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鄉愁的哲學表達主要體現鄉愁的主體、鄉愁的對象和鄉愁的根源，在不同學者對鄉愁的釋義或相關表達中，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復原與重建、渴望與批判等，都呈現出鄉愁根源的沖突性特質及其與鄉愁主體之間的緊張關系。20世紀民族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遭遇的同質化傾向，是導致文化鄉愁成為現代性主要特征之一的重要原因。根植于鄉村生活尤其是鄉村人際關系、空間載體和道德生活記憶的鄉愁，包含戀土、懷舊、思鄉的復雜情感，兼具理想追求、身份認同、精神寄托等價值訴求和倫理意義，成為一種隱喻著城鄉關系和農民身份認同的“現代性的中國話語”。“記住鄉愁”充分彰顯了鄉村振興背景中倫理“還鄉”的價值旨歸，倫理“還鄉”需要通過鄉愁實踐的倫理“嵌入”，為“記住鄉愁”提供有效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鄉愁；倫理“還鄉”；“記住鄉愁”；鄉村振興
鄉愁是一個多元而復雜的概念，在不同的學科和話語體系中有著不同的指向和內涵。緣于此，關于鄉愁的文學表達和理論探究，也是長期以來國內外學術研究的重要內容。其中，基于對中國鄉村文化、城鄉關系等視角的鄉愁研究，也日趨成為國內學術界關注的熱點。2013年，近平同志在中央城鎮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城鎮建設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1]，進一步引發了學術層面和實踐層面關于鄉愁的關注和探討。“記住鄉愁”是對“鄉愁”這一中國傳統文化術語的傳承和轉換，既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鄉村倫理重建提供了道德文化之“根”，亦可成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表達。
一、鄉愁何謂：多學科視野中的鄉愁及其倫理內涵
從最為一般的意義上說，鄉愁意為思念家鄉的憂傷心情。在醫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不同的學科話語和現實語境中，鄉愁有著復雜的詞義。
在英文表達中，“鄉愁”（nostalgia）是希臘語單詞nostos（回家）和algos（痛苦）的合成詞。1688年，瑞士醫生約翰尼斯?霍弗（Johannes Hofer）發表了一篇醫學論文，用“鄉愁”一詞描述瑞士雇傭軍在遠離祖國的戰場上表現出的一種極度思鄉的狀態，患者的癥狀是沮喪、憂郁、情緒不穩定，包括反復哭泣、厭食、全身消瘦，還常常產生自殺傾向。在此后大約200年里，鄉愁都被作為一個醫學術語。
19世紀，鄉愁開始從臨床內涵轉向象征意義，表現為對失去的地方或消逝的時光之渴望。這一時期，歐洲前所未有的社會和經濟變革帶來的時間加速感和重尋以往生活的欲望，助長了現代鄉愁的孕育，也引發20世紀60—70年代“文化鄉愁”的興起。其中，社會學和人類學關于鄉愁問題的討論最為熱烈。事實上，正如奧利維亞?昂熱和戴維?伯納在《人類學與鄉愁》中所提出的，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創立是建立在一個充滿鄉愁的現代性概念之上的，涂爾干、韋伯、滕尼斯和齊美爾的理論包括了對新興西方工業社會的批判立場，其框架是傳統和現代之間的道德對立。戴維?伯納將人類學家對學科的鄉愁之情稱為“外部的鄉愁”（exo-nostalgia），即對他人（文化）失落的感受和話語，認為這種鄉愁情緒是基于傳統社會的脆弱性和殖民主義的影響，并且，這種姿態一直延續到今天。例如，人類學家們最喜歡的一些人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貧窮的人，而不是全球的、多樣化的和占主導地位的人，這種態度正是根植于他們對學科“外部的鄉愁”之情。[2]卡森認為，鄉愁與其說是對故土的懷念，毋寧說是對母語的眷戀。[3]
戴維斯將鄉愁分為“簡樸的鄉愁”“自反的鄉愁”“闡釋的鄉愁”三個階段。“簡樸的鄉愁”是一種主觀狀態，它承載著這樣一種未經檢驗的信念，即過去比現在更好（更美麗、更健康、更幸福、更文明、更令人興奮），簡言之，“過去是美麗的而現在是丑陋的”。“自反的鄉愁”階段，人們喚起情感和思考某些以經驗為導向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鄉愁所主張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或代表性。“闡釋的鄉愁”階段，行動者試圖以某種方式將他所感受到的鄉愁情緒客觀化，并分析鄉愁情緒所導向的問題，如鄉愁情緒的來源、典型特征、意義和心理目的。他強調，兩種更高階段的鄉愁并不必然代表著“更好”，“自反”和“闡釋”包含比“簡樸”更復雜的認知視角，但是與此同時它們的復雜性也導致了某種混亂。[4]鄉愁是一代人身份認同的核心，每一代都提醒著另一代“珍貴的東西”即將失去或被遺忘。[5]他區分了“集體的鄉愁”和“個人的鄉愁”。“集體的鄉愁”指的是物體的符號具有高度公開、廣泛共享和熟悉的特征，這些來自過去的象征性資源，在適當的條件下，可以同時引發數百萬人的一波又一波的鄉愁之情。“個人的鄉愁”指的是那些來自過去的象征意象和典故，由于它們的來源在一個特定的人的傳記中，在它們的引用中往往更具有特質、個性化和特殊性。兩者本質上都屬于主觀體驗的范疇，因此，大多數人在主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每個層面上都有鄉愁的象征材料的重疊、交織和嬗變，從而，最好的辦法可能是構想出一個相當緊密的象征性網絡，將集體與個人的鄉愁聯系起來。[6]
詹姆森提出了“鄉愁情緒”和“鄉愁模式”之間的區別，認為前者是由失落感引起的，后者是一種不涉及個人記憶的消費風格。[7]博伊姆區分了旨在“對失去的家園的歷史性重建”和“復原性”的鄉愁以及那些意在反映“諷刺的和渴望的渴望本身”的“反思性”的鄉愁。[8]帕拉則認為，鄉愁之情不僅僅是對無法挽回的過去的逃避，或者政治上的非顛覆性，[9]鄉愁之情既包括對當下的道德批判，也包括應對社會變化的另一種選擇。[10]布萊恩特的民族志研究表明，鄉愁構成了一種對理想化和刻板印象的自我形象之渴望，人們相信這種自我形象已經無可挽回地消失了。[11]18世紀德國詩人諾瓦利斯曾說：“哲學就是懷著永恒的鄉愁四處尋找家園。”不難發現，當鄉愁從臨床內涵轉向象征意義之后，不同學科對鄉愁的釋義盡管有不同的視角和話語，但已然呈現出明顯的哲學表達和倫理蘊涵。具體而言，鄉愁的哲學表達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鄉愁的主體，即所謂“誰在愁”？正如戴維斯所提出的集體的鄉愁和個人的鄉愁，鄉愁的主體既可能是“數百萬人”，甚至更為眾多人數的群體，也可以是一個特定的個人。兩者本質上都屬于人的主觀體驗，集體的鄉愁具有公開、共享的特征，個人的鄉愁更具有個性化特質，兩者又會通過一定的重疊、交織而相互聯系和影響。二是鄉愁的對象，即所謂“愁什么”？正如海德格爾所說，“故鄉最玄奧、最美麗之處恰恰在于這種對本源的接近”，“那些被迫舍棄與本源的接近而離開故鄉的人，總是感到那么惆悵悔恨”；也是在這一意義上，海德格爾提出“接近故鄉就是接近萬樂之源”。[12]從中，我們不難看出，鄉愁從哲學上將無家可歸(homelessness)的形式賦予了疏離和異化的內容。盡管鄉愁對象從開始臨床內涵中確切的“故鄉”轉向象征意義中“故鄉、家園、過去、傳統”等意涵，但我們仍可從中發現鄉愁對象的某種共同價值指向，即對某種當下并不擁有的“失去”之認同、留戀、渴望，即一種“渴望改變了的現在所缺少的東西……僅僅因為時間的不可逆轉，而對現在無法實現的東西的向往”[13]。三是鄉愁的根源，即所謂“為何愁”？依循德國哲學傳統的圖爾納認為，“對于懷鄉的人來說，世界是異己的”。[14]因此，他主張從哲學和社會學上將鄉愁當作“某種人類疏離(estrangement)的基本狀況”[15]來討論。滕尼斯認為，共同體(gemeinschaft)是人類共同生活的理想類型，其形成需要成員共同的、有約束力的思想信念，這“是把人作為一個整體的成員團結在一起的特殊的社會力量和同情”[16]。他明確表達出對共同體中人們溫情脈脈的人際關系懷有深厚感情。鮑曼更為直接地提出，共同體“成了失去的天堂——但它又是一個我們熱切希望重歸其中的天堂”[17]。可見，在不同學者對鄉愁的釋義或相關表達中，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復原與重建、渴望與批判等，都呈現出鄉愁根源的沖突性特質及其與鄉愁主體之間的緊張關系。
二、文化鄉愁：現代性的重要問題及其中國特色
“現代性”與“現代化”是兩個既相關聯又相區別的概念。盡管對這兩個概念的界定有著眾多不同的表述，但總體上看，“現代化”主要意指從不發達社會成為發達社會的過程和目標，其中包含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的發展及其所產生的一系列可量化指標的變化；“現代性”則從哲學層面抽象出這一過程和目標的本質特征，側重于反思其理念、意識和精神。美國學者羅伯森認為：“在當代階段，一度被認為是現代性的一種標志的對自發性和個人自主性的懷舊，已經成為鄉愁的突出維度。甚至當代社會科學中一些形式的個體主義理性選擇理論，從它們企圖使現代生活逆分化、使之減少到一個維度這種意義上說，也應當歸入懷舊一類。”[18]20世紀以來，日益加速的現代化、全球化進程引發了更多關于“文化鄉愁”的討論。所謂“文化鄉愁”，“簡單地說就是一種隨現代全球化平整運動而產生的文化傳統的失落感和追憶情緒。它是‘現代性’文明和文化的副產品，對于現代社會和現代人類來說，具有著‘家的意識形態’（the ideology of home）的性質”[19]。“文化鄉愁”興起于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是一個伴隨著不斷增長的媒體文化和通過流行文化將鄉愁商業化的巨大社會變革的時代。[20]進一步而言，要理解現代性視野中的文化鄉愁及其中國表達，我們不妨從哲學層面回溯關于現代性的理解和論爭。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中，啟蒙現代性是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現代性觀念。啟蒙現代性的理解基于啟蒙所倡導的理性、自由、科學等基本價值及據此形成的理念和行動。在啟蒙現代性的話語體系中，現代性不僅體現在相對前現代農業社會的階段及與之對應的社會運行方式和文化價值觀念，更是一種指向人類更加美好未來的倫理訴求。“就現代性誕生以來的現實邏輯看，現代性首先是一種態度和觀念，一種與過去決裂，注重現在的時代意識的覺醒。這種態度、觀念既包含對歷史事實的陳述性反映（is），也具有價值判斷和規范（should）的意味”[21]。不過，現代性在其展開的過程中，科學主義和工具理性日漸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導的意識形態并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擴張，導致種種現代性問題乃至“危機”的出現。從一定意義上說，后現代性正是在對現代性的質疑與批判中形成的，后現代解構話語的流行又強化了對“現代性問題”和“作為問題的現代性”之反思。盡管這種反思并沒有完全給出解決問題和危機的有效方案，但依然給我們提供了警醒和提示。
在多元現代性的理解中，當今世界是一種多元現代性的世界，西方化不可能成為人們對現代性的唯一理解與構建途徑。其提出者和代表人物艾森斯塔特認為：“理解當代世界——實際上是解釋現代性的歷史——的最好方法，是將它視為文化方案多樣性不斷構建和重構的一個故事。”[22]基于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差異，現代性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發展路徑，因而必然呈現出多元性。另一位代表人物多明尼克?薩赫森邁爾基于對多元現代性的理解，強調現代文明的開放性。他提出：“多元現代性的世界將分享由不同的文化經驗所貢獻的規范性標準。這將不是一個孤立的文明或孤立的民族一國家的世界，而是一個開放體系，在這個體系中各種各樣成為現代的方式能夠找到共性，這些共性能夠創造性地相互作用，并將自身理解為一個更大整體的部分。”[23]不同國家和民族的人口規模、資源稟賦、發展水平、社會制度、歷史文化各不相同，其現代性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和樣式。因此，各個國家和民族可以而且應當以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和模式作為現代性的具體呈現。
在關于現代性的諸多爭議之中，懷舊、鄉愁成為與之密切關聯的一個問題。20世紀民族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遭遇的同質化傾向，是導致文化鄉愁成為現代性主要特征之一的重要原因。如果說，傳統意義上的鄉愁更多體現為對某種當下無法擁有的“失去”——故鄉、家園、傳統等——的留戀、思念、認同及渴望，那么，現代性視野中的文化鄉愁具有更加復雜的表征。基于啟蒙現代性的鄉愁往往是反傳統的，表現為對故鄉（或傳統）的“不變”產生的憂慮和惋惜。而在后現代對現代性的質疑和批判以及多元現代性的理解中，基于對傳統的留戀而形成的“復原性鄉愁”、基于對同質化的批判而形成的“重建性鄉愁”，都成為現代性鄉愁的重要特征。正如麥克坎內爾曾寫道：“現代性最終戰勝其他社會文化安排的最佳跡象，不是非現代世界的消失，而是其在現代社會中的人為保存與重建。”[24]在他看來，“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征是對民間音樂和醫術、裝飾和行為、農民衣著的崇拜”。[25]由此，現代性賦予鄉愁的內在沖突與張力，使當下的文化鄉愁表現出矛盾、困頓、焦慮的內涵和表征。在全球化背景中，也出現了一種更為寬泛意義上的、反本質的后現代鄉愁觀，認為“鄉愁的對象并不一定是具體而微的家鄉，而應該突破地理空間界限，蔓延至更廣遠的地方、更廣遠的時代：童年、夢幻、田園的詩意或更為緩慢的生活節奏”[26]。
較之西方醫學、心理學及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話語體系中的“鄉愁”概念，在相當長的時期中，鄉愁這一語詞在中國話語中更多體現在文學表達上，“至少從公元前6世紀孔子時代開始，‘懷舊’這一術語——‘鄉愁’——在中國文學中就一直是一個突出主題”[27]。這一主題在眾多直接抒發思鄉與懷舊之情的作品中貫穿，并以“離騷”“別賦”“田園詩”等形式呈現。因此，鄉愁往往與“感傷”“失落”“孤獨”“惆悵”等情緒相聯系。“鄉愁”作為一個詞語較早出現在唐代詩詞中，岑參在《宿關西客舍寄東山嚴、許二山人時天寶初七月初三日在內學見有高道舉征》中以“孤燈然客夢，寒杵搗鄉愁”表達自己思鄉的愁悶。在現當代文學中，鄉愁以“鄉土文學”作為最具代表性的表現方式。鄉土文學興起于20世紀20年代，以魯迅的《故鄉》《祝福》為代表，以農村生活為主要內容，有鮮明的地方色彩，成為現代文學史上的一股潮流。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伴隨著現代化、全球化的潮流，鄉愁書寫更成為當代文學中最為突出的主題。臺灣詩人余光中的《鄉愁》一詩，以“郵票”“船票”“墳墓”“海峽”四個具體物象賦予鄉愁豐富的內涵，成為最具代表性的鄉愁文學作品。此后，“鄉土小說”“尋根文學”“返鄉體文學”等鄉愁文學的表達形式不斷豐富，也為鄉愁注入了更多浪漫的文學想象和田園情懷。也正是由于鄉愁的中文表達不同于西方話語而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底蘊，國內一些學者在學術研究中將“xiangchou”作為關鍵詞“鄉愁”的英文譯詞。[28]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中，“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表述，進一步拓展了理論和實踐層面關于鄉愁的探討，鄉愁成為國內學術界眾多不同學科關注的熱點問題，也成為探討鄉村振興與鄉村發展、鄉村與城市關系及農民觀念與心理等諸多問題時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應當看到，中國式現代化是一條獨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在這一進程中，鄉村與城市關系的變化既呈現出普遍性特征，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突出體現在鄉村與城市關系和中國農民的身份轉變，以及由此生成的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特有的道德圖景。19世紀初期，中國對社會進化論的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城市進步、鄉村落后”的話語構建，“工業主義催生出來的現代大都市，卻顛倒了農業鄉村的主宰地位，它們使鄉村成為社會的邊緣并且依附于都市自身。都市不僅成為權力和經濟的中心，而且還在一步步地引導和吞噬鄉村的生活方式。鄉村反過來成為現代都市的一個象征性的鄉愁之所”[29]。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使這一話語表現為經濟方式上“工業經濟優于農業經濟”、生活方式上“城市生活優于農村生活”、文化方式上“城市文化優于鄉村文化”和社會群體上“城里人優于鄉下人”的價值排序及其不斷強化。“農民”不是職業群體而成為一種被固化的身份。對于改變職業角色的農民而言，無論是獲得城市戶籍而完成了身份轉變的“新市民”，還是進入工廠務工甚至長期在城市生活但依然保留農村戶籍的“農民工”，在“回不去”的家鄉和“融不進”的城市之間，鄉愁既是由情感和理性的疏離而產生的困頓，又是治愈緊張、孤獨、焦慮、易變等“城市現代病”的良藥。無論是認同、留戀還是疏離、抗拒，鄉村仍然是他們的生活之“根”和文化之“根”。“鄉愁朝向的是本真、整體性的存在，是一種精神家園，是一種美好生活與幸福的狀況，即好的存在狀態(well being)。”[30]根植于鄉村生活尤其是鄉村人際關系、空間載體和道德生活記憶的鄉愁，不僅包含了戀土、懷舊、思鄉的復雜情感，還兼具理想追求、身份認同、精神寄托等價值訴求和倫理意義，成為一種隱喻著城鄉關系和農民身份認同的“現代性的中國話語”[31]。
三、“記住鄉愁”：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倫理“還鄉”
鄉村是中國社會的基礎。梁漱溟曾指出，中國的文化、法制、禮俗、工商業等，無不“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從這一意義上說，中國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倫理“在場”社會，傳統村莊有著顯著的倫理共同體特征。共同的生產生活環境、偏好、慣習和記憶，構成鄉村共同體的倫理基礎；以村規民約為核心的禮治秩序和道德權威力量，形成鄉村共同體的倫理特征；以“人情”交往為表征的經濟邏輯與道德邏輯的統一，呈現鄉村共同體的倫理意義。鄉村工業化、市場化的進程及其所產生的人口流動和身份變化，削弱了村莊成員慣習和記憶的“共同性”，沖擊了傳統家庭和族群的道德教化力量，也降低了村莊成員對村莊共同體的物質和精神依賴。從這一意義上說，鄉村共同體的倫理特征和價值意義走向式微，這也是轉型期中國鄉村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眾多問題的倫理根源。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倫理“還鄉”之“還”，不是從外部的強行進入或給予，而是原本之“在場”的復歸。
應當看到，強調倫理“還鄉”的價值意義，并不足以在理論層面獲得“倫理可以還鄉”的充分論證，更無法在實踐層面獲得“倫理何以還鄉”的操作路徑。2013年中央城鎮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2018年《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留住鄉愁記憶，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如果說，“新農村建設”開始關注鄉村生態環境和村容整潔，那么，“鄉村振興戰略”則是通過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系統推進，實現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和農民全面發展。在這一進程中，“記住鄉愁”既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文化之“根”，也為實現“美好生活”提供了理想追求、精神家園等倫理意義。換言之，“望得見山、看得見水”體現的是物質、生態層面的鄉村之“美”，而“記得住鄉愁”體現的是鄉村倫理關系、倫理精神和倫理生活所指向的鄉村之“好”，二者共同構成鄉村“美好生活”。
如果說“記住鄉愁”充分彰顯了鄉村振興背景中倫理“還鄉”的價值旨歸，那么，倫理“還鄉”需要通過鄉愁實踐的倫理“嵌入”，為“記住鄉愁”提供有效的實踐路徑。具體而言，“記住鄉愁”的實踐推進需要從主體、對象和根源即“誰記”“記什么”和“如何記”三個方面切入，以探討鄉村振興戰略中倫理“還鄉”的可能路徑。
首先，正如前文述及，鄉愁的主體既可能是群體也可以是特定個人，兩者又會相互聯系和影響。在當下的中國語境中，“記住鄉愁”的主體既有鄉愁主體自身的特征，又呈現出現代性的倫理沖突和矛盾，以及鄉村振興背景中倫理“還鄉”的主體要求。無論是從個體還是群體上說，農民都是鄉村的主體。中國傳統鄉村共同體依靠各種成文或不成文形式存在的村規民約對村莊共同體成員形成了道德約束力，在這一禮治秩序的形成和作用機制中，無論是村規民約的制定、實施，還是其道德教化功能的發揮，都始終是以居于其中的村莊成員為主體。新中國成立后，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行強化了村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同質化，也削弱了村規民約的作用及村民在村莊公共事務中的主體作用。改革開放以后，農民的流動性和異質性進一步增強，與村莊其他成員的聯系度下降，作為村莊成員的主體意識趨于薄弱。應當看到，鄉村發展始終應當且必須充分體現農民的主體性，“記住鄉愁”不是使鄉愁成為對農民進行救贖的給予，而是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他們主動探尋“記住鄉愁”的路徑，成為傳播鄉愁記憶的主體。在對中國不同區域村莊的田野調查中[32]，我們發現，近年來以種種“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廣形式進行的“送書下鄉”“送戲（電影）下鄉”等文化活動，農民參與度低，收效甚微。相反，“鄉村春晚”“鄉村歌會”“鄉村故事會”“鄉村飲食節”等農民自創自辦的文化形式，充分激發了基層村民的主體活力和文化熱情，參與度高，對村莊文化元素的保留和村民認同意識、凝聚意識的提升產生了明顯的積極效應，成為鄉村文化振興的有效路徑。
其次，“記住鄉愁”的對象，是主體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和交往中形成的共同記憶，尤其是當下難以獲得或擁有的道德記憶。在中國傳統鄉村社會，這種共同記憶一般基于共同的物質載體、公共平臺和風俗慣習。傳統村莊共同體是一個“面對面的社群"（face to face group），村莊成員有著共同的生產生活環境、偏好和慣習，無論是勞作方式、飲食風味，還是居住環境、交流形式等，都有著極大的相似性。尤其重要的是，傳統村莊在穩定而日常化的道德生活形態中生成了日常化的公共道德平臺，在田間空地、井口河邊、祠堂戲臺，村莊成員通過“張家長、李家短”的道德評價和傳播，形成并強化共同的道德認同和內部凝聚。由此，人們從孩提時代就在這種日常化的道德傳承和道德教化中形成關于鄉村道德生活的共同記憶，并生成某些特定的“地方性道德知識”。伴隨著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的提高，自來水、家用電器、電腦、手機的普遍使用減少了人們對原有公共平臺的使用，傳統村莊的公共道德平臺日漸式微，也削弱了村莊成員共同道德記憶產生的基礎。無論是已經離開鄉村居住于城市中的“新市民”，還是仍然生活于鄉村的村民，都會對這種共同記憶保有長久的記憶和深切的懷念。這也提醒我們，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中，通過重建既體現“地方性道德知識”又與當前鄉村生產、生活、交往方式相契合的公共道德平臺，為村莊成員形成共同的道德記憶提供有效的空間和載體，是“記住鄉愁”從而實現倫理“還鄉”的有效操作路徑。
最后，如何“記住鄉愁”的關鍵，是始終把握鄉愁根源的沖突性特征，并保持其在傳統與現代、過去與將來之間的張力結構。鄉愁的多學科闡釋始終呈現出鄉愁根源的沖突性特質及其與鄉愁主體間的緊張，在現實層面，表現為鄉愁主體既有對家鄉美好生活或其某種表征的懷念，又有因某些對立的原因而不能歸鄉的愁緒。在田野工作中，我們發現，一方面，越來越多的農民尤其是改革開放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從校園直接進入城市并開啟自己的職業生涯，他們對農業生產活動缺乏經驗性認識，也難以產生將村莊作為自己“家鄉”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相反，他們對城市生活尤其是職業發展的可能性有著更強的渴望和向往，也期待城市生活的現代元素進入鄉村。對于他們而言，鄉愁似乎更多體現為現代性視野中對故鄉停滯、不變的擔憂和批判。另一方面，無論是生于鄉村并已經落戶于城市的“新市民”，還是依然保留農村戶籍的“農民工”，他們與城市生活始終存在一定的疏離感，對鄉村人際交往、飲食風味、生活習俗有著深刻的道德記憶和情感依戀。尤其在春節、清明、中秋等重要節日，即便要付出極高的時間、金錢和精力成本，他們依然會千方百計地加入“返鄉大軍”。從這一意義上說，鄉愁又體現為回歸家園的強烈愿景和行動，是主體擺脫現代性焦慮的工具。應當看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非要達到“工業取代農業”“城市取代鄉村”“市民取代農民”的目標，而是要實現農業的全面升級、農村的全面進步、農民的全面發展。在這一進程中，鄉村生產、生活方式已經并將繼續發生深刻變革，這必然引發鄉村倫理關系和農民道德觀念的變化。因此，鄉村振興戰略中的倫理“還鄉”，不是試圖返回傳統的鄉村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樣式，也不是希冀將現代性的倫理話語或城市文化放置于鄉村，而是以“還鄉”的姿態實現鄉村倫理的現代重建。在這一背景中，“記住鄉愁”不是一味地保留或回歸鄉愁主體原本生活、記憶中的鄉村，不是以商業化的“舊時光、老地方”呈現的鄉村旅游景觀和鄉愁消費，也不是在鄉村成為城市的復制品之后尋求某種精神慰藉，而是保持鄉愁主體在“離鄉”與“還鄉”間的張力，通過鄉村自然景觀、建筑格局、勞作場景、生活氛圍、鄉土故事、飲食風味、節慶風俗等多種鄉愁元素的嵌入，獲得空間意義和精神意義上“家”的歸屬感，從而使“記住鄉愁”成為鄉村振興戰略中倫理重建的道德文化之“根”。
（作者系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校人力資源處處長兼黨委教師工作部部長，江蘇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南京師范大學“鄉村文化振興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鄉村道德與文化振興研究所”所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 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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