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疫情突發，汛情疊加，世情多變，我們經歷了百年未有之變局，見面都難，這是百年未有。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國家在世界上現在不能說獨善其身，但我們是獨樹一幟，風景這邊獨好。不光是統計局的數據，我們“三農”的發展，農業的發展，脫貧攻堅的進展，也受到了國際各個方面的關注。在今年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農業農村，包括前一段時間的夏糧都是增產的，比去年還增產了，我們的農業總產值增加了3.2。這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們也知道，因為我們農業的基礎，經過這么多年黨的高度重視，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確實基礎厚實了。我們的基礎絕非當年，當然我們糧食安全的警惕性還是要有的。有農業的壓艙石、穩定器、定海神針發揮作用，我們在家待著都覺得心里面有底。要不然前段時間怎么能封閉，怎么能隔離，家里都沒吃的你隔不了。這個方面，我當時寫了一首詞，叫米盈袋，盈就是滿的，菜盈籃、果盈筐，后面的詞叫秧兒綠、苗兒壯、草兒香。我們的農業現在就是這個狀態。所以說應該給我們全國人民，給世界上對我們友好的國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心。下面，我講一下脫貧攻堅的情況，分三個方面。
第一，絕對貧困問題將首次得到歷史性解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脫貧攻堅開發事業主要經歷了從改革推動、發展帶動扶貧到針對重點貧困地區、突出貧困問題，開展有組織、大規模開發式扶貧，再到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個階段。脫貧攻堅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新世紀兩個扶貧綱要，第一個扶貧綱要是2001—2010年，我們現在實施的是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扶貧綱要，今年也是最后一年了。第一個扶貧綱要實施的10年，我們國家的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了3.8%。當時的扶貧標準是1196元。3.8%，當時對應人口是還有剩余2688萬貧困人口。總書記在幾次重要講話中也說過，我們過去這些扶貧，當時抓的成效是非常明顯的，但是都沒有清零，對于貧困人口，對于當時貧困標準下的貧困人口還沒有清零。2011年，國家制定第二個十年扶貧綱要，確定將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2010年不變價)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標準。黨的十八大以后，2012年底，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阜平考察調研時，明確提出兩個重中之重的思想。他當時指出“三農”工作是重中之重，這是2004年提出來。總書記在這個時候提的后面加上一句話，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在“三農”工作中要把扶貧開發作為重中之重。2013年總書記在湖南考察時提出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這個大家有印象，考察十八洞村。2015年，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在第二個扶貧綱要里也提出一個目標，當時的目標是到2020年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一扭轉”，就是溫飽不愁，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當時沒有“安全”二字，就是住房保障。“一高于”就是貧困地區農民年均收入的增幅要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是全國農民的。“一接近”就是貧困地區主要公共服務指標接近于全國平均水平。“一扭轉”是扭轉區域發展差距擴大的趨勢。當時是這么一個表述，這是第二個十年綱要。
在這個基礎上，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了要確保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后面這幾句話是最重要的，而且是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來的，作出了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重大決策部署。經過七年精準扶貧，其中有四年的脫貧攻堅，到2019年底，我國現標準下貧困人口從2012年的9899萬貧困人口減少到了去年底的551萬，貧困發生率從10.2%降到了0.6%，我們這些年來貧困發生率都沒有降到這樣的水平。832個國家重點貧困縣已經有780個摘帽，也經過檢查驗收，有12.8萬個建檔立卡的貧困村有98%已經出列，現在沒摘帽的是52個縣，沒出列的村是2707個。上了標準的貧困人口是551萬人，當然這2707個村，要進一步經過調研，中間確定了1113個村是更重點的村。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脫貧攻堅是必須完成的硬任務，為克服疫情影響，確保取得最后勝利。今年3月6日，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座談會，又作出了專門的部署。這是總書記這些年來親自主持的第七次專題性的座談會。繼扶貧辦上半年匯總的情況，脫貧攻堅呈現了良好態勢。
一是貧困地區經濟活動基本恢復。有42.9萬個扶貧項目開工率已經超過了95%，有2.87萬個扶貧龍頭企業和3萬多個扶貧車間復工率基本上接近了100%，基本正常復工了。貧困人口外出務工的人數達到了2830萬，這比去年全年統計的平均數還增加了3個百分點。我們是2.8億的外出務工農民工，貧困人口占10%左右。
二是幫扶工作全面展開。駐村扶貧工作隊伍、各級定點扶貧、東西部扶貧協作等各方面幫扶力量全部到位。針對貧困地區農產品銷售的消費扶貧迅速擴大，現在在22個省認定有6萬多個價值5000多億的扶貧產品也正在抓，包括電商扶貧在這方面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三是重點目標任務進展良好，“兩不愁”目標穩定實現，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三保障”問題基本解決。異地扶貧搬遷基本完成，異地扶貧搬遷當時是1000萬人左右，我們已經全面完成了950萬人的搬遷，其中還有隨遷的，因為還有其他的村民，在不適宜居住和發展的地方有500多萬人，現在全部搬遷完了。有的縣城里面搬進的貧困人口達到了2萬人，有的縣城也就6、7萬人。所以應該說力度是非常之大的。
脫貧攻堅收尾階段各項工作正在有序推進。有的同志也問，非常擔心，說今年疫情了，脫貧攻堅怎么樣？我認為應該充滿信心。我們要看到一方面今年以來，各項工作和舉措都更聚焦、更充分、力度更大。今年中央財政專項扶貧資金接近1400億元，我們貧困人口從來沒有這么少過，剩500多萬人，但是中央專項扶貧資金從來沒有這么多。有這么多和這么少，應該說這是非常重要的條件，何況還有其他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經過多年的努力，針對貧困人口的相關制度已經逐步建立完善。大致上全國農村3800萬低保人口，其中貧困人口有低保和救助的大概有1700多萬人。相關的制度，包括醫療、就學，沒有因為貧困上不了學，但是有貧困家長不愿意讓孩子上學的，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全面改善，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提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步伐加快，攻克最后堡壘的工作并不是剛剛起步。一些共性關鍵難題經過多年努力已經逐步解決，具有了完成目標任務的堅實基礎。我們是有序退出，退出最后是以人口為標志，以村為標志，這里面有貧困發生率的要求，實際上其他方面的基礎條件，和以前的標準相比，它已經完全不是那樣了。因為我們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村的通村道路全部硬化，這是這些年沒有的，加一塊差不多400萬公里。有的一個行政村好幾個自然村，行政村通自然村的路也都進行了加固、改造和硬化。總書記前一段講話，一看心里有點底了，一看不是當年那個樣子了，所以這幾年的脫貧攻堅應該說在貧困地區是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實對于整個“三農”來說也應該是翻天覆地的變化，要不然拖著這么大的短板，“三農”的發展也是個問題。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將意味著我國絕對貧困問題得到歷史性解決，也意味著我國將提前十年實現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的減貧目標。一共十七八項，第一項是減貧目標，這個我們是沒有問題的，而且跟減貧相關的后面的項，我們的指標都已經超過了，也能提前實現。我們是繼續走在了全球減貧事業的前列。這是第一個跟大家匯報的內容。
第二，中國特色貧困治理體系逐步完善。
脫貧攻堅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扶貧開發思想指導下的偉大實踐，體現了四個前所未有。
一是推進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們建立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形成了五級書記一起抓的強大組織領導體系，完善了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遞增機制和各方面資金穩定投入渠道，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強大投入保障機制。我們拓展了定點扶貧、東西部扶貧協作，組織駐村工作隊，派駐第一書記，形成了幫扶對象，縣鄉村戶全覆蓋的幫扶工作體系。這是扶貧工作實現了由分管責任、部門責任、地區責任向全黨全社會共同責任的歷史性轉變。
二是政策舉措之新前所未有。圍繞兩個“全部”，就是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和貧困縣摘帽的目標，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構建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就是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扭住四個關鍵環節，是總書記提出。下面說的都是總書記扶貧思想里核心精髓的部分。四個關鍵問題，總書記講的，扶持誰、誰來扶、怎樣扶、如何退。實際上整個扶貧工作就這么四個關鍵問題。再就是實施“五個一批”，就是扶持生產和就業脫貧一批、易地搬遷脫貧一批、生態保護脫貧一批、發展教育脫貧一批，低保兜底脫貧一批。再就是做到扶持對象、項目安排、資金使用、落實到戶、因村派人、脫貧成效六個精準，創建了責任分工、工作推進、政策措施、物質投入、幫扶工作、社會動員、考核評估、監測督察七大體系。一二三四五六七都有具體的內容。這一整套做法的經驗充分證明我們脫貧攻堅戰是我國扶貧改革創新的一場偉大實踐。
三是工作要求之嚴前所未有。各級黨委政府向中央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我們國家2015年底開脫貧攻堅會，確定22個省有扶貧任務。這22個省省委書記和省長要跟中央簽責任書，我們當時還進行了設計制作，而且每年進行考核。第三方評估識別的精準度、群眾的滿意度、退出真實度的測評，這些嚴格的制度，設立全國扶貧日、脫貧攻堅點，實行紀檢監察督察巡查、領導約談和責任追究，把脫貧攻堅工作作為人大法律監督、政協民主監督、人民群眾監督、社會各界監督、新聞輿論監督等重要的內容。這也是以前都沒有過的。
四是脫貧攻堅成效影響之深，前所未有。我們報道得講實事、講實例，但是到了現在，也到了我們不僅要總結脫貧攻堅的物質成果和實踐成果，也要深入思考和總結脫貧攻堅產生的思想成果和理論成果，還有深層次的原因。這些方面我們應該認真地做一些工作。脫貧攻堅精準扶貧方略的實施，既是黨對貧困創新實踐，也是黨在農村工作的創新實踐，使減貧與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的提高都得到了有機結合。扶貧干部、人才資源一站到底，幫扶工作堅持志智并重，貧困地區基層公開透明、群眾參與的鄉村治理機制逐步建立和完善。比如說現在我們管理和服務的信息化，產業的組織化，農村村務的公開化，以及基層組織建設的標準化，這些方面應該說都取得了非常好的進展。農村的面貌不僅是經濟面貌的變化，而且是貧困群體貧困人口精神面貌的變化，還是很值得總結的。
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給全黨全社會注入了強大的凝聚力，激發了巨大正能量。脫貧攻堅實踐，突出實現了人民至上的理念、嚴謹務實的作風，攻堅克難的意志和擔當奉獻的情懷，反映了我們黨對新時代背景下踐行宗旨、使命的新理念、新目標、新要求。既飽含要戰勝困難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也始終堅持科學求實態度，既注重發揮先進性、典型性作用，也創新和拓展了廣泛的群眾性和社會性。這為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推進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第三，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
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3月6號講話中的一句話，這是一個明確的標志。總書記還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志性任務，也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先導性工程。繼續鞏固脫貧成果，努力實現平穩轉型，必須做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當然這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的方面很多，我僅從三個角度談一點我的認識。
一是工作體系銜接。脫貧攻堅中探索形成的黨對脫貧攻堅工作的全面領導體制，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脫貧攻堅，大家可能知道，22個省實行的是省委書記、省長，當然一直往下，就是黨政一把手雙組長的領導體制，這是非常強有力的領導體制。再一個是行業協調、區域協作、社會力量協力參與，貧困群眾協商共建的工作格局。這些工作體系使脫貧攻堅具有了明確的全局定位和強大的組織保障。這些工作體系應該適時地融入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進程，自上而下落實到位，這不僅有利于更好鞏固脫貧成果，也有助于進一步完善鄉村振興的工作體系。鄉村振興工作體系還是專業性的項目，我們要把我們國家的制度優勢等優勢更好地深入地融入進來。
二是政策措施銜接。要鞏固脫貧成果，有效防止返貧是做好銜接的題中應有之意。政策措施銜接需要分門別類、做細做實。首先尤其過渡期，真正落實總書記關于“四不摘”的要求。就是監管、幫扶、工作隊等幾個方面不摘責任、不摘幫扶、不摘政策、不摘監管，還有對摘帽縣和脫困人口還要研究采取扶上馬送一程的針對性措施，要繼續堅持貧困的監測預警和應對反應機制。其次是把握銜接點。脫貧攻堅政策這些年也在不斷充實和完善，涉及面非常廣，地方也結合實際陸續出臺了多方面的政策措施，我們應該抓緊匯總，系統梳理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現有的政策措施，研究一下從哪些方面、從什么角度不斷地完善和銜接提出指導性意見。
三是注重差異性。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要求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我們要著眼于國家新減貧戰略，對相對貧困群體在鄉村振興中仍應給予特別的關注。因此，對于現有脫貧攻堅的政策措施應及時明確哪些屬于階段性舉措，哪些應該適時轉換為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和制度性，甚至是法律性的安排，應收到普遍性發展和特別性保護的治理效果。
二是發展機制銜接。主要在兩個層面，一個是東西部扶貧協作為載體的發展，發達地區和貧困地區的結對關系，經過多年積累，特別是脫貧攻堅的強烈推動，這種協作關系已經遠遠超出了扶貧協作范疇，形成了涵蓋雙方各方面緊密連接聯系溝通和各類要素、各類主體互動聯動的共同發展機制。在一些地方，孕育著新的發展點，具有很強的生命力，應該是未來區域大協調、大發展和我們國內大循環的新格局。我原來做扶貧工作，我也在發達地區說過，我說你到貧困地區不僅是幫，也是找到你未來發展的空間，也是找到發達地區先富之后怎么帶動后富的價值實現。包括阿里等民營企業也都有扶貧部，他們對這個事情的認識并不低。他們認為做扶貧的工作實際上也是他們的需求。我不知道他們的需求里內涵還有哪些更豐富的，但是我覺得這不是簡單的一句話。這是一個層面。
再有脫貧攻堅中貧困地區建立和引進的扶貧龍頭企業、扶貧車間，特別是國家專項扶貧資金扶持，在各方面幫助和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新型合作組織，這些主體的共同特點都是在建立之初，從扶貧角度就給了它明確要求，讓它帶有帶貧和抑貧功能，形成惠及貧困人口利益的鑒別機制。一些地方還對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實現“三變”，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民，這些方面也都進行了探索。因為脫貧攻堅，國家行政投入的資金，財政投入的，和公益幫助方面的資金，完全可以作為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所擁有的資產，就看我們怎么把它運營好。這個方面還應該繼續進行探索，抓好銜接。
總之，農民作為產權主人、利益主體，發展和參與主體地位和作用應該得到現實的維護和發展，始終堅持共同富裕的底線。不論怎么改革，對于“三農”，特別是脫貧攻堅事業，這四種都不能離開。當前已有的經驗也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有些反映有養“懶漢”的，有不利于尊老扶幼的，有的把一戶破解開，讓老爹老媽當窮人，讓自己單獨過。這些方面問題也需要在推進鄉村振興中進一步運用脫貧攻堅的有效經驗，來進一步把它解決好。
作者系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長，本文為作者在“2020中國三農發展大會”的發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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