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鄉村轉向城市的過程當中，為什么會出現我們常說的“三農問題”？從發展經濟學的原理出發，簡單地說，發展就是從農業向工業經濟的轉變過程，其中更重要的是采取什么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方式，而不在于農業的份額是多少。一個國家城鄉問題的根源在方式，而不在于比例。所以采取不同的工業化、城市化方式，城鄉轉型的結果和行為就不一樣，這是問題的本質。構建城鄉融合的新政治經濟學，需要認真思考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重新認識結構現代化。原來的結構現代化有兩極，一極就是“鄉土中國”，一極就是“城市中國”，這兩極不能有機融合。我們認為結構現代化應該有三個階段，一個是費孝通提出的“鄉土中國”，終極階段是“城市中國”，中間漫長的是一個“城鄉中國”。把城市化作為終極目標，以為中國的結構現代化就是兩個階段，這是極端錯誤的。我們應該像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樣，認識到中國將有一個非常長的時間處于“城鄉中國”的階段。城鄉中國的基本特質就是要素的對流、城鄉的平等、兩個空間的發展，以及主體的平等，不能只有城市沒有鄉村。
二是重新認識結構變遷的方式與結構變遷的結果。不能單純地追求工業化和城市化，一定要研究變遷方式的選擇。此前我們有一個認識，就是把工業化等同于現代化，忽視了結構變遷的方式對城鄉轉型的影響。
三是重新認識工業化。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甚至再絕對地說，任何一個地區，沒有工業化，就沒有現代化。沒有一個地區不經過工業化，能夠直接進入到現代化，原因在于工業化是社會變遷的核心。工業化就是生產要素的組合方式發生改變，這里有傳統的生產要素，也有企業家進入，也有組織方式的變革。這些生產要素的變化和生產要素的組合轉型升級，就是產業升級的過程。一個地方沒有這種工業化，也會有那種工業化。我們要正確理解工業化，中國現在要解決的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推進中國的農業產業革命，這是比我們理解工業化更難的一件事，而且要注意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生產要素組合方式。
四是“城鄉中國”如何走向城鄉融合，關鍵在于“通”“融”和“合”。首先是“通”，“通”以后才能“融”，“融”了以后才能“合”。中國城鄉問題的根源在于城鄉兩個板塊的隔離。所以現在要把城和鄉之間的這堵墻拆掉——如果城鄉之間的墻還堵著，何談城鄉融合？城鄉格局的新階段先是拆墻，拆除桎梏性的政策；“通”了以后城鄉才能“融”。“融”就是生產要素能夠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這個生產要素的流動，到最后才是“合”。“合”的結果就是城市和鄉村共同發展，兩個空間各司其職，城市起到城市的作用，鄉村起到鄉村的作用。
最后，要實現城鄉融合，核心就是體制創新，體制創新的核心在于城市一定要向鄉村開放。農二代已經不把自己當做農民了，未來的農三代天然地就不知道他是農村人。所以，另外，鄉村也要向城市開放，不能將鄉村當成傳統的鄉土社會，忽視農民的力量。鄉村必須要向城市開放，城鄉打通，才能形成城鄉融合的結果。
中國政治經濟學最大的議題之一就是城鄉轉型問題，城鄉轉型不完成，中國就不能實現真正的轉型。城鄉轉型的核心是真正找到適合轉型的正確方式，如果還是沿著原來的“城市中國”那條思路走的話，城市的問題會越來越累積，問題會變得更加嚴重。當然，所幸我們現在的機會是中國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就是“城鄉中國”的階段。這個階段為轉變結構變革方式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能不能解決認識上的問題和發展路徑問題，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實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2020年3月16日10版（原題為《現在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推進中國的農業產業革命——城鄉融合催化劑是體制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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