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是我國歷史上的重大水利工程。古人開挖運河的目的是改善交通運輸條件，客觀上引起了農業水資源和區域水環境的改變，對沿線土壤、植被、農業生產結構乃至農民生活方式都產生過很大影響。
正面效應
作為人工河道，運河本身具有灌溉和排水的功能，有些河段在改善區域水環境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明清時期，江北運河沿線出現了許多湖泊，有人工開辟的水柜，有因運河或其他河道下流不暢潴水而成的淀泊。湖泊對區域水資源調節有重要作用，水產、湖產使農作物種類多樣化，為農民提供了鄉村之外新的生存空間。
運河的某些河段對農田有淤肥的作用。明清兩朝十分重視在運河沿線、相關水利設施周邊及荒灘地種植柳樹及其他林木，制定了一系列有關林木種植和管理的制度，運河沿線一度林木蔥郁，形成了綠色廊道。這對于改善農業生態環境有重要作用。
運河作為南北交通大動脈，帶動了沿線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引起了農業生產結構的變化，牽動了重農輕商的觀念漸變。明代商人從南方販運棉布到北方，同時在北方收購棉花運往南方，由此刺激了北方運河沿線農民種植棉花的熱情。在魯西北的不少州縣，棉花成為主要農作物，糧食消費則主要依賴于市場。另外，運河沿線農民大量種植煙草、林果等，改變了單一種糧的生產結構。“居民棄農趨賈，城市幅湊”，“小農去而販，大農去而賈”，是江北運河沿線的普遍現象。清代有人說：“未有運（河）以前其人樸而愿，有運（河）之后其人文而靡。今則佻而詭。”樸愿是農民的品格，而文、靡、佻、詭是商人的特質。運河區域民眾由樸愿向文靡的轉變，是傳統農業社會發生變革的征兆，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表現。
在運河沿線城市與鄉村的經濟往來中，出現了頻繁的人口流動。基本趨勢是鄉村人口流向城市，這些流動人口又時常回歸鄉村，并將自己在城市中的積蓄帶回鄉村。有的城市工商業者回原籍或在經商地落籍、購買房產，成為經營地主，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靠近運河的鄉村，農業發展水平普遍高于遠離運河的地方。再生產投入是傳統農業發展的關鍵，商業的繁榮帶動了區域經濟發展，運河沿線的農業由此得到了更多的投入。
負面效應
在促進農業發展的同時，運河通航代價也是非常沉重的。明清江北運河沿線水災比較普遍，成因也頗復雜。首先，江北運河的各個河段，都出現過程度不同的決口泛濫現象，有的河段水災十分嚴重。其次，運河將自然河道截斷，造成區域排水不暢而引發水災。其中以魯西北運河以西地區最為嚴重。運河將大清河、徒駭河、馬頰河等自然河道攔腰斬斷，使諸河上游山洪坡水無法東排。地方官員害怕沖毀運河，嚴禁該區域挖河排水，造成運西諸州縣長年積水為災。再次，明清時期黃河泛濫之災遍及蘇北、魯西、豫西及皖南各地，揚州附近的里下河區域也不能幸免，黃河水災波及范圍大，破壞力強，是運河區域最嚴重的水災。
黃河泛濫和運河有什么關系？從自然地理角度看，當時黃河北流經山東入海相對順暢。但自元代賈魯治黃，到明中期劉大夏筑太行堤，均奉行“北堵南疏”的治黃河方略，遏黃河南流侵泗奪淮入海。其中原因，元朝人講得已經十分明白：“南方之地本高于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河）之漕廢。當筑堤起曹南迄嘉祥東西三百里以障遏之，不使之北。”之所以不讓黃河北流，就是為了保全山東運河。相反，黃河一旦北流，漕路勢必中斷。明清時期，不少人反復申明這一觀點。當然，黃河即便經山東入海，水災也不可避免，但決口的頻次、波及區域及慘烈程度都會有所降低。元明清三代黃河肆虐于淮泗流域，是治黃保漕政策的直接后果。
因運河水資源控制引起的旱災，有兩個地區最為嚴重。一是會通河南部地區，導泉源入運，涓滴不使外流，農田灌溉遭嚴厲禁止。另一地區是衛河上游的輝縣百泉一帶，在這里，中央直接掌控水源分配權，在保證運河用水的情況下，只留少量泉水澆灌農田。
運河沿線的植被蛻化與土壤沙堿化也很嚴重，清中期以后尤甚。建設運河閘壩、堵塞決口、修筑埽壩等工程對樁、埽等物料需求量大，運河沿線樹木大量被砍伐。及至清中期，不僅林木砍伐殆盡，蘆草、高粱秸稈也被征調為河工用料，造成農民燃料短缺，盜伐林木現象嚴重，植被根莖均被挖掘。日復一日，惡性循環，植被嚴重蛻化，農業生態環境日益惡化。江北運河沿線土地沙化現象較為普遍，成因大概有二：一是河道決口處質量較重的沙礫迅速沉淀，形成沙壓地。二是廢棄的舊河道、河床成為淤沙地。南運河館陶至德州間有不少運河決口形成的沙壓地，河南、山東到蘇北一帶黃河泛濫形成的沙壓地更多。北方運河沿線鹽堿地分布十分廣泛，運河切斷了自然河道，引起區域水系紊亂，很多地方排水不暢，出現積水洼地，地下水礦化度升高，鹽分積聚于土壤表面，形成鹽堿地。黃淮河平原鹽堿地的形成有多種原因，其中，運河造成的水系紊亂是重要原因之一。
明清時期，運河沿線夫役僉派也是影響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運河夫役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常設夫役，如閘夫、壩夫、泉夫、湖夫、驛夫等，另一類是臨時征派的夫役，如河工夫役、纖夫等。有些夫役名義上由政府雇募，但傭金微薄，勞動環境惡劣，勞動強度大，農民不愿應募，地方官員則強行征派，運河沿線官府抓夫的記載比比皆是。農民不堪重負，只得流亡他鄉，以致出現農田拋荒的現象。
啟示
在傳統社會中，運河工程的設計者們考慮的只是方便漕糧運輸，關于運河產生的負面作用，設計者的關注不多，至于對農業生產的考量，提及者甚少。運河開挖后出現了農業生態環境惡化問題，當政者也總是從維護運河交通的立場出發，一再申說農民犧牲的只是局部利益，保全漕運才是國家大局。地方官員偶爾流露出對農民的惻隱之心，中央政府都會勸告他們：漕運是國家頭等大事，其他任何利益都必須服從它。
研究明清運河與區域農業開發的關系，深層次上看是研究運河開挖和維護過程中人與自然的互動關系。開挖運河是人類改造自然的重要活動，傳統社會早期生產力水平低下，人們開挖運河，大體是順應地勢，將湖泊沼澤連接起來，或對自然河道略加疏通，使之可以行船，自然環境的改變不大。元代以后在地勢復雜的魯西蘇北開挖運河，渠化泗水，攔截汶水，截斷濟水及徒駭河、馬頰河，逼迫黃河奪淮歸海，在漕運里程縮短的同時，運河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也在增大，水災、旱災、蝗災、土壤沙堿化，造成了運河區域人們生命財產的嚴重損失。
中國歷來以農業為立國之本，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轉變農業發展方式，推進防災減災，發展節水農業，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根本大計。以古鑒今，人們需要關注水利工程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全面認真審視大型水利工程對生態環境及農業生產的影響，以期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京杭運河與明清時期區域農業開發研究”負責人、聊城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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