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圣偉:產業融合促進農民共同富裕:作用機理與政策選擇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特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根本目的。對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而言，農民農村共同富裕之路究竟該如何走，既無歷史經驗可循，世界范圍內也尚無先例可鑒。從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共同富裕發展規律看，只有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 共同富裕才能充分實現。恩格斯指出：“ 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盡管共同富裕的最終實現由多種因素決定，但生產力的充分發展才是其中之關鍵。我國從擺脫貧困到實現全面小康的實踐也表明，發展農村生產力不論是過去還是未來一個時期，都將是實現農民致富的根本出路。當前，我國農村一系列重大改革縱深推進，新技術不斷向農村 滲透，作為農村產業體系、組織方式的重要突破和創新，產業融合已經成為農村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路徑，必然在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本文將重點闡述農村產業融合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突出障礙與政策措施。

一、問題提出與研究回顧

共同富裕的研究已經不是一個新話題，但不同時代、不同階段的研究側重點不同。學界普遍認為，推進共同富裕的關鍵在于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著力縮小城鄉差距、區域差距和收入差距。其中，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城鄉收入差距。關于城鄉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多數學者認為是城鄉部門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所致。針對城鄉收入差距快速擴大現象，不少學者從城市偏向政策角度進行了解釋。陸銘、陳釗認為，中國持續擴大的城鄉收入差距與地方政府實施的帶有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有關。蔡昉、楊濤則將城市傾向政策進一步歸納為政府對生產要素市場的各種干預和實施有利于城市的直接轉移項目。林光彬則認為，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是社會等級秩序格局、失衡的財富與收入分配格局、資源的流動性障礙格局與市場等級化格局等社會安排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觀點具有很好的解釋力和啟發性。一個典型事實是，自2004年以來我國實施了一系列強農富農政策，過去城市偏向的制度性扭曲已經得到明顯改變，農民收入也隨之實現了持續增長，城鄉收入比逐年縮小，但收入絕對差距并沒有從根本上縮小。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相對收入差距為１∶2.56；收入絕對差距為26703元，較2013年增加了9665.6元（圖 １） 。就此看，繼續矯正城市偏向政策所形成的收入縮小差距效應， 已經很難對城鄉收入差距格局產生根本性影響。進一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需要結合國民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轉變、城鄉關系調整以及新的技術條件，在促進農民持續增收問題上進一步破題。

城鄉人力資本積累水平、技術進步率等是城鄉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根源。本文嘗試從農村資本要素投入、技術效率提升、組織模式創新等３個方面，闡述農村產業融合發展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進而帶動農民收入增長、實現共同富裕的內在機理。

（一）產業融合、資本積累與農民創富能力提升

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動力，對農業農村發展亦是如此。這一論點目前已經得到眾多實證研究的支持，如李谷成等利用Griliches生產函數對我國農業增長因素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勞動力轉移和人地關系未獲根本性改善的條件下，資本積累及其深化與制度創新是轉型期農業增長的重要動力。長期以來，由于城市偏向政策的實施，我國農村資金長期凈流出，直接影響到農村投資和資本積累。城鄉之間資本積累水平逐漸拉大，成為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重要原因，而這又進一步弱化了對農民教育投資的激勵，影響到農村人力資本積累。從實踐看， 這一循環困境由于農村產業融合的發展和深化得到一定程度改善。近年來，受政策調整和制度改革的激勵，農村產業融合催生的設施農業、休閑農業、農業服務業等新產業新業態快速發展， 提高了農業資本回報率，開始吸引越來越多的工商資本下鄉。資本“回流”或下鄉，不僅促進了農村物質資本積累，對農村人力資本積累也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為資本帶動人才流動產生的知識擴散效應、企業家創業的示范帶動效應以及產業投資的知識溢出效應。大量返鄉下鄉人群依托產業融合創業創新，將現代科技、生產方式和經營理念引入農業；同時，新型職業農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等通過“干中學” 提升知識和技能，農村人力資本結構得到改善，提高了農民整體創富能力。由此看來，產業融合帶動的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提升，將對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產生重要深遠影響。

（二）產業融合、技術進步與農業勞動生產率提升

農業勞動生產率增長會帶來農民收入的提高，并可能形成新一輪農業增長的源泉。對縮小城鄉差距而言，提高農業部門比較勞動生產率是至關重要的。從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的諸因素看，技術進步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Ｗ·舒爾茨在其經典著作《改造傳統農業》中指出，傳統農業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 是一種長期停滯的農業形態，原因在于農業技術長期停滯和生產要素長期得不到更新。從我國小農經濟演進過程看，農業技術水平低下或技術進步停滯導致農業增長十分緩慢。當前，建立在現代自然科學基礎上的農業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推廣，使農業“低水平均衡”得到了明顯改善，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從農村產業融合和 技術進步的協同關系看，產業融合源于技術進步，同時其深化發展又促進了技術的創新和擴散。農業生產、服務、加工、流通和營銷等環節的融通發展以及功能拓展，為技術創新提供了新的平臺和場景。同時，產業融合促進了產業鏈上下游企業集聚，資源、知識和信息的流動與共享，降低了技術創新成本和不確定性，提高了技術創新能力和效率。一些農業龍頭企業、產業園區等依托產業鏈整合能力，加強技術融合與集成應用，并推動新技術在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的傳播與擴散，促進了技術應用深化，進而推動鄉村產業效率和價值的提升。

（三）產業融合、組織創新與集體增收能力提升

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蘊含加強和創新鄉村社會治理的要求。實證研究發現，治理能力與經濟產出具有較高的相關性，農村治理能力能夠顯著正向影響農民人均收入水平。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農村人口向城市持續流動和農民群體的不斷分化，不少地區農村社會網絡呈現松散化趨勢，村莊生產生活共同體概念逐步淡化，地方基層政府和組織服務動員能力弱化，村集體管理和服務能力不足，陷入“集體行動困境”，亟須加強農村組織創新來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就提升農民集體行動能力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產業融合不僅是農村生產方式的重要變革，一定程度上也重構了鄉村社會資本，賦予農村經濟社會組織發展新動能，進而帶來鄉村治理能力的提升。在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各類融合主體因利益聯合或合作，不僅形成了新的治理共同體，提升了小農戶組織化程度，同時也提高了村級組織的主體性功能，增強了農村集體創富能力。在江蘇、浙江等地區，村集體經濟組織以集體資產資源參股經營工商企業， 或與工商企業組建混合所有制經營實體，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更加緊密的利益聯結， 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治理結構的優化和聯農帶農能力的提升，不僅激活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有效盤活了農村閑置資源資產，使財產性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之一。

（四）產業融合、利益分配與農民收入增長

利益分配是“三農”問題的關鍵議題之一，而如何有效保障農民權益和合理利益又是其中之關鍵。對實現農民共同富裕而言，健全的利益分配機制在保障農民權益、促進農民持續增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從鄉村發展實踐看，一些不以農民為主體、將農民利益邊緣化的改革和創新往往不具有持續性；相反，與農民利益聯結緊密的技術、模式、業態等創新往往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農村產業融合作為農業組織方式和形態的重要創新，其發展活力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的參與程度和利益分享水平。從兩個方面來看，一些地區的農村產業融合實踐已經展現出保障農民權益和收入的積極作用。農村產業融合發展促進了新市場的開辟和新市場結構的塑造，提升了農業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水平，推動了農業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提升，做大了“蛋糕”，讓農民通過農產品的穩定銷售實現增收，或者通過流轉獲租金、打工掙薪金、經營賺現金等多種方式增加收入；同時，在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一些新的利益聯結模式逐步形成并持續創新，如企農契約型、利益分紅型、股份合作型合作等，又為農民參與產業鏈增值收益分配提供了載體。保底收購＋二次分配、農民入股＋保底分紅、固定租金＋企業就業＋農民養老金等緊密利益聯結機制，使農民成為產業共同體的主體力量并分享到更多的增值收益。

三、產業融合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效果檢視

我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實踐中，一些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涌現，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組織模式、產業鏈技術創新、集體經濟組織再造，推動了農村要素配置效率、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對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增收帶來積極效果。此部分僅選取典型案例進行闡述。

（一）“反向定制”模式帶動農業產業化模式創新

我國是一個以小農戶家庭經營為主要形式的農業大國，小農戶在未來一個時期仍是主要的農業經營主體，產業化是小農經濟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發軔于20世紀90年代的農業產業化經營，目前已經成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效銜接的重要載體，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但客觀而言，傳統以訂單農業為代表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長期面臨契約信用風險等困擾，同時，這種主要側重于生產端的組織模式，也越來越難以適應多樣化、分層化的消費需求變化。近年來，隨著城鄉居民消費不斷升級，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滲透應用帶來農產品供需匹配模式的深刻變化，反向定制成為農產品供應鏈變革的重要趨勢。一些大型電商企業基于消費者需求，通過供應鏈反向定制，倒逼農產品標準化規模化生產、精細化加工，從而對農業產業鏈進行有效整 合，實現了從“能生產什么賣什么”向“ 需要什么生產什么”的轉變。反向定制成為農業產業化的創新模式，帶動了農業產業鏈升級和農民增收。與傳統產業化經營依靠政府行政推動不同， 這種供應鏈反向整合模式，實現了供給與需求的高效適配，是市場需求驅動的結果，展現出較強活力。例如，某大型電商企業依托“農地云拼”等技術創新體系，帶動農產品大規模上行，2019年直連超過1200萬人，農（副）產品成交總額達到1364億元，累計帶動脫貧人數超百萬。

（二）產業鏈整合促進全鏈條技術擴散

我國農業過去數十年取得的輝煌成就，離不開農業技術進步的突出貢獻。從未來發展趨勢看，農業現代化的根本出路依然在科技，科技創新的方向在全產業鏈系統集成創新。不可否認的是，不論相對于國外農業科技創新水平，還是適應國內農業發展變化需求，我國農業技術創新進展總體上比較緩慢。特別是，由于農業產業環節長期分離發展，產業鏈技術的一致性不強，或存在一些“斷點” ，導致產業鏈整體技術效率提高不快。一般而言，產業鏈中的每個環節甚至每個環節上的不同產品都要運用到不同技術，某種技術的使用可能又必須以某些上游技術的使用為前提，因此技術的耦合性對產業鏈競爭力提升至關重要。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有利于產業間技術轉移與協同創新，并通過更多應用場景的構造促進新技術新產品的推廣應用，對改善技術效率具有積極意義。例如，寧夏某優質大米產業化聯合體，通過與科研院校、農業技術專家、 村隊土專家等共同組建校企社、產學研合作基地，圍繞全產業鏈建設開展科技研發，推動良種繁育、標準化種植、機械化生產、現代化加工裝備應用等，提高了產品品質和價值，有效帶動農民增收。截至2020年底，聯合體實現總產值10億元，帶動農戶 9500戶，戶均增收8200元。

（三）混合經營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再造

集體的價值在于為農民個體提供基本保障和發展機會，集體經濟并不排斥個體的發展，相反還是個體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集體強與農民富具有內在統一性。作為農村各類市場主體中組織化程度最高的主體，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通過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多樣化的聯合與合作，有利于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對帶動農民增收、強化鄉村治理具有重要意義。為此，通過激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促進農民共同富裕，具有制度優越性和現實可能性。從地方實踐看，產業融合對農村經濟社會組織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一些農民合作社、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等在參與產業鏈和價值鏈過程中，煥發出新的發展活力和動力。以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為例，一些地區依托產業融合積極探索混合經營等實現形式，促進了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和農民收入增長。例如，浙江省德清縣某村的股份經濟合作社、農戶與縣文旅集團組建文化旅游實業有限公司，文旅集團以國有資金入股51％，村集體以現金和集體資產資源入股39%，400戶農戶投資800萬元入股10％。村集體前兩年每年可獲得保底收益100萬元，以后每年獲得保底收益200萬元，盈利超過部分按照股份再分紅，農戶按照所投入資金每年獲得8％的固定收益。2018年，該村集體經濟收入就達到410多萬元，人均收入超過4.5萬元。

（四）緊密型利益聯結與增值收益分配

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根本目標是讓農民更多分享增值收益。能否實現這一目標要求，又取決于利益聯結機制的完善程度。一般而言，一個緊密的、穩定的利益聯結機制主要由利益分配機制、利益調節機制與利益約束機制組成，三者相互聯系、共同作用，其中利益分配機制是核心。在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如何構建更加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特別是更加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一直是重點，同時也是難點。從部分典型案例看，更加合理的利益聯結模式，不僅沒有成為融合主體發展的負擔，相反卻成為持續發展和迭代升級的動力，帶來雙贏或多贏的局面，融合主體規模得以壯大，農民收入也實現了增長。以北京某龍頭企業為例，該企業依托財政資金和政策性金融，探索形成了一套“三權分置” 、合作共贏的產業聯農帶農模式，企業每年按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分季度繳納租金，確保農戶獲得穩定股權收益；同時，吸納致富帶頭人在企業從事技術管理崗位，設置愛心崗位專門招收建檔立卡脫貧群眾，并通過玉米訂單種植、物流運輸、包 裝材料、臨時勞務等上下游產業，提供穩定的采購訂單，帶動農民圍繞產業鏈創業就業。

（五）產業融合促進鄉村人才隊伍建設

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關鍵，也是長期以來我國“三農”發展的“痛點”。目前，大量農村青壯年、高素質勞動力繼續向城市流動的大趨勢依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下鄉人才“留不住”“用不好”的問題也比較突出。勞動力整體素質不高，影響了農民收入的增長。為了破解這一困境， 一些地區在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通過政策支持、平臺建設等，為經營人才、技術人才、管理人才下鄉創業提供條件，同時積極開展高素質農民培訓，取得了積極成效。例如，福建省晉江市結合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搭建農村創業創新平臺，實施“人才創業創新” 政策和“人才反哺農村” 計劃，設立農業貸款風險補償專項資金，積極引導大學畢業生等人才參與農村創業創新，綜合開發利用農業農村生態涵養功能、旅游觀光功能和文化教育功能，有效改善了鄉村人才隊伍結構。到2020年，該市建立了高素質農業農村“雙創” 團隊38個、大學生經營規模農場50家，全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2.87萬元。

四、產業融合促進農民共同富裕面臨的障礙

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所形成的增收致富效應，必須建立在其發展層次和水平不斷提升的基礎上。然而，體制機制障礙、市場功能缺陷、有效激勵和規制缺位以及基礎服務體系不健全，影響了要素優化配置、產業交叉融合和利益合理分配，制約了農村產業深度融合發展。

（一）體制機制性障礙制約農村產業融合的深化

推進農村產業深度融合，從根本上離不開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而要素配置效率又取決于制度改革。近年來，我國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取得積極成效，但產業融合層次和水平都不高，體制機制性障礙是關鍵原因之一。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農村領域系列重大改革的深化和系統集成，促進了資源要素在城鄉部門之間的有序流動，但要素的跨界優化配置依然存在一些堵點，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要素無法向農村有效匯聚并形成良性循環，產業融合過程中融資難、融資貴、用地難、人才缺等問題比較突出，要素保障水平不高。從2018年我們對工商資本參與鄉村振興的一項調查結果來看，338家下鄉工商企業中大多數面臨用地、貸款、人才等困難。此外，從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匹配度看，農業生產、加工、流通等各個環節的支持政策在銜接性、均衡性上還有待提升，產業鏈各環節之間難以形成協同效應；同時，針對農村產業融合新產業新形態新模式的干預手段的機制化建設還比較滯后，部分政策持續性和穩定性不足，會對 市場主體預期產生不利影響。

（二）市場體系不健全影響農業價值鏈提升

在健全的市場體系下，要素自由流動存在順暢的通道或場域，產品價值能夠得到有效實現。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必須建立在城鄉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充分發育的基礎上，依賴于市場的良性循環。然而，不論是從市場完善程度，還是市場作用發揮的有效性而言，我國農村市場體系建設都顯得較為滯后，對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支撐力不足。突出表現為：農產品市場體系框架雖然已經基本建立，但主要農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還不完善，優價激勵優質的正向激勵機制尚未充分形成，且市場競爭規范性不足，優質農產品質量溢價效應不明顯。農村要素市場發育還很不成熟，要素自由流動受到較多限制，產權交易配套服務鏈條和政策體系還不完善，土地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資本市場等協調性不夠。產權保護、市場準入等基礎制度還存在明顯短板，各類市場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局面還沒有形成。城鄉間流通網絡和物流配送體系不完善，縣域與農村商貿基礎設施建設和協同共享程度 還不高，影響到農產品價值實現。

（三）利益聯結機制建設缺乏有效激勵和規制

農村產業融合過程中，利益聯結關系的形成以及緊密程度，一般是由市場主體通過平等協 商確定。從實踐看，盡管產業融合主體之間的利益聯結模式在不斷創新，但利益聯結關系大多比較松散，主要是農產品買賣和土地、集體資產租賃關系，分紅型、股權型等緊密型利益聯結形式還比較少，導致鄉村產業增值收益大部分難以留在農村、留給農民，農民很難充分分享鄉村經濟多元化帶來的好處。盡管政府積極推動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但企業和農民都有諸多顧慮。對農民而言，由于信息不對稱和規避風險，更傾向“訂單＋收租金” 方式，大多只愿意拿固定租金，希望簽訂合同后就能見到收益。對企業而言，讓農民或村集體入股，賬務要定期向農民公開，生產經營決策涉及村集體程序比較麻煩，需要開各種會進行協商，不如直接付給農民和村體租金方便。這種局面的出現，既與農村信用體系不健全條件下政府對企業、農民等違約行為的有效規制不足有關，也與政府對緊密型利益聯結的激勵機制不健全有關。目前，已有的支持政策更加突出“主體” ，而對“模式”重視不足，針對產業融合主體有效聯結、公平分享利益、合理分擔風險的政策偏少。

（四）農村產業融合基礎服務體系支撐不足

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需要健全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配套支撐。目前，我國農村產業融合設施短板依然突出，不少地區與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相關的供水、供電、供氣條件還比較差，道路、網絡通信、冷鏈物流設施等還不發達。產業融合基礎設施不足，增加了特色資源開發利用難度，制約了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也加大了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成本和風險。現實中，不少社會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后，前期大量投入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導致企業資金被占用，制約其發展壯大。與此同時，農村產業融合服務體系也不健全，信息化服務平臺、創業孵化平臺等建設不充分，服務功能不強。此外，農業營商環境有待優化，社會資本入鄉發展面臨審批環節多、流程繁瑣、跟蹤服務缺失等突出問題，特別是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滯后，一些地區基層領導干部法治思維缺失，依法行政能力不足，存在侵犯市場主體產權和合法利益的情形。

五、推進產業融合、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建議

農村產業融合發展本質上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有其自身規律，但政府并非無所作為，高效 的規制政策和規制體制不可或缺。具體可以從制度改革、市場建設、利益分配和基礎配套等方 面著手，營造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良好生態，強化興農富民帶動效應。

（一）聚焦促進要素跨界流動，健全農村產業融合要素保障機制

高效的制度和政策供給是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的關鍵。在制度改革方面，應加快推進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數據等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提高要素綜合配置效率。其中，將土地制度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在以下方面取得實質性突破：農戶承包地有償退出機制，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宅基地有償使用和退出機制，農村閑置宅基地轉變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實現路徑，等等。在政策方面，抓好人、地、錢、技等關鍵環節，構建系統性、常態化政策支持體系，破解用地、融資和人才等痛點。其中重點應健全用地支持政策，督促落實單列一定比例建設用地指標支持農村產業融合的政策，支持社會資本參與盤活利用農民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推廣部分地區“點狀供地”經驗，允許單個地塊開發和點狀布局多個地塊組合開發等靈活方式，保障農村產業融合用地。在資金方面，提高財政投入效能，創新農村金融服務，著力降低社會資本準入門檻，加強下鄉企業家合法權益保障，綜合發揮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引導帶動功能，切實調動和強化社會資本投資農業農村的積極性、主動性，引導社會資本將人才、技術、管理等現代生產要素帶入鄉村。

（二）圍繞形成市場良性循環，加強農村產品和要素市場建設

按照平等準入、公正監管、開放有序、誠信守法的要求，完善市場體系基礎制度，建設農村現代市場體系。加強全國農產品骨干批發市場建設，完善產地專業市場和田頭市場為核心的產地市場體系，通過標準化規范化建設、數字化轉型、業態模式創新等提升功能，確保市場公平交易、 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加強農產品批發市場冷鏈設施建設，補齊冷鏈設施短板，推進農產品出村進城。推進農產品質量區塊鏈溯源體系建設，促進優質農產品產地準出與市場準入有效銜接，強化市場質量安全監管，健全品牌擔保品質、優價激勵優質的正向激勵機制。積極培育農村要素市場，健全要素市場運行機制，推動要素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完善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市場，積極推行統一規則制度、統一交易后臺、統一清算結算、統一產品規劃、統一市場管理的模式，豐富交易品種，規范流轉交易行為，健全綜合服務功能。

（三）突出增值收益合理分配，引導建立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

遵循把增值收益、就業崗位盡量留給農民的原則，完善政策支持，積極引導構建多種形式的利益聯結機制。一是加大對緊密型利益聯結模式的激勵和補償。對積極采取股份合作、利潤返還、為農戶承貸承還、提供信貸擔保等的涉農企業，給予一定的財政激勵或稅收優惠；對為產業鏈其他主體提供技術指導、質量檢驗檢測、市場營銷等服務的涉農企業，予以一定的獎勵。二是強化違約處罰或規制政策約束。加強訂單農業、土地流轉等方面的法律援助，加大失信違約行為的懲處力度；完善風險防控和損失補償機制，支持有條件的地區建立利益聯結風險基金，對于遭遇違約的主體，以及因認真履約而蒙受經濟損失的企業和農戶給予適當補償。三是加快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利用大數據、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將農業生產環節、包裝物流環節、電商銷售環節、農產品追溯環節納入信用評價，減少市場交易成本。

（四）強化良好生態環境構建，夯實農村產業融合基礎支撐

圍繞降低農村產業融合基礎設施投入成本，推進道路、電網、供水、供氣、物流、環保、信息、應急保障等基礎設施建設，強化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互聯互通。推進重點農產品加工園區、產業融合示范區、農貿市場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產業承載功能。根據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發展需求，完善停車場、觀景臺、游客接待中心等配套設施。健全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 加快培育產業融合社會化服務組織，鼓勵采取訂單式、承包式、代理式等方式，積極提供技術支持、創業輔導、投資融資、市場開拓等服務。同時，深化農業管理體制改革，強化政府政策手段的機制化建設，進一步規范政府調控范圍和程序，明確政策實施、調整和退出的程序，減少政府對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直接行政干預。持續深化放管服改革，開展產權保護領域政務失信專項治理行動，健全行政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及賠償制度，積極打造面向社會資本的合作平臺，強化規劃、項目信息、融資、土地、建設運營等綜合服務。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農村經濟研究室主任，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