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全國多地發生多起事件，教訓深刻，發人警醒。當下，基層社會與基層工作的生態發生新變化，出現新問題，面臨新挑戰，基層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亟待提升。
一段時間以來，傳統農業生產組織瓦解，很多村莊的集體組織瀕于渙散，集體組織的勞動形式不復存在。如今群眾基礎發生了多方面變化，代際更迭使得群眾對黨的認同已經從過去的感情認同，轉變為法理認同和利益認同；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利益多元多樣多變，利益訴求呈現碎片化。群眾的集體意識也隨之淡化了，不少群眾認為所有的事務都會有政府來做，都該由政府去做，于是出現“干部忙了一身汗，群眾還是不點贊”的現象。
基層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的基礎性力量，是聯系群眾的紐帶。基層干部隊伍經歷幾次代際更迭后，思想觀念、生活方式、工作方式與老一輩黨員干部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基層干部，特別是青年干部常常耗在辦公室里做資料、臺賬和表格，少有時間到一線直接接觸群眾，缺少老一輩干部工作做到田間地頭的踏實作風，與群眾打交道的意識、能力和作風亟待提高。
基層治理本質上是面對面的群眾工作。市場化情境下基層治理面臨的問題更加多元，群眾的需要更加多樣，且難以標準化；“小問題”“微需求”瑣碎，且無規律性。大包大攬，一把“鑰匙”難開所有的“鎖”，因此基層的基本公共服務需要“包羅萬象”的有效供給。如果公共事務缺乏群眾參與，群眾僅僅是喂養式服務的客體，就必然會等靠要，“坐在屋里打麻將，躺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久而久之，基層就容易造成被動等待、反向依賴的“巨嬰化”，染上基層治理的“政府依賴癥”。而且，以互聯網、通信技術為依托的技術治理方式向基層社會引入，基層治理越來越規范，又促使基層治理趨向科層官僚化、責任無限化。現代技術治理體制并不必然帶來基層治理能力的提高和基層治理現代化。
鄉鎮一級在不斷膨脹，甚至村一級行政化趨勢日益顯現。“上邊千把錘，下邊一根釘”，基層權力小，責任大，事情多。村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一級行政組織，承擔了很多本應該由上級行政組織負責的工作。村干部“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成了事多、會多、迎檢多的“村三多”。在嚴格的考核制下，村干部基本上按照基層黨委政府的指揮棒在開展工作，不斷地接待上級檢查督查考核，面臨著自由裁量權的壓縮和問責風險的壓力。
近些年村莊治理的規范化、制度化和標準化程度不斷提高，辦事留痕已經滲透到了村級治理全過程。基層管理的規范與程序越多，“欽差”下鄉督查也就越多，基層事務層層分解、層層督察。“干部干，群眾看，欽差大臣當裁判”。基層在實踐中出現問題，就會印發通知，讓基層都打上規范與督查的補丁。制度套制度，疊床架屋，左支右絀。基層干部就要耗費大量時間留痕迎檢，分身乏術，擠壓了與群眾打交道、謀發展的時間和精力。
總之，基層群眾工作呈現出一些“悖論”，交通通訊更便捷了，但干群之間的心理及服務群眾的距離遠了；鄉村合并使人口更密集了，但引導群眾的本領小了；社會更多元了，但凝聚群眾的能力弱了；程序臺賬越來越規范了，但動員群眾的效果差了。
1927年，青年毛澤東花32天時間，走訪湘潭、醴陵等5個縣實地調研，獲取大量的第一手資料，最終形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農民運動實踐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以居安思危的強烈憂患意識告誡全黨脫離群眾的危險。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進入新時代，鄉村依然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和蓄水池，是中國社會的緩沖墊。
守正創新做好新時期的基層工作，就要在黨的領導下，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激活人民群眾的主體性，依靠人民群眾自我治理，基層治理扁平化；結合基層工作實際，深入開展“干部能力提升年”活動，尤其注重提升年輕干部的基層工作能力；完善對基層工作的考核激勵辦法，減少各種各樣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真正為基層減負賦能，基層治理高效順暢、生機勃勃，基層社會祥和安寧、長治久安。如何具體細化落實，這是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作者系茶陵縣委常委、縣委辦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株洲日報2022年2月14日B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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