，而這種組織形式可能比企業和市場更有效率，交易費用是決定采取何種方式的一項關鍵變量。隨著分工的不斷深化，農業相關環節不斷增多，專業化收益和交易費用函數都在不斷發生變化，當交易費用超過專業化收益時，節省交易費用的資源配置方式更加劃算，微觀主體之間會形成更加緊密的組織或采取新的資源配置方式，當大多數或占主體的微觀主體都采取這種方式時，產業之間的分工就會走向融合。“產業融合本質是產業間分工內部化，產業融合的表現是產業間分工轉變為產業內分工的過程和結果。”在農業發展實踐中，經常采取“農業+企業”“農業+合作組織+企業”等產業化組織形式，它不僅使得農業各產業間聯系得到加強，同時帶來了交易費用的減少和專業化分工收益。縱向延伸融合有兩類較為特殊的表現形式，即全產業鏈和第一產業跨過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融合。
全產業鏈模式是指企業完全代替了市場進行資源配置，企業的縱向一體化發展打通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實現了對整個產業鏈的控制。全產業鏈模式是農業產業發展趨勢之一，也是現代農業產業鏈的高級形態，其能夠對產品質量進行有效控制，實現流程管理科學化和標準化。這種模式對企業資源和能力等各方面要求較高，目前，只有一些實力雄厚的涉農企業能夠整合各類資源，采取全產業鏈模式。
農業與工業的融合形成農產品加工業，拉長了產業鏈，借助于加工環節，逐步和第三產業連接，形成流通和銷售部門。但當農業跨越加工環節，直接與第三產業融合時，就會產生融合性的新產業，其中典型代表是農產品短鏈和農業服務業。農產品短鏈模式主要是非農服務性企業出于對農產品需求，通過直接建立原材料基地形式，推行“涉農企業+基地+農戶”的模式，實現對原材料量和質的控制。服務業與農業的融合形成包括農資配送服務、農機服務、農產品營銷服務等產前、產中和產后服務體系，以及“農業+生產性服務合作經濟組織或企業”的組織形式。世界農業發展實踐表明，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能夠有效連接小農戶和現代農業，實現規模化經營，是解決“誰來種地”“如何種地”等問題的有效途徑。縱向延伸融合機制見圖1。
圖1縱向延伸融合機制的運行機理
（二）橫向交叉融合型機制的運行機理
橫向交叉融合指的是基于農業多功能拓展，實現農業與旅游業、文化等產業交叉融合，形成具有融合性的新業態，賦予農業產業體系新的屬性，主要包含資源融合方式、產品融合方式和市場融合方式。資源融合方式指的是充分挖掘農業農村自然景觀、人文遺跡等資源，促進一二三產業之間的融合，帶動產業鏈轉型升級，如利用農村自然景觀，發展農村觀光旅游業。產品融合方式指的是農產品多功能的拓展，為適應新的消費需求，農產品價值實現路徑發生了轉變，導致原有產業鏈的解構，并通過交叉融合，重組成新的具有融合性質的農業產業鏈，最為典型的是農業與旅游業的融合，形成休閑農業。市場融合方式指的是農產品流通和銷售等環節與相關產業的融合，從而帶動整個農業產業鏈的發展，如農產品銷售環節與會展服務業的融合，形成會展農業。
橫向交叉融合型機制的基本運行機理表現為：在拓展農業橫向增值空間的利益驅動下，農業產業鏈與相關產業鏈解構、重組成融合性產業鏈過程。
“農業功能主要包括食品安全功能、經濟功能、社會功能、文化功能和生態功能。”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消費需求不斷升級，農業的多功能性逐漸被挖掘出來，提升了農業增值空間。在利益驅動下，農業與其他產業出現了交叉重組，形成新的業態。橫向交叉融合的基本邏輯是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充分利用彼此優勢，實現資源要素集聚和資源優化配置，促進兩者之間的協同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幾個過程：首先是融合基點的確定。根據當地市場需求、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狀況以及風俗文化等因素，確定以何種方式開展交叉融合。其次是原有產業鏈的解構階段。在融合利益的驅動下，原有生產經營模式發生改變，導致原有產業鏈解構成分散的產業鏈環節。第三是產業鏈重組階段。以第一階段確定的融合基點為基礎，已經分解的農業產業鏈與其他產業鏈相關環節首先完成融合，形成新的產業鏈環節，然后帶動其他環節相互融合，直至形成新的融合性產業鏈。
以農業與旅游業融合為例，這種模式以生態文化功能為依托，將其作為核心環節，使得農產品融入旅游內涵，成為復合性質的產品，農產品除了本身屬性，還帶有旅游產品特性，滿足人們在休閑體驗和觀光等方面的心理和精神層面需求。農業與旅游業融合重點是農產品生產和旅游產品服務供給的融合，形成復合性質的產品。為適應復合性質產品的生產經營，需要充分利用旅游業組織管理等技術對農業產業鏈進行改造，逐步實現農業其他環節與旅游產業鏈相關環節的交叉重組，形成新的融合性產業鏈。橫向交叉融合機制的運行機理見圖2。
圖2橫向交叉融合機制的運行機理
（三）高新技術要素滲透融合型機制的運行機理
高新技術要素滲透融合指的是現代互聯網信息技術、生物技術、航天技術等現代科技通過向農業擴散和傳播，促進先進技術向農業產業各環節的滲透融合，形成具有高新技術特性的融合性新技術、新業態和新模式等。主要方式有兩種，即局部融合和整體融合。局部融合指的是高新技術向農業某個生產經營環節的滲透融合，從而提升生產經營效率的模式，如生物技術對農業生產環節的滲透融合，形成現代生物農業。現代工業生產理念運用到農業，可以實現農產品生產的標準化和工業化，形成新的業態——工廠化農業。整體融合指的是高新技術對農業生產經營系統進行整合、優化和創新的過程，建立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現代農業生產經營模式。“互聯網+農業”是整體融合模式的典型代表，它在農業生產和市場之間建立起新的以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生產經營網絡體系，實現農業生產、加工、流通和銷售各環節的現代信息化。例如，通過運用物聯網、大數據、現代信息技術，對農業生產環節進行監測和控制，形成新的業態——“智慧”農業，還可在農業流通環節形成農業物聯網等。
高新技術要素滲透融合型機制的基本運行機理表現為：在推廣和應用高新技術獲取經濟利益的驅動下，高新技術研發產業和微觀主體與農業和農業生產經營主體相互作用，從而改變農業經營活動的過程。
從高新技術的供給來分析，研發機構作為供給主體，希望從轉讓中獲得經濟效益。作為企業性質的研發部門，他們的動機是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然而許多研發機構是政府設立的公共部門，不以盈利為目的，但是滿足社會對高新技術的需求依然是合理假設。從高新技術的需求方來分析，作為“理性人”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采用高新技術可以獲得農業生產經營各環節效率提高或成本下降帶來的經濟效益，即可以獲得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在物質利益驅動下，帶有高新技術性質的新業態、新技術和新模式相對原有生產經營模式在效率上具有優勢，使其不斷被模仿和擴散。當所有的或占主體地位的大多數農業生產經營主體都應用高新技術并獲得超額利潤時，高新技術對農業生產經營活動滲透融合處在均衡點上。因此，高新技術滲透融合是農業經營主體和技術供給主體在經濟利益驅動下，共同推動高新技術不斷向農業生產經營各環節擴散和傳播，從而改造傳統農業，提高其生產經營效率的過程。高新技術要素滲透融合機制的運行機理見圖3。
圖3高新技術要素滲透融合機制的運行機理
四、政策建議
目前，我國農業產業融合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總體上仍處于融合的初級階段，融合水平和程度較低、要素瓶頸約束、經營主體帶動能力較差以及公共服務落后等問題嚴重制約了農村產業融合的發展。為此，應加強以下四個方面的政策支持。
首先，大力培育各類產業融合主體。涉農企業、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等主體的現代生產經營理念較強，且綜合實力明顯高于普通農戶，是推進產業融合的重要力量。積極扶持各地龍頭企業成為產業融合的“領頭羊”，引導他們加大科技投入，并鼓勵企業通過整合產業鏈、聯合研發以及交叉持股等方式進一步做大做強，提升核心競爭力；積極培育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規范發展農民合作社，不斷提高質量和提升發展實力，擴大規模，鼓勵其延伸產業鏈，開展縱向一體化經營，發展土地股份等新型合作社；培育新型職業農民，加強職業技能和經營能力培訓，吸引農民工和大學生返鄉，鼓勵農村技術和致富帶頭實用人才參與產業融合；創新經營模式，鼓勵各類主體開展豐富多樣的聯合與合作，完善經營體系。
其次，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建設農村信息服務平臺，為農村物聯網、電子商務、產品追溯、市場信息等提供解決方案；建立產權交易平臺，為農村土地經營權、林權以及知識產權等提供公共服務平臺，降低交易成本；創新金融服務體系，通過補貼、稅收優惠以及構建涉農貸款風險補償機制等，鼓勵金融機構與新型經營主體對接，為其提供金融支持；鼓勵政策性農業擔保企業發展和龍頭企業、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開展資金互助，拓寬融資渠道；開發滿足產業融合經營需要的涉農保險品種，對農業產業融合起到保障作用。
第三，完善農業科技服務體系。加強在育種、節水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重點公共領域的技術研發；完善科技研發、推廣和應用體系建設，優化科技人才隊伍，建立長效機制，確保技術人才深入農村基層開展服務；鼓勵相關研究機構、科研院校以及具備技術創新實力的涉農企業等各類創新力量聯合開展技術研發；加強農業技術研發機構與農業生產性服務機構、涉農企業、農村經濟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對接，促進成果轉化。
第四，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做好農村生態環境整治和保護工作，推動農村污水處理和垃圾處理等項目實施；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加強土地整治，完善水利設施；完善鄉村旅游所需的道路、服務中心、電力以及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精準扶貧思想：生成邏輯、內容體系和實踐效果研究”（18ZDA035）
作者簡介：蔣永穆 1968年生，四川大學經濟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雙一流超前部署學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首席科學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四川省學術技術帶頭人。兼任全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政治經濟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常務理事、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干部教育培訓師資庫入庫專家、教育部思想政治理論課研究生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教育部金融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四川省第三屆決策咨詢委員會宏觀經濟組委員、四川省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論課教研會會長等。主要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三農”問題和反貧困問題研究。主持多項省部級以上科研項目研究，其中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項目6項（含國家社科重大招標項目2項）、教育部重大項目1項，公開發表CSSCI論文90余篇，主編或參編學術著作25部。獲省部級及以上獎勵20余項，其中省部級優秀教學成果獎5項。多份研究咨詢報告得到了中央領導及相關部門肯定性批示和及時采納，全國社科規劃辦2次向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四川大學黨委發來通報表揚函。在本刊發表的論文有：《農業區域社會化服務供給：模式、評價與啟示》2016年第1期；《基于產業融合視角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機制構建研究》2019年第8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8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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