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文化發展的意義而言，中國的鄉村代表著一種經濟文化的類型，這種類型并非意味著它是屬于某一文明進化階段中的某一必然或不可或缺失的環節，或者某種依附論意義上的世界體系中對于所謂世界中心的依賴或者依附，它只是因為有其自身獨特的品格和歷史，也有其之所以如此的、真正適于其成長以及生存的那個空間。換言之，它自身成為了一種鄉土中國意義上的持久而廣大的鄉村，有其自身的存在邊界和圖像，也恰是因為這種長久積淀下來的鄉土性，或“鄉土本色”，而有了其最具獨特性的價值。
用鄉村去理解鄉村
對于中國的鄉村文明而言，既然它是獨特的，或者說具有人類學意義上的那種文化的獨特性和完整性，我們便要在其獨特性和完整性的意義上用鄉村去理解鄉村，也就是要使得人類學的研究回到中國的鄉村本身。這種人類學視角的回歸，必然是一種近距離而非遠觀的理解，是在其中而非在其外的體驗，因此屬于內在的而非外在的視角，同時還是一種基于動態的轉變而非靜態的凝固不變的自我創造性的發生。只有如此去看，鄉村存在的主體性價值和它自身的獨特的創造性轉化機制才會得到強化，其發展的動力性機制才會被喚醒，而一種與時俱進的鄉村振興才真正變得切實可行。很顯然，這種鄉村振興必然是要回歸到鄉村主體發展之上才能算真實且有成效。
在此意義上，無論如何抽象與抽離，中國的鄉村恰就是這個鄉村的本身，它的存續和發展必然有它自身的在一種時空關聯上的獨特性價值，也有其在特定時空背景下的一種社會與文化紐結性的韌性的自我發展，更有其在一種歷史傳承上的綿延不斷的自我塑造以及未曾真正中斷過的自我意識的構造與保持。而所有這些，回歸到人類學的立場上來，都必然會是在一種社會與文化的自我特性上能夠具體而微地體現出來，即社會與文化的屬性是在田野之中的，是人類學者可以從中切身觀察和體驗得到的。
很顯然，對于跨越范圍極為廣泛的中國鄉村生活而言，它更多屬于一種在其自然環境中的因場景性依賴而發生的生機與生活，并非那種外在制度化的體系性依賴的種種人為的規劃創設。鄉村也因此而有它自身的保持其韌性的文化網絡的存在，言外之意，鄉村自身的存在更多地有賴于其周圍環境的供給，并因為這種長期的環境供給以及持久性的良好適應和協作，而使得鄉村自身的社會和文化有了其最具獨特性的價值存在。
因此，也才會有存在于或生活于其中的那些人在其歷史連續性的那些不同的瞬間所創造出來的種種不一樣的村落文化，以及歷史意義上可以去追溯到的村落生活的軌跡或線索。如果有時間可以到鄉村之中去走一走，這種村落生活的差異性印象將會是十分深刻的記憶，一種基于人類學田野研究的鄉村印象筆記絕不會讓閱讀者有諸多樣態的相互重復的那種煩躁感和厭倦感。換言之，在這樣的差異性的村落生活的格局中，一個村落完全可以不同于另外一個村落，每個村落的存在都有其依環境和人而不同的獨特性的價值與意義。而民間的那種所謂“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比喻，恰正是這種村落間差異性生活的一種最為凝練的表達。
謹慎對待外來者視角
每一個中國鄉村都自然地會具有其自己在生態環境、事件發生以及生活價值選擇上的種種歷史特異性的意義存在，或者說每一個鄉村都可謂是自足的。而強調一種參與觀察的人類學家的田野工作，則是有必要去呈現這種鄉村生活獨特性在其實際內涵上的豐富多彩以及意義上的深度，這方面既有的村落民族志的描摹提供了更多使人印象深刻的鮮活案例。而之所以能夠這樣去做的前提便是首先要有一種在地化的理解，而非以一種外來者以及旁觀者的觀念硬性且強加上來的理解，這方面，我們要謹慎外來者視角的發生。
因此，在深入地研究中國鄉村社會之時，自然不是先入為主地從一種外部視角去思考，不是那些“貧困”“欠發達”以及“建設”之類的宏大話語引導下所制造出來的硬性詞匯，也不是借由外來精英者的強大話語權和強勢性的任務安排而使鄉村發生一種改變的干涉力，更不是直接將這些概念和做法統統都拋擲給一種有著其自身歷史感與自我認同的自在生活在那里的鄉村，即一種不加協商和相互討論就將其強加給相比于現代都市而言看起來在日漸衰落的鄉村。而是應該從一種當地人文化自覺的意義上去切實地領會，鄉村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它的長期存在與自我的調整適應，這體現出其自身的運命存在，而鄉村的發展自然也就要有其自身的生命軌跡的呈現，任何一種隨意強加上來的發展規劃和項目，都可謂是真正遠離了鄉村生活的實際，長久而言是無法予以真正落實的。如此的做法，到最后也只可能是轉變成曇花一現般難以收尾的“爛尾”工程而擱置在那里，成為了一堆又一堆鄉村發展中的不可收拾和難于重整恢復的失敗項目。而在今天，一種富有獨特創造性的鄉村振興的努力，顯然要盡力避開這樣一種后果的發生而使之能夠真正自主性地存在下去。
例如，我們要在鄉村振興中真正注意到鄉村獨特性的觀念及其價值。就一種潔凈觀念而言，鄉村并非城里人或現代性所要求或期望的那種整潔與干凈，而且，針對一種傳統意義上的鄉村而言，自然也絕不會有那些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整車整車拉出去需要在另外一個地方專門進行焚燒、處理或者填埋的垃圾存在，它們自身并沒有制造出有害無益的那些垃圾物的存在，自然也就無所謂因此而處理所謂日常垃圾的必要和糾結。他們頭腦中的潔凈觀念，顯然是一種如何能夠回歸于自然之中的自然潔凈的觀念，即他們是把自己的生活天然地建立在一種人和物之間真正可循環性的利用之上。很明顯，一種循環社會的邏輯發生，使得鄉村不會去把構成其存在的那些諸要素徹底與鄉村社會本身分離開來，而是千方百計要使它們結合在一起，由此而形成了一種在生活諸要素構成上的有機的聯系以及一種可持續、可循環、可利用的發展模式。而這一點恰成為中國鄉村在面對現代性世界的那種追求分離與分化機制的“枝杈社會”之時所顯露出來的極為不同之處，屬于一種其自身所擁有的獨特文化資本積累或積淀，而當前所倡導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新發展理念，其本身也正是這樣一種鄉村自有、自在與自為的豐厚文化價值的直接表達，它顯然是對一種舊有發展觀念的新揚棄。
因此，現代世界越是發展，傳統鄉村作為一種原生態的標志物，其自身的價值也越會明顯地突出出來。它的土地、習俗以及生活方式，都成為一種新的符號與象征意義的空間而為很多人所向往和追求，人們在一種無名的鄉愁化解之中、在一種新鮮環境的追求之中以及在基于旅行的鄉村踏訪之中重新發現了鄉村，并因此而有機會體驗性地去發現和理解鄉村自身的存在價值。這顯然也正是今天的鄉村振興中諸多主張可以切實落地的一種根本性的依據或歸屬感所在。鄉村因此而有了一種針對現代人心靈而言的治愈意義。
基于人類學視角的鄉村生活的完整性
大大小小的中國鄉村，它們實然地就存在于我們的身邊，是與我們自身同樣地作為一個整體文化中的一員而存在著的，而非某種所謂遙遠的他者存在。我們在去審視他們當下的以及未來的生活之時，也便同樣是在審視著我們自己的當下以及未來的生活，在這一點上，我們和他們之間難有一種真正的分別，顯然是同在一個共同體的生活之中的。
而這樣一種難分彼此，也使得我們和他們都有機會相互依賴著去應對各種可能出現的危機和挑戰，并共同謀劃著一種“在一起”的成長。作為人類學的鄉村研究者，文化的發現之旅必然是其學科的宿命。在一個人無可避免地要去面對鄉村、進入到鄉村，甚至還可能會有機會生活在鄉村之時，那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是要真正地去用自己的雙眼，用自己的雙手，加上一支可以生花的妙筆去書寫這些有如花朵般不一樣的鄉村及其別樣性的生命成長史，這部成長史也必然融入了這個時代的精神在其中，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彼此的存在。
并且，它可以是人類學的、社會學的、民族學的、文學的、藝術的，乃至于生態學和建筑學的，它必然是多學科視角的交匯，也因此必然是要求整體性地去接納所有那些對鄉村研究和發展懷有無限興趣之人參與到其中來。顯然，在鄉土生活的面前，所有不同學科的研究者都有其參與、感受和理解鄉村為何與鄉土之變的權利，中國的鄉村在這個意義上必然是有其真正開放性的存在。但在這里，首先要清楚的一點便是，鄉村是作為一種整體性的文化而活生生地存在于人們的實踐之中的，我們因此要去清楚地看到以及真實地描記下來這種整體性文化的活力發生與延綿不絕的發展動力的基礎究竟為何。而毫無此種意識準備的人，他們可能一不小心便成為了某種外來者觀念的掮客，并開始從某個方面或者角度去任意拆解鄉村的存在之時，那就意味著他們已經完全否認了這種鄉村自身的那種整體性文化構建的真實存在了。他們任意地對象化鄉村，并最終瓦解掉了鄉村。
但要知道的是，對于任何一個鄉村，特別是中國的鄉村而言，它必然又是基于自身的整體性存在為前提的。因此，才會有基于此種文化整體性基礎之上的與其他差異性的地方社會之間在歷史性、社會性以及文化性的種種勾連和相互的紐結，因而必然會有一種充斥著地方性認同的作為傳統的各種節慶儀式以及物質和精神文化上的自我傳承與發展，而所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恰應該是在此一點上才有其存在和發揮作用的空間，即在當地人的生活實踐中所延續著的那種文化的精神才可以匹配上一種“遺產”的觀念，不論它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也不論它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正是基于這樣的一種文化實踐的考察，才會有那些無法真正割斷的血脈族親以及經年累月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人情關系的總體性社會圖景。而這樣的一種總體性的鄉村圖景，今天仍舊發揮著激發起鄉村社會生活想象力的獨特功能。對于這樣一種鄉村圖景的想象，對于從鄉土中國到鄉土重建再到鄉村振興的所謂“鄉村振興三部曲”這個新的鄉村振興時代的到來而言，恰是最具關鍵性意義的，因為一切振興的目的，必然都不會去抹殺這一總體性圖景的真實性存在，而是會使之成為人們行進的方向和歸宿。換言之，一種鄉村獨特性的存在，讓現代人重新獲得了一種感知整體性生活的存在價值，從一種現代性分離機制下的那種狹窄化、抽象化以及我們所切身感受到的生活的逼迫之中脫離出來，真正放松心情地落入到鄉村生活的具象化的以及令人愉悅的具身體驗空間之中去。在此意義上，鄉村也就很自然、也很慷慨地包納了全部那些對這樣一種具象化以及個人愉悅感而非抽離化以及個人苦悶的生活持有向往之心的各類人士。
鄉村并非問題性的存在
顯然，面對工業化乃至后工業化社會對于鄉村生活的全面介入甚至替代，并且在經歷了經年累月的鄉村發展問題之后，鄉村自身的問題也必然是存在著的，自然也是無法避開的。在此意義上，似乎鄉村在變得問題重重、不堪重負。但同樣也應該清醒的是，鄉村原本顯然不是作為一個所謂問題而存在的，即那些問題不是鄉村自有的、原生性的，而是從跟工業化或現代化生活相接觸之后逐漸地生成以及堆積起來的。因此也就要清楚地知道，鄉村的那些難以或根本無法解決的問題，或許更多地不是他們自身必然存在和固有的問題。
一個曾經更多依賴于其自身的傳統或習俗為生活理想的鄉村世界，許多問題的化解必然都是依靠著其自身的力量予以實現的，并在逐漸的適應之中，也在慢慢地消解這些問題的存在。而針對于他們自己的那些既有生活上的習俗和傳統而言，一旦它們出現了一種前后連續上的斷裂、缺席和不完整時，所謂的鄉村的問題才會真正可能發生，否則，作為一種獨立性空間的鄉村存在，是有著一種自身自足的完善性機制運行著的，而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相互依賴以及已經深度內化到了他們身體和心靈之中去的那種文化適應性措施的發生，也在保證著這種自我完善性的實現。與此同時，鄉村之人還會基于此種完善性而發展著其自身的各種可能的現實生活，他們在承繼并完善著自身的傳統，使之有一種創造性的適應與轉化的能力，從而保持它自身固有的一種自足性。
在此意義上，曾經獨立而有著個性存在的鄉村自有它得以存在并延續的那個傳統、動力以及生活方式上的能力或素質的養成。我們真正要去理解這樣的鄉村，使其生命力的核心價值得以真實的體現，而非過度焦急地僅憑一己之見就去把鄉村社會標簽化為一種“問題性的存在”，隨之而采取使之遭受一種過度治療意義上的或類似于臨床生物醫學般的動輒借助于手術刀的那種操之過急的、大動干戈的鄉村改造實踐，而曾經的如此模式的實踐，其最終都不會以一種成功的經驗為其終結。
換言之，從一個鄉村研究者的角度，特別是對一個時刻強調要設身處地去理解不同文化存在的人類學家而言，如何能夠真正用一種鄉村本身的發生機制去理解鄉村本身，也就是把鄉村當成鄉村本身的那個樣子來予以看待和善待，看到其潛在的能力積存以及創造力的發揮條件。而非一種見到鄉村的問題，便有那些過于負面和憂郁的聯想或想象，真正的態度更應是給予鄉村以一種自我的實現和發展的機會，使其有一種自發性的或原生性的創造性轉化。只有如此，多樣性的鄉村才會真正變得美麗起來，才會充滿昂揚斗志和有活力，才能有一種從根本性意義上而言的振興。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1月4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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