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1年12月04日，“第二十一屆中國上市公司百強高峰論壇”在上海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召開。著名經濟學家范恒山教授出席會議并通過視頻作了《高度重視邁向全面現代化征程中面對的“兩難”挑戰》的主旨發言。現將發言全文刊發如后。
本想講講經濟形勢，考慮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即將要對今年經濟運行的情況進行總結分析，對明年的經濟工作作出部署，而那是最為權威的聲音，所以我臨時決定講一講《高度重視邁向全面現代化征程中面對的“兩難”挑戰》這個題目。
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處于一個關鍵時期，其特征可以用“雙百”來概括。從國際方面看，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將導致國際經濟、政治、社會等發生深刻變革，國際力量的對比也將發生深刻調整，這既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機遇，也帶來了尖銳的挑戰；從國內方面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征程已經開啟，我們正向第二個百年目標邁進，到2035年，我國將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是光榮的使命，也是艱巨的任務。
審時度勢，中央做出了“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部署，這為推進現代化建設征程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道路。但向上攀登的道路上必然是不平坦的，我們擁有許多有利條件，但也面對著一系列嚴重困難，其中包含這樣一類矛盾：其事關全局、舉足輕重，但處置起來十分棘手，令人進退維谷、左右為難，因而可以稱之為“兩難困境”，也可以說是我們邁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進程中面對的重要挑戰。這類問題不少，我簡單談這樣五個方面，并且重在提出問題。
一、政策供給面臨“眾口難調”之困
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現代化，意味著將給社會創造更多更好的產品與服務供給，也意味著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需求，但這并不意味著政府治理就能夠得心應手。由于社會成分的多樣性和利益關系的復雜性，人們對發展期待普遍升級的同時，市場需求或利益訴求也越發多元，而基于不同立場、觀念、基礎和條件，許多需求體現著對立或矛盾，從不同角度看都有著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因而，在產品、服務的供給水平與質量不斷提高的情況下，政府政策供給或政府治理就面臨著“眾口難調”或多元兼顧之難。前不久部分地區出現的拉閘限電繼而帶來的生產生活困難就反映了這種處置上的困境。其實這種狀況體現在許多方面，例如推進供給側改革要去產能、調結構，但同時企業要生存、員工要就業；城市管理要求功能分解、市容整潔，但小販要謀生計，市民要行便利，城市也需要有活力。如何化解這種“眾口難調”之困，關系到人民需求的最大滿足，關系到全體人民積極性的充分發揮，也關系到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馬虎不得。
二、鄉村振興面臨”成敗蕭何“之困
全面建設現代化的難點和薄弱環節都在鄉村，沒有鄉村振興和鄉村的現代化，不是真正的現代化，更不是全面的現代化。國家對鄉村振興非常重視，頒發了相關文件，編制了發展規劃，還專門出臺了促進鄉村振興的法律。但靠什么實現振興鄉村？很顯然，單靠農村自身的力量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城市是資源要素的主要集聚地，具有遠超過農村的巨大能量，要實現鄉村振興、推進農村農業現代化，使農民真正富裕起來，過上美好的生活，從主體上說必須依靠城市發揮幫帶作用。這些年我常常講這樣一個觀點，即區域發展的主要矛盾在農村，而解決這一矛盾的主要力量是城市。但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來，一直是農村在竭盡全力為城市服務，大量的資源要素通過不平等的規則與制度體系源源不斷地輸送給了城市，支撐著城市的快速發展。這包括提供廉價的農副產品、無償劃撥和低償征用農村土地、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以微薄的薪酬承擔城市差不多最辛苦的建設任務等等。過去幾十年來農村雖然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但遠遠跟不上城市的發展速度和水平，且兩者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要加快實現鄉村振興、加快推進農村現代化，必須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建立健全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的政策體系，并在推動相關改革，包括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和均等化、推動土地與宅基地兩種“三權分置”改革、發展規模經濟等的基礎上，推動城市骨干企業、先進經營模式和現代科技手段進入農村、服務農村。但我們看到的是，受利益及其他一些原因的牽制，這些改革舉措提出的很早，進展狀況卻很不盡人意。在城市處于絕對高位的環境下，今天城市對農村仍然是虹吸效應大于輻射效應。有句話叫“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這種狀況在城市對農村的關系中體現地極為明顯，成就農村要靠城市，但現實卻是城市仍在吮吸農村，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鄉村振興必須解決好這個重大問題。
三、收入分配面臨“勞資懸差”之困
隨著歷史性地解決絕對貧困問題，在中華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任務就擺到了各級黨政組織的重要議事日程。推動共同富裕的關鍵任務是推動低收入人群的共同富裕，而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又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舉措，其中一個重要的內容是理順勞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低收入人群占據我國全部人口的絕大比重，且絕大部分屬于普通勞動者，他們實行的是按勞取酬，而高收入群體則相當一部分是按資本取酬的。過去幾十年來，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過低，而資本報酬則普遍較高。盡管國家多次強調提高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實際的情況則是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差距越來越大，可以說已形成懸殊。資本的地位和力量過于強大，使推進初次分配提高勞動報酬的改革舉步維艱。但不解決這個問題，貧富分化就會加劇，不予化解就會導致社會撕裂、政治極化，最終會影響到國家的長治久安，也會影響到那些先富起來的人和資本控制的企業的穩定運行。扎實推動并實現共同富裕，必須化解在收入分配上存在的勞資懸差這一困境。
四、民營企業面臨“粗放生長”之困
在國家政策的推動下，經過數十年的發展，民營經濟不斷成長壯大。民營企業在推動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比較流行的說法是“五六七八九”，即提供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但是，隨著國家法律體系的不斷健全完善，隨著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改革深入推進，隨著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水平的不斷提升，我國民營企業及其所有者、管理者的脆弱性逐漸暴露出來。與歐美大部分企業和企業家不同，我國相當一部分民營企業，哪怕是規模已經很大、投資經營活動遍及世界，成了所謂的“全球公司”，在本質上仍然實行的是家族制統治和家長式管控，鮮有實行完善的現代治理結構的企業；相當一部分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即所謂“老板”，在素質上仍然只是有了更多的錢的土豪或暴發戶，很難稱得上是具有市場經濟公平公正、誠實信用特質和家國情懷的企業家。也正因為如此，這些企業或企業主往往經不起嚴格的市場監管和嚴酷的環境檢驗。從過去的情形看，民營企業事實上陷入了可以稱之為“粗放生長”的困境之中。過去幾十年來，國家對民營經濟或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導向是“鼓勵、支持、引導”，但實際上談鼓勵、支持多，談這些也容易被接受與歡迎；談引導少，談這些也容易被排斥和詬病，一談民營企業存在的問題就往往會被一些人扣上否定民營經濟的大帽子。這種狀況其實對民營經濟持續發展和民營企業健康成長是極為不利的，客觀上強化了其“粗放生長”的土壤，近些年來包括一些規模很大的企業陷于倒閉或危機的情形深刻證明了這一點，也應該給我們以深刻的警醒。民營經濟發展對推動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建設至關重要，因而必須努力化解這一困境。
五、對外拓展面臨“兩端擠壓”之困
持續深化對外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得益于對外開放，我國在很長的一個時期里對外貿易依存度一直處于高位，在2006年達到了64.2%的峰值。在投資、消費、外貿“三駕馬車”中，外貿對我國經濟增長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基于新的形勢，我們把戰略重點轉向推動自立自強、深度開拓國內市場，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仍然要進一步擴大開放，建立高水平的開放型體制，更多更好地利用國外資源和國際市場，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近些年，面對全球化逆流，特別是美國的瘋狂圍堵，我們沉著應戰、靈活施策，對外貿易不降反升，呈現快速增長態勢，吸引外資也保持了全球高水平。但我們也要正視一個現實，我國推行自主自強和對外開放，特別是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穩定和擴大國際市場貿易份額面臨著雙重挑戰或“兩端擠壓”：一端是來自美國為首的國家集團對我利用世界高新技術和先進設備的封堵阻礙，一端是來自于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生產、加工等方面對我日益顯現的低成本優勢擠壓。要認識到這個挑戰是嚴峻的，我們需要下力進行化解。
相對于一般的困難與問題，上面談到的這些兩難困境處置難度較大，化解并非易事，不僅需要有魄力，而且需要有技巧；不能僅靠政府用功，各個方面都應主動作為、各施其招。但只要我們對這些問題要有清醒的把握，并且堅持從實際出發加以應對，就能夠突破困境、化繭為蝶，實現更大的輝煌。
（作者系中國區域經濟學會顧問，中國區域科學協會名譽會長，國家發改委原副秘書長，中國區域經濟50人論壇成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老鳳清聲”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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