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中國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重要一環。鄉村振興包含的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 最終是要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振興目標。在全國各地的鄉村振興的生動實踐中, 青年成為最活躍、最有力、最常見的群體。青年群體的現實參與和努力, 切實改變了廣大鄉村的面貌, 并為全國范圍內的鄉村振興注入了源頭活水。青年群體參與鄉村振興的角色主體的鏡像類型多元, 并且青年投入鄉村振興戰略的心態與價值觀, 呈現了市場經濟的理性選擇, 同時還糅合了家國政治熱情、社會責任感和田園牧歌型的“文化鄉愁”意識, 最終走出了一條“城鄉文化反哺”式的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的現實道路。
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全面發展的補短板戰略工程。改革開放所形成的工業化、城市化優先發展，一方面是加速推動了中國的城市化和經濟增長，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中國農村普遍的空心化、凋敝化以及欠發展狀態。但中國還有近5.5億農村常住人口，還有農業生產的底線需要守住，中國需要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一定離不開農業的發展和鄉村的振興。因此，中央及時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以更大力度、更好方法、更快速度、更高質量推進鄉村地區的發展和進步，圍繞廣大鄉村地區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標愿景，不斷夯實中國發展的農業基礎，以鄉村振興戰略扎實推進農業現代化、農村治理的現代化進程，不斷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這既是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手段，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目標。然而，鄉村振興的主體角色具體是哪些人？他們如何振興鄉村？他們秉持何種心態、價值觀及行動邏輯？這個群體能否長期扎根鄉村，持續推動鄉村振興？這是中國鄉村振興的重大命題和關鍵問題。
本研究在對全國各地的典型案例和文獻進行分析的基礎上，結合各地的實地調查與個案訪談，深度挖掘并解釋當代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青年群體鏡像，透過多維視角的分析，詮釋青年在鄉村振興中的心態、行動和價值觀。
一、鄉村振興的背景：“三農”困境、人口流失與鄉村衰弱
“三農”問題的積弊與農村的凋敝。2000年37歲的湖北監利縣鄉鎮書記李昌平指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起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關注。“三農”問題折射出中國鄉村的真實困境，農民生活清苦，農村務農收入低，農業生產遭遇拋荒和效率低下的糧食生產危險。這是與城鎮化浪潮“反向而行”的農村發展現狀。中國的城鎮化水平從1978年的不足17%，到2018年已經躍升到了59.58%，40年間城市化水平增長超過40%，新增了近6億人口。其中農村向城鎮流動、遷移了超過5億人口。直到2018年，還有近2.6億農民工在城市與鄉村中從事“候鳥型”的“鐘擺”打工生活，使得農村長期形成“99、38、61”留守現象，即主要由老人、婦女和小孩留在農村。這種人口結構導致廣大農村地區因勞動力缺失而陷入落荒和衰敗狀態。鄉村的衰敗集中表現為“農村勞動力大量遷移、人口老齡化、留守兒童多、房屋閑置、土地利用粗放、公共服務供給弱以及人居環境惡化等”[1]。鄉村衰敗的嚴重后果則表現為鄉村的消亡。《中國統計摘要2010》的統計數據顯示，2005—2009年，全國村民委員會數目逐年減少，平均每天有20個行政村消失。2000—2010年，中國自然村落銳減92萬個。可見，由鄉村人口流失造成的鄉村衰敗，導致鄉村加速走向消亡。
中國農村勞動力人口的流失還在不斷加劇。中國農村社會的“中青年向城市單方面轉移趨勢，直接導致了農村地區嚴重的人口空心化、農民老齡化現象”[2]。中國人口從鄉村向城市的遷移是一個持續深化的進程。從20世紀90年代的“農一代”開始，發展到現在，“農一代”的子女即“農二代”，已經形成了“回不去鄉村”的新市民。農二代因跟隨在外務工的父母長期居住在城市，其中一部分直接出生在城市。因此，他們已經基本割斷了與父輩所生所長鄉村的精神紐帶和文化臍帶，形成了自己獨立于父輩的“城市價值觀”，并且從法定身份上，他們中很多人也已經成為各大生活城市的“新市民。”隨著中國采取進一步放開特大城市積分落戶和完全取消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的人口遷移政策，各個城市都在實施新一輪的“搶人大戰”與搶占城市化“人口紅利”，還有更多的農村青年將會遷移到城市，這勢必會造成更加嚴重的中國農村人口空心化和農民老齡化局面。
二、鄉村振興的主體角色：何為主體？主體何為？
鄉村振興是基于國家現代化的重要補短板戰略。農村發展的重要障礙是鄉村的資源和產業沒有發展，吸引不了就業，生活環境和條件惡化不適宜居住，治理失序導致了鄉村社會的無序和庸俗，人才遷移和外流導致了鄉村缺乏活力。面臨著鄉村衰敗、凋敝和消亡，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以推動青山綠水的鄉土鄉愁，留住中國農業生態的完整性，保障中國的糧食生產安全作為基本動力。這主要需要彌補長期性的農村反哺城市、農業反哺工業的發展短板，實現鄉村的產業振興可以提振鄉村經濟，人才振興可以培育鄉村在地的發展潛力，文化振興可以激活鄉土情感，生態振興可以改善農村的宜居環境，組織振興可以保障鄉村可持續發展能力與社會有效治理。
從中國10多年來陸續開展的鄉村振興的成功樣本和發展先進經驗中可以看出，鄉村振興戰略在國家宏觀政策的促進和引領下，真正最大的亮點和助力，在于激活了鄉村發展的潛力和動力。這種潛力又通過市場理性和消費動能轉換，逐漸吸引和推動了一大批青年群體走入鄉村，其中包括“建筑師下鄉”“規劃師下鄉”“大學生三下鄉”“投資者下鄉”等形態的嵌入型智識青年群體，以基層鍛煉和發展鄉村為己任的在地型的青年干部群體，以都市白領為主的鄉村游消費型青年群體。他們成為鄉村振興重要的力量，投入到鄉村振興的宏大國家戰略之中，以一個個鮮活的個案實踐和行動，匯聚成一股宏大的資源，不斷變身為鄉村振興的種子，在不同的鄉村地區生根發芽。
1. 鄉村振興的“嵌入型主體”：智識青年
都市嵌入型智識青年成為一股重要的生力軍。近年來如火如荼的鄉村民宿熱潮引發了建筑師下鄉的洪流。民宿產業或民宿經濟成為鄉村振興的一種旅游產業發展趨勢。民宿產業主要以青年建筑設計師為主體，他們很多人既是建筑設計者，也是投資者。長三角地區的民宿主要集中在浙江德清縣莫干山、安吉縣裸心谷，杭州市桐廬縣和建德市、麗水市的松陽縣、縉云縣等環杭州區域，蘇州市太湖洞庭山片區，溧陽市天目湖區域，南京市的湯山、溧水、老山等區域，以及黃山徽文化旅游區。江浙皖地區在過去的10年內，建設開發了2500棟以上的鄉村民宿，每一棟民宿都有一個或幾個青年建筑設計師參與。其次，云南大理、麗江、西雙版納、香格里拉、騰沖等西南地區民宿集中區，也吸引了上千名來自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成都等地的青年建筑設計師和投資者，建設開發了大量的度假型鄉村民宿。第三個鄉村民宿較為集中的區域是北京周邊懷柔、大興、昌平及張家口、淶源等鄉村山區，近5年來也涌現了數百家民宿，其中絕大部分是由北京市的青年建筑師、設計師群體所投資設計和開發建設。民宿作為一種時尚的鄉村旅游度假產品，在過去的10年間，吸引了大量的大都市青年建筑師、規劃師、工程師的注意。同時不少地方政府也積極推動“三師下鄉”以支持鄉村建設[3]。建筑師們率先走入鄉村，租賃老舊農民建筑，并通過自己的建筑規劃設計創意，打造一個個充滿創意靈感、藝術情趣和文化格調的特色民宿，通過青年建筑師群體的自媒體營銷和推廣，源源不斷地吸引了都市消費群體，引領了當代鄉村民宿旅游的熱潮，以民宿經濟推動了鄉村建筑的活化利用、文化振興和旅游產業振興。
“大學生三下鄉”是鄉村振興的另一股不可忽略的力量。自1996年中宣部、教育部、團中央等14個部委倡議發起大學生“文化、科技、醫療”三下鄉活動以來，每年都有幾十萬青年大學生開展暑期社會實踐“三下鄉”活動。大學生下鄉開展包括鄉村的美化設計、文化活動、科技指導、支教、調查、義診等各種“賦能工作。”在國家倡導下，“堅持將暑期‘三下鄉’嵌入當前社會扶貧體系乃至鄉村振興戰略，讓大學生為全民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發揮實效作用、富有長效價值、邊際作用廣延的現實青春力量”[4]。為了壯大“大學生三下鄉”工程，近年來全國各高校更加大了力度，廣泛動員大學生利用“三下鄉”工程開展暑期社會實踐。目前全國有上千個村落開展了“外墻藝術繪畫”型的藝術植入鄉村，改造人居環境和建設美麗鄉村的工程。在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區的大量的鄉村，經過大學美術專業學生參與的墻體彩繪美化，打造出如“幸福村”“水牛村”“蝸牛村”“果蔬村”“吉祥村”等一大批的主題文化村。年輕的繪畫人才通過自己的專業技能，助力鄉村文化振興和旅游經濟發展。以南京大學為例，自2010年以來，每年都選派5000人以上的數百支大學生暑期實踐團隊，奔赴全國各地開展各種形式的教育、文化、科技幫扶和社會調查工作。“大學生三下鄉”實踐活動每年為中國廣大鄉村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輸送了大量的智力資源，有效地緩解了農村地區的“智力資源短缺”局面。
投資者下鄉是資本下鄉的伴生現象。除了鄉村民宿的青年建筑師、設計師兼投資者之外，還有不少新一代的青年企業家投身于鄉村市場。其中農村電商產業就是主要依靠青年群體的投資創業帶動發展而成的。比如全國典型的徐州市睢寧縣沙集鎮東風村電商村，最早便是由村里的回鄉年輕人利用農村家具生產資源，創業做電商，后來逐漸培育并帶動發展起來的全國知名的農村電商企業族群。根據阿里研究院的分析，分布在浙江、廣東、江蘇、山東、福建、河北等地的“淘寶村”，就是主要依托了返鄉青年的“創業投資”，并利用農村“熟人社會”關系網絡，帶動鄰里發展起來的一個個規模較大的“淘寶商戶聚落”[5]。阿里研究院所公布的“中國淘寶村及淘寶鎮”名單顯示，截至2017年12月，全國共有2100個淘寶村、240個淘寶鎮。這些淘寶村，90%都是由返鄉青年或大學生發起并帶動發展而成。農村淘寶商戶的興起和繁榮，正是由于青年群體作為投資者下鄉或歸鄉創業所引領，并逐漸帶動了在地村民的創業致富。在外打工不易，返鄉創業也難，但“返鄉青年為主的這個群體，事實上已經擺脫了爭議，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主體”[6]。另一類青年投資者下鄉主要是鄉村旅游與生態農業投資。在國家發改委、住建部、國家旅游局的推動下，全國各地都在發展特色小鎮和旅游風情小鎮，很多鄉鎮村搭建了大量的投資發展平臺，吸引了城市投資者到農村投資創業，其中不乏青年企業家的身影，他們所投資的項目涵蓋了鄉村民宿、度假酒店、鄉村樂園、鄉村書院、鄉村養老基地以及花卉基地、果蔬基地、養殖基地等項目。正是在青年企業家的創新視野和投資熱情的助推下，中國近年來的鄉村產業振興才有了很大的改善和進步。
2. 鄉村振興的“在地型主體”：青年干部
鄉村振興戰略的組織建設與振興基礎一環是基層干部。縣、鄉鎮、村三級的干部是推動鄉村振興重要的組織力量。從目前的干部配置來看，鄉村振興的基層干部主體是青年，是“青年主體化。”比如相對欠發展的四川省眉山市洪雅縣，圍繞“鄉村振興”要求，通過采用“三推兩選兩公示”方式，重點從鄉鎮青年黨支部黨員、回鄉創業優秀黨員、復員退伍軍人等群體中選拔年輕干部。截至2018年，共選拔了417名，至少每個村儲備2名35歲以下、高中文化水平及以上優秀青年人才擔任村級后備干部，著力培養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鄉村振興“生力軍”[7]。另有80后“網紅干部”云南楚雄大姚縣灣碧傣族傈僳族鄉黨委書記李忠凱，常年在基層鄉鎮工作，為當地觀音巖庫區移民搬遷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圍繞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而推動的鄉村第一書記的組織建設，也派駐了大量青年干部為主體的第一書記下鄉，將外力轉化為內部力量，不斷推動了鄉村發展。在鄉村振興、精準扶貧、電商下鄉的大背景下，對懂市場、懂互聯網、了解農村的基層青年干部的需求量不斷增長，組織部門推動青年干部下鄉的力度也不斷增大，從而出現了基層青年干部數量比例不斷提高的客觀現象。
大學生村官是基礎性后備性力量。根據中組部的數據顯示，到2020年全國大學生村官將超過60萬人，基本每一個村配備一名大學生村官。加上前些年的村官不斷提拔為鄉鎮干部，越來越多的縣、鄉鎮、村三級的大學生村官、選調生、公務員選聘等35歲以下的青年干部群體占據了較大比例。根據《2016—2017中國大學生村官發展報告》數據，大學生村官中的博士畢業生、碩士畢業生數量接近7000人，高學歷的大學生村官不斷增長，大學生村官對推動鄉村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根據中組部調查，截至2013年底，全國有2.9萬名大學生村官創辦致富項目2萬多個、專業合作社5200多個，為農民群眾提供了26萬個就業崗位。近年來，隨著國家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推進和對“雙創”工作的重視，特別是互聯網創業的勃興，大學生村官創業項目更多，創造就業崗位更多，帶動農民致富能力更強。“大學生村官作為新時代的‘知青’，他們奮斗在基層一線，他們有知識、有活力、有想法，他們身上具有一般農民所不具有的特殊品質和能力，大學生村官是助力鄉村振興的一支重要力量”[8]。
以青年公務員和大學生村官為主體的鄉村在地型干部群體已經成為推動鄉村振興的基礎力量。他們從基層治理、招商引資、創新創業、文化振興、生態環保等多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地型的青年干部群體已經成為鄉村振興的組織保障。
3. 鄉村振興的“消費型主體”：都市青年
鄉村振興的關鍵基礎是產業興旺。產業興旺的根本路徑在于鄉村的產品、服務能夠不斷地被購買、被消費。只有鄉村地區的特色農副產品、鄉村旅游景區、鄉村民宿等有了更好的消費增長，才有產業興旺的市場基礎。一方面由于鄉村生態振興、旅游振興和文化振興，激活了鄉村的特色農副產品增長和旅游文化產品的勃興；另一方面由于互聯網傳播及電商時代的便捷性，鄉村很多分散的有機農產品越來越透過互聯網媒體渠道的傳播，深得都市青年白領的青睞。不少都市已婚青年白領通過淘寶電商平臺，持續購買遠距離鄉村種植戶的雞蛋、肉雞、水果等農副產品，直接增加了廣大鄉村農戶的經濟收入。以筆者所住的南京某小區為例，每周都有農副產品團購活動，以年輕父母給孩子購買有機的農副產品為主，賣家分布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鄉村地區。年輕的父母大多希望能夠購買更有機、更安全、更新鮮的農副產品，改善餐飲食品質量。
另外，以“鄉愁凝視”為對象的鄉村民宿、鄉村景觀也越來越獲得都市青年白領們的喜愛。“追求返璞歸真的生活方式已經成為大都市居民尤其是中青年白領階層的一種共識，從而推進強調回歸自然與凸顯寧靜安神的鄉村旅游呈現蓬勃的發展之勢”[9]。都市白領長期在大城市工作生活，除了自己的工作生活快節奏，白領的孩子們的學習也日漸緊張，所以都市白領青年一到假期或周末，都樂意帶孩子到農村去郊游、休閑和放松，從而給廣大的鄉村地區帶來了大流量消費群體，推動了鄉村地區的旅游振興和農副產品的熱銷。在江浙滬周邊地區的鄉村，已經培育了500個以上的風情旅游鄉村，每個節假日或周末都能吸引數百萬的都市白領帶著老人和孩子自駕前往鄉村旅游消費。浙江安吉的魯家村，紹興諸暨的斯宅村，麗水松陽的西坑村，溫州永嘉的蒼坡村；江蘇蘇州的沙家浜，無錫陽山田園東方，南京江寧的石塘人家、湯家家、朱門人家、世凹桃園村，南京高淳椏溪慢城的大山村，南京六合的龍袍長江村等一大批特色村都成為網紅級的美麗鄉村。平均每個村每年能夠吸引30萬以上的城市自駕游客，人均消費100元以上，一個特色鄉村一年有近3000萬的旅游總收入。所以說，從鄉村振興的產業興旺或市場鏈考察，都市青年業已成為鄉村振興不可或缺的消費端主體。
三、青年群體參與鄉村振興的心態與價值觀：市場理性與文化鄉愁
當代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已經深度鏈接著廣大青年群體的知識、智慧、精力和金錢。正因為有了廣大長居城市的青年建筑師、設計師、藝術家、大學生和青年投資者的參與，才有了今天廣大鄉村地區民宿經濟、旅游經濟、電商經濟和文化科技生活的振興和繁榮；也正是因為有了廣大的縣、鄉鎮、村青年干部和大學生村官的奉獻和努力，才提供了鄉村振興的組織保障、治理秩序和社會環境；更是因為城市中廣大的互聯網時代的青年消費群體，才積極購買了鄉村經濟振興所依賴的各種農業產品和服務。總體上看，這些參與鄉村振興的生力軍，主要來源于城市青年和部分返鄉青年。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城鄉文化反哺”[10]形態的都市青年參與鄉村振興反哺過程。
1. 市場理性：青年群體參與鄉村振興的投資心態
鄉村振興是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高速增長時期的重要戰略。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在經過了近40年的較快速度發展之后，城市化率已經接近60%，城市常住居民超過了8.5億人。北京市常住人口在2011年就超過了2000萬，上海市常住人口2010年達到2220萬，深圳、廣州的常住人口多年前就超過了1000萬，還有大量特大城市如天津、武漢、成都、重慶、南京、杭州、蘇州等城市，常住人口超過了500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等吸引了大量的青年人口，不少城市的服務業長期超過工業產值，后工業化的城市社會特征逐漸顯現[11]。服務業在大城市的繁榮和勃興，使得青年白領和金領階層快速崛起，成為大城市的主流就業群體。這一群體商業視野更寬廣，收入較高，教育水平較高，更加追求高品質的生活。隨著鄉村振興的政策出臺，現代生活方式的轉向，農村生態環境的優勢以及鄉村旅游產業發展的趨勢明顯。“從全國看，鄉村旅游發展規模大、投資大、影響大，已成為人們新的生活方式。從規模上看，鄉村旅游人次達到13.6億，平均全國每人一次，是增長最快的領域”[12]。都市青年精英們敏感地以“市場理性”和“專業精神”審視鄉村的發展機遇和產業方向。根據都市商業精英的一貫精明和消費引領能力，他們從鄉村生態環境與休閑旅游價值中發掘了資源和發現了商業機遇。
民宿產業與民宿經濟可以看成是新一輪鄉村振興的潮流。民宿是吸引都市青年投資者的重要領域，“從社會的消費層級看，也許是這一代的消費升級，全社會的消費觀念從城市轉移到鄉村的體驗，尤其以體驗鄉村民宿為盛”[13]。一開始是2000年前后，一批旅居上海、杭州的外國人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莫干山麓租賃農民閑置房屋，建設經營民宿，也稱“洋家樂”[14]。后來上海、杭州的一批建筑設計師、裝飾公司的老板等陸續前往莫干山，開啟了民宿建設風潮，到2018年，莫干山共有600多棟民房改造成為旅游民宿。在過往的10年中，江、浙、皖一些山水條件較好的地區，上海、杭州、蘇州、南京乃至北京的大量青年投資者、建筑師、設計師、文化青年等紛紛跑馬圈地，開發了自己的民宿。不少精品民宿價格不菲，平均一個晚上價格超過600元，價格高的超過2000元。因此，民宿投資也成了一種“風口型”的領域，吸引了大量的資本進入，有些還發展成了“眾籌型民宿”，引發了一輪民宿投資的熱潮。可以說，民宿經濟和鄉村旅游作為一種新興的投資領域，在過去的幾年中，成為鄉村振興中“產業興旺”的亮點項目。
農村電商業則是大量的返鄉青年的首選。“‘互聯網+’時代電子商務在農村地區的應用推廣，有助于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激活城市和農村市場雙向流動，為返鄉青年和農村青年創業提供了非常廣闊的機遇和技術條件”[15]。特別是在政府創業政策支持下，返鄉青年依托互聯網電商平臺，依托農村熟人社會、家庭成員和同輩群體的資源合力，掀起了“小微創業”和“組織化創業”熱潮[16]。根據中商產業研究院的報告，過去的3年，農村電商平均每年增長15%以上，到2018年，全國農村網店數量達到了1200萬家，帶動就業人數3500萬人，實現1.68萬億元的網店總零售額。毋庸置疑，這1200萬家農村網店，有一半以上是由35歲以下的年輕人主導。大量的淘寶村，主要是由接觸過電商業務的返鄉青年和農村青年運營。農村電商業的迅速發展，為廣大農村的農副產品銷售開辟了便捷渠道，為農民增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借助農村網店的發展，農村的生態種植和養殖得以振興，這大大改變了農村地區的產業面貌和居民收入來源。從高速增長的網店數量和就業人員數量可以判斷，返鄉青年正是看好其中的商業機會，才帶動親朋好友進入這一領域。
2. 文化鄉愁：青年群體參與鄉村振興的情感訴求
首先，鄉愁是城鎮化的副產品。沒有多年來的農民進城，便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城鎮化。特別是從農村走出去的學子們，更具有濃厚的鄉愁情結。隨著鄉村與城市的二元分化，鄉愁也逐漸演變為一種文化情感，是城市居民對農村田野的一種“異鄉守望”和“原鄉的記憶”[17]。通過各種媒體和學術文章的啟發和熏陶，都市青年群體，不管是出生于城市的“原住市民”，還是求學畢業留城的“新市民”，都不同程度存在著一種中國式的“文化鄉愁。”這種文化鄉愁可以歸納為市民群體對農村山水、田園、森林、溪流、湖泊、村落生活、風味飲食、民風民俗、鄉土建筑乃至農村的空氣環境等“鄉土要素”，有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的情感狀態。文化鄉愁的情愫，老人有，年輕群體也有。特別是都市青年群體，其懷有的“文化鄉愁”同樣濃烈。隨著城鎮化快速發展，城市越來越嘈雜，環境越來越惡劣，城市人對鄉村的“需求”越來越大。特別是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杭州、蘇州等發達的大城市青年群體，主要是已結婚生子的青年群體，更愿意選擇節假日或周末開車自駕到周邊鄉村旅游度假，這也是江浙皖、廣深地區、北京周邊涌現了大量的“美麗鄉村”和“民宿集聚區”的緣由。同時我們也發現，雖然不少民宿并不贏利，但很多青年宿主也愿意擁有一處具有設計創意、裝修風格和文化趣味的“鄉村別院”，給他們以一種“文化鄉愁”層面的精神和物質回報。整體上看，民宿投資者是基于市場理性和文化情懷的雙重考量，一是希望能夠開一間自營自收的旅游民宿，掙錢的同時并過上田園牧歌式的簡單生活。二是希望擺脫都市生活的緊張、枯燥和不良環境，過上簡單自由的休閑生活。
其次，作為消費者主體的都市青年以“安全、有機、健康”等理由間接詮釋出“文化鄉愁。”他們對來自陌生鄉村的農民生產的農副食品抱有樸實的期待，通過網絡電商下單購買，一旦品嘗到原生態的有機農副產品，一般都會形成較為固定的購買習慣并強化信任。這種基于“樸實期待”，到購買體驗之后的“鄉土信任”，便是一種借由消費心理所表達出來的“文化鄉愁”的“消費扶貧行動”[18]。作為消費心理的這種對于鄉村產品和服務的信任和購買行動，不斷積淀為一種消費依賴，從而實現了持續購買。這恰好印證了近三年來快速增長的農村電商零售額。同時，都市青年白領中產群體，也因大城市生活的緊張和環境逼仄，選擇周末到鄉村開展家庭旅游、親子休閑度假等“鄉村旅游服務消費。”可以說，鄉土中國遭遇城市中國的一大后果是催生了城市中國的市民鄉愁鄉土文化情結。這種情結轉化為都市居民特別是以購買力旺盛的青年白領群體為主的鄉土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行動。
3. 理性選擇和社會責任：青年干部參與鄉村振興的思想心態
青年干部是參與鄉村振興的一股重要在地型力量。青年干部群體的心態、價值觀與行動邏輯，主要是在“社會責任”基礎上的“市場理性”與“文化鄉愁”交合支配心理。青年干部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組織力量，他們一方面是作為青年公務員身份處于縣、鄉鎮與村委會干部體系內，從組織層面考量，他們需要有基層鍛煉和工作的經歷，開展鄉村社會治理、鄉村經濟管理與招商、鄉村生態環境治理、文化建設、基層黨建等基層管理工作。另一方面，青年公務員或大學生村官身上，凝聚了一股“政治理想”和“社會責任”，他們也希望在鄉村振興國家大戰略中鍛煉自己的能力，發揮自己的才智，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切實做出自己的“政績”。這種基層工作的履歷和政績，既是組織考察需要，也是證明自身能力的內在需要。這種組織考察的外部需要與自身能力塑造的內在需要，便是他們投身鄉村振興的“理性選擇”[19]。理性選擇的結果促使基層青年干部會更加主動參與，認真工作，盡力投入和創新行動，力爭做出獲得普遍認可的鄉村振興的成績。中組部提供的數據表明全國現有50萬以上的大學生村官，便足以說明這個群體勇于走進鄉村振興的戰場去磨礪和鍛煉。青年干部和大學生村官，選擇放棄城市工作的機會，奔赴鄉村地區做公務員、選調生或大學生村官，“大學生熱當村官”生動詮釋了當代大學生熱情投入鄉村發展的價值取向和人生選擇[20]。他們努力投身鄉村振興、農村扶貧和基層工作，通過自己的知識和智慧，做出了更好的鄉村發展規劃、招商引資、帶頭創業，逐漸推動了鄉村發展、環境改善和農民致富，做出了不少的成績。他們中甚至還有以身殉職的青年扶貧干部，也涌現了大學生村官帶領村民創業致富的大量生動案例。這些案例充分說明投身鄉村振興和脫貧攻堅的青年干部，大多數都具有奉獻精神和擔當意識。
青年是鄉村振興的生力軍。當代青年參與鄉村振興的具體行動，既是市場理性選擇的結果，也充滿了文化鄉愁的樸實情感和社會責任維度的理想抱負。各級政府需要為青年參與鄉村振興提供更好的條件和舞臺，從制度、政策、體制和激勵機制、社會關懷等層面，不斷激發更多青年群體投身鄉村振興的戰略工程，推動中國廣大鄉村更快、更好地實現全面振興。
作者簡介：南京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社會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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