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費孝通曾提出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時代的鄉村發展的“三級兩跳”，這種變化的結果直接帶來了更多文化意義的事項下到了鄉村之中去，形成了一種文化下鄉的新模式。這種文化下鄉也正在進行之中。我們需要對這一文化下鄉的發生其內在的維度和外在的維度進行全面的考察，并會特別關注于個人、社會與文化諸向度的改變所帶來的鄉村之中基于農業的文化轉型。這一文化轉型明顯地是由網絡世界所帶來的對于文化的意義、價值和特征的改變。我們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注意了藝術的鄉村介入，特別是注意到了作為文化下鄉的藝術先行者以及勾連城鄉互動關系的鄉村旅游的新發展為鄉村的文化下鄉所帶來的先在性的影響，這個影響將會在鄉村振興的鄉村文化再造中發揮其獨特性的作用。
關鍵詞：費孝通；工業下鄉；文化下鄉；文化轉型；鄉村旅游
引言
如果去關注中國當下的社會與文化的變革，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是，基于世界性發展潮流的大背景，這種新的變革最為實質性地體現在了從曾經的農業占主導的社會向著高度工商業化的社會的轉變，而居于這兩端之間的便是作為一種過渡性存在的所謂農工相輔發展階段的持久延續。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特別是自2001年底加入世貿組織之后的與世界體系的接軌，則使這轉變歷程遭遇到了超級提速的發展。在這中間，更多的農民有日益多的機會離開自己家園的土地而流向陌生的城市空間，為了謀生而參與到了工業化或城市化的生產消費中，由此而獲得他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農產品以外的補充。而他們所擁有的土地使用權以及最為傳統且根深蒂固的家園意識，又使得他們會在城鄉之間做著一種遠去與歸來的周期性的擺動。而他們自身所能積淀下來的文化傳統，也在此一急速的變遷之中發生著一種在自我選擇性上的以及不斷外加上來的迫不得已的自我轉化。顯然，鄉村曾經的時空坐落日益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有似真空一般的地帶，人們喜歡用“空心村”對此一鄉村的存在狀態給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描述。然而，對于這個真空的存在而言，它在顯露其發展的危險之中，同時也隱含著新的生機和可能。我們顯然日益多地看到城市中的文化在伴隨著先期覺醒的城市藝術家們進入到空曠的鄉村中，由此，新的文化下鄉的故事在不斷上演。而與此同時，結合上一種勾連城鄉的鄉村旅游的蓬勃開展，鄉村自身也真正面臨新的文化轉型下的再調整、再適應與再創造。顯然，我們需要對這個發生的過程進行實際的記錄和理解。
一、鄉村的“三級兩跳”
顯然，我們要在一種變化的語境中去理解中國鄉村的存在。而在社會改變的問題上，我們又必然首先要從社會結構的轉變去看待那些正在發生著的可歸諸文化下鄉的實踐，否則其本質性的屬性便不易被覺察。顯然，社會結構在影響著文化存在的表達形態，社會結構轉變了，其外在文化形態自然也會隨之改變。很明確的一點在于，我們注定不能夠讓每個已是在焦急地對著手機刷屏的農民重新沉浸于那些鄉村文化研究者們所臆想出來的抽象的農業社會形態中，那顯然是對既有的純粹文化記憶或者作為“非物質遺產”的那種靜態的傳統學者意義上的自我想象和自我建構。如果技術是社會構成的一個重要的甚至是不可避開的影響性的因素，那么很顯然地，隨著技術對人們生活空間的不斷介入，人們的整體行為模式也會隨之發生相應的改變，由此而來的必然會是人們基于價值觀念的文化向度的改變。
費孝通先生曾專門討論過這一社會結構轉型的發生，他極為形象地將其比喻為鄉村發展的“三級兩跳”。即在他看來，從農業化到工業化是這兩級跳中的第一跳，而從工業化到當下的信息化或者后工業化，則屬于第二級到第三級的又一跳了。盡管這第一跳的農業化向工業化的轉型還沒有真正完全實現，曾經的鄉鎮企業的發展體現出了一種半工半農的鄉村工業發展的在地化的形態，那時的鄉村工業化的腳跟還沒有完全站穩，但恰在此時，作為第二跳的由工業化向信息化的轉變則緊隨其后地發生了，并疊加在了原有的鄉村工業化的基礎之上，并日益突出地體現在了當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以極為迅捷的發展步伐在逐步替代著人們原有的生活模態。人們顯然是別無選擇地在面臨著一種朝向城市的工業化以及來自于全球的信息化社會的雙重疊拼的語境，在此語境中，人們迫不得已地做出一種應對性的轉化。
從過去的鄉土中國到工業化中國的這一種重大的轉變，即第一跳，根本上還屬于物質層面的工業下鄉，是實際生活的物質改變；而到了這第二跳，便更多是觀念性或精神性的文化下鄉了，即從曾經的物質性的“實”的層面轉換到了精神性、文化性的“虛”的層面上來，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時間里是在跟一個虛擬世界打交道，并必須隨時隨地地作出應對，這對人自身的存在而言顯然就意味著一種根本性的轉變。換言之，從過去的工業下鄉到現在的文化下鄉，這中間明顯經歷了一個極為巨大的質的轉變，而對于這一轉變本身而言，它恰恰可以說是構成了理解中國當下文化轉型的一個新的維度，也意味著在鄉村生活中要有更多價值和觀念層面的新變化。更多的信息、知識以及隨之所附帶的新產品進入到了千家萬戶的實際生活之中，人們因此需要有一種最具反思性意義的思考，需要在日常操作的層面上去應對這些撲面而來的知識信息的“圍剿”，也真正需要有一種對于自己生活究竟是什么以及未來生活將走向哪里的清晰自覺，由此而真正去弄清楚自己在文化上所曾擁有的歸屬感以及如何能夠有新出現的那些意義感的創造。
最為值得強調的是，工業下鄉，或者機器、技術以及產業的下鄉，更多還是屬于經濟或生計意義上的，是借助于外來工業的發展所實現的對于農業自身的補充，或者是由農民自愿做出的對于農業生活以外的工業化生活的選擇性吸納和利用。在此時，可以說，鄉村生活的基調或其基本結構仍舊還是以農業為主，輔之以工業的。這也可以說是一種類似于傳統“牛郎織女”模式的農工相輔，而這種模式便是費孝通所說的鄉土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核心，只是先前的那種“工”的存在會更多地體現在農業以外的手工勞作上，而現在的“工”則更多是機器大生產的模式。但很顯然，這前后之間還是有著一種鄉村生活的連續性的，換言之，人們是在用一種傳統觀念里“牛郎織女”的模式的想象去理解和吸納新出現的工業下鄉的現象，因此對于那時的社會轉型而言，它是把各種新現象的發生搭接在了舊有的社會結構之上，因此轉型的發生是相對順暢的。在此意義上，鄉村中的家庭結構依舊是相對穩固的，而鄉村的工業化生產則是離土不離鄉的模式，人們在農業的基底上借助鄉村工業化去實現物質生活根本面貌的改觀。而在這改觀之中，一種基于家庭觀念的文化價值，仍舊能夠穩固地予以保守和堅持，使之不會那么輕易地就發生徹底的扭轉。
而一旦轉換到了文化下鄉這一新的發展階段，那便無可避免地進入到了一個更高層次，即觸及到人們的觀念、價值、精神和意義諸層次。這個階段的鄉村會有其特殊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更重人精神上的滿足和陶冶。那些從城市落入鄉村的事物不會是僵化刻板的機器性存在，也不會是純粹生計意義，而更多會屬于人的精神觀念或思想意識上的，因此它顯然更多觸及到了人們對于新出現的那些生活方式的認同與選擇，它們明顯地牽涉到了一種文化的新表達，或者說文化意義的追求在自覺性地進入到了人們的生活表達之中。由此，一方面是留存在村里的人會因為這樣更多精神性意義的觸動而嘗試生活樣式的改變，另一方面則會有一種外部世界的種種觀念或思考而對于鄉村自身構造出來的新發展模式的驅動和影響，它也在使得鄉村從精神意義上被重新塑造成為有似于陶淵明所描述的“桃花源”意義上的理想生活之地，甚至是要理想性地讓能夠在鄉村的環境中生活成為人們在精神意義上去追求的對象，這種不同于農工相輔的“牛郎織女”模式的新式鄉村發展的模式，我們不妨稱之為“桃花源模式”。這種模式更注重于精神性意義的追求，這顯然也是在我們的文化觀念中所舊有的，從來都不缺乏的另一種對于鄉村生活的想象，只是在被當下的現實喚醒并予重新啟用后進入到了人們面對于新的社會發生語境而有的新的思考觀念之中來。它不僅是屬于文化意義上的，更為重要的還是富有藝術以及審美情趣的，同時也無形地跟更多人所選擇的閑暇生活的鄉村旅游密切地聯系在了一起，甚至更成為是在今天的這個新時代里才會不斷涌現出來的一種藝術以及藝術家的鄉村介入的意義引領。而所有這些從根本上而言，也是當下的人們在一種文化自覺意識的牽引之下的新鄉村發展道路的選擇。由此使得文化進入到了鄉村，附帶著城市人的休閑旅游進入到了鄉村，同時那些藝術家們也因此而介入到鄉村的生活和建設之中來。
二、文化下鄉的內在維度
在這里必須注意到，有兩個方面的變化顯然是不可忽視的，并且這兩方面的變化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首先一個是鄉村自身所發生的變化，即變化來自于內部維度的影響；另外一個則是鄉村以外的變化，或者說鄉村自身在受到了某種外部影響而發生的轉變。很顯然，作為鄉村內部的維度變化，它們是有其內在意義屬性的，或者說其動力的基礎來自于鄉村自身的促動。這也特別會體現在鄉村里的內在性的個人、社會與文化的這些核心向度上，一些變化會明顯地在這些方面更為聚集性地顯露出來。
首先，最為明顯的是鄉村里個人維度的變化。這里我們會更為在意于人的生活中那些移動性特征的轉變，也就是人們有越來越多的機會和可能離開鄉村而跑去城里生活，以此來謀求生計、生活上的改變。而正是因為鄉村人長時間地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結果村中的房子日漸空置，土地也隨之大片大片地空余出來。對很多人而言，鄉村整體性的意象顯然更多地在跟一個“空”字聯系在了一起，這跟大城市里的那種擁擠和狹窄的空間意象之間明顯地形成了一種反差。顯然，鄉村給當下人留下的最為直觀的印象就是衰敗和凋敝，那些“空心村”的存在，其意味恰恰是建立在這種印象上。而很多的鄉村研究者，在這方面明顯地是帶著一種負面的情調并以“鄉村存有嚴重問題”的眼光焦慮地去看待這些現象。但事物總有兩面性，若能從另一個角度去看待，則能發現問題叢生中卻隱含著新的發展機遇，或者說這種鄉村的空曠或者“空心”，可能恰恰透露出其潛在優勢，這就像當年改革開放之后所搞的鄉村工業化，那時的鄉村所具有的一種獨特性的潛力或優勢一樣，在消極負面的鄉村發展的印象背后同樣有一種涌動性的新的發展力量。而對于鄉村的這種在未來發展上的支撐性力量而言，最為實際的還是體現在了那些人離開鄉村后所留存下來的房子，以及在那些閑置土地背后所隱含的一個“空”字上，即所謂“空心村”的潛力或優勢恰在于其“空”的存在。因為鄉村里的所謂“空”，才有可能去讓其他的人、事、物補充或參與進來。而且，這一村落的“空”，其積極的方面，或者其可以有所作為的方面就更為直接地顯露出來，這恐怕也是未來所能夠真正去實現的一種以鄉村振興為目標的鄉村生活的根底所在。換言之，鄉村的“空心”現狀恰在無形之中可能會成為其未來有新發展的資本或根基之所在，因為最為簡單的道理告訴我們，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正反兩方面發揮其作用的，并且相互影響和轉化，而鄉村的的“空心”功能重新發揮其創造性的作用，恰可能就是這種樸素的辯證思維最為直接的體現。
而從另外一點看，很顯然的便是鄉村社會的這一向度的轉變。當然，在這方面，原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顯然并沒有什么根本性的改變，但要知道，真正能夠參與其中的人員結構變了，也就是村落社會中的年齡及性別結構改變了。村子里的老人、婦女、兒童留了下來，而青壯年人力的提供極為不足，最為具體的體現便是大片的土地無人耕種，土地的吸引力對于農民而言降到了最低值。而且，國家在2006年開春取消了農業稅之后，也就不再需要有那么多的人力去經營土里“刨食”的生活，因此也便會有更多農民的土地被轉讓或者轉包出去，而土地在名義上的使用人則更多的時間跑去城里打工掙錢，有的人一個月的收入甚至要比在土地上辛苦勞作一年的收入還要高，這樣一種城鄉收入的巨大反差，導致了原來人們過多依賴于土地而生活的鄉土社會結構在發生著各種改變。而與此差不多同一步調在發生的便是，鄉村里的“計劃生育”工作在實行多年后得到了解禁，人們可以選擇用更多的生育去補充勞動力的不足。但現在對一個鄉村之人而言，可能最為重要的，也是最為急迫的并不是生與不生的問題，而是下一代的成年男子因“高價彩禮”而娶不到媳婦，時間久了成為村里老大難的“光棍兒漢”的問題了。
同時，在一種社會結構的意義上，鄉村社會里的男女關系也發生了改變。正像城市里男女分工關系在變得日益趨同一樣，鄉村社會中的男女關系也在亦步亦趨地發生著轉變。顯然，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男人能上網去刷微信朋友圈，去翻看快手、抖音之類的短視頻，女人也同樣能做到這一點。在鄉村中，憑借網絡平臺，男性可以去做直播帶貨，女性也可以做到這一點，甚至可能還會比男性做得更為有聲有色，風生水起，吸引到更多的關注和流量。而鄉村里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可以因此在女性占主導的直播空間里被更多地售賣出去。還有，晚上在家里，男人可以閑坐沙發看電視，而現在的鄉村女性也一樣能有更多的時間去看電視以及參與各種休閑活動了，家庭中的休閑方式顯然已沒有什么根本性的差異了。
因此可以說，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男女之間在生活及休閑樣態上日益趨同，這顯然是由各種新媒體進入鄉村的日常生活所引發的。而這一變化也在無形之中帶來了一種社會的動力機制，這種動力機制不再是由土地自身的出產以換取糧食這樣的滿足溫飽的行動力所驅動，而是來自于自己生活以外世界的更為豐富多彩的吸引力，并且人們對于外部世界有想要參與其中并有所直接表達的極度渴望。比如由于電視，特別是移動互聯網新媒體的日益普及所帶來的外部世界多樣化以及應接不暇的信息沖擊，造就了對于媒體或信息消費者一種真實存在的吸引力。顯然，在一個更為強調注意力經濟的時代里，“網紅”不僅出現在了城市中，也一樣同質性地出現在了鄉村中。這也無形之中帶動了鄉村之人有更多可能走出鄉村，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試一試，換一種新的“活法”。還有，人們夢想著如何能夠從外面的世界獲得更多發家致富的信息，而這又是一種深藏著的有著內在屬性的鄉村社會自身形貌的改變，這也可以說是在從一種工業化時代的生活向后工業化時代的生活的轉變，即從一種以生產為主的生活轉向了以消費為主的所謂現代消費社會，這種轉變在既有的鄉村生活世界中投射下一道有著深度裂痕的分割線，由此而使得傳統意義上的鄉村社會結構在變得晦暗不明，不再是那么突顯和牢不可破了，也不再是發揮那種必不可少的決定性作用了，人們在這個過程中實現著新的生活方式的選擇，并因此而去積極地適應這種選擇。
而第三方面的改變就屬于文化的這一向度了，這根本而言也是一種鄉村生活中習俗規則的傳承模式的改變問題。顯然，不能否認的一點是，原來鄉村里的人有更多的時間留存于土地之上，或者他們的生活之中，更多時間和空間會依賴于家鄉的土地而生活并聚攏在一起。因此，基于這種對土地的依戀，才可以說鄉土的文化是有其深深的根脈的，無論遇到外界怎樣的影響，也都不會輕易將其割舍，這也就成為他們所保有下來的傳統。人們在這方面的一舉一動，比如婚喪嫁娶的那些儀式，必然都會受到祖輩所傳遞下來的文化禮俗的約束，或者說都有其深厚傳統的風俗習慣可以去憑依的，因此也無論如何，都不會使得鄉村自有的文化傳統真正地中斷。因為由一個人或一個人群所持久生活在那里的時間和空間，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人情世故，都是在真實地影響著他或他們日常性的生活和感受的，這同時也約束著他們的思維、習慣和行為選擇，因此，也潛移默化地會對這些傳統的存在有著一種天然的情感上的寄托。但毋庸置疑的是，伴隨著鄉村里有更多的人們長時間地離開土地，并且更多地不再依賴于土地為生，或者不再去從事農耕方面的勞作，曾經頑固地附著于土地上的那些由祖輩所流傳下來的種種文化習俗的影響或者規則的約束力，都會隨之而發生一種松解式的轉變。人們清晰地意識到自己所曾擁有的文化在被改變以及在漸漸地消失，人們也會有一下子跌落到了文化喪失的陷阱之中去的恐懼，由此出現了各種形式的對轉化出來的文化存在形態有極度不適應性的負面情緒的困擾。而那種文化自覺的概念也恰是在這樣的整體性文化喪失的背景中不斷積累而生發的。
很顯然，在平時的歲月中，人們一般并沒有意識到人附著于土地上而生活時的那種文化的存在及其影響的重要，因為每天的日子就是這樣按部就班、順理成章地度過，無需再去有自我反思性地對其給予一種好與壞、新與舊、潔與臟以及存與廢之類的理性的選擇性判斷。然而，一旦人離開了自己的土地去謀一種新的生活，人們的文化自覺意識也就會暗暗地涌現出來，并會隨著文化的失去而表現得日益突出。盡管從表面上看，人們會從一種土地的牢固束縛之中掙脫出來，一切便可以自由自主了，有了一種切身感受到的自我個體性意識的存在感，但與之相應的，或者說人性中離群索居的孤獨感也必然會隨之突顯，人們群體性的文化認同感會因此得到提醒和強化。而與之相應的則是，在鄉村社會之中，習俗文化不再是按照鄉村自身年度性的代際傳承而一代一代傳遞，而是日益地脫離這個傳遞的既有軌道和節奏而轉變成為日常表演、娛樂甚或旅游的一部分，由此去追求文化存在的形式和意義反而在日益多地進入并占據著人們的意識。
而此時此刻的鄉村，如果說文化的習俗還在，但真正可以成為文化傳承能動者的那些人卻可能不存在了；或者退一步來說，盡管人還在，卻可能已無力去傳承他們自己的文化了。顯然，這些鄉村內部的問題跟鄉村里的人或“人氣”有關聯，“人氣”若是沒有了，那么很自然地，文化的傳承也便“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比如曾經的那些鄉村中的權威人物，他們原本是可以發揮他們在習俗文化方面的影響力的，是可以真正實效性地介入到鄉村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之中去的，是由此可以提供基層社會的自治空間的，因此，鄉村社會的既有秩序的維持，顯然是依賴于這樣的自然存在于村落之中的權威結構的，比如村中的族長、大輩乃至于村干部，而這些村落精英作用的發揮則體現在了鄉村生活的諸多方面。
但伴隨著人們有更多機會離開土地后，鄉村固有的社會秩序的維持機制也在發生著一種扭轉，人們觀念里的那種脫離開傳統權威的束縛而遵從個人意愿的做法成為鄉村社會與文化失序的根本所在。比如在傳統的鄉村生活中，統一格調的建筑風格在日積月累地影響著村落之人房屋搭建的類型、模式和樣態，這顯然是一種無形之中最為自然的文化遺產的傳承。但在今天，若到各處的鄉村去看，人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各種樣式、風格不一的建筑在鄉村坐落空間中的參差交錯，甚至也難說有什么真正的樣式和風格，只是隨意地在利用各種外來運輸進來的建筑材料自作主張地“私搭亂建”，以此去占據或更新村里那些既有的傳統生活空間。因此滿眼看去，讓人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一種在鄉村空間意義上的那種不和諧，而這又映射出來一種傳統的鄉村精英在基層治理空間上的缺位或效力喪失。
三、文化下鄉的外在維度
不過也要清楚的就是，任何變化一定不會是獨自發生的，總會受到諸多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內外因素的合力則真正造就了鄉村自身的改變。因此，對于鄉村所發生的那些變化而言，除了嘗試去了解來自于鄉村內部性因素的影響之外，鄉村以外世界的諸多改變，那才可能真正是去理解全部鄉村變化的關鍵或不可避開的向度。而這外部的變化，也同樣是體現在了筆者所謂的這樣三個向度上，即外在性的個人、社會與文化。
首先，就個人這一向度的改變而言，其來自于村落外部因素的影響是一種明確無誤的要素性影響。因為要清楚知道的是，今天的鄉村，已再不是那種可以尋求自我隔離開來的一種孤立性的存在，即不可能真正成為與其他的地方或人群隔離開的孤島式的存在了。中國鄉村已經實現了在出行道路上的“村村通”，它的根本性意義除了帶來出行的方便之外，也無形之中使得村落和外部世界之間直接、方便和迅捷地聯系在了一起，鄉村與其以外世界之間的距離不斷地被縮短了，恰如馬克思所說的“力求用時間更多地去消滅空間”，而所有這些改變的前提便是鄉村以外的人以及對于人的理解的總體性的改變，這種改變成為帶來進一步的鄉村改變的外在性因素而在影響著鄉村自身種種新生活選擇的一個接續一個的發生。
由此，從鄉村向外部去看，其最為直接的外在存在，那很自然地就是城市的存在，那是作為一種與鄉村空間對照性的意象而佇立在那里的。因此，相對于生活在鄉村中的人們而言，城市人所感受到的變化可能會更為明顯和直接一些，或者，他們會先于鄉村之人而切實地感受到生活變化的直接來臨以及在身邊的真實發生。因為經常性地要跟更外面世界之間有著一種基于轉變的不斷接觸的發生，在城市生活之人在應對變化的感受性上必然是會先行一步的，也就是說，更多生活的變化先是出現在了城市，城市會第一時間接觸到了這些變化的發生，并深刻感受到這些變化對于每個城市人而言的緊迫性的存在和意義。比如城市之中對于計算機以及互聯網技術使用上的那種快速的接受過程，從美國的硅谷到北京的中關村，城市空間里的人們在這種高新技術的感受性上以及應用實踐上往往都會相較于鄉村先行一步。
另外，還有外來資本所引發的城市空間之中居住格局的改變，這種改變也往往是真實、迅捷以及帶有徹底性或根本性意義的。原來傳統意義上的城市，不論其大小，顯然是沒有那么多的樓房存在和對于樓房的欲求的，自然也就沒有后來那么大面積的城市老舊社區的改造和拆遷可言，大家更多地是住在傳統的平房里，相互有著一種比鄰而居的鄰里關系的往來，彼此是在一個相互熟悉而又相互關聯的關系共同體之中。但是，大范圍的城市之中所謂“舊貌換新顏”的改造，那顯然是因應著城市化觀念所引領的大資本的流入城市空間所引發的，在那時，“拆中國”也幾乎成為了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里極具城市空間變化轉型意味的代名詞，而這種基于拆遷的城市化進程，它實際到現在也仍在進行之中，尚未真正地完成。而城市之中的老百姓，因為遭遇到了無以抵抗的拆遷，之后便會更多地從曾經的平房或者單位集體小區遷移到了新的高層住宅以及近乎摩天大樓一般的寫字樓之中，城市新空間對很多居住于其中的人們而言很顯然是極度陌生化的，大家相互擦肩而過，行一種“有禮貌的不關注”(civil inattention)之禮，人們因此也就成為了彼此最為熟悉的陌生人。因為居住在一個小區的同一棟樓里，或者穿梭于同一座辦公樓中，可能大家會天天見面，因此可謂熟悉，卻相互無片言只語的交談，同乘一部電梯上下樓，卻也無一句真正問候打招呼之語，顯然，“冷漠化”成為了現代城市的一項通病，無法真正去克服。甚至，相伴著現代城市化生活而成長起來的心理咨詢師行業，日益成為了這種病態的城市冷漠癥的專科醫生。
因此可以說，在快速的城市化歷程之中，中國的城市人口可能在還沒有先期自我個體化之前，實際上已先期自我冷漠化了。放眼于西方現代化的成長歷程，“冷漠化”按常理卻是要以一種個體化的生活為先期條件的，即先要有個體化的發生而后才會有社會冷漠化的出現。因此，在西方曾經主導過的現代世界之中，真正學會了以一己之心為中心去思考和踐行的社會生活，才會有一種基于個體化和看輕人本身存在的那種科層制而有的一種冷漠化的社會再生產。
但很顯然，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現代城市中的那種冷漠化，卻并非是經過如此的一番歷程的，而是拋開了一切前提條件的先期冷漠化。但也需要知道，這些先期條件本身卻還是真實存在著的，由此人們心中所想著的，或者沒有那么快就忘卻掉的還是自己的家人、親戚與朋友的先入為主的存在，人們心目之中還是有他人，還是有集體的存在。但對于所有的這些社會性的關系而言，卻會因為一種強力的冷漠化的先期而至而再難有一種實現社會關系表達的空間場景和時間場合，家庭生活的沖突、與他人的不合作以及集體榮譽感的喪失，都會因為這種先期而至的冷漠化而使得人們在變得日益焦灼和表達上的不可遏制了。而生活之中那些曾經不算是問題的問題，比如家庭中的親子關系，單位中的人事關系，社會中的群體階層分化等，在今天顯然都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焦點，成為了人們不能避開的一種自我反思性的存在，成為了每一個人的社會生活之中最為棘手，當然也是最為難于去處理、應對和解決的問題。這些人際關系方面的轉變，很顯然地是由一種短時間之內或者說被壓縮而難于有機會消化的時間段中快速的以及大范圍的城市化所帶來的，它影響到了城市里每一個人的生活，進而也在影響著與之相連帶的鄉村里的每個人的生活。可以說，城市人在去界定人的觀念上更多地是在跟金錢以及效率的觀念直接地聯系在一起，而鄉村之人顯然也無法脫離開這些新的衡量標準，必然是亦步亦趨地跟上這種金錢和效率的觀念上的轉變。比如鄉村用工制度的商品化以及在以時間成本來加以計算的新工具主義和效率至上觀念的那些思維傾向，而這些觀念的養成無疑與這種城市人的所謂外部影響之間是分不開的。
四、由網絡世界所帶來的文化轉型
與此同時，鄉村以外的城市空間的社會轉型，也是一個毋庸置疑的社會事實。這種城市社會轉型的發生，它同樣也帶來了諸多社會結構方面的一系列的改變，在這方面已有社會分層、城市化以及制度創新等領域的研究者投入了大量的筆墨，因此也就無需贅述。不過有一點還是需要去予以明確指出的，那就是技術的發展對于社會轉型的深度影響，特別是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基于網絡技術而有的數字化生存的出現，其整體性地在對于人們所生活于其中的社會造成著帶有根本性的影響。人們從對于網絡技術的極不熟悉，到日益依賴于它而生活，甚至離開了它就無法正常生活。而這種新技術對于人們的生活所帶來的核心性的改變，也只不過是近十幾年的事情，像微信朋友圈這樣的可以實時交互和聯系的技術的普及，無疑是其中最為關鍵的一項技術上的大眾應用，它不僅引來了人們在交流方式上的虛擬化，同時也帶來了生活方式自身的虛幻化。基于此，人們更多地是在跟一個二維平面中的虛擬世界在打交道，而不是在跟一個生活各方面都可以因為人的身在其中而觸及到的那個三維世界中的真實的現實存在打交道。
而這樣的一種新媒介技術的廣泛應用，其造成的直接結果便是，它在快速實現著人們不分階層、不分城鄉、不分民族以及不分國家邊界的對于各自社會生活安排以及文化價值表達上的虛擬卻實際的呈現。與此同時，或許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這種基于移動互聯網的新媒介技術的廣泛應用，也在改變著人們究竟該如何去生活以及謀取生計安排的新思考。人們也因此從對這些新技術生態的不習慣到習慣，甚至不得已而為之，以致最后只能是被迫地予以選擇和認同，乃至于最終還會樂此不彼地去追逐，由此而從原來的那種真實可見又可觸的生活之中轉換到了更多人、更多時間以及更多精力卷入其中的那種虛擬的二次元的生活中來。
人們因此便要逐漸地習慣于在網絡中去學習、工作和生活，更要學會在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體中進行書寫、聯系和交流，這中間的轉變過程實際上并沒有超出過90后和00后這一兩代人的成長時間范圍，甚至可以壓縮到2011年1月21日以來的這十幾年的時間，也就是在微信開始有了方便的手機聊天功能之后的這段時間里。盡管相比于歷史的長河而言，由這樣的新技術所引入的事件發生的時間著實還很短暫，并且對于這些新技術所影響的未來世界的圖景究竟會是怎樣的，誰也不可能會有一個極為準確的預期，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即我們當下生活之中的一切真實的存在以及思想觀念都因為這一新技術的強勢介入而在發生著種種的改變，而且變化的速度有時還極為迅猛，這種局面恐怕是以前時代的人們所不敢想象的。而2020年以來持續性的新冠疫情，基于各地各種隔離、封控措施的出臺，無形中也大大加速了生活中對于互聯網使用的涵蓋范圍，我們的日常生活顯然在越來越深地進入到了不用見面即可完成所必需的交流的可能。它們毋庸置疑地都是虛擬空間意義上的存在，但卻又是一種真正在影響著我們生活本身的真實的存在，它們在逐漸地代替我們生活中曾有的那些大家所習慣了的面對面交流才會有的社會功能和文化意義的表達。
而在這里，超乎人們預期能力之上的一點便是，極度方便和日益廉價的移動無線網絡的普及，根基性地在顛覆著人們曾經所保有的各種形式的傳統生活以及附帶性的價值觀念。比如“誰在工作？”這樣的問題顯然就不再單單是基于工人、農民乃至于工程師之類傳統意義上的勞動分工，而是外加上了越來越在影響并逐漸參與到我們生活之中的那些人工智能的勞動或工作的參與，不單單是現實環境中的那種依靠精準的機器手臂的人工智能化，更為重要的還是有著一種在人的智能工作上的對于人自身能力的一種替代。因此，越來越趨向于智能化的機器或計算機網絡系統，可以直接用來更多地參與到人的高級智力活動的生產之中去，比如撰寫論文、編寫電視劇、電影以及藝術設計之類。比如在2020年6月，由硅谷的Open AI所組織研發的GPT3便有著超強的計算能力，連神經網絡之父杰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都不得已而贊嘆說，“了解人類生命及世界萬物的答案只在于4．398萬億個數據參數而已”。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生活的人工智能替代必將會是一種未來的發展趨勢，對此一點而言，人并沒有真正的能力去抗拒，而只能是去適應和轉化，甚至還會成為是一種生活上離不開的技術依賴。
因此，這也就很自然地帶來了相對于現代和傳統而有的所謂轉型的另外一種形態的文化改變，即我們生活中的一切構成向度似乎都在向“后”轉，即從那種由現代性所主導的生活而轉向到具有后現代性意義的“后”生活之中去，而這也似乎日益地成為一種社會中的大勢所趨了。盡管身處當下的我們還不能夠完全說明白這一總括性的“后”字對人類而言究竟會意味著什么，但明顯地是有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了自己是如何生活在了這樣一種后現代的氛圍之中的，這顯然是對于既有的生活、觀念和價值的近乎顛覆性的扭轉，并且似乎是在移動互聯網的廣泛使用之后的那一瞬間就完成了的。從生產到消費，從真實到虛擬，從整體到碎片，從敘事到吐槽，凡此種種的轉變顯然都是人們在沒有明確意識的情況下就已悄然發生了的。而作為一種不得不去承認的社會性的后果，人們日益在為逼近到眼前所發生的那些碎片化生活所裹挾著，在這種情境之下，人們也便不能不有這樣一種對于“后”的理解的共通感意識的自我涌現，并借此而完成了對于虛擬現實的真實實踐和對生活的被迫的順從和接受。
由此也不能夠否認的一點便是，基于價值觀立場而有的文化意義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著一種巨大的轉變。很顯然地，這里最為突出的便是在新一代人，甚至是前后幾代人觀念中次第所發生的那些價值觀念上的轉變。人們顯然不再僅僅依賴于一種長期形成的穩定性的思維模式，而是轉換到了一種更多帶有變動性的思維上來。在這里最為有趣的一點便是，伴隨著手機點擊行為的注意力的轉移和吸引，“靈機一動”似乎成為了一種新生活成功的標志和信號，每個人在每天的時間里，似乎都在做著有所創意或接受創意的那些快速一閃的“腦筋急轉彎”的工作，以此去贏得可能的來自他人以及社會的認可。與此同時，社會性的安排也在通過一種手機屏幕上隨時滾動發生的各種形式信息的網絡新媒體的自我呈現，還有一個接續一個的“快閃”一般的短視頻的娛樂形式或信息播報，在不斷強化著這種變動性和不確定性的生活以成為一種人們固化的日常發生，并任其存在，無可阻擋。確實，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意義上的潛在的共同性認識便是，似乎在這個世界中只有那些變動性以及不確定性的生活事實本身成為不變的和確定性的存在，人們只能從這其中尋找到安心的途徑和自我的心態上的平復。
而另一方面，一種曾經發生和維持的社會性的、集體性的相互依賴，也日益地轉換到了對于個體性生活的關注和監控上來，如從對于富有集體意義的共同體生活的穩定和可持續的關注轉換到了更具個體性意義的身體感受和健康營養的自我關注，或者說更多地是跟自身利益有關的生活安全之間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生活質量和食品安全的關注和選擇。而所有這些，顯然都是在圍繞著如何能夠有一種屬于自我欲求和保障的“私人訂制”而去展開的一種純粹的個體化意識的修煉，這項基于個體自覺的人心塑造工程雖未真正完成，它仍在進行之中，并基于個體應對現實的種種新生活的發生而體現在了不斷生成和變化的自我實踐之中。
很顯然，這種基于“私人訂制”觀念的個體化意識的成長，在我們的生活之中，在新一代人的生活實踐之中日益突出地表現了出來，更多成為一種對于之前既有生活模式的替代，它的核心特征便是從無名而到有名，從集體而到個體，從沒有真正直接欲望表達的生活而到了為一種直白的欲望所充盈并隨時隨地可以實現自我表達的那種生活方式的大轉變。而且，生活于當下的人們，借助于蓬勃發展并深入到了人們生活日常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的自媒體的力量，使得新一代人日益地看重自我表達的必要，而網絡新語匯中的“人設”觀念或許便真實地映射出了這種的內心表達。而另外則是對于偶像意識的看重，即所謂基于虛擬網絡參與而有的超級流量和關注的“網紅”觀念的出現。最后可以看到的一點就是，人們會在鋪天蓋地的虛擬世界之外又會更為看重身臨其境的存在感的塑造。這里很顯然的，互聯網的虛擬世界并沒有真正阻斷人們參與現實場景的熱情，人們甚至會為了要感受到虛擬現實中的真實效果而親身前往現實的場景地點，這即是在網絡中活躍著的那些人人都可能會趨之若鶩的“打卡”留念的自我表達，人們在虛擬的網絡之外在重塑著現實空間的存在意義。而所有這些實際生活中的發生都是相對于既有生活而言的社會中的新現象和新表達，這也在無形之中引發了一種可以去滿足人們精神上要去追求一種文化意義包裹或纏繞的新生活的渴求。
五、作為文化下鄉的藝術先行者與鄉村旅游的新發展
而最能夠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的，或者說個體性地能夠去發現這一點的，便屬于那些有著某種藝術家氣質和對藝術創造有所追求的人們，他們的共同特征便是對于新異性的存在有著一種出奇的偏好和敏感。而且，他們作為藝術家群體的認同存在的前提就是要求能夠有一種個體化創造上的共識性需求，要求人之于外界事物的聲、光、色、味、觸等諸多感覺刺激上能夠有一種在自我感受性上的最為獨特性的判斷。換言之，也就是要求能夠有一種藝術家獨立自主的創造力的發揮，否則所謂藝術家之名也就不會安插在這些人的頭上。因此，他們這一些人必然會表現出對于周遭世界的變化最為敏感的自覺意識和追求。他們由此在后工業化來臨的時代里發現了鄉村的真實存在，并真正能夠把自己的感受性和創造性投諸城市空間以外的那些鄉村的環境之中去。
無疑，是他們首先注意到了鄉村的“空”的存在，他們顯然不以這一“空”的存在為一種擔憂，而是積極地投入到這“空”的存在之中去。他們差不多都是最為首先地將他們在藝術上的創造性活動帶入到鄉村社會的空缺當中，他們也同時感受到了鄉村對他們而言的那種恰逢其時的虛位以待。在這方面，藝術必然需要有一種載體存在的。而此時此刻，鄉村發展所富余出來的那些居住空間和藝術家的個體化創造中所渴求的一份可以寄托自己欲求的空間載體之間發生了不期而遇的觸碰，若說這種觸碰效應為一種千載難逢，真的一點都不為過。
顯然，那些恰巧路過某一鄉村，甚或曾經是有過鄉村生活經歷的藝術家們，從這些鄉村存在的“空”字之中找尋到了其藝術創造性可能發生的靈感來源。因此，藝術家也便成為了差不多是數字化生存時代第一批的文化“掮客”，或者更直接地說是城鄉之間文化聯系的橋梁一般的建設者。他們將藝術創造這一特殊的產品，真正帶入到顯得日益空曠的鄉村生活空間中去，由此而寓意性地使得城市意味的文化得以下鄉，并與當地的文化傳統之間相互觸碰而發生了一種彼此欲求的融合和再創造，使得曾經的工業下鄉的模式轉換到了文化下鄉的模式變革歷程中來，并由此而得以在一個后工業化的時代里漸漸地發展起來。同時這或許也像一些樂觀的研究者所預期的那樣，在傳統的鄉村生活之中發生一種所謂新的“非西方式文藝復興”的種種可能，盡管這中間也不乏一些藝術家自以為是地把自己的觀念強加到鄉村社會中而到處碰壁，但這種轉變的發生卻是無可阻擋的。
與此同時，那些在用更多的藝術以及地方性文化傳統所共同營造出來的新的鄉村生活形式，包括空間建筑上的，地方節日上的，還有民間飲食風俗的，這方面可謂種類繁多，創造力也會無限。在鄉村發展的時間和空間中，總是不斷會有吸引人的新的文化創意涌現出來，而且各地在這些方面所表現出來的自我創造的樣式也會大為不同，但顯然都會在某種形式上以藝術去介入鄉村為契機，以文化下鄉為紐帶，成為了一種內外之間，或者村民和藝術家之間最新一波的鄉村建設或共建的共識性存在。文化在這個層面上被重新賦予了各種新的意義，文化不再潛藏于人們日常生活的背后，而是日益突出地進入到了人們的文化自覺之中，形成了他們當下生活中追求的存在方式。而在這方面，激發起人們的文化自覺意識的那些先行者們，也毋庸置疑地屬于那些先期肯于進入鄉村并生活在那里的藝術家們。
顯而易見的，在鄉村生活日益變得富裕起來，同時人們的物質生活有了更多保障的今日中國，鄉村自身如何真正能夠高質量地發展，同時又能保證那里的“青山綠水”長久保持，憑此而源源不斷地提供給人們一種有著真實美感的自然康養之所，這些都已成為當下人們的共識。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人們對于這種自然生態的追求成為了一種彼此共同意識中的自覺，而這樣的一種自覺也會反過來逼迫著人們不能不去考慮文化的這一向度在自己未來生活的安排之中究竟該如何去發揮其引領性的作用。換言之，在人們深度考慮既有的以及新創造出來的文化在鄉村發展中的意義和價值之后，或許可以使得一種基于技術的、機械式的生活改變的速度能夠放慢下來，可以讓人們可以有更多的心思深切地去追尋一種在精神上的自我體驗或在感受性上的自我滿足，而這些又必然是要通過文化的意義而獲得實現的。
因此，一種真正可以連帶起城鄉之間關系的鄉村旅游，也恰在此時應運而生，使城鄉之間曾經存在的斷裂有了一種新的彌合與相互聯系機制發生的契機。而城鄉之間的觸碰效應便可以在此時發生，并因此可以真正借由文化自身的魅力而吸引城里人到鄉村去旅游、去體驗，在這一“去”到鄉村的過程之中，城鄉之間也才真正有機會相互聯系起來成為互惠共在的一體。在這期間，還會有更多的城里人選擇在閑暇之余長時間地居住在鄉村中，甚至成為其中的一員，這無形中也彌補了鄉村中人氣上的空缺。鄉村外那些更為渴求鄉村山水人文體驗的“觀光客”們，或者借助其他各種機緣而來到鄉村的人們，能夠因此而被強烈地吸引過來，那結果就是，在鄉村自身經濟發展上的一種可持續性也便不再會成為問題了。城鄉之間相互性的聯系與流動也成為常態，而不再是彼此孤立的存在。
因此，很顯然地，在鄉村之中發展起來的“藝術+旅游”的模式已日益成為了當下文化下鄉的最具有典范性的以及真正可以作為“抓手”予以落實的鄉村發展的新模式。這樣看來，藝術和旅游這兩者，或者說作為鄉村新文化展演的藝術以及作為勾連城鄉關系的紐帶，猶如鄉村中新文化下鄉運動這架馬車的兩個車輪，相互協調均衡地不斷轉動著，盡管這一道路的發展還并非那么明晰，甚至也并非只會有一條道路存在的模式選擇，但一種向前牽引之力卻是在不斷地涌動之中的。在此意義上，鄉村自身因為工業化或城市化的舊有變革而出現的一時性的凋敝，實際上并不意味其全部的負面影響的存在，“危”與“機”這兩種要素也便相輔相成地存在著。在這其中，鄉村里的人，不論是土生土長的還是外來居住的，借助一種互依性的聯系與互動，顯然都將會成為熟悉地方性存在的發展主體，真正能夠生活在那里的人們也正在想出各種創造性的辦法，并跟所有外來的那些帶有城市文化特征的影響之間密切而又共同性地發現了一個可以發生彼此觸碰和激活的點位，這也使得鄉村振興的那種觸碰效應的機制在被予以啟動，人們在其中尋找到各自應有的位置。而借由文化轉型背景下的文化下鄉的新趨勢，藝術家們發自內心地愿意去到鄉村里去生活，借此尋求他們根本性存在的靈感和創造，而且一種結合效應的結果日益涌現了出來，即下到鄉村的藝術家和鄉民們互動交往有了借由文化的媒介而生發出來的各種新的創造性轉化的形式。那么，很顯然，如果這種轉化的趨勢能夠良性地發展下去，鄉村基于文化的那些新發展的轉機也就自然會因此而到來，而鄉村自身固有的面貌，也就很自然地會隨之而有一種新的提升或改觀。這顯然是從工業下鄉過渡到文化下鄉這一歷史性階段所可能激發起的文化轉型的直接效應所在。
六、結語
對于中國社會而言，鄉村作為一處腹地的存在，它與處在中心位置的城市之間天然地有著一種彼此間的對照性關系，并且成為城市在各個方面去排解自身壓力的舒緩空間或支持性空間，這在鄉村發展的工業下鄉的時代里表現得最為突出，鄉村腹地在支撐起各種形式的工業化的發展，并突出地表現在改革開放以來的鄉鎮企業的發展歷程和發展模式之中。因此，中國的鄉村對其外部世界而言有其天然的包容性，它可以吸納各種外部力量而轉化成為自身的發展資源和發展動力。顯然，曾經有過的一切形式的“下鄉”運動，它們之所以能夠行之有效地開展和實施，并帶來明顯可見的效果，這種鄉村自身所固有的包容性是不可忽視的，很多時候，鄉村的這種固有的涵蓋與包容性顯然是具有其自身的決定性意義的。
此外，鄉村文化自身的韌性也是它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根基于習俗傳統的文化韌性的存在，在保證著鄉村生活能夠有著一種可持續性的發展能力，而這種能力保證了鄉村在應對變革之時的自我吸收和轉化能力的作用發揮。換言之，它有著自身內在的轉化機制以實現著吐故納新的再創造，在此意義上而言，鄉村是一種自身一體性的存在。而所謂的“禮失而求諸野”(《漢書·藝文志》)就無疑是體現著此種鄉村文化自身發展的韌性存在，并由此而能夠保持著一種自身可持續性發展的能力證明。就此而言，從鄉村自身去看，鄉村必然不會是一種被動性的存在，因此，任何強硬的舉措而使之發生一種被動性的存在選擇或成為那種迫不得已的應急性反應的選擇之時，那只能使鄉村其自身的強大的文化生命力變得漸漸地衰落或者喪失掉。
但很顯然，鄉村在應對外部世界的種種改變時有著頑強的再生能力，這一點我們會在任何一次鄉村史發展的歷程中清晰地覺察到。而且，鄉村在各種變化面前也持續性地保存了它的發展上的活力，并在這種活力中體現了其固有的自我創造性能力的發揮。我們需要對這些創造性能力的存在有所知覺和總結。因此，不論是在工業下鄉還是在文化下鄉的時代里，不論是在強力的外部作用還是相對自治的空間之中，對于鄉村而言，都體現出其自身所擁有的那種獨特的創造性轉化的能力，這種能力在激發著鄉村的文化轉型成為可能。因此，不論會有怎樣的外來力量，也不論這種力量的強度會有多么劇烈，最終都必然要經由此種鄉村自身的轉化性力量而被予以一種當地化的接收，并使得這種力量的發揮變成是人們生活中真正可以接受并身體力行的平穩有序的日常。因此，真正要去尋求一種對于鄉村理解的方法，那從一種文化轉型的意義上而言，必然是要去走出一條從鄉村自身而開始的鄉村自我理解之路，而這根本也就是能夠從鄉村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和邏輯上去予以觀察的，并從中看到一條從古至今并通向未來的恒久不變的發展理路，而這一點，恰也是研究者真正能夠回到鄉村本身去獲得完整理解的一條恰當之路。
參考文獻
[1]鄉土如何觸碰旅游——一種文化轉型視角下鄉村振興人類學的新發展[J].趙旭東.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20(01)
[2]微信民族志時代即將來臨——人類學家對于文化轉型的覺悟[J].趙旭東.探索與爭鳴.2017(05)
[3]非西方式文藝復興與生態社會的來臨[J].方李莉.群言.2017(05)
[4]鄉村成為問題與成為問題的中國鄉村研究——圍繞“晏陽初模式”的知識社會學反思[J].趙旭東.中國社會科學.2008(03)
[5]拆北京:記憶與遺忘[J].趙旭東.社會科學.2006(01)
[6]藝術介入美麗鄉村建設[M].文化藝術出版社,方李莉,2017
[7]江村八十年[M].學苑出版社,王莎莎,2017
[8] 費孝通文集[M].群言出版社，[費孝通著],2001
[9]愛與意志[M].甘肅人民出版社,(美)梅(May,R.)著,1987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馬克思,恩格斯 著，1980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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