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文化符號是地方區域文化的文脈所在，從美學角度來看包括鄉村人、鄉村禮、鄉村物、鄉村景提煉出具有鄉村特色的文化符號，而當下鄉村振興建設不是以村莊為單位類型化的建設，而是以縣級為單位的類型化城鄉融合發展的建設，要在整體城鄉關系中理解鄉村振興發展，大部分學者以村莊為單位進行案列研究，從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學的理論角度推演鄉村振興建設，以偏概全。還應該從美學的時域看當下鄉村振興建設，工作統籌不銜接致使鄉村原有的文化符號消失殆盡，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在鄉村原野，核心是要抓住鄉村的魂，一個地方抓魂的前提必須要有主導產業，有勞動力，內外結合才能實現區域發展，基于此，鄉村振興政策的健全和鄉民互動參與來發掘鄉村內生式的路徑著手，在鄉村空間構建一種共生共贏的機制，促進鄉村振興建設更加穩妥有序、深入扎實推進下去。
關鍵詞：文化符號；鄉村振興；內生發展；共生共贏
“農村”這個詞組，從語言學角度看，也是一種符號。這種符號闡釋的是農業生產經濟、在鄉村空間內鄉民以小聚居的生活方式聚合在一起形成農村，同時又受區域歷史文化積淀形成共同的集體無意識和判斷是非的價值體系。但是“農村”這個符號，并非是空洞的概念。鄉村文化符號載體主要通過鄉村人、鄉村禮、鄉村物、鄉村景來構成一個多維度空間鑲嵌在鄉村，筆者本人認為鄉村人是文化符號傳承的主體，呈現的是一種開放式層次結構，鄉村人把這種精神文化在繼承的基礎上不斷融入時代審美風尚，成為維系人與人之間精神紐帶，是鄉村人價值觀、精神理念、民間信仰文化文脈所在，鄉村人在觀念文化層面的基礎上進一步延展。鄉村禮屬于公共文化層面，是鄉村文化的核心所在，是鄉村文化體制健全的主體，亦是維系鄉民互助關系、宗法體系、民俗風尚的管理機制。鄉村物泛指的是生活用品、耕作器具、居家的村落民居等屬于產業文化層面，鄉村物是產業文化雛形，產業文化的形成源于鄉村物。鄉村景屬于審美文化層面，屬于文化服務及文化產業范疇，是鄉村觀念文化和產業文化的拓展與外溢，鄉村民俗工藝品、戲劇表演、鄉村研學、鄉村康養等，鄉村景是借助外生式的外力，激發內生式的內力，因此，鄉村景介于產業文化與公共文化之間，既具有產業文化的商業屬性和公共文化的服務屬性。為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實施奠定基礎。
一、 鄉村文化符號空間的基本構成
符號學是現代社會科學領域內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它是現代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方法論探討的重要方向之一 , 被視為其他人文科學方法論的語義學和邏輯學基礎 , 故被稱為人文社會科學的“數學”工具。[1] 符號學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同樣適用于鄉村視域，鄉村文化符號是抽象化、概念化的，人們想要深層次的通過符號去探究鄉村，鄉村文化符號可以從鄉村人、鄉村禮、鄉村物、鄉村景四個維度，鄉村文化符號既可以是顯性的實體，例如村落民居、民俗工藝品、耕作器具、鄉村戲劇等，也可以是隱性的概念，例如生活態度、禮儀風俗、村規村約、社會風氣。鄉村文化符號的重塑不是一味復古，而是注重顯性文化的表達輸出，又要做到隱性文化內涵的傳承輸入，從而建構一種基層干部和鄉民大眾對區域文化踐行學習的平臺，在研學的過程中帶著問題意識才能更深入了解文化的核心。可以探析鄉村振興實施的路徑的曲折性、復雜性、多元性，以利于基層政府在推行鄉村振興政策針對不同鄉村個性文化元素的多維度多角度的探究與實施。
其一鄉村人，是鄉村觀念文化、公共文化、產業文化、審美文化傳承的主體，鄉村人口其劃分為非農業和農業兩大類，非農業包括從事腦力的鄉村教師、手工藝人、行政人員等、農業生產包括從事體力的農、林、牧、漁的人員等，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推行實施，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了民營科技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而且，許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不同地域之間流動頻繁，人們的職業、身份經常變動。這種變化還會繼續下去。”[2]中產階級在鄉村扮演的是新鄉賢的角色，并成為鄉村文化符號新的載體，在政治方面起到了維系鄉村穩定器作用，在經濟方面對于拉動鄉村經濟起到了助推器的作用，鄉村振興規劃戰略的實施離不開對新鄉賢這一群體，新鄉賢有著先進的生產管理經驗，通過創辦合作社和企業的形式吸納勞動力，形成了一定的示范和帶動作用，傳統文化價值的引向現代價值轉換的呈現方式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鄉村文化符號載體應注重新鄉賢的精神文化內生的需求。
其二鄉村禮，屬于公共文化層面，鄭玄于《禮序》有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3]。禮是一種社會價值觀意識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鄉村禮潛移默化的貫穿在人際關系、宗法關系、鄉規民約當中，成為區域文化的行為標準和范式，禮的傳承始終貫穿在喪葬習俗、婚禮嫁娶、儒道釋典禮等，具有制衡與調節鄉村文化生態的作用，當下鄉村建設是一個政府實踐探究的課題，在政策貫徹實施的過程中應重點考慮禮儀文化功能區的建設，與生產功能區區、生活功能社區、生態功能區”形成一種四區同頻共振的總體區域一體化建設，鄉村禮具有復雜性、豐富性、傳承性、實踐性，禮儀文化功能區是建立在觀念文化與精神文化、審美文化之間，鄉村禮是區域禮儀文化的源點，當下鄉村建設不等于村莊建設，不少學者把鄉村類型化，從文化學、生態學、社會學、人類學的角度看待鄉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們研究案例以村莊的個別案例來探究鄉村建設，以偏概全，因此，鄉村禮的傳承與創新應置身于以城鄉區域融合關系當中，以縣進行類型化處理，才能充分挖掘區域地方文化資源、在資源的基礎上建構鄉村禮來培養區域性主導產業，并延伸出主導產業的鏈條，吸納鄉村勞動力在參與鄉村振興建設的基礎上得到鄉民的認可，同時，鄉村禮也要加大對中小學教育關于禮的文化的輸出，加強意識形態的教育。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建設儲備人才，隨著西方價值觀念文化的輸出對鄉村禮受到了很大的沖擊。為此，在以城鄉關系融合發展當中政府宣傳部門掌握輿論動態，即使對鄉民的思維方式、鄉規民約有一個管理機制。教育部門應加大對教師群體鄉村振興建設觀念的研習，做好鄉村禮公共文化層面建設宣傳的急先鋒，鄉村禮作為鄉村美學文化空間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鄉村建設社會結構的調整、區域融合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其三鄉村物，屬于產業文化層。在海德格爾《作為圖像的世界》中說道:新時代最本質的特征就是世界變成了圖像。世界在“人”面前成為了表征。在古典時代事情正好相反,“人”是被觀看的對象[4] 圖像是符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鄉村亦是如此，鄉村物是顯性的承載體必須要借助一定的物質載體來呈現，在物質載體的概念化的外延下，成為產業文化的實踐和理論來源，對當下鄉村振興建設有借鑒式意義，著重扶持區域主導產業，應從縣域城鄉融合發展的時域角度整體規劃布局，打破傳統思維的窠臼，在區域鄉村文化符號構建的基礎上，通過鄉村物的不斷組合、易位、引借、減舍、虛幻、材質，因地制宜地升級優化主導產業，激活鄉村村落自發傳承階段文脈，為區域產業文化源源不斷注入新的產業文化動力源，給予產業文化層更多優惠政策空間，商業模塊可以讓新鄉賢出謀劃策，激發他們建設家鄉的責任意識，生產經營的維穩有基層政府管理，文化交給民間智庫管理，形成三位一體的以縣級為單位類型化城鄉融合發展模式，有主導產業的支撐，才能更好為區域公共文化的現代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文化配套升級提供動力源，以鄉村多元文化空間的架構為契合點擴大、培育、創新農村的消費需求極，一切理論創新和實踐都要扎實回歸到鄉村物的基礎上。為審美文化的拓展提供了路徑研究。
其四鄉村景，屬于審美文化層面，在《鄉村振興促進法（草案）》第五章生態保護第三十三條指出“國家加強鄉村生態保護，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工程，健全重要的生態系統保護制度和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改善鄉村生態環境[4]。鄉村景是實施生態保護機制的前提，城鄉融合發展在鄉村人的推動下建構一種縣級為單位的區域互動式發展，旨在培養探索一種新業態、新模式、新動能的農業農村產業化的新增長極，繼而在鄉村禮公共文化的層面挖掘出維系區域文化城鄉發展的，進一步在鄉村物的基礎上做大、做強產業文化，最終在鄉村景上做出文章。可以嘗試探索鄉村型教育研學、田園型綜合型養老、鄉村型民俗文創等具有市場前沿的產業，撬動一個產業更多的來增加鄉民的收入，以產業興旺為支撐、生態宜居為前提、鄉風文明為傳承、治理有效為安全的鄉村振興樣板，均具有豐富的審美文化意味。鄉村振興建設具有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生態文明建設的相互滲透為一體。成為鄉村文化符號空間結構的中堅的新業態。
在鄉村振興文化建設推進中，鄉村人、鄉村禮、鄉村物、鄉村景相互交叉，構成一種特有的鄉村文化符號，均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
鄉村人是觀念文化的傳承者、公共文化的維系者、產業文化的創造者、審美文化的認知者，也是鄉村文化建設的基石，更是鄉村文化空間的建構者，借鑒和與甄別外來文化意識形態的掌控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踐行者，對引領以縣為單位和對象的鄉村研究的鄉村振興建設發揮者主導性的作用。
鄉村禮是公共文化的維系者，是鄉村文化建設的核心，在鄉村運行管理體制的健全、氏族宗法禮儀的傳承、鄉規民約的建構均是從鄉村禮延展而來并成為區域文化鄉民價值觀判斷的標準，在人際關系、倫理關系起著一種溝通與協調樞紐站的作用，當下鄉村振興建設就是要打破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束縛，把具有城市文化元素和鄉村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文化元素在碰撞與交流就會凸顯一種新業態、新模式，嵌入在鄉村振興文化空間當中，成為具有中國特色鄉村振興建設文化的樣板。
鄉村物是產業文化的物質載體，產業文化是鄉村文化活動空間的升級，是一種動態的空間物質載體的顯現，是激活鄉村振興建設的驅動器，又是一種精神引領和文化傳承升級的過濾器，也是鄉村振興建設的造血器，在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經濟全球化的重新組合下沖擊著鄉村空間，躬耕勞作的鄉民依然堅守土地農業經濟的生產模式，依然對鄉村有割舍不斷的情愫，鄉村物具有時光的厚重感和吸引力，滲透在喪葬習俗、婚禮嫁娶、儒道釋典禮的儀式活動的程序中成為一種鄉村文化符號，并不斷地充實這種符號空間，新業態的強勢介入必須是循環漸進的，產業文化扎根鄉村沃土，不斷闡釋著文化基因，培育一代代的鄉村工匠、士紳鄉賢，基于此，積累一定的經濟資本就會成為反哺鄉村文化空間產業文化的推動著。
鄉村景是審美文化的延展，審美文化介于觀念文化和公共文化、產業文化之間，審美文化是鄉村振興建設的主戰場，審美文化的認知者是鄉民。因此，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的設計要有前瞻性，充分尊重鄉村景的生態和諧，設計者應是以鄉民為主體和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才能深入推進實施，審美文化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有效手段，鄉村型研學、田園型綜合型養老、鄉村型民俗文創是變檔升級的最佳契機，是鄉村發展產業文化的有效范式，超地方力量有政府搭臺彌補了鄉村自身發展的局限性，兩種力量博弈的調和點應該落在鄉民為主體的基礎上，多元主體通過制度化的框架內進行有效的溝通協商，可以獲得互補與整合，因此，鄉村景是鄉村振興建設的重要環節。
基于此，不同文化的耦合在鄉村文化空間同頻共振下，使鄉村振興建設發展有了厚重的歷史感，形成一種文化的凝聚力來激活鄉村文化的文脈。內生式的發展愈來愈收到人們的重視。對鄉村振興建設具有啟發式意義。
二、 激活鄉村多維度文化符號空間內生發展路徑
20世紀70年代末，內生發展思想開始被廣泛關注，并被應用于討論如何扭轉農村的頹勢，實現鄉村振興和發展的具體實踐中[5]。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建設的核心。作為傳承者的鄉村人其觀念文化隨著時間的不斷發展，不同時代的主流文化嬗變賦予了鄉民生活的意義，通過鄉村禮公共文化層面維系鄉民之間人際關系、倫理關系、宗法關系成為一種鄉民共同的價值標準，并隱性地沉淀在鄉村空間中
為鄉村振興建設提供了基礎，鄉村物作為一種紐帶，在產業文化層面汲取鄉村文化的元素并轉變為一種可持續價值實踐的過程，如何激活鄉村內生發展成為鄉村振興建設發展必須要探討的核心。
內生發展是相對于外生發展而提出，隨著人類進入工業化和全球化資本主義的背景下，資本追逐利益本質的最大化席卷全球各個角落
成為掠奪鄉村資源的始作俑者，外生式發展是以資本的形式通過產業組織強勢介入鄉村，只是單一方面的把地方資源轉換成商業資本，鄉村文化符號空間生態平衡被打破，正如法國哲學家鮑德里亞在《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所說“在物質商品的秩序之中,消費通過盲目的需要的社會強制,而不是通過使用價值的神圣化,發揮著激活生產體系的功能。借助于消費,體系不僅成功地依靠力量來剝削人們,而且成功地讓他們參與到體系多樣化的生存之中[6]。外生式商業資本在掠奪地方資源的生產中只是從鄉村文化符號空間外部參與到符號層面，并沒有深入到鄉村文化符號空間內部，也就是所指的內生發展層面。內生式發展強調“（資源）本土性、（參與）多元化、（小民）創造力”三個基本元素構成。鄉村振興建設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模式，內生式發展旨在打破鄉村社會和城鄉之間的隔離和失衡，是一個歷史性、制度性的長期積累過程及其結果，而要從失衡走向融合，最終走向城鄉協同一體化發展，同樣是一個歷史性、制度性的改革過程，鄉村振興建設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政府報告中正式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從內生式發展視角為鄉村振興建設實施提供了借鑒意義。因此，從鄉村人、鄉村禮、鄉村物、鄉村景四個維度綜合認識鄉村振興建設存在的誤區是當務之急。
其一，認為鄉村振興建設應從鄉村景所屬的審美文化層面著手，加大對文化產業相關設施的投入，從而過多的引入了市場性的因素，政府在搭建平臺的過程中一味的注重經濟帶來的示范效應，過去一味注重從“文化塔臺，經濟唱戲”的角度鼓勵鄉村文化資源的開發，短期盈利性無益于飲鴆止渴，并沒有激活鄉村文化符號空間脈搏，置身轉換從“經濟搭臺，文化唱戲”的角度來激活鄉村振興建設內生式發展，例如山東省微山鎮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在中國鄉建院的協助下，提出了“旅游+”戰略，結合生態游、農業游、田園游等發展內置金融合作社，在中草藥基地深化產業鏈、樹立漁家文創品牌、實現了旅游與其他產業的有機統一，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鄉村振興戰略樣板 ，微山鎮始終注重從自身文化精神的引領升級著手，挖掘微山鎮內生動力來做大和做強主導產業，使鄉村人、鄉村禮、鄉村物和鄉村景相互滲透創造出了富有文化內涵特色的文化景觀和藝術活動。
鄉村振興建設的主體應該以地方居民為核心。在此基礎上建構一種制度性框架讓社會的多元化因素參與建設中，重點放在鄉村人的觀念文化和鄉村精神方面，在鄉村空間縱向軸上繼承，在橫向軸上創新，就會為鄉村空間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產業文化脫胎于鄉村空間顯性的物質載體和隱性的精神文化，尤其是產業文化在當下是鄉村振興脫貧攻堅的重要路徑，倘若在建設中忽視鄉村空間的觀念文化和鄉村精神的汲取，就會使鄉村振興文化的建設成為無源之水，那么深層次帶動區域地方經濟的發展就無從說起，鄉村振興建設推進實施就會寸步難行很難落到實處，偏離觀念文化和鄉村精神就會導致思想認識出現偏差，工作統籌銜接脫節，群眾意愿征求不充分，就會在執行層面出現侵害群眾利益問題，缺失了“物”與“人”結合資源的供應機制，在感知層面與實踐層面共契的協調機制失靈，其主要原因鄉村振興建設精神文化的下滑，鄉村振興建設的根基就會動搖，價值觀念文化的重塑要借助鄉村禮公共文化層面來剖析儒道釋文化空間的層次結構，在構建文化基石方面要重視儒學為主體的文化，對于鄉村人的精神信仰的混亂具有溯本清源的意義，同時宗教意識在鄉村文化空間的抬頭具有抑制作用，有同時對現代文明意識形態的指引具有反省的作用，因此對鄉民精神價值的回歸和鄉村精神文化重塑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
其二，鄉村振興建設在推進過程中忽視鄉村禮公共文化層面，導致現代化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文化配套相脫節。尤其在脫貧攻堅進入深水區和鄉村振興鏈接的重要節點，改革如逆水行舟，爬坡過坎，不進則退，許多制度改革都存在一些列路徑的依賴特征，尤其是在關鍵環節重大問題的決策上不能取得實質性進展，制度風險就會累積成為鄉村振興建設的絆腳石，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固化模式很難突破，因此公共文化建構應以縣級為單位來激發區域互動發展的機制，才能抓好各項工作的動力因子來激活區域內生發展脈搏，在鄉村空間重視喪葬習俗、婚禮嫁娶、儒道釋等傳統禮儀活動。其次，公共文化介于觀念文化和產業文化、審美文化之間，忽視任何一個環節的建設就會偏離其軌道，公共文化猶如其軌道成為維系鄉村符號空間的紐帶。關于公共文化的構建應從三點來深入實施，第一，要構建符合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配套設施。中央明確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覆蓋城鄉、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其現代性主要體現在“文化領域內基于市場經濟結構的制度體系替代計劃性制度體系的制度嬗變過程”[7]。鄉村振興建設應重點在公共文化領域內統籌推進實施，與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城鄉融合發展。第二，構建重塑鄉村文化形態的公共文化社會組織機構，扶持城市公益組織在鄉村空間的參與機制，加大培育鄉村振興的中間服務組織，以鄉村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相連起來，用現代化的組織方式表達鄉村民眾亟需解決的難題，在解決問題的路徑中培育壯大基層自治民主的制度保障和內生活力，以公共文化作為維系鄉村民眾的價值操守，讓憲法權力在基層群眾自治的前提下建立健全來解決鄉村民眾價值共同體的道德束縛和鄉規民約、鄉禮鄉俗的式微，鄉村民眾外出務工的流動性日益加劇，熟人社會的鄉村結構正在逐步瓦解，傳統道德操守的宗法禮儀約束的機制失靈，留守鄉村的主要群體是老人和孩子等綜合因素，不能擔負起鄉村振興建設建設的主力軍，外出務工的的年輕人受商業利益趨勢不在觀眾鄉村建設的事宜，陷入基層領導與弱勢群體的交接，缺少了年輕群體的參與，處于相對傳統封閉的鄉村空間變成了一個現代開放的流動社會，傳統社會的鄉規民約、鄰里互助等現象被追求現代化金錢利益至上的理念所沖蝕，源于道德約束機制功能的衰減和現代法治的體制不能相輔相成的健全發揮功能。第三，在公共文化層面上加大藝術美育的對鄉村孩子的教育，鄉村孩子是未來鄉村振興建設的主體，在鄉村教育中補齊美育的短板，但是目前，鄉村藝術教育的課程設置與經濟補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教育介入、民族文化的精神融入等“一次性”輸血式策略是國內外學者的關注點。但將經濟融入藝術與教育提升經濟效益、改變大眾觀念，在鄉村空間中構建“可循環”造血式扶貧策略的研究案例較少，因此在藝術教育方面手加大師資與設備的教育投入，在鄉村空間公共文化層面注重鄉村優秀的戲劇曲藝、少數民族文化、民間藝術等鄉村文化的培育。從“學、研、產”三位一體角度出發，為藝術教育的創新提供內生發展的動力，引用一批鄉村民間能工巧匠充實到美育體系當中，對于補齊鄉村藝術教育的短板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鄉村禮公共文化的建設要敢于突破觀念和制度的固化模式，僅從公共文化層面是行不通的。
其三，過分注重片面追求鄉村物產業文化層面帶來的短期經濟效益，改變產業文化單一參與的主體，構建地方居民為核心和多元化主體共同發力的產業文化，例如山東濟南中歐裝備制造小鎮在新興產業集聚發展方面發掘內生動力提供了一個可以研究的案例，“小鎮是國家級中企業合作區內的“園中鎮”。小鎮結構包括運營模式主要有其三點。第一，由濟南市政府牽頭委托德國法布勞格物流咨詢公司和SBA設計咨詢公司統一建設規劃，優化小鎮空間布局，風貌與形態科學合理。第二，企業化主體凸顯，運作機制引入市場化中德企業在原有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建設運營方面投資主體、公共事業投入、資產管理運營、產業投資研究等任務都有專業運行團隊全權負責。第三，開發模式主體多元化，堅持“筑巢引鳳”和“引鳳筑巢”相結合，堅持龍頭項目帶動。注重引進上下游的產業鏈企業。堅持產城融合，完善小鎮功能。因此，小鎮對當下鄉村振興建設提供五點可以借鑒的經驗。第一，定位清晰，地處臨空經濟區是濟南城鄉融合發展的產物、是濟南的城鄉融合地帶，小鎮在建設之初就堅持高標準和高質量的發展要求，遵循國家發展改革委引發的政策性文件要求進行規劃，以國家標準和專業設計和富有山東齊魯特色統籌納入小鎮規劃。第二，小鎮載體平臺過硬，濟南地處環渤海經濟區、京滬經濟軸上的重要交匯點。第三，小鎮整體規劃合理形成了“一心兩翼一軸一帶”的空間結構布局，構筑藍綠交融的生態產業小鎮。第四，利用對歐合作的優勢，加大與歐洲國家的技術創新交流培育科技孵化器，舉辦中德中小企業高峰論壇、濟南以開放的“DNA”激活了內生發展動力，成為了對歐合作成功的新高地。第五，構筑招商引資的營商環境，引入多元資本，通過股權、跨國并購的方式成立產業引導基金，引入德國的多層次人才培養體系和服務平臺，極大促進創新成果的權力化、商業化、產業化。因此，在當下鄉村振興協同推進中只注重產業文化層面是行不通的，鄉村振興以觀念文化為基礎，公共文化為紐帶，產業文化為核心，審美文化為延展，還有深化體制的政治決心和高規格高標準的頂層設計理念和功能齊全的公共服務配套設施。
其四，過分注重鄉村人的主體能動作用，人類至上為核心的錯誤觀念灌輸，致使人類誤以為“人是自然的主宰”。一切都要從屬于人類，人類如饑似渴的榨取甚至任意拓展發揮資源的廣度、改變自然資源的利用方式。從工業文明發展到城市文明以來，遵循人與自然和諧發展意識淡化，改造自然的主體意識增強，以犧牲自然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了經濟高速增長的成績，但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這樣的發展下去，就會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世界上三大文明古國的教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鄉村振興建設的發展要從中國傳統的文化汲取經驗，尤其是“和合”價值觀念對中國古人引導作用，使炎黃子延續不斷的生活在這片沃土上。“和合”理念源于鄉村，需要回歸到鄉村空間找到中國古人對道法自然精神的闡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驅使下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至上的原則沖擊著中國鄉村空間，破壞鄉村的生態環境空間、自然災害頻發泥石流、洪水等現象頻頻發生，人類背上了沉重的生態債
道法自然是古人樸素的生態觀念，在農業文明中孕育而生，城市高速發展的節奏下，需要深刻反省我們到底建設一個怎樣的城市，當下城市利益至上的原則向下延展到鄉村空間，與傳統的“和合”理念漸行漸遠。由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兩山”理論。為中國探索生態文明的建設提供了指引的思想總綱，出臺了針對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以最嚴控的懲戒手段保護生態環境，從中央到基層樹立責任終身追究制。因此，鄉村空間中最重要的職責就是遵循自然規律，在保障生態環境的大前提下深入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為鄉村振興建設提供內生發展動力和新的路徑探析。
三、 多維度文化聚合鄉村的資源力量
美國人類學家吉爾茨首先提出“內卷化”概念, 揭示了一種沒有實際發展或停滯不前的變革現象。此后, 黃宗智將“內卷化”概念應用于中國農村社會變遷的研究, 用“經濟內卷”和“無發展的增長”來描述和解釋中國華北地區和江南農村經濟的無效增長模式[7]。在鄉村振興時域下，激活鄉村的內生動力，聚合鄉村的資源力量在鄉村民眾認可參與的條件下，建構一個以鄉村民眾為主體的制度框架作為藍本，讓社會多元化的資本介入鄉村空間，來應對當下鄉村內卷化、空心化、原子化的問題尤為重要，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制度的壁壘就要注重多維度文化在鄉村空間的聚合，疏通鄉村空間的外部和內部和合銜接、在鄉村空間與城市空間建構一種互動參與模式，探索鄉村文化振興就是對鄉村文化的符號的有力詮釋。
在觀念文化層面聚合中國傳統的儒道釋文化，宗法禮儀、喪葬禮儀和現在社會主義所倡導的核心價值觀存在一定的沖突，在鄉村空間形成了一個審美雜糅空間，多維度文化鑲嵌在鄉村空間內在文化生態上達到了一個平衡點，這種機制是一種動態互動的自我調整而不斷交流融合的空間，觀念文化的形成的根源是在鄉村，觀念文化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滲透在鄉村民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為一種共同的價值觀操守潛移默化的滲透在鄉村空間內部。對于鄉村振興建設在觀念文化層面如何著手提供了一種參考角度。當下聚合優秀觀念文化致力于鄉村振興建設激活鄉村空間的內生發展的動力尤為重要，當下鄉村民眾憧憬于城市文化的繁榮，但又留戀于鄉村空間儒道釋文化和喪葬禮儀、婚禮嫁娶等傳統的宗法禮儀的以氏族宗親為紐帶的遵守。西方的觀念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充斥著鄉村空間，中國傳統文化以儒道釋構筑的“天人合一”生態系統根基出現松動，在這時回歸到觀念文化層面聚合就有了路徑的著力點，鄉村振興建設汲取傳統優秀的文化元素用于服務于當下正逢其時。其次，西方先進文化提供了先進的管理經驗的同時，還有一些在意識形態上與社會主義所倡導的意識形態相違背，文化理念和意識形態裹挾著糖衣炮彈外殼源源不斷地輸入其他國家和地區，文化理念作為先導麻痹人們價值觀的操守和扭曲本國觀念文化使人們逐漸失去了固有的文化自信。西方工業革命科學技術的催使解放了人們的雙手極大的提高了生產效率，為資本家榨取其他國家的資源提供原始的資本積累，強調金錢利益至上的觀念充滿誘惑性，人們在追逐金錢物質利益上成為了一種商業符號，人們恍然警醒意識到要回歸到傳統的文化仁義禮智信、忠孝節義的建構的觀念文化體系中去沖破一道道壁壘，將失去的傳統文化載體和傳承的文化理念進行重塑。因此，觀念文化是一個民族和國家在長期積淀的精神風貌和心智品格凝聚力的感召力，觀念文化層面的理念輸出取決于鄉村空間的人口紅利和人才紅利、人文紅利。鄉村振興建設的著力點也亦是如此，當下鄉村振興建設在觀念文化層面的著力點的建構還缺乏有效的激活機制。
在公共文化層面聚合鄉村振興建設發展的內生動力，務必要重視人們的價值操守、邏輯方式、道德標準等，公共文化介于觀念文化和產業文化之間，也是審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公共文化配套整體推進和人們的需求是相關聯，從馬斯諾的需求層次結構理論來看人的需求分為五個層次。人的精神需求機構從低到高依次分為感官刺激、休閑娛樂、信息獲取、學習知識、思想升華、審美追求六個層次，因此，公共文化的推進要滿足人們在不同層次差異化的文化需求，鄉村振興建設在公共文化層面的短板就在于此，如何在鄉村空間合理有序的推進不同群體的差異化的需要是一個值得探索的路徑。尤其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關鍵時期補足文化精神鈣片尤為重要。然而，從鄉村發展來看，在公共文化服務有效供給不足的同時，存在農村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難以得到滿足的情況。研究發現，文化需求會隨著人們的年齡、性別、收入、職業等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需求[8]。鄉村振興建設在公共文化層面可以嘗試從三方面入手。第一，轉變政府單一決策機制向多元化參與機制推進，在配套設施上與時俱進滿足不同群體的文化需求，始終尊重鄉民的主體性和不同地區因地勢存在的差異性。第二，引入市場多元化的參與力量，科學合理地刺激鄉民的文化需求差異化的特性。例如在本土的戲劇更容易得到地方居民的滿足，同時也要與時俱進在鄉土戲劇繼承上加大創新力度，從而創作出符合鄉村振興建設的鄉民的文化需求。形成政府“搭臺”和文化“唱戲”的局面。但參與在臺上唱戲的群體則是多元化的，只有這樣才能為鄉民提供更完備的公共文化體系，在以市場為主體的基礎上提供更高層次的文化服務差異服務。第三，社會組織則可能成為新時代鄉村社會的“黏合劑”。正是因為這種“黏合劑”功能，社團組織在享受社區公共文化資源的同時，也成為公共文化產品落實的嫁接者，進而發揮“雙向互動式”服務的驅動效應。[9].例如中國鄉建院是一家致力于村振興建設的民間組織，在鄉村振興建設中提供了許多落地成功的案例。在優化鄉村公共文化體系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鄉村振興建設在面對鄉村空間老中青人口結構比例失調和市場因素的多元化的沖擊、鄉村傳統的宗法禮儀根基的動等一列問題匯聚在鄉村空間，為鄉村公共文化層面的探索帶來了阻力。
在產業文化層面聚合鄉村發展的內生資源力量并致力于鄉村振興建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產業文化發端于觀念文化層面有受其約束，一個地區的發展必須要有主導產業作為支撐。同時要因地適宜尊重不同地區差異按客觀的規律辦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首先要按規律辦事”。無論是頂層設計、規劃編制，還是探索創新、推動發展，推進鄉村振興都必須遵循市場規律、自然規律、鄉村建設規律、城鄉發展規律同理，產業文化層面也要遵循規律辦事[10]。例如山東濰坊市松興屯原是一個典型落后村，用八年的時間使村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成為山東地區鄉村振興的一個樣板，松興屯在產業文化層面給予的經驗主要三方面。第一，打破原有單一種植結構轉向集約化設農業的合作社發展。松興屯黨支部在引進主導產業之前多次召開全體黨員和村民代表大會，充分尊重鄉村民眾的主體，在涉及土地關系鄉村民眾切身利益時，堅持土地“進退自由”給予鄉村民眾自由的決策權。結合本村制定了“流轉兩步走”和“保底加分紅”的產業模式，松興屯村有了自己的主導產業。第二，鄉民自覺自愿和分配入戶、共同受益的原則。有主導產業作為支撐并進行統一合作管理銷售，有了客觀經濟利潤帶動了松興屯村的經濟發展。第三，民眾拆遷自由，因勢利導，產業配套與時俱進，共同致富。在新建社區的各個環節嚴格把關，充分考慮經濟困難家庭以土地流轉費用抵押房款。搬遷后土地建冬暖式蔬菜大棚和中荷果園基地，通過發展特色農業，松興屯經濟實現跨越式增長。在當代中國，保持農業的主導地位是關系到一個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性保障，下大力氣在農業上深化產業鏈條并充分考慮鄉村民眾的意愿，在產業文化層面找到可以致富的產業是核心 ，也是在探索一條適合農業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反觀當下，中國農業經歷了農田水利改造---化肥農藥---種子改良的發展階段，尤其在化肥農藥的階段，涵養水土的植被被人們大量破壞，化肥大量使用導致土地板結、遺棄的塑料薄膜在土壤中隨處可見。需要人們停下腳步反省這種自殺式的農業模式，質問這是我們當下人們為之向往的農業生產模式嗎？再加上鄉村空間年輕群體以“兩棲人”的身份游離于城市與鄉村之間帶來的不固定性導致鄉村空間原有的文化積淀和傳承的主體被抽離，與當代農業生產“以人為本”的理念存在沖突，人們依依不舍對農業的背棄，在積極的探索適合鄉村空間產業文化模式。鄉村產業文化的狀態與觀念文化、公共文化相互交滲在一起，為鄉村審美文化空間的開拓積累了內生發展動力源泉。
在審美文化層面，聚合鄉村空間的觀念文化、公共文化、產業文化的資源力量服務于當下鄉村振興建設是應有之義。從美學角度來說，鄉村文化是一種審美文化，是由傳統的儒道釋文化和近代的西方文化、現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構成的一種動態開放的文化，近代以來西方文化以強勢的姿態介入鄉村空間，打破了中國從東晉開始以士人文化作為鄉村田野的審美對象，但是，鄉村民眾始終沒有成為鄉村文化的審美主體，鄉村民眾躬耕勞作的對象是建立在物質基礎上的，帶有濃厚韻味的功利性，而把這種審美體驗上升到藝術高度和境界的主體是士人而不是鄉村民眾，鄉村民眾更多的是士人眼中的審美對象。因此，鄉村振興建設在審美文化層面如何架構以鄉村民眾為主體的審美對象，成為一個棘手的問題。只有明確了審美主體,其一系列的探索和實踐才能找到明確的方向和著力點。在鄉村建設問題上,梁漱溟先生致力于鄉村民眾的主體地位，如果缺失了文化理念和禮俗風尚傳承的主體鄉村民眾參與，其他的一切工作就無法著手實施。如何在鄉村振興建設中把鄉村民眾的主體地位確立是一個探索的路徑。其次，傳統文化在鄉村空間遭到重創、宗法禮儀、婚禮嫁娶、喪葬文化等禮儀的簡化使年輕群體對傳統文化產生了隔膜，同時，讓人感到欣慰的是新業態、新模式的文化藝術出現在鄉村空間呈現的是一種不均衡的形態，主要原因主要取決于鄉村民眾審美主體的差異化。這種審美主體的差異化更多體現的是鄉村空間文化積淀的厚度和生態資源的和諧，是拉開鄉村振興建設審美文化層面建設的主要動因。文化建設項目千篇一律如火如荼的出現在鄉村空間，在推進建設過程中失去了鄉村的文化的個性。也忽視了不同鄉村之間的地勢風貌差異、生態資源差異、風俗文化差異、經濟財政差異等對文化項目的制約，在項目推進后期對文化項目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財政。不少基層領導忽視了鄉村民眾在審美文化的差異性和鄉村精神的差異性，盲目建設田園式綜合小鎮打破了鄉村空間人與自然的生態平衡點，有政府自上而下層層加碼的推進最終在建設實施過程中出現了政策的失誤，形式大于內容等現象頻頻在鄉村。基于此，在鄉村振興建設審美文化層面把握鄉民民眾的主體性至關重要，對東西部地區農業發展的機制探索具有啟發式的現實意義。
多維度文化在鄉村空間聚合是探索鄉村振興建設的重要路徑和著手點，因此,轉變觀念與時俱進并確立“和合”的理念，理性的認識到鄉村生活的主要構成者和鄉村文化的審美主體是鄉村民眾。正是因為審美文化的差異給鄉村振興建設帶來機遇和挑戰，愈加重視多維度文化的關聯，在差異中找到內生發展的動力是路徑也是符合矛盾向前發展的依據。
四、 構建鄉村振興共生共贏的模式
在新時代下構建鄉村振興建設發展的路徑，就要認識到鄉村文化空間聚合的多維度文化所闡釋的“內在和合”和“差異化”理念，內在“和合”表達的是“共生”理念，差異化則是不同群體之間的“共贏”理念，尤其在產業文化項目落地實施對接的過程中，秉承“共生共贏”的理念貫穿與鄉村文化空間中，對鄉村民眾的視野的開拓、精神文化的需求、理念的繼承與更新等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鄉村振興建設的著手實施的基本路徑。聚合多維度文化建構依縣級為單位的視角來綜合探究城鄉融合的管理運行機制，時刻要有與時俱進轉變觀念的學習思維，進行總體規劃布局的視域要有前瞻性，要勇于跳出鄉村振興建設以村莊為基本單位的限制，具備局外人看問題意識，又要融進問題意識中做局內人的實踐執行者。
其一是在“內在和合”中從共生的角度聚合多維度文化在其內部空間剖析文化的共性。特別注重把握問題意識同一性。在其前提下科學規劃實施并逐漸有理論層面漸進到實踐層面的可操作性，掌控好工作統籌與銜接的節奏。在同一性中穩扎穩打的深入實施下去。內在“和合”所闡釋的“共生”理念貫徹到鄉村中去，“共生”在鄉村空間中主要存在兩個領域。其一是社會規范下人與人之間所倡導的“共生”理念共同的價值觀操守。其二是生物世界中生物與生物之間的“共生”理念，與人類社會的“共生”理念相對比，這種“共生”理念具有強烈的嚴明事實的品格。生物學的“共生”概念, 有被原原本本地應用于社會, 從而被觀念化的危險。日本當代著名學者尾關周二強調指出, 與生物系統意義上的以“設定”和諧'、協調為內在特質的均衡的、封閉的共存共榮系統不同”, 現代意義上的“共生”, “在本質上是向異質者開放的社會結合方式。它不是限于內部和睦的共存共榮, 而是相互承認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們之自由活動和參與的機會, 積極地建立起相互關系的一種社會結合”[11]。惟有如此，“共生”的理念就是在鄉村空間內部發掘內生發展動力源泉的著力點，其前提是建立在鄉村資源和鄉民參與、鄉民認同的核心要素前提下來構建一種以內部資源到外部資源、地方與超地方關系的關聯作為出發點，目的讓更多的人們走出狹隘的私人生活空間的領域，以政府作為平臺搭建人與人合作交往的機制，讓更多人參與到鄉村振興建設的事業中去，積極踐行社會公共事物的責任。“共生”理論本質的目的就是在鄉村空間建立一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諧友愛、穩定和健康的新世界。所謂共生的本質是互依、互惠、協同與合作, 共生體內的各共生單元之互惠互利之間正是在合作中得到優化、進化和發展。“共生”理論揭示了生命世界發展的動力源泉和發展機制。因此, 倡導“共生”理論用于鄉村振興建設中去，就是要有一種自我革新的學習思維，充分尊重鄉村民眾為主體的利益。以鄉村民眾作為個體單位在人與人交往中建構自由、平等、公正的人際關系，秉承著互惠合作的理念，鄉村振興建設才能有“共生”的建設層面上升到“差異化”的建設層面。
其二是從“差異化””共贏的角度聚合多維度文化在其外部空間剖析文化的個性。差異化層面更多注重的是把握問題意識的特殊性。了解的前提是共生，互利的前提是共贏。“共贏”所闡釋就是一種“和而不同”的理念，是富有東方智慧的價值體系，也是對西方工業革命以來經濟全球化和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價值觀念的反省的結果。“和而不同”就是尊重不同主體之間“差異化”的需求，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建設進入深入區的關鍵階段就是從“差異化”層面作為著力點去探索。尤其在鄉村空間的觀念文化層面，鄉村民眾對傳統的儒道釋和近代的西方主義、現代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需求存在差異化的矛盾空間，差異化空間的存在是鄉村振興建設必須要面對的課題這關系到鄉村空間運營管理機制正常的運轉。一個沒有群體差別或群體差別過小的社會不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然而, 一個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界限過于分明、甚至嚴重對峙的社會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社會。雖然還不能說貧富差距小的社會就一定是一個穩定的社會, 但是, 可以肯定地說, 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必定是一個不穩定的社會。 [14]。基于此，鄉村振興建設是一種新業態、新模式的探索，如何把握好“差異化”層面的建設，就要著手于科學規劃和布局合理充分尊重鄉村民眾的主體性。鄉村振興建設本身既是造成主觀性和客觀性相互對立的一種分化世界的活動, 又是消除主觀性和客觀性各自的片面性, 使二者達到更高的統一的活動。
其三是培育新鄉賢為主體的參與意識，建立新鄉賢事業編彈性聘用機制。開發多元化社會成員的潛能。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目標是使每一社會成員獲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通過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可以為這個社會人力資源的充分開發創造必要的條件，并激發整個社會的活力 [12]。新鄉賢是鄉村建設的主體力量，又是鏈接鄉村與城市的中堅力量，也是鄉村振興建設經濟領域的踐行者，新鄉賢與鄉民之間有著天然的紐帶關系，對于維護社會秩序起關鍵作用。因此，重視新鄉賢在鄉村振興建設中的推動作用，充分尊重新鄉賢的話語權。但是，新鄉賢是新生的群體，還存在一定的思維固化模式，缺少傳統文化歷史語境，對于構建鄉村文化自信軟實力的喚醒機制還是有待商榷，新鄉賢不是傳統文化的制定者，也不是現代化的設計者，但是，屬于鄉村經濟生產的引領者，能夠在鄉村振興建設中對鄉民群體形成一種引領的作用。培育新鄉賢成為鄉村振興建設的主體，適當在鄉村空間中把權力下移給這一群體，并給予政策上的優惠。例如湖南省花垣縣試點村支書“專職化”享受事業編待遇，拓寬了基層黨組織書記的職業發展空間，鼓舞了鄉村干部參與鄉村振興建設的熱情和擔當，激活了新鄉賢主體力量對不同層次之間的精神需求，從而引導著傳統文化進行現代價值轉換的呈現方式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四是構建聚合多維度文化同頻共振、同向發力的制度建設。多維度文化相互交滲和支撐是鄉村振興建設不可缺少的關鍵一環。鄉村空間中觀念文化的繼承與創新關鍵取決于共生共贏。各種文化間相互交滲形成了一種網格化的力量并深深植根于鄉村空間中。并潛移默化的影響著鄉村民眾的價值觀的操守，觀念文化在每個時代的發展時期都會融入新的文化元素的充實，積淀在鄉村空間形成文化厚度，文化厚度是建立在多維度文化的基礎上在鄉村空間形成同向共力、同頻共振的效應。又因鄉村之間的地理位置、地勢風貌的差異在多維度文化的側重點不一，致使觀念文化層面在鄉村形成獨有的鄉村符號。其傳統的價值觀、發展觀、世界觀都源于觀念文化層面。作為公共文化，更需要觀念文化源源不斷的交滲，公共文化發端于觀念文化。因不同鄉村民眾對公共文化差異化的需求，表現出特有的時代特色。鄉村產業文化在觀念文化和公共文化的基礎上延伸出新的素養，注重共贏的本質，不同群體差異化的空間，為產業文化升級提供了路徑。而作為審美文化在鄉村振興建設建構則是一個薄弱的環節，在其鄉村空間開拓審美文化，更需要多維度文化的聚合。審美文化主體的喪失在鄉村振興建設的重構是任重而道遠的，如何把審美主體建構在鄉村民眾的視角是一個新的課題。
其五是在鄉村空間探索“內置金融”，激活內生發展的路徑。“內置金融”概念出自中國鄉建院的創建者李昌平。這里的“內置”一詞旨在強調這種金融組織在結構上內在于鄉村社區，因而與正規的商業性金融機構有很大不同[13]。“內置金融”注重的是多維度文化的相互交滲和支撐，在當下，優化鄉村空間結構的公共文化、產業文化是鄉村振興建設推進實施普遍的做法，是激活鄉村空間內生發展的路徑著力點，“內置金融”面對的對象是以鄉村民眾為主體的鄉村企業的個體戶和小微工商戶。“內置金融”的內生動力的來源主要有五點。其一資金來源的主體是鄉村民眾其籌資遵循自主、自愿的原則。其二金融服務對象限定在鄉村空間內。其三運營管理依托鄉村民眾成員自主管理。其四是鄉村民眾享有其全部的經營利潤，共同承擔風險。其五針對防控壞賬風險，制定了一套防范原則。因此“內置金融”更多的視域是在鄉村空間內部延展而來注入內生動力，注重的是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共生，在公共文化不斷完善的前提下，引導鄉村民眾參與到產業文化上去并依靠完善的運營管理機制逐步發展成內生式的主導產業具有舉足輕重的的作用。為推動鄉村振興建設提供有參考價值的經驗。
其六因地適宜建構以鄉民為主的主導產業，延伸產業鏈。精準定位鄉村空間的主導產業。是推進城鄉一體化的關鍵。在多維度文化相互交滲和相互支撐聚合后形成產業文化韌性的紐帶，是產業文化沿著合理的發展脈絡向前發展。主導產業是鄉村振興建設的核心也是經濟命脈的牛鼻子，主導產業在鄉村空間中呈現的形式主要有其兩種，其一是內生式的主導產業。在經歷了傳統農耕文明和商品經濟的沖擊后，還能有其頑強的生命力扎根于鄉村空間，這種內生式的主導產業要著重的扶持引導，在瓜熟蒂落時發展成為主導產業是應有之義。也是順利推進鄉村振興建設成功的先決條件。鄉村性的主導產業發端于多維度文化內涵中，通過審美文化的開拓間接地提升了產品的文化特質和產品價值。又因為多維度文化之間存在差異化，相應的文化產品因其不同群體的精神需求層次表現出個性化形式，尤其是地方政府在貫徹實施鄉村振興建設的過程中，要充分調研本區域的多維度文化特色，因勢利導的發展符合本區域的主導產業，努力打造成帶動區域經濟的特色品牌，把先進的管理經驗技術融合到生產運營當中去。成為引領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源。地方政府切忌盲目引進、片面追求建設的速度。要在區域內找到適合本區域發展的主導產業，在鄉村空間中形成同向發力的運行機制。其二是外置式產業。在多維度文化的聚合中形成以地方為主的主導產業和外置型產業的為輔的共建局面。漂移性是異地外遷而至的外置型產業的典型特征[13]。充分考慮其地勢風貌和風土人情的特點、扎根于區域自身發展基礎，發展具有產業帶動性的產業是重點，在精心遴選和引進待產業的過程中把好適合本區域的質量關，絕不以犧牲環境承接大中城市轉型升級中轉移出來的產業。外生式產業在鄉村空間的發展，實現了城鄉產業的互動式發展，近而打破了城鄉二元結構的壁壘的隔閡。穩步推進了鄉村振興建設的進程。因此，只有將主導產業與農民農業相結合，尊重鄉村區域發展規律，把握不同鄉村所處的發展階段，從多維度文化的相互交滲和支撐中源源不斷的融會其中。才能精準的把握住鄉村振興建設的符號。
綜上，鄉村振興建設是一項長期而復雜的綜合立體化的架構，需要從鄉村文化的符號著手，認清楚出鄉村空間的基本構成。才能找到鄉村振興建設的內生路徑，聚合多維度文化資源力量形成同頻共振和同向合力面對其建設過程中復雜的不平衡的態勢，就有了實施的路徑 。要求人們尊重自然規律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地在建設過程中建設一切從實際出發，以客觀事實為導向，聚合多維度文化資源相互交滲和支持，在共生共贏的理念下鄉村振興建設才會沿著科學合理的路徑向前，對于提升區域文化的軟實力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也對審美文化在鄉村空間的開拓、審美活動的開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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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魯迅美術學院人文學院2019級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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