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國民經濟下行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影響，農民增收遭遇近十年形勢最為嚴峻的挑戰，最為突出的短板是農民經營性收入總量偏低， 最直接挑戰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大的瓶頸是財產性收入，最現實的難題是財政減收下穩定農民轉移性收入。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戰之年，圍繞確保農民增收這條主線，把突出市場導向加快農業高質量發展作為提高經營性收入的戰略重點，把惠農、富農、強農政策向小農戶傾斜作為提高轉移性收入的主攻方向， 把著力縣域經濟整體發展以增加就地就業機會作為提高工資性收入的關鍵之舉， 把推進以農民需求為導向的公共產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決勝脫貧攻堅與全面小康的著力點。
關鍵詞：農民增收；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三農” 工作
農民增收無疑是連接脫貧攻堅與全面小康的首要工程，習近平總書記就對此特別強調，“農業農村工作，說一千、道一萬，增加農民收入是關鍵”。黨中央一直將農民增收作為“三農”工作的重要任務來抓，實施了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推動農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受國民經濟下行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影響，經濟結構性減速或將成為今后一定時間的階段性趨勢，2020年是農民增收遭遇近十年形勢最為嚴峻的一年，無論對農業農村發展，還是對脫貧攻堅、全面小康，都勢必受到全方位的沖擊。
一、農民增收遭遇前所未有的多重壓力
根據調研，在農民增收問題中，最為突出的短板是農民經營性收入總量偏低、尤其是貧困摘帽縣的農民經營性收入偏低，最直接挑戰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速下滑，最大的瓶頸是財產性收入，最現實的難題是財政減收下穩定農民轉移性收入，總體上呈現經營性收入“三難”瓶頸、工資性收入“三不”挑戰、財產性收入“三弱”局限、轉移性收入“三多”境況等主要矛盾，不僅使三農工作的形勢更加嚴峻，而且對決勝全面小康帶來多重壓力。
1.經營性收入：生產成本降低難、農產品賣難、產業結構調整難的三“難”瓶頸久拖未破。人多地少的國情決定了小農戶經營模式的長期性，導致資源利用粗放，耕地質量不斷下降，基礎設施投入不足，使水、肥、藥及防災抗災投入居高不下，而農業生產要素價格與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生產成本不斷遞增，人均土地收益不斷遞減。盡管隨著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多樣化、個性化特色農產品效益得到快速提高，但特色優質產品比重偏低且大多未形成規模優勢，也未形成健全的市場服務體系，產銷市場信息渠道不暢，運輸過程損耗過大，流通成本居高不下，導致一些農產品銷地市場供給短缺“買難”，產地大面積滯銷“賣難”。同時，產業結構單一的“老大難”問題仍然嚴重，“大路貨”農產品的區域相似度較高而普遍存在同質競爭，低價與“賣難”更加突出。
2.工資性收入：城鎮化帶不動、縣域經濟上不來、農民工出不去三“不”挑戰齊頭并至。受國民經濟下行沖擊，城鎮化速度明顯放緩，縣域經濟回升普遍動能不足，GDP增速下降必然減少非農就業。如2019年湖南GDP增速比2018年下降0.2個百分點，轉移就業農民人數的增速較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農民工資性收入占比下降0.5個百分點。因此，最大的挑戰是農民工資性收入增速下滑。不僅產業收縮，而且智能化的勞動替代也不斷在減少勞動力的需求，農民就業難度不斷加大。同時，農村人口老齡化加劇，農村務工人數逐年下降，加上基建、運輸、房地產等行業產能過剩投資下滑，農村居民務工收入增幅回落，工資性收入增長難度越來越大。而突如其來的疫情導致企業復工復產延遲，大多數農民工返崗就業受阻而滯留在家，直接影響到今年的農民收入。根據有關資料，湖南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達2000多萬人，只要有一半人1個月沒有工資收入就1個月損失達400億元。疫情的后遺癥還可能會持續，無疑對農民工資性收入增加帶來多重疊加的挑戰。
3.財產性收入：改革紅利弱、集體經濟發展弱、農民創業動力弱三“弱”局限多重疊加。根據調研，農民收入中不僅財產凈收入占比低，而且來源單一，主要為轉讓承包土地經營權收入，其他收入來源很小。在湖南省統計局2019年抽樣調查中，農民收入來源中僅3.54%靠“集體分紅”，3.03%靠“房屋、土地出租”。根本原因是由于農村諸多改革還處于試點探索階段，尤其是土地制度改革進展比較緩慢，農民土地、房產等沒有得到有效激活，加上農村投資回報周期長、創業風險大的先天性局限，不僅導致集體經濟發展失去根本支撐，而且導致農民創業的意愿與動力不足，成為農民增收的最大瓶頸。
4.轉移性收入：貧困邊緣人口多、政策依賴多、縣級財政收不抵支多的三“多”境況壓力山大。盡管貧困縣已經摘帽，但已脫貧的多數人口仍屬于低收入群體，且尚有不少處于貧困邊緣的人口，受經濟條件、就業環境等因素制約，農村低收入家庭占比大，對政策依賴度高，導致收入增長幅度有限，成為拉低農民收入平均水平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決戰階段采取強力扶貧措施，財政補貼力度及覆蓋面達到歷史最高峰，強有力地提高了農民轉移性收入份額。隨著脫貧攻堅戰役收官，各項政策性補貼趨于飽和、速度放緩，部分產業扶貧項目分紅到期，轉移性收入增速難以再保高位。長期以來，農民生產積極性主要靠政策因素帶動，而不是主要靠生產經營水平提高帶動，農民自我“造血”能力明顯不足。當下的客觀問題是，在縣級政府財政收入快速下降的同時實施降稅減費，而全面小康戰略目標下社會公共支出剛性增長，不少縣級財政收不抵支情況嚴重，不僅大幅增加對農民收入的政策性補貼不太可能，而且在財政減收的情況下穩定農民轉移性收入也是最現實的難題。
二、堅持問題導向有效應對危機與挑戰
2020年是脫貧攻堅的決戰之年，最根本的是圍繞確保農民增收這條主線，把突出市場導向加快農業高質量發展作為提高經營性收入的戰略重點，把惠農、富農、強農政策向小農戶傾斜作為提高轉移性收入的主攻方向，把著力縣域經濟整體發展以增加就地就業機會作為提高工資性收入的關鍵之舉，把推進以農民需求為導向的公共產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決勝脫貧攻堅與全面小康的著力點，多途徑推進土地、資金、人才的關鍵改革釋放改革紅利，把促進農民增收作為“三農”工作的“牛鼻子”來抓，以有效應對危機與挑戰。
1.分類施策的扶持措施。疫情對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影響不同，要區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戶生產經營、農民工就業、返鄉農民農村創業的不同情況進行分類施策，提供針對性幫扶。如對受疫情影響較大的生產經營主體、創業主體，加強生產資料保障、產品銷售、融資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對暫時外出就業困難的農民工提供本地就業幫助，或開展有針對性的就業培訓；對有創業意向的，將其納入農村雙創服務體系中予以支持；對因失去工作陷入生活困境的農民家庭進行臨時補助；對因此返貧的農民家庭落實好針對性幫扶措施，及時解決實際困難。
2.補齊全面小康的短板。今年是脫貧攻堅的最后一年，既要統籌推進疫情防控與全面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又要統籌推進防止返貧增貧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抓住推進疫情防控與全面小康的結合點，著力補上農村義務教育、社會保障、農村安全飲水、基層公共服務、農村危房改造、農村通組道路等農村公共供給短板，特別是要補上基層公共衛生的突出短板，以及農村電商、冷鏈物流等農業產業鏈中的突出短板，進一步強化扶貧車間、龍頭企業、返鄉創業等扶持政策，逐人落實好貧困戶就業措施，確保不返貧。同時，要把貧困人口返貧預警作為一項重要工作部署推動，及時把握貧困人口的發展情況，對確實存在返貧風險的貧困戶及時落實低保政策，做好兜底保障。
3.釋放土地改革的紅利。建立農民收入的增長機制一直是每一個一號文件的重點，而靠農業這個總體上屬于薄利產業的收入作為增長的主體部分很難，而國民經濟增速不斷放緩，工資性收入增長同樣難度很大。從城鄉對比中可以發現，城鎮居民收入為什么能夠快速增長？除了工資收入外，相比農民最大的收入就是房產等財產性收入。因此，要真正建立農民收入的增長機制，就要實現城鄉平等，必然要求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這就牽涉到農村土地的制度變革與政策供給。在農村改革上，在政策范圍內下放權力授權基層先行先試，探索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推動城市和工業以及發達地區的資源要素、尤其是資金向鄉村流動，激活鄉村內在動力。
4.健全有效的應急機制。面對嚴峻的形勢，非常時期需要有危機應急決策，形成緊急應變能力。在財政政策上，全面向惠農、富農、強農傾斜，重點補助受困嚴重的糧食、蔬菜等產業及涉農企業，幫助渡過疫情難關；重點支持農業保險，有效降低農業生產風險；重點解決縣級籌資難題，出臺硬核政策給予縣級政府統籌財政涉農資金使用、融資平臺建設、項目確定等自主權，激活縣域經濟發展活力。在金融政策上，對農業經營主體復工開工急需的資金，開辟融資綠色通道優先發放；對受疫情影響嚴重，到期還款困難的經營主體予以適當延期；對受疫情影響出現正常生產經營資金周轉困難的農產品生產供應經營主體，貸款利息給予財政貼息補助。在人事制度上，要形成特殊時期用人決定一切的社會共識，敢于打破常規選人用人，在嚴管厚愛的前提下唯才是舉，使沖鋒陷陣、能打硬仗的人才脫穎而出。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黨政研究》2020年3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