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將生產要素進一步細分，并根據其共性，建立廣義資本概念，有利于加深對要素市場定價理論的理解，更好地解釋關于收入分配的某些難題。分配在本質上始終是要素交換的內生過程，但隨著人類社會一步步向權利開放社會的轉變，影響這個內生過程的廣義資本的權利關系會受兩方面外生性因素影響，一是技術的進步，二是意識形態的變化，即關于社會正義的價值判斷的變化?；诖朔N綜合性認識，本文重新審視了若干重要的分配理論問題，并提出了新的判斷。如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傳統理論中關于資本與勞動關系，也需要重新認識關于基尼系數作為評價收入差距的工具的意義。基于這些理論分析，本文建立了關于平等、效率與社會穩定三方面關系的比較靜態均衡分析的理論模型，使得分配問題可以在社會公正的均衡關系中得到評價。最后，本文基于邏輯自洽的要求，提出了若干可能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政策調整意見。
關鍵詞：收入分配；效率與平等；廣義資本
關于收入差異問題的討論，無論是在價值觀層面，還是在因果邏輯層面，參與者總難取得共識。分配問題涉及大眾利益，輿論引導若無理論基礎的穩定性，不免主張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浪漫主義幻想，對中國建成高度發達國家很是不利。馬克思的《資本論》出版以后，經濟學關于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提出了更為豐富的理論分析工具，加深了人們對收入差異產生的原因的認識。梳理經濟學理論在這方面的進步，清醒認識改善分配關系的可靠路徑，有重要現實意義。本文擬以廣義資本理論為基礎，并借鑒其他學者的相關意見，對收入差異形成的原因以及分配與效率的關系做一邏輯解構，旨在進一步深化對我國近期提出的共同富裕政策目標的認識。
一、引 論
討論收入或財富分配的平等(equality)問題，首先會遇到語義上的問題。正如J.C.科爾曼所指出的，平等這個詞常因為意義不精確、不一致而含糊不清[1]。這個詞語在英語中是這樣，在中文也是如此。人們多在三個意義上使用這個詞語。
首先是平均分配，主張不論何種原因，人們都應獲得等同的收入或等同的生活水平。在“革命”運動中，出身于底層社會的領袖多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平等這個詞語。經濟分析中涉及到效率與平等的關系時，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平等這個詞語。
其次是與勞動能力及業績相匹配的收入分配，強調分配的合理性。國家立法及政府施政中的文本，多在這個意義上使用平等這個概念。這個意義上的平等概念已經兼容效率的要求，因此，它一般不構成與效率的沖突。
在很多情況下，以上兩種意義的平等概念，在內涵上的邊界也常有混合交叉。例如，在第二個意義上使用平等概念時，現代國家的國民都愿意支持政府對勞動能力弱的國民給予幫助，而不論弱者的“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哪怕這個做法會產生某種減少社會勞動資源供給的負面作用。
再次是與社會文明進步價值觀相匹配的收入與國民財富分配，強調選擇自由、權利平等，并賦予權利平等以廣泛的意義。但在學者們的討論中，這個意義上平等概念會替之以公平(fairness)或公正(justice)這一詞語。這個意義上的平等，當然與效率之間更不會產生沖突。
本文為了方便閱讀以及與其他研究文獻用語的某種一致性，在上述第一個意義上使用平等一詞，同時也認為在現實中它與效率之間存在沖突。
人與人之間有差異，但追求好生活的愿望，卻基本沒有差異。“看破紅塵”者其實多是裘馬輕狂、錦衣玉食者；他們只是由于價值觀的變化對生活目標做了一種新的選擇。絕大多數人的一生，選擇自己認為有意義的生活空間，并希冀擴大之。這是競爭之路。因技術不斷進步，物質日益豐裕，競爭起點提高，目標也隨之提高。在高階的生存競爭中，能力較弱的人群也會不甘末居。所以平等是人類社會的永久訴求。
但是，平等程度會受到效率的制約。人們能接受的平等與效率的組合，才是有利于社會穩定的組合。這種組合不因人為設計而實施。不同的人類共同體會因復雜因素，在二者之間產生不同的組合。可以假設，因偶然原因而擁有好的組合的共同體會獲得穩定發展，它們在共同體之間的競爭中，擴大了自己的疆域，使得人類總體得以進步。
建立一種社會理想，其實不能追求單一的平等，而必須將平等與效率綜合起來，尋找二者之間的合理組合。歷史演化太過復雜，它有自己的軌跡，而我們思考所能把握的其中的因果關系極為淺薄。我們通常把不能解釋的因素歸為偶然或小概率事件。其實，如羅素所說，這是我們的無知，而非它真沒有因果關系[2]。但我們即使在有限的層面上解釋歷史，也多少會對我們認識現實有所幫助。
本文的討論范式要努力將平等、效率與社會穩定綜合起來評價關于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以往思想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形成了大量文獻，本文不打算對這些文獻做整體的回顧，但也免不了在推進本文的邏輯分析時，對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觀點做出評論。這種討論中經常發生的爭議，與人們對討論所使用的概念的理解不一致有關，本文在必要的時候會辨析更多概念，而不打算專辟一節對有關概念做語義學的討論。
二、廣義資本理論
主流經濟學把收入的初次分配看做要素定價問題，并因此對要素做出區別。但不同要素有其共性，收入分配中重視這種共性，有可能開闊我們對收入分配問題的觀察視野，加深對分配問題的理解。
(一)將資本概念一般化的學理依據
馬克思把資本定義為生產剩余價值的價值?！顿Y本論》的整體邏輯是把資本看做人類在生產合作關系中的控制性要素，把資本所有者看做生產與分配過程的掌控者。資本家雇傭勞動者，構成生產合作關系；資本家是這種關系的主導者，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剩余價值”便歸資本家所有。馬克思把這種關系看做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關系。這是馬克思階級斗爭理論的基礎。
但從生產的技術性質看，各種要素之間存在顯著的共性；或者說我們是從某種共性來定義生產要素的。從技術性過程看，分配問題屬于要素市場理論的范疇。當我們過于突出資本要素對生產的意義時，容易忽視資本與其他要素之間的共性。生產系統是多種要素之間的合作關系，這些要素包括勞動、廠房設備、周轉資金、土地、環境、管理以及社會信任等。近現代史上規模與程度不等的社會革命運動的后果表明，革命后果只是這些要素的所有權關系發生了變化，包括名義上而非實質上的變化，要素本身的技術性質并沒有變化，而要素的技術性質對所有權性質的合理性要求也仍然有內在的規律性，并不會隨某種所有權制度而更改。例如，當一個國家把沒收私人資本轉變為公有資本以后，資本的實際控制仍需要有代理人；代理人仍會追求盈利。如果代理人由國家機構派出，且國家沒有自由民主制度，則會產生廣泛的尋租現象，企業利潤會被代理人及其權力聯盟瓜分，國家所有權實際上成了政治權力壟斷集團所有制。一些拉丁美洲國家的國有化后果即是如此。
要素市場特征產生的分配問題，并不完全是經濟關系特別是所有權關系決定的；要素的技術性質也會通過它對經濟關系的影響而最終影響分配關系。所以，對分配問題的考察必須從這兩方面入手。由此我們可推演出廣義資本概念的意義。
先考察各種要素本身的技術性特點。第一，要素參與生產過程。單就生產的技術性過程而言，要素投入的必要性是等價的。第二，要素具有稀缺性。不同要素在一定的生產過程稀缺性程度不同，并與要素價格互相影響。有些自然物的物理形態或功能也參與生產過程，但因為其不具有稀缺性，不被經濟分析看作生產要素。例如，地球引力產生的重力現象也為生產過程所需要，但重力不具有稀缺性，在經濟分析中沒有意義。要素的稀缺性與要素的需求相互影響形成要素的價格。價格高低可以不同，但價格存在是共性。要素價格是分配理論的核心概念。不同要素價格高低決定收入分配的差異。第三，在生產過程中，要素本身必須保持獨立存在，即使某些要素的物理形態轉變為產品的一部分，其也要通過價值周轉不斷得到更新。所以，生產過程對要素的使用不需要支付要素的全部價款，而只需要對要素在一定時間里的使用權支付費用，此所謂“雇傭”要素。在這個性質上，勞動與資本具有同等意義，雖然會因其他原因而發生此二者的要素收入差異。第四，各種資本都“物有所值”,體現為一定的價值量。但資本的價值需要用它的使用報酬(包括預期報酬)來間接計算，而使用報酬又與市場對資本的需求及資本的稀缺性有關。例如，反映企業金融資本存量的股票價格，就受企業預期利潤的影響。鑒于要素以上的共性，我們可以把各種要素都看做生產合作中的資本，正如舒爾茨所言，把勞動要素看做人力資本，可以解決許多認識與實踐的難題[3]。但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這些不同資本類型的差異，以及由它引起的收入分配的差異。
劃分資本的“家族成員”,要符合語義學邏輯的要求。首先，資本的分類要遵循科學認知的一般要求，分類的依據在邏輯上有一致性。我們當然要在資本的分類中考慮權利關系，但同時也要考慮要素的技術性質。要素的技術性質對權利關系有顯著影響，使要素分類問題變得復雜。不同類型的資本要有共性，否則不能有“某項資本”的稱謂，對此我們已經做了討論。其次，不同資本在經濟分析中的概念的內涵及外延的邊界應該清楚，彼此不能有包含關系。第三，任何事物都有多重屬性，我們對資本的分類只選取其與經濟活動相關的屬性，包括資本的發生、積累、生產運用、支配地位、使用價格等。按這些要求對資本分類，有助于我們找出分配問題的奧秘。
(二)七種資本類型
Hoffer和Levy(2010)確定了七種資本類型：智力資本、社會資本、個人資本、自然資本、建筑資本、金融資本和政治資本[4],形成了他們對廣義資本的認識。這個分類符合科學認知的要求，對我們加深有關收入分配的認識很有意義。他們兩位提出的智力資本與個人資本應屬于舒爾茨的人力資本范疇。從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概念中進一步區別智力資本與個人資本，有利于解釋分配現象，我們在后文將對此做進一步分析。
智力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是人后天學習獲得的經濟活動能力的價值。學習的能力與天賦有關，也與學習的社會條件有關，而社會條件則十分復雜，教育認知理論研究在這方面不斷有新的研究發現。例如，研究發現學生的規模對學生學習能力有重要影響。按這個說法，我國一些村莊的人口大量流失以后，學生規模過小的學校若繼續保留，看起來是“一個都不能少”的好事，其實并不是好的做法。隨著社會技術水平的提高，一個人需要學習的時間越來越長，會強化智力資本的稀缺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形下，引起智力資本擁有者的收入增加。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通過社會進步所積累的社會合作條件，特別是有利于建立社會信任的社會基礎結構的價值。交易頻繁、交易規模大的社會容易積累社會信任，而交易頻度與規模又與人口密度有關。所以，早期的港口，后期的城市，會發生大規模的市場交易，并通過社會信任而發明便捷的交易工具。這也是城市居民收入高于鄉村居民的重要原因之一。
個人資本(individual capital)是人不需要經過學習與專業培訓就可以參與經濟活動的天賦能力的價值。一個人依靠這種能力所參與的經濟活動范圍會相當有限。
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是參與生產過程的具有稀缺性的自然環境因素的價值。土地是最主要的自然資本。生態環境在經濟規模超過一定閾值以后也具有了稀缺性，因此也會與土地一樣成為自然資本。
建設資本(built capital)是指社會長期積累的具有效果外溢性的基礎設施的價值。經濟學中的效果外溢是技術進步的函數。依據科斯定理，如果交易成本為零，可以不存在效果外溢，但交易成本本身是技術進步及社會制度的函數。這種情形給分配問題帶來了復雜性，我們將在后文作進一步討論。
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是通過預付購買其他生產要素(也有例外情形),并將其他要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活動的支付工具及其衍生品。支付周工資或月工資雖然在人力資本使用之后，但對完整的生產過程來說，資本周轉常常還沒有結束，因此屬于預付行為。金融資本對其他要素的預付購買行為使得其與人力資本之間出現風險不對稱的情形，這會對分配產生影響。
政治資本(political capital)是指建立和維護社會秩序的上層結構的價值。人們通常不用價值大小來評價社會上層結構，但實際上社會上層結構在維護公平正義的方向上的邊際改善能增加社會經濟總量，并由此可推算出其價值。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與諾斯歷史演化理論都有助于我們理解政治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意義。
(三)資本權利
歷史上復雜的所有權關系對資本的配置及分配關系有根本性影響。以上這些資本類別可能由個人或家庭所有和控制，也可能由公共部門所有和控制。家庭作為一種組織，與個人的區別很大；但在一定歷史時期與社區公共所有權的代表機構可能區別不大。例如，《紅樓夢》中的宗法權威實際上也是社區公共權威。歷史上有姻親關系的宗法團體聯盟可能獨立于君主，完全控制地方某些類別的資本。在更長的歷史時期是人身依附社會，個人沒有自由，一切資本，包括個人資本與智力資本，都由軍事集團中的精英控制。影響資本所有權結構的因素主要是技術進步與社會暴力的配置[5]。一般來說，技術進步會影響社會暴力的配置，但二者之間也可以有逆反影響；這種影響當然也不會如影隨形，特別是暴力資源配置會長期不適應技術進步的要求。這種所有權關系導致復雜多變的資本與收入的分配關系。下面我們扼要討論幾種典型的情形。
從遠古開始，人類離個人自由相去甚遠。上述各類資本的分配多由暴力支配。在狩獵采集時代，因人口食物匱乏，氏族部落內部會有嚴酷的暴力統治，并無“原始共產主義”可言；氏族部落之間更是戰爭頻仍，戰敗者或遭屠戮，或淪為奴隸。種植農業與畜牧業興起之后，出現支撐稅收制度的“余糧”,封建制國家產生，戰爭行為有了一定規范，一般民眾的非戰爭死亡概率降低，分工程度提高，特別是專門的藝術創造活動興起，人類文明水平有了提高。中國在帝國時代有了常備軍，接近同一時期的歐洲雖然沒有常備軍，但上戰場的主要是貴族世家成員，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穩定糧食生產活動。這個時代的農業社會并無真正的個人自由及其與之配伍的所有權制度、自由市場經濟制度。歐洲受戰爭體制的影響，土地買賣受到限制；中國在帝國文官制度的影響下雖然政府不直接限制土地買賣，但宗法權威會限制土地買賣，盡管這兩種限制的規則與程度有所不同。西方與東方的共性仍然是暴力組織的精英控制社會，壟斷各類資本，主宰生存資料的分配。這種社會不是權利開放的社會，而是人身依附的社會。
但是，現代所有權關系及其資源分配方式在傳統農業社會的夾縫中可以獲得發展，并成為權利普遍開放的現代社會成長的搖籃。東西方的共同特點是，在土地富饒且交通發達的地方，人口規模大、密度高，容易建立復雜的社會分工，產生商業規則，建立起發育尚不完善的權利平等關系。因為農業“余糧”總體上很少，這種社會的存在要依賴農業區暴力壓迫系統對農民的掠奪，并不可能將初級的權利平等關系推向全社會。城市的骯臟、混亂與鄉村的貧困是這種社會的一般圖景。
暴力組織退出對全社會的掌控后，人類建立起權利開放社會。這是一個并非人為設計的歷史邏輯的展開過程，其后果是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在權利開放的社會，究竟誰擁有資本，并由此建立收入分配關系，更多地由技術經濟性質與意識形態來決定。這里對這兩方面的情形略作討論。
技術經濟性質是指資本對象的物理屬性與人的一般利益訴求特征。如果某類資本或某類資本中的某個亞類別資本的運用具有非競爭性與非排他性，則它適合公共部門所有。例如，一條開放性的道路，在一定的閾值內，多或者少給一個人提供服務，成本不會變化，道路的使用者彼此不去為獲得服務展開競爭也可以擁有無差異的服務。眾多的使用者甚至可以合謀而不為使用道路付費。而這種開放性道路又有極高的設置“門票”的成本，也就無法阻攔一個不付費的人使用道路。技術可以變化，例如出現封閉式高速公路，利益關系就完全不同了。簡言之，在這兩種情形下，前一種情形適合建立共有產權，后一種情形適合建立盈利性的私人產權或按份共有產權。
意識形態是指社會建立在主流公正觀念基礎上的基本價值判斷。意識形態對分配的影響，主要是把歷史上某些在技術上看是私人性的物品或服務，也當做公共物品或服務來對待，使市場價格決定的作用受到限制。意識形態在人的權利平等方面的變化自不待說，當代社會已經將社會底線收入平等看做政府公共服務的目標，而且對底線的逐步提高持比較寬容的態度。收入的底線平等，例如不允許一個人被餓死，作為公共品在古代社會由家族、教會予以一定程度的保障，在當代社會則會作為政府的重要的公共服務目標，并且底線標準會遠超吃飽飯的標準?；A教育的平等、基本醫療服務的滿足也通常會成為現代政府的施政目標。再如安全，這種人們須臾不可離開的公共品，古代可能會由私人或家族購買，形成規模很大的私人武裝力量，當代社會則成為完全由政府提供的典型的公共品。
上面的討論給我們進一步分析分配問題提供了基礎。下面我們主要以權利開放社會為對象進一步展開對分配問題的討論。
三、分配的本質——資本定價難題
權利開放社會的分配問題，要比權利限制社會更為復雜，至少在理論的解釋方面是這樣。在權利限制社會，如前文所說的傳統農業社會，至少再分配關系由軍事領袖主宰?！昂玫姆峙潢P系”是增進綜合軍力的關系，但總有軍事領袖不能建立這種關系。在權利開放社會，軍力最大化已經不是采用何種分配關系的主要理由；維護自由與權利平等成為建立分配關系的重要約束條件，至少在近200年來興起的先進的“共同價值觀”是如此。有了這種約束條件，我們對分配問題的討論就可以不是馬基雅維利式的與成敗相勾連的是非判斷，而是與社會文明進步有關聯的理性判斷。本文將指出均衡價格形成的諸多困難及其對分配的影響。
各類資本提供服務時的定價機制即為分配機制。經濟學假設在充分競爭的條件下，也即在交易成本為零的條件下，可以產生交易雙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此種情形下，實際上沒有外部性，也沒有所謂公共性問題。這個時候各類資本所獲得的服務報酬，即它們在經濟活動中所獲得的報酬是效率最大的報酬。但是，因為存在以下幾種情形，實踐中的要素定價機制，即分配機制，并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
第一，任何類型的資本服務均存在外部性問題，即公共性問題，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交易成本為零不可能；交易成本足夠大時，甚至會阻礙交易的發生，產生資源浪費。交易成本包括一般的衡量費用，結構變化不斷產生的不確定性，以及由信息不對稱等原因所支持的機會主義行為后果。經濟學家把這種情形看做“市場失靈”,那么政府在多大程度上能解決市場失靈問題?政府自己會不會發生“政府失靈”問題?這些都是真問題。
第二，即使在某些交易活動中市場失靈程度很低，也還會發生交易的“公正性”問題。由個人資本與知識資本構成的人力資本，在不同人群之間的分布存在差異。如果按競爭性原則確定收入分配，人力資本負載水平低的人群會陷入貧困。讓窮人獲得發展機會，即使在權利限制的傳統農業社會，也會成為宗法共同體、宗教共同體的社會倫理，并被看做社會正義的內在準則?，F代社會更將幫助窮人看做基本社會行為規范。幫助窮人的標準確定盡管有某些規律可循，卻也不由市場交易規則直接決定。這種情形下，我們遇到的問題實際上不是交易成本“不可計算”的問題，而是“不愿計算”的問題。人們在物質豐?；A上產生了新的公正性觀念，對有的資本定價的合理性不愿意計較，容忍這里的分配問題不去由市場決定。微觀經濟學以及新制度經濟學都沒有在這一點上形成理論解釋范式。
第三，交易中風險不對稱對權利配置的影響。各類資本的服務特性不同，在服務合作全過程，不同類型資本所有者的風險不同，化解風險的能力也不同。我們在后文要指出這種風險不對稱如何影響收入分配。風險大的一方會尋求對不同資本間服務合作的控制，以求降低風險；而風險小的一方會讓渡合作過程的控制權，否則合作不能達成。從實踐中看，這種控制權讓渡所產生的權利不對稱可能導致權利的濫用，而市場本身很難對這種權利濫用迅速做出反應，從而可能降低市場效力。
第四，如果說因以上原因會發生市場失靈問題，那么有沒有能夠替代市場機制、并能完全補償市場失靈的后果而實現交易均衡的定價機制?可以肯定地說，沒有。所謂“市場失靈”本來是一個詞不達意的說法，它所指的其實是一種交易的定價成本過高所引起的情形。這種情形下的服務缺失，可以由第三方提供，仍然會產生交易成本，只不過表現為第三方機構的管理成本；同樣情形下第三方針對市場交易的外部性而進行的價格干預(如稅收),也會產生成本。這里的第三方，視需要解決的所謂市場失靈問題的不同情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社會組織，如行業協會等。這里呈現的復雜情形會對各類資本服務合作的定價，即我們所說的收入分配，產生多重影響，我們在后文會做必要的具體討論。
四、對幾個主要分配關系的一般性討論
分配作為各類資本在生產與服務中彼此競爭的結果，不僅會產生收入的差異，也會產生貨幣收入差異以外的其他利益關系，其中包括依附關系。全面分析這些關系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關心家庭內部關系、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慈善行為關系以及狹義的資本與勞動關系中的分配問題；人們關于分配公正性的心理糾結也主要與這些方面的利益關系有關。下文對這幾方面關系的分析將盡量避開教科書式的成論，有針對性地批評知識界的老套觀念，回應社會輿論關于分配公正性問題的主要關切。
(一)家庭在分配中的意義
目前我國理論界所謂“三次分配”的說法忽視了家庭在分配中的意義。一個社會規模最大的分配活動發生在家庭內部；家庭倫理與制度文明程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質量具有重大影響。家庭是一個經濟合作單位，合作主要發生在夫妻之間以及長輩與晚輩之間。
異性之間的合作是人類最重要的合作方式之一，異性之間的收入分配也是一個社會最主要的分配活動之一。異性之間為性滿足而分次合作交易會有一定的定價成本，依靠婚姻制度結成家庭以后，定價成本近乎為零。所以體現性別平等的家庭倫理是一種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在親子鑒定技術尚不發達的情況下，家庭制度還可以降低親子識別失誤的巨大風險。更重要的是，家庭制度還深化了撫育子女的性別分工，有利于子女成長。這種分工所產生的隱性交易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免除了定價成本。當然這種結構也會有其他摩擦成本，但一般來說，它要小于交易成本。即使是社會開放度大的歐美國家，成年異性仍大多會組成家庭，證明家庭這種最基本的社會組織是有效率的。
基于家庭制度的合理性，政府所制定的影響分配的政策應該支持家庭制度的穩定。個人所得稅應該以家庭為計稅單位，現在對已經建立家庭的人以個人收入為計稅單位顯然不妥。更改目前的做法，有利于穩定家庭制度，體現男女平等，也有利于少年兒童獲得更好的成長環境。
我們把長輩與晚輩之間的關系也不妨看做一種服務合作。這種關系會因一個家庭成員的年齡不同而不同。我們以一個只擁有18歲以下子女的家庭為例簡要分析這種關系。這種典型家庭的長輩與晚輩之間，除了擁有彼此間的親情之外，他們還有不同的資源，并借此產生服務合作。晚輩擁有未來遠期收入的折現，這是合作的根本性基礎。晚輩之于長輩還有怡情功能，達到一定年齡后還有勞動功能。這個都不難理解。另外兩個功能及其變化具有超越家庭單位的社會意義。
一是提供安全的功能。人會預期自己老了以后能獲得晚輩的幫助。但在傳統社會，晚輩實際上更多的是提供一種威懾力，以降低家庭成員受到侵害的概率，而對長輩在生活方面的照顧意義不大。這是以往時代“多子多?！庇^念的基礎。失能老人由子女來照顧，比起社會化的照顧，在經濟效率上是一種損失。我們略去一些邏輯分析展開的環節，可以指出，現代社會多種條件的產生已經使晚輩提供家庭安全的功能變得不再重要。
二是滿足生命崇拜要求的心理撫慰功能。死亡恐懼是人類進化形成的一種特質。各民族古代神話傳頌不衰已經證明人們有生命不朽的愿望。這種愿望的現實關照是人們希望子嗣延綿，生命在代際繼承中得到延續。人們創造的財富希望由子女繼承。
以上諸種家庭功能使社會大量財富的分配基本不需要市場定價，節約了交易成本，或者說使交易成本實現了家庭的內部化，應該在政府制定分配干預政策時予以考慮。國家政策與官方輿論引導機構應保護這種有效機制。一是應充分肯定家庭長輩呵護自己的子女，不提倡人們犧牲子女的合法利益而優先從事社會慈善活動；二是應支持子女繼承家庭長輩積累的合法財產，避免實行沒收性的遺產繼承稅。我國家族信托制度很不完善，信托稅收制度缺失，不利于遺產繼承。由于現行法律法規缺乏針對民事信托非交易性過戶的專門性規定，因此稅務機關普遍將信托財產的置入視為一次性市場交易行為，由此產生了高額稅負[6]。三是應繼續完善社會化養老保障制度，支持社會養老機構的發展。
當今世界，性別不平等仍是一個突出問題。保障女性平等權利不僅是文明推進的需要，也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在農業發展領域，針對農村女性的發展舉措已經產生了浪漫主義傾向。多年來，在農村扶貧領域比較流行的做法，是對農村極端貧困人口發放小額貸款，并特別傾向于將農村婦女作為接受貸款的對象。2015年，我國各級金融機構發放扶貧小額信貸1200億元，同比增長20%以上1。但從嚴格的計量研究看，小額信貸對持續脫貧的效果并不明顯[7]。由婦女來簽約接受信貸，多少會有利于提高婦女的地位，也多少會避免男子惡習所造成的貸款損失，但總體看作用不會太大。帶來一個社會貧困的原因，也是家庭性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締栴}不解決，性別權利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即使有信貸工作者的介入，也難以從根本上改變權利不平等的問題。
(二)政府公共服務中的分配問題
政府擁有政治資本，并藉此提供公共服務。經濟學家在嚴格假設下建立了公共品供求均衡分析模型，但因假設條件在實際中很難出現，均衡也難以建立。政府服務的代價是稅收的一部分，通常更大的比例是超出服務價值的“銷售額”。例如，政府實現轉移支付1萬億元，而稅收是1.2萬億元。關于稅收的“林達爾均衡”有認識上的啟發性，但不是財政制度運行的一般情形。關于與分配相關的政府公共服務，以下幾個問題可能更為重要。
第一，公共服務由誰提供?典型的公共品包括安全、環境、平等、秩序、基礎教育以及基礎醫療衛生等。這些公共品的每一項并不是同質的，而是與使用公共品的共同體大小有關。概括地說，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地方政府提供接近規模中性的公共物品會更有效率。社會組織也可以提供公共物品。社會經濟活動的局部分支的某些公共物品，例如行業秩序，企業的行業組織就可以提供。且從信息傳播效率的角度看，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做決策時利用信息的效率更高。有的類別的公共服務具有可分解性。例如安全這種公共品，有一般的國防安全、憲政安全，也有地方治理安全，相應地可以有全國范圍執法的國民警察與區域性的地方警察。概括地說，政治資本的配置應該具有統一與分散相結合的結構，中央政府提供基礎的、規模效益高的公共物品，地方政府與社會組織提供接近規模中性的公共物品。
第二，政府在多大規模上提供公共服務?政府公共服務規模的變化受到作用相反的兩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技術進步是減少公共服務規模的因素。因技術進步，人們的算計能力增強，交易成本會相對下降，經濟活動中的外部性被內部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使得一些原來被看做公共品的對象，不再成為公共品。企業規模的增大也有這種作用。例如飲用水，在古代社會更多地會被看做公共品，有的地區還因爭奪水源發生戰爭。現在不同了，飲用水可以被當做私人物品向社會提供。中高端飲用水的供應基本完全被市場化，一般的城市自來水供應也有一定的競爭性。現代交通服務也是如此。鐵路、航空、高速公路與一般道路等諸種方式之間已經有明顯的競爭性，與古代社會已經完全不同。另一方面，意識形態變化是增加公共服務規模的因素。有的現代社會的公共服務之所以成為公共服務，并不是市場不能定價，也并不是交易成本太高，只是因為市場定價的結果與意識形態有沖突。這是一種人們“不愿算計”的情形。因人力資本水平的差異，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人們之間的收入必定會有高低之分。在社會發展水平很低的時候，人們把人力資本水平低的人群獲取低收入看作天經地義的事情，社會進步之后，這種觀念發生了變化。教育、基本食物與醫療資源的分配也與此類似。這些方面的改善必須惠及窮人，越來越成為社會普遍的價值準則。這種關于社會公正觀念的變化，成為政府擴大公共服務的推動因素。有研究文獻對政府這方面的作用給予了肯定。斯特勞斯對非洲國家的研究，以及迪歐拉里卡對印度的研究發現，基礎營養的改善有助于提高農業工人的產出，農業工人的體重/身高每增長一個百分點，他們的日工資就會提高一個百分點。斯卡洛普勞斯對22個發展中國家的研究發現，小學、中學和高等教育的平均社會收益率分別為27%、16%和13%。可見，基礎教育投入的公共性意義更大一些。
以上兩種作用相反的因素會使政府公共服務規模朝哪一個方向變化，筆者尚難下定論，這里只是指出這種聯系的存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歷史看，公共品占全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總體在擴大。公共品規模的擴大表現為稅收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在近代以來不斷增加。
第三，如何避免政府人為制造公共性問題?關于政府的公共服務規模問題，能觀察到一個重要現象，即政府有可能人為導致公共品的產生，形成公共服務的過度供給。如，美國1920年開始實行了十余年禁酒令，便形成了一項實際多余的公共政策，既犧牲了平等，又損失了效率。中國作為高度工業化國家，卻長期存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這樣一個公共性問題，也與既往的政策有關。這使政府增加了一項艱巨的公共服務任務。再如，中國因政府政策產生了居民以多層樓房為主的居住形態，這使居民社區存在突出的公共性問題，及至樓房接近物理壽命時，會產生無解的公共性問題，也會增大政府公共服務的壓力。類似問題不勝枚舉。因此，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建立科學的政策效率的評價系統，時刻防范公共服務產生“自增強”的現象。
解決好以上問題是政府充任國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主體、建立分配公正的前提，否則國民收入第二次分配不僅不能解決初次分配中的問題，反而會產生更大的收入分配問題。
(三)“第三次分配”中的公正性問題
我們把慈善事業定義為在政府之外的人們之間的財富轉移，主要是富裕人口的財富向貧困人口的財富無償轉移。目前，社會上流行把慈善事業看作國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其實，如果我們把家庭組織內部的財富再分配算進來，慈善事業其實是國民收入的第四次分配。當然，怎么稱呼它不是很重要，我們姑且接受流行的說法。但是，弄清楚這種社會行為的機制很重要。
第一，在嚴格假設之下，慈善活動中的效率最大化均衡是存在的，且不一定是轉移支付導致的收入平等化水平。
假設1.有兩個人，富人與窮人，慈善活動的初始狀態是富人有錢，窮人沒錢。
假設2.財富的邊際效用是下降的，即效用曲線斜率變動的絕對值隨財富增加呈減量變化(二階導數小于零)。微觀經濟學通常假設貨幣收入的邊際效用不變，但這個假設在較長時段里，且不包括存量財富的情況下，才符合實際。慈善活動涉及的時間較長，且與存量財富有關，所以假設財富的邊際效用是下降的更符合實際。在圖1中，慈善活動發生，富人財富減少，窮人財富增加，他們的邊際效用曲線的斜率是正負相反。這種情形在現實中比比皆是。
假設3.財富變化所引起的富人與窮人的效用函數不同。馬云說錢對他不重要，就是一個數字而已，但一個深山農人進入城市后不會這樣說。馬云減少100萬與窮人增加100萬，所引起的效用變動的絕對值不相等。富人較之窮人有更強的能力，所以富人的邊際效率變動更加顯著。也就是說，富人對財富的增長更加敏感，導致富人的效率曲線不同于窮人。因此，我們可以有符合實際的假設：從長期看，慈善活動發生過程中，富人在財富減少時其邊際效用下降更快，窮人在財富增加時其邊際效用增長較慢。
圖1 轉移支付行為與社會公正
對全社會來說，取最大效率為最優選擇，所有在圖1中E點為均衡點，也就是說，在這一點上，富人向窮人的轉移支付率為最佳轉移支付率。這個點可以看作平等與效率的均衡點。
當然，現實中的慈善活動基本不會導致這樣的均衡發生。理論的真正意義是解釋均衡不會發生的原因，如同科斯定理的現實意義在于解釋外部收益總是難以完全內部化的原因一樣。從一般觀察看，慈善捐贈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有直接關系，除此之外也受其他因素的影響。據萬科公益基金會陳一梅及其團隊所做的研究，2018年中國的捐贈總額約754.2億元，美國是4277.1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的37.5倍，兩國該值占各自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是美國2.1%、中國0.08%,美國是中國的25.5倍。美國慈善捐贈之所以一直比例較高(比環保領域的3%相比，尤其顯高),有幾個原因：宗教信仰、國際人道主義情懷、同情弱勢群體、僑民捐贈，以及不排除和政治外交“對著干”的心理[8]。
不妨把慈善捐贈看做一種交易，這樣我們就可以解釋上述“均衡”的意義。盡管我們說富人行善值得贊賞，但最好還是不要把捐款行善與道德聯系在一起。富人錢多，而過多的錢按經濟學的說法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的現象，如果捐出一部分錢，錢的社會效用會增大，富人也完成了一項“交易”,并從中獲得了另一種福利。一般而言，在一個社區，較富裕的人會成為社區的公眾人物，并且他們有可能樂意成為公眾人物；在一個國家，最富有的一批人也會成為國家的公眾人物，他們同樣大多樂意成為這樣的公眾人物。他們需要社會聲望，而換取社會聲望的辦法，不外乎捐出金錢，興辦慈善事業。在自由競爭程度較高的環境下，富人必須在市場上來滿足他們對社會聲望的需求。但這個市場通行“定價歧視”的原則?！奥曂边@種物品的供應者是大眾，包括窮人，他們給富人“供應”社會聲望這種特殊物品時，會開出較高的價碼；需求者越是富有，他們開出的價碼越高，也就是說，富人越是富有，就越需要做更大、更多的善事來從社會大眾那里獲得社會聲望。從這方面社會輿論的特征看，一個很富有的人如果在慈善活動中捐贈數量過少，會有輿論的負面評價，原因就在這里。自由、平等、公正和安全是人的基本追求，也是人的基本權利。但看起來這還不夠，窮人還應有對社會富人評價的權利。這種權利是窮人的財富，這種財富需要一種好的“變現”條件。
(四)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定價——“資本雇傭勞動”的秘密
關于分配問題討論的一個焦點，是關于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問題。近百多年來，世界經濟發達國家資本與勞動之間的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并使勞動者的生活品質總體上不斷提高。從廣義分工的角度認識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近年知識進步的成果。但至今人們還是不斷地問，在勞動與資本的“合作”中，為什么總是資本支配勞動?為什么資本的收入要高于勞動?
以上問題看似是真問題，其實問題本身很含糊。一般所說的“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一種復合型關系。在勞動一方，其實是本文一開始所說的個人資本與知識資本組成的人力資本。在資本一方，則多是金融資本加上金融資本的所有者的人力資本。這兩方獲取收入的機制很不相同，其中，人力資本與金融資本在性質上完全不同。例如，一個大學本科學歷的勞動者每個工作日獲得500元收入，100萬元的貨幣資本參與服務后，每個工作日獲得5元收入，請問哪個高哪個低?沒有答案，因為這里涉及兩種不同的資本，計量單位不同，收入不可通約，大小不可比較。當然，金融資本代理人，即那些對企業投資有決策權的企業高管們，所具有的收入與企業一般職工的收入是可比的，他們會參與企業利潤的分割。但是，他們的收入與資本利息在性質上完全不同。那么，究竟怎么理解資本與勞動的收入差異?我們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嚴格的邏輯分析。
1.金融資本收入是參與生產合作的要素的稀缺性引起的
勞動創造價值是我們熟悉的經典理論，這在特殊的價值觀之下具有邏輯的自洽性。而我們討論的分配，是一個現實必要性問題，必須在價值中立的前提下展開。在現實生產合作中，人力資本必須與金融資本的轉化物——資本設備合作，否則生產就無法進行。人力資本的服務表現為一個體力與智力的消耗過程，謂之勞動；資本設備加入生產合作過程只是人為地設立了一個會計科目叫折舊，另外設置一個常規會計科目叫利息。利息率是資本服務的一個定價。企業的盈余雖然被稱為“企業家才能的報酬”,但資本也參與對它的分割。以人類情懷為價值尺度，資本似乎不應該獲得報酬，但現實必要性是另一回事。
資本是稀缺的，如果不給它報酬，資本積累就不會發生，即不會有人愿意犧牲近期消費而積累資本。古典經濟學家故此把資本的報酬定義為遠期收益的折現或現期消費犧牲而應該得到的報酬，這算是一種解釋。同樣地，資本衍生品也應獲得報酬，因為它與現實的資本設備有關。至于引起過大的杠桿倍數的金融衍生品投機所造成的金融風險，是另一回事，這里不做討論。有人會說，金融資本稀缺不是問題，它的所有權過于集中才是問題。能不能讓資本平等分配到每一個人頭上?這又不是一個真問題。資本設備的使用在大量情況下需要聚集為一定規模，達到一定規模的途徑必須是交易，即通過交易使金融資本到達善于運用它的人的手上，使它能有效率地使用。又有人會說，將金融資本國有化可以解決資本聚集問題。這仍然不是一個好辦法。歷史經驗已經證明，這種做法不能真正產生資本的有效使用。一般勞動力在競爭的作用下充其量只會獲得工資，不會有金融資本報酬，不能解決所謂“資本—勞動”之間的收入分配“難題”?？傊鹑谫Y本獲得報酬乃經濟規律使然，人為禁止這種分配的發生，等于禁止經濟活動。
2.“資本支配勞動”是二者之間風險不對稱引起的
在市場競爭中，金融資本所承擔的風險遠大于勞動。資本由此成為經濟活動創新的推動力和風險報酬的收獲者。這也是一種分工，資本承擔創新風險，勞動者根據勞資合約完成企業的常規生產任務，不用考慮市場風險，可取得約定報酬。此項分工的意義重大。作為人口多數的普通勞動者，需要收入的穩定預期，使社會能夠正常運轉；而資本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使社會保持活力。各種資本的衍生品潤滑了資本市場，同時也放大了資本的風險。特別在企業破產時，勞動者可以重新就業，人力資本不致喪失。勞動者還可以通過學習提高人力資本水平，而資本一方的很多沉淀成本卻基本難以收回。社會分工水平越高，資本設備轉變用途的可能性就越小，面對市場波動風險時收回成本的風險也就越大?，F代國家還設置了失業保障制度，對勞動者予以幫助。資本家關閉工廠時也要將對勞動者的補償納入工廠關閉的成本。美國每年企業注冊者企業經營的平均持續時間約為3年，中國目前也大抵如此。投資者通常在消耗完自己的積蓄以后變成受雇傭者。
3.金融資本代理人的高報酬是降低資本風險的必要條件
金融資本自己不會主動進入生產合作過程建立與人力資本的合作。金融資本的所有者會選擇人力資本專業化程度高的人，做控制企業的代理人。金融資本所有者會選擇什么樣的人來作為資本管理人?因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面對種種風險，所以選擇能夠降低這種風險的營運者當然最好。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力資本水平高的企業營運者當然是合適人選。專業技能需要長期積累，沉淀成本很高，跨專業一般意味著很難收回培養技能的巨大成本，而企業高管在同行業不同企業之間跳槽比較忌諱，因此他們更有可能會把自己的命運與企業的命運聯系在一起。這類人在職場上是少數，給他們只能支付具有競爭性的報酬。
從一個大的視野上看，專門人才的收入決定具有“贏者通吃”的性質，即從專門技能培養的總成本來看，他們的投入回報率并不算高。大量的人追逐高收入，要投入時間與金錢，但他們中的成功者是少數。大量的人在職場競爭中折戟沉沙，最終收入不能彌補投入成本。這種情形在藝術行業的表現尤為突出。成功的藝術家的收入可能是一般人的千倍萬倍之上，但在從業競爭之途上，成千上萬的人給他們墊底，其投入與回報完全不匹配。成功者當然有天賦出眾的因素起作用，但天縱之才被最終驗證，卻是一條無數競爭者的艱苦奮斗之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社會有充分的理由對專門人才的高收入持認可、包容的態度。
4.人力資本與金融資本的技術經濟差異是金融資本代理人控制企業的另一個原因
從法國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觀察到金融資本控制企業給一般勞動者所帶來的苦難，他們的觀點我們耳熟能詳。甚至比較務實的大思想家羅素也十分關注企業中工人的不堪處境，主張用工團主義解決問題[9]。從現實發展看，第三次技術革命以后，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致使工人的就業條件有很大改善，但這與工團主義無關，而與技術進步有關。我們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企業的職工招募、工資標準、市場營銷，乃至投資決策，都由工人的組織說了算，會是什么結果?這種情形其實一開始就不會發生。一個企業的組建，資本設備與勞動者在總體上都不可替代，但單個工人是可以替代的；工人之間有競爭性，而資本作為一個整體不存在被選擇的競爭性。但因為二者的技術性質不同，勞動者與資本方之間的契約訂立條件對工人不利。企業在組建中陸續招募工人，工人崗位是可分的或分散的，而資本是一個整體。一個或幾個工人不可能要求整體行動的資本滿足自己的要求；資本沒有被各個擊破的可能性，而工人一方則不然。即使資本的股東比較分散，股東之間的合作成本大大低于工人合作的可能性。資本一方對付工會的最后殺手锏是關閉企業。地方政府通常為了維持地方就業機會穩定增長，會促成勞資雙方的合作，但無論如何不會使企業的控制權從資方轉到工會一方。
技術進步導致社會中產化，使得工團主義在日漸式微的背景下實現了勞資關系的極大改善，主要應歸于技術進步與社會分工的深化。(1)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使基本生活資料占工資的比重越來越低。例如，發達國家的恩格爾系數大多已經低至15%以下。正如Nordhaus(2000)所說，可持續的消費水平是“一個國家在確保成員國所有當代人和后代人的預期壽命消耗或效用至少與當前消耗或效用相同”。Nordhaus證明，要確保這種持續或不斷增長的消費水平，就需要社會財富的增長。這些財富不僅包括金融資本和固定投資。還包括各種非市場和無形資本，這些資本都必須保持或增強，以確保未來的持續消費水平[10]。(2)以住房面積衡量，住房的相對成本大幅降低，居住形態發生重大變化，獨棟或聯排房屋成為中產階級的標準住宅。這與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建設用地增加有關。這一變化使更多家庭的女性不再進入勞動力市場，全社會就業壓力降低，改善了工人的工資談判條件。(3)全社會有酬勞動時間縮短，休閑時間增多，增進了社會平等感受。因為休閑中的消費主要是體驗性感受，而體驗性消費中的服務提供者沒有充分競爭性，服務質量與體驗者的主觀偏好有關，這使得大體接近的體驗，其價格會有天壤之別。有的高收入人群的體驗性消費，在低收入人群看來就是“燒錢”,其實不妨把這種“燒錢”看做一種再分配，只不過它是以提供就業機會的形式出現。有的體驗性消費只具有很強排他性的“圈子”的意義，與體驗本身的成本無關。當然，也有諸如太空旅行這種體驗性消費會有高成本發生，但很多“俱樂部消費”并非如此。只要普通勞動者的工作日縮短，讓他們有更多的休閑時間，便使得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與富裕階層的差異，要小于他們之間貨幣收入的差異。(4)當代國家對資本所得的征稅方式，在客觀上鼓勵成功的資本家擴大投資，使金融資本所得繼續成為社會財富，而不至于轉化為他們的消費。巴菲特公司的股價在50多年前不到20美元，2021年已經突破40萬美元，這與這家公司基本沒有分紅有關?，F代國家資本設備折舊率依法規定往往很低，看起來惠及資本家，實際上是鼓勵資本家擴大投入的行為，客觀上擴大了社會生產規模，抑制了資本所有人的消費水平。
我們常常只容易看到資本支配勞動的“任性”,而忽視資本創新失敗后的痛苦。全面認識資本的社會分工價值，才有助于采用更好的經濟發展政策。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擴大私人資本空間，并因此產生國民經濟整體效率的提高，為民生水平提升奠定了穩固基礎。1997年中共中央的官方文件將私營經濟定義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反映了對資本與勞動關系的新認識。
五、效率、平等與穩定的一個簡化解釋模型
過于強調平等實際上不可持續。歷史上較少出現極端的平均主義性質的集體行動，國家所采取的某種平均分配生活資料的行動，也可能只與戰爭的某個階段有關。一個正常的社會，總是在資源可能性的邊界內，形成效率與平等的某個組合。當這種組合能被社會所接受時，社會穩定便成為可能，社會就有了發展的基本條件。約翰·羅爾斯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將效率、平等與穩定作為社會正義得到保障的重要條件[11]。我們嘗試對這個關系做一個模式化的分析。
這里要強調說明的是，下面的理論模型會涉及到諸多內生變量與外生變量，且他們與歷史發展有密切關系。支持這個模式的許多判斷，并非來自本文作者對歷史的專業研究，但正如諾斯在構造他關于經濟史解釋的理論模型時不愿意對“利用第二手資料來源”而表示遺憾一樣[12]71,我們也不必為此遺憾。經濟效率、平等與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如圖2所示。
圖2 平均程度、效率與穩定關系的演化
(一)內生變量
分配的平等程度與效率之間有替代關系。圖2中橫軸為效率，縱軸為分配的平等程度。二者時間的關系如圖2中的曲線rn。
鑒于本文主要是為了說明效率、平等與社會穩定的關系，而不是做計量歷史學分析，所以沒有對有關變量做具體規定。例如，沒有對效率做更具體的定義，說它是人均GDP還是人均消費額。還要指出，正如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靜態分析中涉及到的效率與平等的關系中的“平等”,其實是指“平均”,是不考慮合理性要求的單純收入的分配。顧及效率而提出分配的合理性，已經超出了平均的意義，人們通常說的平等更多地是這個意思。
(二)簡化的假設及靜態分析
任何合理的假設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現實拷貝，而只能要求它反映基本趨勢?，F實拷貝可能是藝術，趨勢刻畫才是理論。按實際情況來衡量的人們生活水平的平等程度、經濟效率以及社會穩定程度，不論采用什么指數，在歷史上都不是線性變化的。但從長期趨勢看，這些變量是逐步增加的。
第一，效率是逐步提高的。
這個判斷之于近代經濟史當屬無疑。關于史前及古代人類，經濟史研究中的通行說法，是認為它沒有經濟增長和積累，更沒有經濟發展，但按照道格拉斯·C·諾斯的研究，史前社會人類經濟的邊際收益是不變的，而人口是增長的；邊際收益的變化會引起人口的遷移，還會引起戰爭和制度變化(如公社制度的產生)。這就意味著平等收益是增長的，因而總效率是增長的；產出供給中的“生產者剩余”是存在的[12]82-88。史前人類出現的組織管理人員的專門化以及藝術活動的出現，哪怕是以宗教形式出現的，也證明了總效率的增長。如果人口不增長，則這個判斷不能成立。
第二，平等程度逐步改善。
這一點我們在前文已經做過討論。這里的平等是實際生活水平，以獨占與享用的消費物品多寡來衡量生活水平。不能把生產力水平很低時期基尼系數很低的情形，看做平等程度高。存在殺死喪失勞動力的老人，甚至把幼兒當做祭奠物品的社會，現行基尼系數不具有反映平等程度的指數意義。
第三，把穩定看做平等與效率的可接受的組合。
收入貧富懸殊會引發民眾不滿，成為社會沖突的誘因。但因為一定的經濟效率，可以使民眾的最低生活狀況也達到一定的水準，便可容忍一定的貧富差異。因為邊際效用遞減的原因，這種關系如圖2中與rn相切的一階導數遞減的弧形曲線cn所示。無差異曲線cn上每一點在可接受性上是無差異的。切點en表示能為社會所容忍的平等程度與效率之間的組合，即社會穩定的均衡點。
(三)比較靜態分析——外生變量解釋曲線的位移
靜態地看，平等與效率之間的關系為負相關。但加入時間因素后，即加入歷史上發生的一攬子外生變量以后，效率與平等之間會呈現正相關的關系。
效率提供了一定程度平等的可能性。效率越高，平等程度有可能越高；實際平等程度受到技術可能性邊界的影響(緩慢增大的m),也受到社會制度的影響與其他因素的影響，表現為rn曲線位置的變化?？傮w上，在權利開放社會建立之前，隨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平等程度也會緩慢提高，但提高的速度會小于效率提高的速度，主要原因是技術進步會放大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而滿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質資料占社會總產出的比重越來越小。如果公權沒有干預，這個過程之下的收入分配差異的絕對量會越來越大。
上述變化表現為rn曲線的位移。坐標中曲線r1、r2、r3的不同位置，代表了不同技術水平下效率與平等關系的變化，位置更高的曲線代表更高的技術水平。曲線斜率變小，是因為在技術進步中平等水平降低的速度會小于效率提高的速度。
(四)反映可接受的平等與效率組合的變化——無差異曲線變化的性質
圖2中的無差異曲線cn是加入時間因素后的效率與平等的社會可接受的組合的變化。曲線位置的提高，代表社會進步過程中效率提高使平等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效率提高，財富增加，會使人們對以往的低平等水平容忍度降低，要求更高社會平等水平。除此之外，人們價值觀的變化，宗教傳播對平等觀念的塑造，也會產生人們對社會平等的更大追求。
傳統社會是充滿暴力壓迫的社會，除了賑災救人的一些行為之外，軍事集團控制的政府很少能產生有利于提高社會生活平等水平的積極的再分配行為。支持社會弱者的再分配行為，只會發生在中上層大家族內部，底層社會的民眾總會承受飄零之苦。所以，傳統社會的民眾并不能獲得效率提高所能提供的生活平等水平提高的潛力，人們對平等程度的期望相對于效率提高而言不會相應提高。這是本文設定位置較高的無差異曲線的斜率會依次降低的理由。當然，這個設定的可靠性不影響采用這個方法的意義。
(五)社會穩定的“契約曲線”
如圖2中，rn提供了滿足平等程度與效率的社會潛力，而cn則規定了此二者的社會選擇。不難理解，en是不同時期實現平等程度與效率最大滿足的均衡點。例如，當r2規定了平等程度與效率組合最大可能性時，e2與c2相切的切點，便是帶來社會穩定且能把社會關系資源充分利用的平等與效率的組合，離開這一點時，要么社會穩定程度降低，要么社會關系資源不能充分利用。
隨著社會發展，rn不斷提高，產生一系列無差異曲線cn相切的切點。這些切點的軌跡，便是滿足一個社會穩定性要求的“契約曲線”。實際歷史軌跡應該在我們理論上假想的契約曲線左右搖擺。我們秉承總體上的人類發展樂觀主義的理念，還是認為平等與效率的組合在漫長的歷史時期有一個帕累托改善過程。從部落共同體為主的無序暴力時代，再到定居農業為主的有序暴力時代，最后到軍事集團退出政治舞臺的權利開放時代，平等與效率的關系處于改善之中。
(六)權利開放社會的最優穩定均衡
理論上說，在權利開放社會，政府建立在自由契約的基礎上，不僅在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公共品的分配中體現平等原則，甚至把社會弱勢群體的救助也看做公共需要，并通過國民收入的第二次、第三次再分配予以滿足，從而產生了不同于傳統社會的平等與效率組合的可能性以及二者無差異曲線的性狀。
國家在更大規模上介入收入分配以及其他民間力量推動慈善事業的發展，意味著平等程度的增加幅度可以大于效率增加的幅度，在理論上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技術可能性帶來的效率利用空間，實現圖2中e4的均衡，并保證e4對應的平等程度大于其他社會的平等程度。
這個關系所揭示的政策運用的基礎是：(1)平等的構建是一個歷史過程，即使技術文明與社會文明很高的情況下，也不能做到絕對平等。(2)不能離開效率增進而獨立推進社會平等；將平等與效率兼顧起來，才能產生并延續有意義的關于社會文明的價值，將它們分別強化成政策的核心價值，實際上會形成某種激進主義，不利于社會穩定。(3)成功構建反映合理的平等和效率之間關系的指標，使平等與效率在發展中同時獲得改善。
六、理性對待共同富裕目標
2021年中共中央提出共同富裕施政目標，將共同富?？醋鰣陶h的長期執政基礎。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長文，對共同富裕目標做了詳盡闡述[14]。文章指出，要鼓勵勤勞創新致富，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要通過多次分配，加大政府調節力度，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要把共同富裕是一個長遠目標，不期望齊頭并進，不要求同時富裕；要在推進物質生活共同富裕的同時，加強精神共同富裕建設；重點推進農村富裕。顯然，從這些政策主張看，官方提出共同富裕并不是指收入均等。
既然平等主義分配不是共同富裕目標，那么，可否給出一個關于共同富裕的一般性定義?我們嘗試做出以下回答，這也是作者對本文的一個總結。
——確立人民至上、產權中性、效率為本觀念，賦予社會公正以科學內涵。在當今后工業革命時代，雖然企業仍是產品與服務的基本生產單位，但人一生的消費資源直接來自企業的部分越來越小，以再分配形式獲得的消費資源以及未以貨幣計量的消費資源占總消費的比重越來越大。即使在企業發生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金融資本對人力資本的雇傭越來多越地受到技術性因素的影響。國民生活受惠于多層次收入分配路徑的影響，國家權力成為影響最大的因素。競爭性領域的產權配置由效率決定，是經濟保持活力的基礎；國民收入總體分配才需要體現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
——將富?？醋鱿M現象，在衡量富裕程度時以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消費水平為表征，將其投資性財產看做社會財產，不以這部分財產作為貧富差異的衡量基礎，而以此獎勉私人投資，抑制奢靡之風，匡正風氣，樹立有益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平等觀念。
——建立新的基尼系數以衡量收入與財富差異水平。國際流行的基尼系數在判定財富差異時未將投資性財產與消費性財產作出區分，夸大了技術革命時代的分配“不公”問題，應予糾正。
——依靠家庭倫理維護幼兒與青少年的利益，立法保護家庭責任人對幼兒與青少年的養育責任。國家應維護家庭財產的可繼承性，以穩定家庭文化傳承的紐帶。國家政策應支持獨棟或聯排房屋作為中產家庭的一般居住形態，使這部分財產具有可維護性、可繼承性，建立“恒產—恒心”機制，為社會穩定建立財產權基礎。
——國家建立權利開放、平等的基本公共品享有制度，在人身安全、秩序保障、國民教育、環境安全、基本醫療與基礎養老等方面實現國民人人平等。對于區域性、社區性、團體性公共品保障，國家應要求其具有公開透明的制度，抑制擁有特權與壟斷資源的人或組織建立具有封閉性、排他性的公共品獨享俱樂部。
——國家以提高國民人力資本水平作為改善企業勞動者在“工資談判”中的地位的核心手段。建立“食品券發放制度”,推行國民營養改善計劃，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營養水平。調整城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將恩格爾系數超過40%的家庭分等級納入食品券領取范圍。完善國民基礎教育免費制度，阻斷代際貧困傳遞機制。
——國家對自由市場機制產生的分配后果做合理調節，在控制財富分化與鼓勵效率提高之間建立基于彈性政策的動態平衡。以稅收調節私人財產中投資性財產與消費性財產的分割。不實行沒收性的遺產稅政策。遺產中將投資性財產與消費性財產分開計稅，對投資性遺產不征稅或適用低稅率。應出臺相關稅收政策，保障投資性財產與消費性財產的自由轉換。
——國家應避免經濟政策對收入分配的逆向調節，充分關注經濟體制與收入分配政策的合理匹配。以往在城鄉關系中的逆向調節遺留問題較多，應予糾正。應支持農業規模化經營，降低食品價格，提高國民食品消費質量。通過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與增加農戶就地就近兼業機會雙重措施提高農民收入，避免使用維持農產品高價增加農民收入。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國家土地國民共享制度。城鄉居民擁有獲得住房建設用地的同樣權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可以繼續使用現有宅基地，其他國民家庭應通過市場化辦法取得住房建設用地。堅決取消只有房地產公司競買住宅建設用地的現行制度，允許國民個人直接進入建設用地市場取得土地。國家通過稅制調節居民家庭面積適當的建設用地。國家通過建設“集合住宅”對低收入人群提供“居者有其屋”的支持。現有國家建設用地總量足以支持中產家庭擁有以獨棟房屋為主的高私密性住宅，國家只需要大幅度調整建設用地規劃與土地用途管理辦法予以保障。國家應立法規定城市住宅建設用地占城市建成區的比例至少在40%以上，以保證我國形成有利于社會穩定的居住形態。
——慈善活動乃民間社會扶貧濟困、盛德壯美之舉，應由民間社會組織主導發展。應開放慈善組織登記注冊運作，并將慈善活動作為國民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兜底保障予以鼓勵。國家設立的國民最低生活保障線不計入慈善活動產生的收入變動因素，以使低收入人群獲得更大幫助。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學術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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