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朝的鄉村生活，與我們當下的日常有什么關系呢？明清兩個王朝涵蓋了從15世紀到19世紀的中國歷史。這段時間里，尤其是17世紀和18世紀，中國社會經歷了顯著的社會秩序轉型。今天我們對鄉村社會，尤其是何謂傳統的印象，常常是來自18世紀之后的歷史經驗。
當下的社會經驗里，城市是各種資源和人流的聚集地。但在100多年前，情形可能并非如此。19世紀80年代，蘇州文人俞樾曾說過一段話：“為子孫耕讀計，則居鄉自勝于居城。”也就是說，直到19世紀末，在士紳看來，鄉村才是家族繁衍、維持生計以及獲得名望的理想之地。
在離我們還不是很遠的時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主干力量都不約而同地把鄉村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處。不論在外做官，還是遠游江湖，最終都要回到鄉村。所以，我們有必要回到鄉村的生活場景。從這里出發，才能理解和反思由士紳所創造的、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傳統與社會秩序。
1.不少江南農戶已非“面朝黃土背朝天”
作為鄉村生計基礎的“耕”，其實并非簡單的“面朝黃土背朝天”。“耕”的技藝中包含對自然環境的理解，也包括對市場和社會的敏感。
清光緒《重修常昭合志稿》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譚曉，邑東里人也，與兄照俱精心計。居湖鄉，田多洼蕪，鄉之民皆逃農而漁。余則周以高塍，辟而耕之，歲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蓄魚，池之上架以梁為茇舍，蓄雞豖其中，魚食其糞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諸果屬，其污澤則種菰茈而售之……于是資日益饒。
故事的主人公是生活于明代中葉常熟地區的譚曉兄弟。他們從事的“耕”已經是一組復雜的勞動組合：如何改造低洼地，如何整合漁業、牲畜和桑林等。這些勞作，都需要對環境和農業有深刻理解。
類似譚曉兄弟的農戶在當時并非個案，明清之際的江南鄉村還有不少這樣的“耕者”。比如，常熟當地還有個人叫歸椿，在白茆河邊整修水利，利用水利設施改良鹽堿地，不僅獲得高產，而且吸引周圍的農民遷徙過來，逐漸形成新的聚落，甚至發展到“廬舍市肆如邑居”，即住在這里和住在城里一樣繁華。這就不僅是深刻理解自然環境和農業條件了，而且還洞察到社會的需求，懂得利用市場的力量了。
明末清初，也就是17世紀上半葉，人們在江南地區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農業經營家。此時的鄉村面貌，就是經過他們之手，努力經營、改造而形成的。所以，當時有一些士紳開始有意識地總結農業和鄉村生活的經驗。
比如，明末生活于桐鄉的張履祥，后世稱其為“楊園先生”。他把自己對農業和鄉村生計的理解，寫成了一本農書專著。書中列舉了各種維持鄉村生計、提高農業產出的方法。包括：“當得窮，六月里罵長工”，也就是呼吁善待雇傭工人；“炎天日長，午后必饑罷；冬日嚴寒，空腹難早出”，即要給予長工充足的飲食，才能保證農業生產。
張履祥還強調家庭中婦女紡織的重要性。從中可以看到，女性已成為江南鄉村生計中的一大支柱。婦女紡織可獲大約30%的凈利，遠高于男性從事的傳統耕種。跳出來看，紡織中收集桑葉、養蠶、抽絲、紡織的各個環節，又進一步將當時的農戶緊密地連入了更廣闊的市場。
2.鄉村社會交易依靠內在契約精神運轉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的不少鄉村農戶具有經營的智慧，把自己的農田經營成一個綜合經營的生產單位。他們不僅生產糧食，還有一些特色產出，如茶葉、漆樹、木材等。即便種糧食，也要講究成本和盈利，也要注意勞動的價格、商品的價格。這也意味著，一定要有市場，鄉村的生計才能維持并且獲得內在更新的力量。這個時候，鄉村的生計就開始超越“耕”的內涵了。
這一時期，江南鄉村里最有名的是徽州商人。當時，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明代，由于鹽專賣制度，大量徽州商人獲取了巨額財富。直到清代，徽州商人仍然控制著我國東南地區的商業。著名戲劇家湯顯祖有一首詩是這樣描述的：“欲識金銀氣，多從黃白游。一生癡絕處，無夢到徽州。”
除了商人集團，徽州還留有數量龐大的契約文書。從這些契約文書中可以看到，明清時代的鄉村社會中存在比較發達的市場機制和商業信用。事實上，契約文書曾經廣泛存在于我國各地的鄉村中，只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徽州保留數量最大，迄今發現的數量超過一百萬件。
常見的明清契約中，會寫立交易雙方的姓名。見證交易的“中人”、書寫契約的“代筆”也會署名。契約中還會寫明交易標的與交易價格，并會普遍注明“報官受稅，永遠管業”，或者“其稅候造冊之年從買人過割”，或者“其四至照依清冊為規”。由此可知，這些鄉村中的土地交易，背后有一整套的國家土地制度作為支撐。具體而言，主要是明初確立的黃冊和魚鱗冊等土地制度。當然，土地制度在17世紀之后經過一條鞭法的推行，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但就鄉村來說，依靠官方認可的一整套土地信息登記，土地自由流轉的交易信用得到有效保障，鄉村土地市場得以蓬勃發展。
17世紀以來的鄉村社會，也形成了對市場機制和交易信用的高度認可。我們在鄉村契約中常常能看到這樣的話：“倘若內外人爭論，自有賣人之當，不該買人之事。”此話讀來平常，卻反映了對交易中權利分割與責任的深刻理解。如果對照明清時代的法律，在相應的“戶婚田宅”律例中，則可以發現其對交易的規定是非常簡單的。這意味著，更多、更復雜的市場機制是在鄉村社會的實際運作中，以及地方政府的司法實踐中逐漸形成的。從我們今天的生活經驗來看，這可以說是一種中國特色的“契約精神”。
甚至，那個時代的絕大多數土地交易都是不曾在政府登記的。同時，鄉村社會中還存在各種分割、處置經濟權利的方法，亦即學界常稱為“一田兩主”的慣習。這些現象表明，明清時期鄉村社會更多地依靠內在秩序和信用，來維持所有交易活動的正常運轉。
18世紀之后，我國鄉村社會業已接入了廣闊的世界市場。在南方鄉村的生計中，絲、棉、茶葉等是大宗經濟作物。至少18世紀之后，依托這些作物的鄉村生計已跟國際市場發生密切關系。在徽州，19世紀曾經出產數種國際知名的茶葉品種，如“婺綠”“祁紅”“屯溪”等。這些茶葉暢銷歐洲，僅在19世紀初，每年就有以十萬磅計的徽州茶葉源源不斷地運往英國。今天人們熟知的英國紅茶，最早正是以“祁紅”為主要材料的。
鄉村中，“茶市”甚至成了一個重要的時間節點。在契約里，我們可以常常看到“茶市”成為徽州鄉村金融借貸的計息起點或還貸結點。
如果對比同時代的歐洲，東西方的商業文化和市場秩序表現出微妙的差異。當時的歐洲具有豐富的教會檔案及企業、行會檔案，卻較少有像中國這樣以一個個家庭為單位形成的契約、賬簿。這折射出兩個社會中鄉村和市場的歷史關系是多么的不同。
3.三個關鍵要素支撐傳統中國“市場化”
我們不禁要問，是哪些因素支撐了傳統中國鄉村中如此發達的市場運作？其中最關鍵的三個要素可能是發達的文字傳統、高度尊重民間習慣的司法實踐以及具有股份制特征的禮儀秩序。
縱觀19世紀之前的人類文明，中國人的識字率公認較高。不僅如此，17世紀以降，中國還大量出版了被稱為“萬寶全書”及“日用類書”的出版物。這些書籍專門傳授人們日常生活尤其是商業往來中必須了解的知識，如計算、書信格式、契約格式，乃至于全國各地的物產和商路。這些知識的廣泛傳播，使得相距遙遠的人也能夠使用相同的商業規則進行生意往來，也使得鄉村中的人更容易進入廣闊的商業網絡。更重要的是，格式類似的商業文書，有助于維持交易中的信用，而避免因規則不同引發經濟糾紛。
高度發達的文字傳統也意味著人們更容易共享相同的價值觀。在科舉制度的約束下，儒家思想是知識精英、社會精英共享的基本價值觀。這些價值觀也自然地向鄉村社會滲透。尤其是，明清時代的不少士紳致力于建設“義學”“族學”。這些基于儒家思想建立的學校，進一步整合了鄉村社會中的價值觀和社會秩序。
進入清代之后，地方政府在司法實踐中則特別強調遵循民間的慣習。明代末年，江南士人陳確就說過，“惟田與宅轉相買賣，雖仁人君子不能以自止也。而忠恕之論亦可得而采述焉。其交從之，則太和之世也”。可見，士紳們已經承認民間的交易慣習不能拘泥于儒家倫理或者法律條文。到了清代，地方政府更加明確地支持并依據民間訂立的各種契約、賬簿進行司法裁判。這些“書證”雖無明確的法律規定效力，但在民間社會具有很高的效力。
史書記載，清軍剛占領徽州時，就有當地人來申訴。因為戰亂，所有契約、賬簿等文書全部遺失，希望管家能為其開具“執照”為憑證。畢竟，“契文約賬，事關產業”。
最后一個層面是社會秩序。明清時代的南方鄉村，給人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隨處可見的宗祠、牌坊、寺廟……這背后是發達的宗族組織和民間信仰團體。宗族和民間信仰不僅是為了血緣繼承與神靈崇拜，更重要的是以特定的秩序將人聯系起來，從而使鄉村中的經濟活動獲得倫理上的合理性與更高的社會信用，甚至有時會成為一種融資平臺。
20世紀50年代，英國人類學家弗里德曼觀察廣東的宗族組織后提出，中國鄉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實際充當著“控產機構”的功能。后來，有人進一步推進：“弗里德曼正確指出了這些宗族集團控產機構的特點，特別是它們掌控著共同的產業……產業登記在祖先名下，里甲制繼之而起，為宗族開了方便之門，讓產權歸在單一姓氏之下，使繼承規例成為分產規例。”也就是說，宗族以其祭祀活動，為鄉村社會提供了以股份制辦法處置經濟權利的平臺。
今人所熟悉的鄉紳及其傳統，正是從這樣的歷史圖景中一一呈現的。但也要看到的是，鄉紳借助于封建國家力量，同時也構成了鄉村社會里的身份和等級制度，約束了有關個人發展與社會福祉的想象力。
（本文根據“東方講壇·回首向來處”系列講座的演講速記稿整理而成，轉載自“新史學1902”）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解放日報》2017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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