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中外政治學研究方法演進歷程的文獻綜述與中外政治學期刊的文獻計量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中文與外文的政治學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類型上存在顯著差異；實證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方法的運用是一種趨勢；我國政治學的混合研究方法有待提升，具體研究方法的種類還比較單一。 我國未來的政治學研究方法應從四個方面進行提升：實現(xiàn)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共同發(fā)展；不能陷入“唯方法論”的泥潭；增加期刊對專著介紹的版塊；研究方法的運用應朝著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方向發(fā)展。
關鍵詞：政治學研究；研究方法；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全球化；本土化
一、問題的提出
新中國成立 70年來，我國政治學的命運與國家戰(zhàn)略安排息息相關。新中國成立之初奉行“蘇聯(lián)模式”，將政治學視為偽科學，并于1952年取消其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地位。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我國政治學逐漸恢復，1980年復旦大學率先恢復政治學專業(yè)，全國和地方的政治學會也相繼建立，政治學的專業(yè)期刊《政治學研究》也在這一時期出版。隨后，我國政治學在學科建設、研究方法、專業(yè)隊伍、學術刊物等方面的發(fā)展取得諸多成果。
國際現(xiàn)代政治學的建立可追溯至19世紀80年代，1880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院建立，標志著政治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建立；赫拉爾多·L.蒙克(GerardoL.Munck)和理查德·斯奈德(Richard Snyder) 將政治學的發(fā)展分為建立時期、行為主義革命時期、后行為主義革命時期以及第二次科學革命時期。無論是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政治學領域的每一次變革大都圍繞著研究方法領域的巨大爭論，而每一個新時期的到來都伴隨著研究方法領域的革新。新世紀以降，隨著跨學科的發(fā)展，政治學積極吸納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在消化吸收其他學科的成果中實現(xiàn)了新的發(fā)展。
研究方法是一個學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檢驗一個學科是否成熟和完善的重要標準。此外，研究方法也是影響人們對研究認可度的重要因素，正如謝爾頓·S.沃林(SheldonS.Wolin)所說，“一個人接受或者拒絕關于社會生活論述的最終標準是它們被收集的方法”。在西方的語境下，研究方法有方法論(methodology)、方法(method)和路徑(approach)三種表述。方法論是體系化的方法，指導著研究實踐；方法和路徑則是具體化的程序和方式。由此可見，研究方法在研究的宏觀、中觀與微觀層次都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分析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發(fā)展歷程，對厘清政治學的演進邏輯以及展望其前沿趨勢具有重要意義，對提升政治學研究的質量和水平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問題：21世紀以來，國際層面政治學研究方法與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各自呈現(xiàn)何種發(fā)展趨勢？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與國際政治學研究方法相比存在哪些差異？今后我國政治學的發(fā)展指向何方？
二、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演進
（一）國際層面的演進歷程
本文借鑒以往學者的研究，將現(xiàn)代政治學的發(fā)展大致分為學科的建立時期、行為主義革命時期、后行為主義革命時期、新革命時期四個階段。“新革命”參考了程同順等人在《21世紀美國政治學的新革命》一文中的提法。下文將重點梳理不同發(fā)展階段研究方法的變遷。
1.學科建立時期(19世紀80年代末期-20世紀20年代）
在政治學的學科建立時期，研究方法以傳統(tǒng)的 文本分析、案例研究等為主。以下研究者的研究即為典型。露和莫里斯（Low，A.Maurice）對美國參議院的權力轉移進行了論述，認為共和黨人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對參議院的權力構成威脅。史蒂芬森（Stephenson）和吉伯特· 托馬斯（Gilbert Thomas）運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美國南方法律中的種族差異。哈特和阿爾伯特·布什內爾（Hart，AlbertBushnell）運用歷史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殖民地政府的局限，認為美國政府民主運作的理論是非理論化的，在自由、平等、自治等原則下美國民主約束官員的權威，以及賦予他們治理國民生活必要的權力。本特利在1908年出版《政治過程：一項關于社會壓力集團的研究》一書中，首次提出對政府過程進行研究的主張，以利益集團的角度描繪美國現(xiàn)實政治圖景。
在這一時期，研究主題由原來國家主義范式下的正式機構和制度逐漸轉向現(xiàn)實政治過程中的利益集團等。我們可以看到，政治科學在20世紀初開始關注現(xiàn)實情境，為政治科學領域的行為主義革 命奠定了基礎。但是，這一時期政治學研究較少關注研究方法，歷史分析、敘事分析等傳統(tǒng)的人文主義研究傳統(tǒng)占主導地位，缺乏對研究方法的重視、反思和發(fā)展。
2.行為主義革命時期(20世紀20年代-20世紀60年代中期）
美國第一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將數(shù)學引入了經濟學的分析領域，其著作《經濟分析基礎》的扉頁引用了美國數(shù)學家J. 威拉德·吉布斯（J.Willard Gibbs）的話“數(shù)學是一種語言”（Mathematics Is a Language）。20世紀60年 代，受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數(shù)學作為語言也被運用到政治學的研究中。阿爾蒙德（G.A. Almond）在書中寫道，“社會科學最近最重要的發(fā)展在數(shù)據(jù)收集和評估方面，這一革命依賴于數(shù)據(jù)被收集和分析的技術”。約翰·德雷澤克（JohnS. Dryzek）將行為主義定義為以科學方法研究政治行為，并且宣傳自由的多元主義的主張。奧利佛·加爾賽奧（OliverGarceau）在《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發(fā)表的《政治過程的研究》（“Researchin PoliticalProcess”）一文，被公認為是行為主義的宣言。斯圖亞特· A. 賴斯（StuartA. Rice）論述了統(tǒng)計原理與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適用性。1951年，戴維·杜魯門（DavidB.Truman）對本特利在20世紀初提出的團體理論進一步完善，運用大量的經驗分析方法，通過對社會和經濟領域的大量案例分析，論述了政府過程的復雜性。行為主義革命也孕育了政策科學這一新的學科，哈珀·丁伯根用個案研究的方法研究歐洲的選舉行為，對美國政治科學領域的行為主義發(fā)展起到了推動作用。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與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在1951年出版的《政策科學：范圍與方法之最近發(fā)展》一書被視為政策科學誕生的標志，該書提出功能過程理論，主張將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知識相融合重建一門新的學科，即政策科學。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研究有著濃厚的行為主義色彩，將事實與價值進行區(qū)分，運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事實部分，推動了政治科學研究方法的科學化。定量方法數(shù)字化特征的優(yōu)勢，促進著作的大量產生以及項目基金的踴躍申報，政治科學獲得了空前發(fā)展。但是定量研究占主導的研究取向也存在局限性。首先定量方法自身存在局限性，定量方法易忽視社會或政治背景的影響以及要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資源等，且因為數(shù)據(jù)收集和研究對象的 選取范圍等造成解釋力度的下降。其次是忽視了研究的倫理、道德因素，一味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學化，甚至出現(xiàn)了許多“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
3.后行為主義革命時期(20世紀60年代末-20世紀90年代）
在后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定量研究進行了反思，出現(xiàn)了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論爭。1971年的《政治學方法手冊》，對政治科學領域的定量方法進行了詳細的介紹，除了當時廣泛應用的研究方法和技術，還介紹了一些高級的數(shù)理統(tǒng)計方法如回歸分析、因子分析等，旨在為研究者提供指導作用。此書既是定量研究方法的集大成之作，也促進了學者對定量研究現(xiàn)狀的深入思考。阿蘭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對比較政治學中的比較研究法與實驗法、數(shù)理統(tǒng)計的方法進行區(qū)分，認為比較研究方法是小樣本下的數(shù)理統(tǒng)計方法，由于小樣本與多變量的限制，比較政治學應綜合運用案例研究和數(shù)理統(tǒng)計兩種方法。 阿蘭德·利普哈特對比較政治學領域的定量與定性研究方法也進行了反思，提出了定性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但是對于案例研究與數(shù)理統(tǒng)計結合的具體研究路徑并未加以說明。
1994年加里·金(GaryKing)、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Keohane) 和悉尼·維巴(Sidney Verba)（學術界簡稱KKV，為三人姓氏的縮寫）出版《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定性研究中的科學推論》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一書。該書認為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在本質上具有相同的邏輯，因而應該將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相結合，用定量方法來優(yōu)化定性研究，提高定性研究的科學性。 此書成為采用定量研究的政治學者的方法論“圣經”。該書的三位作者已是具有較高威望的學者，加之定量與定性之爭已有端倪（例如曼迪等人認為20世紀90年代前后便已出現(xiàn)定性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混合趨勢），因而該書的出版也掀起了對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廣泛而深刻的討論。
后行為主義革命時期，定量研究的局限性受到了諸多學者的關注，傳統(tǒng)的定性方法重回政治科學研究的視野。但是這一階段的爭論仍以一種二分法的論調為主，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討論的深度不足，定量方法仍占據(jù)主流地位，這從KKV倡導定量方法的書的影響力中可見一斑。
4. 新革命時期(21世紀以來）
2000年10月15日，一封署名為“改革先生”(Mr. Perestroika) 的郵件批判定量研究充斥政治科學的現(xiàn)狀，呼吁重視定性研究方法的貢獻和價值Perestroika一詞在歷史上特指戈爾巴喬夫改革，這封郵件也正如這個署名一樣成為政治學科改革的導火索。
2001年4月美國政治學會出版《政治學展望》(Perspective on Politics) 期刊，推進研究方法的多樣化，為定性研究文章的發(fā)表提供平臺。2002年美國成立“定性與多重研究方法中心”(Center for Qualitative and Multi-MethodInquiry，CQMI)，美國政治學會年會也專門成立了“ 定性與多重研究方法”分論壇，推動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融合。 亨利·布蘭迪(Henry E.Brady)、戴維·科里爾 (DavidCollier) 對KKV在20世紀末提出主流定量方法(mainstream quantitative methods) 進行深入反思，認為它在 因果評估中存在局限，且由于對定性方法的忽視導致 KKV的書的子標題（定性研究的科學推斷）名不副實。伊恩·夏皮羅(IanShapiro)、羅格斯·M.史密斯(Rogers M.Smith)和塔瑞克·E.馬 桑 德 (TarekE.Masoud)出版《政治研究中的問題和方法》(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一書（實際上是一部論文集），收錄了世界上杰出學者關于政治學方法論的思考，在此基礎上提出政治科學是什么以及應致力于哪些方面的研究的論點。大衛(wèi)· 派 恩－柏林(David Pion Berlin) 和丹·克林瑞(Dan Cleary)對1991年到2000年的《美國政治學評論》的論文進行分類，發(fā)現(xiàn)大約53%的論文屬于數(shù)理統(tǒng)計分析，21%使用數(shù)學模型，25%屬于規(guī)范理論，而僅僅1%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維斯(Vis) 運用西方民主政體的政府在積極的勞工市場政策中擴大支出的數(shù)據(jù)集，對模糊集定性比較方法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analy sis，fs QCA) 與回歸分析的優(yōu)劣進行了對比分析。由此可見21世紀以來，學界對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討論的深度和廣度得到加強。
除了定性與定量方法之爭，政治科學也呈現(xiàn)混合研究的趨勢。埃文· 利伯曼(Evan Lieberman) 的論文提出比較分析中混合研究方法的嵌套研究設計，將案例研究和數(shù)理統(tǒng)計分析進行系統(tǒng)結合，但是僅關注方法論意義上的重構，忽視了理論指導。德克·伯格－施洛塞爾(DirkBerg-Schlosser) 提出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結合的詳細程序，認為在進行混合研究時應重視理論指導而不能僅僅考慮便利性。JonNyhlén和GustavLidén在決策分析領域提出框架路徑，該路徑考慮了因果機制的建立以及技術分析的運用。馬卡坦·漢弗萊(Macartan Humphrey)和艾蘭·M.雅各斯(Alan M.Jacobs) 提出了混合研究的定量與定性數(shù)據(jù)的貝葉斯整合分析(BIQQ)，論述了這一路徑如何在不同研究條件下推動定量和定性的最優(yōu)組合。愛克蘭布姆(Eykelenboom)等人運用混合方法系統(tǒng)綜述(mixed-method systematic review)和元分析(meta-analysis) 對含糖飲料稅的政治和政策接受度進行了分析。
新革命時期政治科學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定性與定量研究呈現(xiàn)優(yōu)勢互補、積極融合的態(tài)勢，從相關分析到因果效應和因果機制的識別 成為普遍趨勢。此外，方法的科學化、精準化和開放化也成為新革命的重要特征，許多先進的研究方法如模糊集、貝葉斯等在政治科學研究中得到廣泛運用。
（二）國內層面的演進歷程
我國政治學在發(fā)展過程中對國外百年歷程的政治學研究成果大有兼收并蓄之象，因而很難厘清具體的演進歷程。王中原、郭蘇建將政治學的學科發(fā)展分為恢復調整、全面發(fā)展以及精細化發(fā)展三個階段，梳理了各個階段學科體系、學術隊伍、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的成就。但是這一劃分難以體現(xiàn)研究方法的演進，作者也并未詳細闡述不同階段研究方法的變遷。韓冬臨、釋啟鵬按照不同研究方法而不是時間脈絡對政治學研究方法進行梳理。但是參考的研究成果大多是21世紀以來的，對政治學恢復初期的研究涉及較少，且難以體現(xiàn)時間維度上的變化。本文將研究方法的演進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希望可以較為清晰地呈現(xiàn)我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演進歷程。
1. 研究方法的興起時期(20世紀80年代中期-20世紀90年代）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的政治學者開始對研究方法給予關注，并逐步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景躍進、王國勤將研究方法界定為方法和技術、研 究途徑和范式以及哲學假設三個維度，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我國逐漸引入了理性選擇理論、行為主義、制度主義、政治系統(tǒng)理論等方法論。謝宗范對行為主義方法論的內涵和演進做了較為清晰的梳理，但是論述過程缺乏參考文獻，文章只引用了戴維·伊斯頓在1988年5月北京學術討論會上的論文，這不免令說服力有所下降。陳明明認為，行為主義革命推動跨學科研究和新理論分析模式的出現(xiàn)，從而促進了政治發(fā)展研究的興起。倪星對投票行為中的理性選擇進行了述評，認為選民參加投票是基于個人的成本與收益的計算，并且認為只有改變制度才能提升政治活動的效率。但并沒有對政治選舉制度進行詳細的論述。房寧將西方政治學方法論分為規(guī)范研究與經驗研究，對二者的特點以及不同點等進行了論述。但是這樣簡單的二分法不利于對不同研究方法的深入學習，且定性研究應屬于實證研究的一種，不應是規(guī)范研究。
此外，學界采用規(guī)范分析或實證研究的方式對國內外的理論或問題進行了論述。王滬寧對現(xiàn)當代西方主權理論的發(fā)展進行了述評，闡釋了西方理論界否認主權與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和維護主權的論爭及其背后的深刻根源。沈仁道對美國國會的立法程序及其特點進行了論述。徐功敏對我國事業(yè)單位的內涵、特點及其改革的路徑進行了分析。魯振祥運用案例研究的方式，對20世紀30年代鄉(xiāng)村建設運動進行了評介，認為鄉(xiāng)建運動屬于改良主義的運動，應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但是文章所用的案例研究的方法較為粗淺，且大量引用二手資料，規(guī)范性與科學性稍顯不足。王滬寧出版的《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一項探索》。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對中西部和沿海地區(qū)的鄉(xiāng)村進行村落家族文化的研究。作者對全國多地的農村進行了實地調研，最終選取了15個案例編入書籍，該書的案例研究方法較為系統(tǒng)和規(guī)范，此書也榮獲1999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yōu)秀成果獎二等獎。1986年陸紅軍運用情景模擬法對不同企業(yè)中管理干部選拔問題進行了研究。這篇文章采用了定性模型與定量測評相結合的方式，是這一時期為數(shù)不多的涉及定量研究的文章，不過文章雖發(fā)表在《政治學研究》雜志上，但是研究內容更側重企業(yè)的管理問題。
這一時期學界開始重視研究方法的相關問題， 積極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并且運用這些研究方法 對國內外理論與現(xiàn)實進行研究。然而，學界在引進西方的研究方法時呈現(xiàn)出不均衡的態(tài)勢，對理性選擇理論較為關注，而對其他研究范式關注較少。此外，這一時期的研究大都為定性研究。孫嘉明在1986年對政治學運用定量研究 的可能性進行了論述，并且列舉了一些具體的定量方法。然而這里提到的定量方法僅停留在問卷調查、描述統(tǒng)計等層面，較為簡單。
2. 研究方法的快速發(fā)展時期(21世紀至今）
21世紀以來，我國積極吸納國外的先進研究方法，并且重視研究方法在政治學研究中的作用，多種研究方法得到廣泛應用。首先，定量研究日益受到學界重視，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馬駿、林慕華運用問卷法以及回歸分析等對人大預算監(jiān)督的現(xiàn)狀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但受制于樣本數(shù)量的限制，研究結果的可推廣性較弱。劉啟君對各級各地人民法院1978年至2012年期間審理結案 的貪污腐敗案件進行收集整理，并據(jù)此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腐敗狀況進行實證分析。此文以收集的一萬一千多個案例為數(shù)據(jù)來源，并且對案例按照指標進行了逐一的分解與統(tǒng)計，有助于把握案件細節(jié)，深入了解腐敗案件的特性；但根據(jù)作者估算，收集的案例僅占當時全部腐敗案件的1%，代表性方面稍顯不足。任中平以四川嘉陵區(qū)社區(qū)主導型發(fā)展的項目為例，對社區(qū)主導型發(fā)展與農村基層民主建設的有機結合進行了分析。作者對嘉陵區(qū)的社區(qū)主導型發(fā)展項目進行了實地考察和調查研究，但缺乏理論視角，研究的理論化程度不足。祁玲玲運用定量定性混合分析方法對1974年以來的91個第三波民主國家的選舉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夏瑛以A市重復集體信訪為例，解釋信訪制度政治與行政的雙重制度邏輯。該文以 A 市的信訪資料作為實證分析的基礎，具有代表性，對信訪制度的雙重邏輯進行了學理與現(xiàn)實意義上的闡釋。楊冠瓊、劉雯雯運用博弈論對國家治理體系進行研究，認為國家治理應關注影響社會各領域與個體互動的制度規(guī)則。博弈論是一套完整的方法論體系，文章運用博弈論從理論和實證兩個維度對國家治理體系與能力治理現(xiàn)代化進行了論述，研究方法的嚴謹性科學性以及使用的規(guī)范性程度都較高。包剛升運用實證研究方法對第三波民主化國家1973-2013年間的選舉制度及其效應進行研究。但運用的實證研究方法為描述統(tǒng)計和方差分析等，較為簡單。鄭石明、張大維、張春滿等人運用期刊文獻計量分析對國外政治學進行了研究。
其次，國內也出現(xiàn)了對定量與定性方法的反思。2015年《公共行政評論》推出專欄，圍繞KKV撰寫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定性研究中的科 學推論》一書探討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方法論問題。盛智明認為定性研究應借鑒定量的方法，提高定性研究的嚴謹性和科學性。陳瑋、耿署等人認為這本書在變量和案例選取以及測量偏誤方面提出的原則對定性與定量研究都有所裨益。陳碩認為實證研究需要嚴謹?shù)恼Z言邏輯和數(shù)理邏輯。唐世平認為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各有千秋，不應只強調運用定量方法尋求因果解釋。朱天飚認為定性研究遠超出科學的范疇，研究者認識世界的角度決定了研究采取定量還是定性的范式。陳那波呼吁方法應用的多元化取向。青覺提出定性與定量方法相融合的中國民族政治學的研究方法。但是對于二者融合的建構過程并未深入論 述，且對于定量研究仍停留在較淺的回歸分析層面。學界對定量與定性方法的反思與爭論，有助于促進對方法論認識的深化，推動方法論的發(fā)展。
綜上所述，新世紀以降我國政治學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全面的發(fā)展，對定量與定性方法既有發(fā)展也有反思，同時密切關注國際政治學的研究動態(tài)，積極借鑒新興研究方法。但是當前學界也存在重定量貶定性之勢。重視定量研究方法而輕視定性研究方法的學習和運用。
三、數(shù)據(jù)來源與研究思路
（一）數(shù)據(jù)來源
分析期刊論文對了解學科演進與前沿具有重要意義，文獻計量又十分適用于大樣本文獻的分析，運用文獻計量的研究方法對期刊文獻進行分析，有助于全面系統(tǒng)地了解國內外政治學的研究動態(tài)。
為了分析國內外政治學在研究方法上的差異，本文選取了16本國內外重要的政治學研究專業(yè)期 刊進行比較分析，其中包括8本外文SSCI期刊與8本國內CSSCI期刊。8本外文SSCI期刊分別是：《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以 下簡稱AJP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以下簡稱APSR)、《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以下簡稱CPS)、《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簡稱EP)、《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以下簡稱 GEP)、《Governance 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s》（以下簡稱GIJPAI)、《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 Politics Law and Economics》（ 以 下 簡 稱 IEAPLE)、《PolicyStudies Journal》（以下簡稱PSJ)；8本國內CSSCI期刊分別是：《政治學研究》《中國行政管理》《世界經濟與 政治》《公共行政評論》《國際政治研究》《國家行政學院學報》《行政論壇》和《探索》。
（二）研究思路
本文的研究區(qū)間為2001-2016年。考慮到期刊論文的篇數(shù)總體量較大和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為了節(jié)省工作量又保持研究的嚴謹性，通過抽樣與全樣本結合的方式對需要統(tǒng)計的期刊進行處理。思路是：外文與中文各選取3本期刊對2001-2015年（或2001-2016年）論文進行全樣本分析；剩余的5本外文期刊與5本中文期刊則抽取了其中的5年進行分析，分別是2001年、2006年、2011年、2013年、2015年，這樣就可以反映政治學研究方法變化的趨勢。
本文將所有論文的研究方法類型分為規(guī)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兩大類別。進一步地，又將實證研究分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以及混合方法研究。為了 確定論文所屬的研究類型，首先，確定每篇論文所使用的具體研究方法，結合論文摘要、論文全文內容進行摘取；其次，將具體的研究方法按照相同、相近、類似以及盡可能少類別的原則進行歸類合并，全部根據(jù)人工統(tǒng)計與歸類合并；在初步確定論文的具體方法與所屬研究類型后，再經過研究者的反復把關與審核。這些程序最大限度地保證了數(shù)據(jù)的真實可靠。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研究數(shù)據(jù)的收集過程，以回歸方法為例進行演示說明。首先，根據(jù)論文摘要與 論文全文搜索，數(shù)據(jù)搜集人員搜集到的具體的回歸方法包括：OLS回歸、Cox比例風險回歸模型、廣義估計方程模型、logistic回歸、logistic多層多項回歸、負二項回歸模型、貝葉斯回歸、工具變量(IV)法、二階最小二乘法、面板校正標準誤方法、穩(wěn)健標準誤回歸、空間面板回歸等，方法種類不下30種。這些具體方法的關鍵詞中，有些是與數(shù)據(jù)類型相關的，有些是與估計方法相關的，有些是論文中用到較多的，有些是論文中少有用到的等。根據(jù)相同、相近、類似以及盡可能少類別的原則，最后確定本文的回歸方法分為：OLS類回歸、二值或多值回歸、面板回歸分析、多層回歸分析、空間計量法5類。
考慮到指標的可獲得性與工作量之間的平衡，本文對中外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比較還選取了以下指標：研究主題、作者數(shù)量、外文第一作者國家等 指標。
四、文獻統(tǒng)計與結果分析
（一）研究方法類型
1.中外期刊論文的研究方法類型對比
統(tǒng)計顯示，本文所統(tǒng)計的8本外文SSCI的發(fā)文量為2361篇。其中，881篇論文為規(guī)范研究，規(guī)范研究論文占比為37.3%；1480篇論文為實證研究，實證研究論文占比為62.7%。在實證研究論文中，699篇論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719篇論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62篇論文使用了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混合方法。
本文所統(tǒng)計的8本中文CSSCI的發(fā)文量為6600篇。其中，5362篇論文為規(guī)范研究，規(guī)范研究論文占比為81.2%；1280篇論文為實證研究，實證研究論文占比為18.8%。在實證研究論文中，841篇論文使用了定性分析方法，383篇論文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14篇論文使用了定性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混合方法。
表1 中外政治學期刊論文的研究方法類型統(tǒng)計
2.研究方法類型的趨勢統(tǒng)計
統(tǒng)計顯示，2001年，5本外文政治學期刊共發(fā)文205篇，按研究類型分，規(guī)范研究論文79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73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52篇， 混合方法研究論文1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 論文比例達到61.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 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36.1%。至2015年，5本外文政治期刊共發(fā)文 211篇，按研究類型分，規(guī)范研究論文35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131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26篇，混合方法研究論文19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達到83.4%，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71.1%。另外，3本全樣本外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從2001年25.3% 上升至2015年的69.2%。
圖1 中外政治學期刊研究方法類型占比的對比
2001年，5本中文政治期刊共發(fā)文566篇，按研究類型分，規(guī)范研究論文535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11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19篇，混合方法研究論文1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僅為5.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僅為2.1%。至2015年，5本中文政治學期刊共發(fā)文698篇，按研究類型分，規(guī)范研究論文527篇，定量分析研究論文56篇，定性分析研究論文113篇，混合方法研究論文2篇，使用實證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24.5%，其中，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為8.3%。另外，3本全樣本中文期刊使用定量或者混合方法進行研究的論文比例從2001年18.5%上升至 2015年的 39.2%、2016年的 39.3%。
從6本全樣本期刊來看，外文期刊中，EP、GEP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相對比較高，從趨勢來看，GEP對實證方法的偏愛程度上升更快，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17.9%上升至2015年的81.5%；EP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由2001年的26. 7%呈波動狀態(tài)上升至2015年的76.4%；而IEAPLE在早期就有較高的實證論文，但近10多年來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僅有小幅度上升，2013年實證方法運用比例達到最高的58.3%，但 2015年又回落至36.4%。
表2 中外政治學期刊使用研究方法類型的趨勢統(tǒng)計（抽樣期刊）
圖2 2001-2016年中外政治學期刊論文的實證方法使用比例趨勢（分類）
圖3 2001-2016年 6本全樣本期刊論文的實證方法使用比例趨勢
中文期刊中，《公共行政評論》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相對比最高，上升趨勢十分明顯，在實證方法的使用比例上與外文期刊不分上下，甚至比有的外文期刊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更高，2016年，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達79.6%。《世界經濟與政治》和《政治學研究》處于一個檔次，自2014年左右開始，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有所提高。2015年，《世界經濟與政治》和《政治學研究》所刊論文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分別為31.3%、25.4%。另外，《政治學研究》自2015年開始，更頻繁地選登了定量分析論文，在實證論文中的比例超過50%。
3.具體期刊在研究方法類型上的差異
不同政治學期刊對實證研究或者定量研究的偏好存在明顯的差異。外文政治學期刊論文的規(guī)范研究比例由7.7%至56.4%不等，其中，CPS期刊論文的規(guī)范研究比例最低，IEAPLE期刊論文的規(guī)范研究比例最高；而中文政治學期刊論文的規(guī)范 研究由44.5%至95.6%不等，其中，《公共行政評論》期刊論文的規(guī)范研究比例最低，實證研究比例最高，《行政論壇》期刊論文的規(guī)范研究比例最高，實證研究比例最低。不同期刊實證研究比例差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與期刊的研究方向、所屬學科有關，例如《國際政治研究》發(fā)表的論文主要是大國關系、理論研究、外交政治與政策等相關方面的主題，而且論文的作者需要具備一定的話語權與政治影響力，因而更傾向于使用規(guī)范研究類的論文；另一方面，與期刊的定位及偏好也有關系，如《公共行政評論》一年六期，每期文章的數(shù)量均不多，大部分情況下一年的發(fā)文量不足50篇，對論文的篇幅、方法的使用均有較高的要求，實證研究論文的比例在所選的8本國內政治學期刊中是最高的，且近年來呈明顯的上升趨勢。
表3 期刊論文的研究類型統(tǒng)計
4.作者數(shù)量與研究方法類型的關系
我們進一步分析作者數(shù)量與政治學期刊論文研究方法類型之間的關系。統(tǒng)計顯示，作者數(shù)量與政治學期刊論文的定量方法使用之間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總體上多人合作的政治學期刊論文使 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的比例較高。作者為1人時，中文政治學期刊使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的比例為 2.9%，而當作者大于等于4人時，中文政治學期刊使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的比例上升至14.8%；作者為1人時，外文政治學期刊使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的比例為22.7%，而當作者為3人時，外文政治學期刊使用定量方法進行研究的比例上升至44.6%。當然，中外也存在明顯的差異，外文政治學期刊作者數(shù)量大于等于 2人后，定量方法的使用比例差異就不是特別明顯了，而中文政治學期刊作者數(shù)量越多，使用定量方法的比例就越高。這可能與中國發(fā)表論文中比較看中資歷、話語權有關。 除了定量研究的論文需要更多研究者合作之外，定量論文要發(fā)表在高級別的中文期刊上，還需要作者具有一定的資歷、話語權等。 例如，如果論文作者中包括著名專家，則期刊編輯、審稿專家往往會更加慎重處理，稿件錄用的概率也更高，因此，為了提高被錄用的概率，論文寫作者往往會尋找學科專家合作掛名。這一點從中外文期刊不同作者數(shù)量的比例也可以得到印證，中文期刊的單獨作者比例為18.5%，而外文期刊的單獨作者比例為58.8%，可見，中文期刊的作者署名中，很可能存在較嚴重的掛名不出力的情況。
圖4 不同期刊規(guī)范研究占比對比
另外，中文政治學期刊的作者數(shù)量與定性分析方法使用正相關關系也很明顯，但外文政治學期刊在這方面的差異性不明顯；混合方法研究的難度最大，因此作者數(shù)量相對也最多；規(guī)范研究論文的方法難度最小，因此，大部分的規(guī)范性研究論文都由1人獨立完成。
表4 作者數(shù)量與論文研究類型的關系統(tǒng)計
圖5 作者數(shù)量與不同研究類型論文占比之間的關系
5.研究主題與研究方法類型的關系
研究主題與所選期刊的類型有很大關系。統(tǒng)計顯示，中文政治學期刊排在前20位的研究主題分別是：政治與行政倫理(1613)，國際關系與制度(1155)，政治與政府研究(461)，公共政策與管理(451)，國家層面議題(418)，理論研究(277)，軍事，安全與政治(251)，第三部門與政府(243)，政黨制度和組織(186)，三農問題(146)，公務員與干部組織(143)，績效管理(135)，外交政治與政策(131)，地方治理，城市治理與發(fā)展(128)，公共財政(113)，民主和發(fā)展(112)，文化與政治(83)，環(huán)境問題與政治(79)，政府網絡化與電子政務(66)，傳統(tǒng)思想與政治(66)。
外文政治學期刊排在前 20位的研究主題分別是：環(huán)境問題與政治(440)，第三部門與政府(226)，氣候政治(184)，公共政策與管理(161)，選舉和投票行為(159)， 生態(tài)政治 (120)，國際關系與制度(118)，政黨制度和組織(105)，政治與政府研究(96)，國際環(huán)境治理(85)，法律與政治(84)，民主和發(fā)展(80)，方法論(75)，能源，資源與政治(72)，經濟與政治(68)，規(guī)范性理論(41)，政治與行政倫理(40)，綠色公民權(27)，移民與公民(26)，軍事，安全與政治(23)。
從中文政治學期刊前20大研究主題來看，公共財政的實證研究占比超過了40%，地方治理、城市治理與發(fā)展、績效管理的實證研究占比超過了30%，環(huán)境問題與政治、三農問題、公共政策與管理、第三部門與政府、公務員與干部組織的實證研究占比均超過了20%。 而政黨制度和組織、傳統(tǒng)思想與政治的實證研究占比均不超過10%。公共財政的定量研究占比也超過了20%，績效管理、環(huán)境問題與政治、政府網絡化與電子政務的定量研究占比則超過了10%，而文化與政治、理論研究、政黨制度和組織、民主和發(fā)展、外交政治與政策、傳統(tǒng)思想與政治 5個主題的定量研究占比不超過3%。
從外文政治學期刊前20大研究主題來看，移民與公民、選舉和投票行為、經濟與政治三個主題的實證研究占比均超過了80%，國際環(huán)境治理、規(guī) 范性理論的實證研究占比較低，不足30%。從定 量研究占比來看，移民與公民超過了80%，選舉和投票行為超過了 75%，軍事安全與政治、政黨制度和組織、民主和發(fā)展、法律與政治均超過了 50%。而氣候政治、生態(tài)政治、國際環(huán)境治理、綠色公民權 4個主題則不超過10%。
綜上，由于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特有的政治體制，外文期刊中關于政黨選舉投票占據(jù)一定比例，這區(qū)別于我國的政治體制，我國論文幾乎沒有關于選舉投票的研究。我國2001年左右的論文更多關注黨的思想政治教育，占較大比例，近十年來這類論文則明顯減少，傾向于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論文多起來。
圖6 不同研究主題的實證研究比例對比
（二）具體研究方法由于存在運用混合方法做研究，在進行分析時，我們將混合方法歸入具體的定量方法之中。
1.具體研究方法統(tǒng)計
統(tǒng)計顯示，中文政治學期刊的論文在實證研究過程中，主要使用的前10種方法分別是：個案研究、描述性統(tǒng)計、比較分析、OLS類回歸、面板回歸分析、綜合評價相關方法、小樣本研究、二值或多值回歸、實驗模擬法、網絡分析法。使用個案研究方法的論文為595篇，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48.8%；使用描述性統(tǒng)計方法的論文為200篇，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16.4%；使用比較分析方法的論文為188篇，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15.4%，前3種方法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80.6%。
外文政治學期刊的論文在實證研究過程中，主要使用的前10種方法分別是：個案研究、OLS類回歸、二值或多值回歸、小樣本研究、描述性統(tǒng)計、 比較分析、面板回歸分析、實驗模擬法、網絡分析法、田野實驗或調查。其中，使用個案研究方法的論文為349篇，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24.1%；使用OLS類回歸方法的論文為216篇，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14.9%；使用二值或多值回歸方法的論文為173篇，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11.9%，前3種方法占實證研究方法論文的50.9%。
由統(tǒng)計分析的結果可知，國外政治學在實證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更加趨于多元化，前3種方法中定量分析方法占比超過一半；而國內的政治學實證研 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少量幾種常用方法中，且以定性分析方法為主。雖然從總體水平上，國內政治學研究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偏低，但從更多樣本(6600)的統(tǒng)計結果來看，國外政治學研究使用的相關方法在國內政治學論文中均有涉及。
表5 政治學期刊具體研究方法統(tǒng)計
2.具體研究方法的使用趨勢
由于實證研究方法種類過多，這里選擇前10種方法，對其使用趨勢進行分析。
統(tǒng)計顯示，中文政治學期刊中，2001年所統(tǒng)計的論文總數(shù)為766篇，2015年所統(tǒng)計的論文總數(shù)為884篇。個案研究方法的使用頻率在上升，2001年有28篇論文使用了個案研究方法，2015年則上升至126篇，為2001年的4.5倍；描述性統(tǒng)計方法的使用頻率也有一定幅度的上升，2001年有24篇論文使用了描述性統(tǒng)計方法，2015年上升至36 篇，中間年份還存在較大幅度的波動；回歸分析方法從無到有，2001年，無一篇政治學方向的論文使用OLS類、面板回歸、二值或多值回歸中的一種，2015年，有26篇論文使用相關的回歸方法；大數(shù)據(jù)類分析方法從2013年開始，在研究論文中偶有涉及，2015年，使用大數(shù)據(jù)類分析方法的政治學研究論文為5篇；其他如小樣本研究、比較分析法、實驗模擬法等，從2011年的數(shù)據(jù)開始看，在論文中的使用沒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圖7 政治學期刊實證研究論文中所使用的具體方法累計頻率圖
外文政治學期刊中，2001年所統(tǒng)計的論文總數(shù)為284篇，2015年所統(tǒng)計的論文總數(shù)為315篇。個案研究法在2006年左右達到高峰，隨后使用頻率基本保持不變；2001-2015年，OLS類回歸分析在論文中的使用呈現(xiàn)出倒U型趨勢，在2011年左右使用頻率較高，為55次，2015年下降至39次；小樣本研究方法使用頻率有一定的上升，2001年為13次，2015年上升至19次；描述性統(tǒng)計方法沒有呈現(xiàn)明顯的趨勢性，但年度之間存在一定的波動性；面板回歸分析在政治學研究中的使用頻率在上升，2001年為5次，2015年為19次，中間也有一定的波動；實驗模擬法的使用呈現(xiàn)明顯的上升趨勢，從2001年的6次上升至2015年15次；網絡分析法則在2013年達到使用的高峰，2015年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田野實驗或調查方法的使用頻率從2013年開始有較明顯的上升。
對比中外政治學期刊實證研究方法使用趨勢的差異，可以看出，中文政治學期刊在定性方法的普及性方面有所上升，而外文政治學期刊傾向于使用更難的、對數(shù)據(jù)質量要求更高的定量研究方法，如面板回歸分析、log it回歸、probit回歸、貝葉斯回歸、空間計量方法等。
表6 政治學期刊實證研究方法的時間趨勢統(tǒng)計
3.作者數(shù)量與具體研究方法的關系
我們分析作者數(shù)量與具體實證方法的關系時，將回歸方法合并為一類，同時將方法數(shù)量較少的類別合并為其他類。結果見表 7。
統(tǒng)計顯示，在中文政治學期刊中，運用實證方法的論文一般均有2人及以上的作者署名。運用個案研究、描述性統(tǒng)計、比較分析方法的論文有一定比例的作者數(shù)量為1人的情況；運用回歸分析、 綜合評價相關方法、小樣本研究、實驗模擬法等其他方法的論文很少有單個作者的情況出現(xiàn)，其中，小樣本研究、實驗模擬法、網絡分析法相關論文作者數(shù)量為1人的頻次為0。回歸分析、綜合評價相關方法等多為定量分析方法，而國內政治學研究作者具有較強的理論功底，但定量分析能力偏弱，因此，發(fā)表實證論文特別是定量分析論文多以合作的方式實現(xiàn)。
在外文政治學期刊中，實證研究論文有很大的比例是由單獨作者所完成的，其中，使用定性分析方法或者簡單的定量分析進行研究的論文，單獨作者的比例更高，如使用個案研究、描述性統(tǒng)計、比較分析等方法的論文，作者數(shù)量為1人的比例超過或者接近60%，而對數(shù)據(jù)、方法要求較高的定量分析方法，單獨作者的比例相對要低一點，使用回歸分析方法的論文，單獨作者的比例只占到了38.1%，使用生存分析方法的論文，單獨作者的比例只占到了31.8%，使用實驗模擬方法的論文，單獨作者的比例只占到了 28.3%。
國內政治學研究者與國外政治學研究者在實證方法上（特別是定量分析方法）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要提高國內政治學研究在定量分析方面的水平，各大期刊需要樹立明確的目標導向，充分調動政治學研究者的積極性，提高學科交叉性，促 使這些研究者與統(tǒng)計學、計量經濟學、應用數(shù)學 等學科的研究者合作，招收這些專業(yè)的碩士生、博士生，培養(yǎng)下一代理論與方法優(yōu)勢兼具的政治 學研究者。
表7 作者數(shù)量與具體實證方法的關系統(tǒng)計
4.研究主題與具體研究方法的關系
本文對論文的研究主題與具體研究方法的相關關系進行了統(tǒng)計。這里選擇前20個主題、前7類具體研究方法之間的交叉關系進行分析。
統(tǒng)計顯示，個案研究廣泛應用于各類政治學研究主題，在政治與行政倫理、環(huán)境問題與政治、氣候政治、地方治理及城市治理與發(fā)展等主題上有著較頻繁的使用，特別是在環(huán)境問題與政治的主題上的發(fā)文量為519篇，個案研究的使用量達到了117次，使用比例達到23%。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方法在選舉與投票行為、公務員與干部組織、國家層面議題、績效管理等主題上的使用比例為6%-9%；比較分析方法較為平均地應用于各個主題，沒有出現(xiàn)使用比例超過5%的主題。小樣本研究方法主要使用于環(huán)境問題與政治、氣候政治、生態(tài)政治三個主題上，且這三個主題有較強的相關性。
OLS類回歸、二值或多值回歸方法在選舉和投票行為、民主和發(fā)展、第三部門與政府三個主題上有較高的使用比例。其中，OLS類回歸、二值或多值回歸方法在選舉和投票行為主題的使用比例上達到25%與27%。選舉和投票行為是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特色，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高，且在選舉中是否獲勝主要以邏輯值進行判斷，因而二值或多值回歸方法使用比例偏高；面板回歸分析方法則在公共財政主題上有著比較高的使用比例，中文期刊論文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優(yōu)勢。
表8 研究主題與具體研究方法的關系統(tǒng)計
5.第一作者國家與具體研究方法
統(tǒng)計顯示，在8本外文政治學期刊中，美國學者發(fā)表論文的優(yōu)勢明顯，第一作者國家為美國的總發(fā)文量為1139篇，遠高于排名第2的英國(306篇）。AJPS第一作者國家為美國的論文篇數(shù)為250篇，占比為88.3%；PSJ第一作者國家為美國的論文篇數(shù)為153篇，占比為86.4%；APSR第一作者國家為美國的論文篇數(shù)為207篇，占比為85.5%。另外，CPS的第一作者國家為美國的論文占比也接近70%。第一作者國家為美國的論文數(shù)量在7本政治學期刊中排名第一，除了EP所刊論文第一作者為英國高于美國。在環(huán)境政治學方面，第一作者為美國的論文占比相對較低。
另外，第一作者排名前10的國家均是西方國家，其中，除了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外，其余7個均是歐洲國家。
綜上分析可得，目前，國際頂尖政治學期刊的話語權主要把握在美國手中，除此之外，歐洲由于自辦了一些政治學期刊，也擁有一定的話語權。中國等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頂尖政治學期刊的發(fā)文量很小，與其政治學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有一定關系。
表9 外文期刊中的第一作者國家分布（頻數(shù)）
統(tǒng)計顯示，在8本外文政治學期刊中，由于第一作者國家為美國所刊發(fā)的論文在數(shù)量級上領先，因此，美國作者所使用的具體研究方法在數(shù)量上也更多。但美國學者在具體研究方法上具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幾種主要的定性分析方法，如個案研究、比較分析、小樣本研究等，美國學者在該類方法的運用上占比均不超過40%；而在一些定量分析方法上，美國學者的運用比例較高，如OLS類回歸、二值或多值回歸、面板回歸分析、實驗模擬法、生存分析法、多層回歸分析、空間計量法，美國學者在該類方法上的占比遠高于50%，除了二值或多值回歸分析占比為68.2%，其余均在70%以上。
以上分析進一步印證了美國政治學研究者具有定量分析方法上的優(yōu)勢。
表10 第一作者國家分布與具體研究方法的關系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對國內外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演進歷程進行了系統(tǒng)的文獻綜述，對研究方法類型、具體研究方法、研究主題、作者數(shù)量、外文第一作者國家等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計量分析，從整體上呈現(xiàn)出國內外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演進與影響因素，形成以下基本結論，并對研究方法的前沿趨勢以及中國政治學研究方法的發(fā)展方向進行展望。
（一）結論
一是中文與外文的政治學相關期刊在研究方法類型上存在顯著差異。外文政治學期刊更注重實證研究，實證研究的比例遠高于中文政治學期刊。從使用實證分析方法的論文來看，外文政治學期刊使用了更多的定量研究，而中文政治學期刊則 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方法。從具體期刊來說，外文偏好定量方法的政治學期刊數(shù)量要高于中文政治學期刊，其中定量研究的論文數(shù)量也高于中文期刊。這表明，中國的政治學研究與國外政治學研究相比，在方法使用上還有很大的差距。產生這種差距的原因很多，除了國外頂級期刊的投稿來源具有全球范圍的優(yōu)勢外，國內政治學學科在對科研人員研究方法培養(yǎng)上的不足也是客觀存在的，國內政治學的研究與其他方法類學科（如統(tǒng)計學、計量經濟學、數(shù)據(jù)科學等）的交叉性也不夠，同時，國內大學與科研機構對科研成果的定量考核也加重了研究者的急功近利色彩，難以產生大量的高質量的定量研究論文。
二是從總體上來說，在政治學研究中使用實證方法或者定量分析方法是一種趨勢，無論是國外的 政治學研究還是國內政治學研究，都表現(xiàn)出了更多使用實證方法與定量分析方法的趨勢。不同的是，國外頂級的政治學期刊實證方法使用的比例遠高于國內的政治學期刊，且定量分析方法與混合方法研究使用的比例在上升，定性分析方法使用的比例在下降；而中國的政治學期刊由于與國外在方法上存在階段性的差異，定性分析方法與定量分析方法使用比例提升的空間都很大。因此，定性分析方法與定量分析方法使用比例都是上升的。結合實際情況，2006年之前的中文政治學期刊論文總體質量停留在較低水平，很多文章甚至不能稱之為研究型論文。但是近十年來文章水平有了大幅提高，從不規(guī)范到規(guī)范的跳躍很明顯，沒有一個過渡期。多數(shù)文章逐漸有了來源于現(xiàn)實問題的議題，研究趨于規(guī)范。但是大部分文章還是不注重研究方法，除了實證文章會明確提到研究方法，大部分文章都是規(guī)范分析。而美國的研究論文從2001年到現(xiàn)在一直都保持在較高水平，注重研究方法，尤其是定量研究。
三是我國的混合方法研究(multi-method research或者mixed method research)還較為缺乏，國外運用混合研究方法的論文數(shù)量明顯高于我國。21世紀以來關于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爭論從未斷過。隨著討論的深入，許多學者已跳出定性與定量方法的二元爭論，希望將二者進行整合。混合方法研究自20世紀70年代興起以來，被廣泛地運用于自然科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領域混合方法研究期刊(Journal of Mixed Methods Research)每年都會刊登各個學科領域關于使用混方法研究的高水平的論文。 我國混合方法研究的程度較低可能與合作程度低有關。混合方法研究需要融合定性與定量的研究方法，對理論和技術都有較高的要求，需要較多的合作者才能完成研究。不過近些年混合方法研究在我國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重視，定性比較分析方法(QCA)、自動文本分析、混合研究設計等成為研究者爭相學習的目標，混合方法研究有良好的發(fā)展態(tài)勢。
四是我國政治學的具體研究方法種類相對比較單一，但研究方法都有所涉及。國外政治學在實證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更加趨于多元化，個案研究、OLS類回歸以及二值或多值回歸方法中定量分析方法占比超過一半；而國內的政治學實證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少量幾種常用方法中，且以定性分析方法為主。雖然從總體水平上，國內政治學研究使用實證方法的比例偏低，但國外使用的相關方法，國內政治學論文均有所涉及，表明國內部分研究者的水平與視角已經與國際接軌。隨著時間的推移，政治學研究者接受了更多的方法論培訓，中文政治學期刊的論文在使用方法的頻率上與外文政治學期期刊將不斷縮小差距。
（二）展望
首先，實現(xiàn)定性與定量研究的共同發(fā)展。 當前我國政治學研究領域一方面實證研究的水平與國外仍存在較大差距，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與先進性有待提升；另一方面又過于推崇定量方法，甚至出現(xiàn)神話定量方法的趨勢。今后我們在重視實證研究水平提升的同時，也應理性看待定量方法，正如楊光斌所說“ 熱衷于量化模型的學習者需要首先明白為了什么而證明”，實現(xiàn)定性方法與定量方法的共同發(fā)展。
其次，不能陷入“唯方法論”的泥潭。美國在20世紀中期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下，引入數(shù)理統(tǒng)計模型，一度出現(xiàn)了“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這也導致了之后關于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的論爭。赫世曼在 20世紀70年代便 呼 吁，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盲目的數(shù)字研究和盲目的理論化都會對政治現(xiàn)象的理解造成障礙。當前我國政治學領域也正在積極進行方法論的“補課”，這對提高我國政治學研究的科學性固然發(fā)揮著積極作用，但應注意方法學習的嚴密性和規(guī)范性與運用的嚴謹性和適用性。
再次，政治學期刊增加對相關專著介紹的版塊，加大對研究方法的討論力度。期刊文章由于精煉、傳播快等優(yōu)勢成為學者重點關注所在，這很容 易造成對專著的忽視，但是專著在研究方法的深度方面具有期刊文章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美國的期刊非常重視對專著的介紹，許多期刊，如《美國政治科學評論》（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中都有固定的書評版塊，而中國政治學領域的研究對于專著的關注較少。《公共行政評論》期刊的書評專欄一直受到學界的好評，而政治學的領軍期刊《政治學研究》并沒有書評的固定版塊。 政治學期刊應增加對專著的介紹，更快地傳播專著的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
最后，研究方法應朝著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的方向發(fā)展。“全球本土化”（“Glocalising”）的概 念由郭蘇建、王中原提出，主張整合全球化與本土化，發(fā)揮二者的優(yōu)勢互補。 當前學界的本土化論調大有排斥國外研究方法之勢。政治學不應閉門造車，應關注國際研究前沿，積極吸納先進研究方法，再根據(jù)中國現(xiàn)實情境發(fā)展適合自身的研究方法，實現(xiàn)研究方法的全球化與本土化相結合，為中國政治實踐發(fā)揮重要的指導作用。
（作者系王炳權，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政治學研究》編輯部主任、副主編。文獻來源：《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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