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讓世界了解中國農村改革
——《楊勛回憶錄》節選
在每個人的一生中，有許多的“第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那些“第一次”很容易留在自己的記憶中，是很難忘記的。在我的記憶中，第一次坐飛機就很難忘記。那種新奇的感覺至今還常常涌動在我的血脈中，似乎還能給這顆年老的心帶來一種微弱的活力。
我第一次坐飛機是在1985年8月間。陪我第一次坐飛機的是一名北大的留美博士生林毅夫。我們坐的是軍用飛機，從北京的南苑機場起飛，飛往南京。我們的目的地是安徽合肥——滁縣。任務是進行一次專門的農村調查。
我陪林毅夫去安徽是在很倉促的情況下決定的，起因還是安徽農村的包產到戶試驗。
1981年以后，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影響越來越大，成了舉國上下關注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這在軍隊中也引起很大震動。因為中國軍隊的官兵多為農民子弟，實行包產到戶的政策直接涉及這些來自農村官兵家屬的利益。作為農村問題專家，在那段時間，我不僅要參加各種學術政策討論會，大肆鼓吹包產到戶，還經常接待軍隊的政工干部的訪問，向他們解釋黨的農村政策和包產到戶有關的具體問題，如包產到戶后軍屬的優撫問題，軍屬承包地的管理問題等。
為了對大學生進行形勢教育，1985年北大經濟系三年級學生也安排在安徽生產實習，帶隊的教師有張勝宏、周元和我。這次實習是由安徽省農委主任劉家瑞同志安排的。實習的地點定在劉主任的家鄉——巢湖地區。負責接待我們的是zhonggong巢湖地委農村政策研究室，陪同人員有省農委的馬啟榮等同志。
學生在巢湖實習一個多月，暑假前順利地返回了學校。正當我準備暑假，休息時，林毅夫來到我家，請我陪他去安徽收集博士論文的資料，說他已選定做中國農村改革方面的題目，暑假回來正忙著寫博士論文，希望我能幫助他。
由于剛從安徽回來，又是暑假期間，我對林毅夫的約請，從內心感到為難。但當我看到他那種真誠執著而急切的樣子，想到他即將把中國農村改革的內容列入美國最有名的大學經濟學博士論文，我還是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他的請求，同意用一周時間陪他去安徽走一趟。
我之所以不顧疲勞痛快地答應利用暑假陪林去安徽，還有一個更直接的原因，那就是林毅夫的特殊身份和他同我的個人交情。幾年前，在我主持籌建北大經濟管理專業時，他曾幫過我很大的忙。
北大經濟管理專業是1978年開始籌辦的。那年秋天，國家教委在香山召開全國高教會議。我代表北大經濟系出席了那次會。國家教委在會上提出北大應利用綜合大學的優勢開設旅游和經濟管理專業。北大對配有三十萬元經費的旅游專業不屑一顧，結果全國第一個旅游專業設在了杭州大學。對于經濟管理專業，由于我的態度積極，終于被校方勉強接受，決定暫時設在經濟系，只設專業，不單獨建系。
香山會議后，我們根據會議決定，積極籌備國民經濟管理專業。我提議由年輕教師王永治同志擔任國民經濟管理教研室主任，并堅持不叫“計劃經濟管理”。經過一年的籌備，1980年開始招收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學生。但是，由于經濟管理在國內是全新的專業，它的培養目標是什么，需要開設什么課程，誰也說不清。這時，我想到了當時正在本系留學的研究生林毅夫。
林毅夫1979年入北大經濟學系，是未經考試直接由教委批準來北大攻讀碩士研究生的。經濟系里派張友仁教授擔任他的指導教師。
林毅夫當時27歲，身體特別健壯，一副單純的學生模樣，很討人喜歡。關于他的特殊身份和背景情況，系里很少有人知道。一般傳說他是新加坡華僑，經濟管理碩士。林是外國來的留學生，但他并不住留學生樓，就住在普通的研究生樓——29樓。
為籌建新專業，我到29樓找到了林毅夫，向他請教現代經濟管理學一般課程設置問題。他聽說北大要建經濟管理專業非常高興。隨后，就給我送來了一份列有一般經濟管理學課程的單子，一共有26門課程。
我接過他開的單子，如獲至寶，仔細看著他列出的那些課程。雖然我對那些課程十分陌生，但總的印象是新鮮而專門的。林耐心地向我一一作了解釋。我相信那是代表當時國際水平的一份設計，于是對于創辦管理專業更有信心了。
國民經濟管理專業吸引了系內外不少信息靈通人士。數學系的秦宛順、勒云匯、陳良煜等人先后調到了經濟系充實加強國民經濟管理專業的教師隊伍。隨后，厲以寧同志也從經濟學說史教研室轉過來了。1985年經濟系分成了經濟學、經濟管理和世界經濟三個系。厲以寧出任經濟管理系主任。1988年，這三個系又變成了三個獨立的學院，厲以寧擔任了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由于有了新班子，原來的經濟管理教研室主任王永治同志離開了管理專業，最后調到國家計委。我也去了社科院。后來，由于有臺灣光華基金會的介入，北大經濟管理學院改名為光華管理學院。目前她已是全國知名的學院，吸引著國內外的優秀學子。如果追憶這個學院的創辦史，楊勛、王永治、林毅夫等人確實是功不可沒的，畢竟是最早的創業者嘛，前后花了五六年的時間。
大約8月上旬，我跟林毅夫從南苑機場起飛去南京。在機場辦理登機手續，全由林毅夫一手操持，我只管跟著他走。到南京后，接待我們的是南京軍區政治部。我在那里還意外地遇見了小學時的要好同學趙林波。當時他是軍區政治部的助理，參與接待林毅夫。
在南京，我們被安排住在金陵飯店，第二天就到了安徽省會合肥。在合肥，接待我們的是省農委劉家瑞主任和辛生同志，具體陪我們的是馬啟榮同志。兩天后，我們到了滁縣。滁縣地委書記王郁昭同志接見我們，為我們安排了工作日程和陪同人員。在那里，由于省農委和滁縣地委的支持，我們很順利地查閱和抄錄了有關資料，林收集博士論文資料的任務很快就完成了。為了保密，安徽省農委沒有將那些資料交我們帶回北京，而是在我們回北京后，通過國家農委杜潤生主任轉給我，我又轉給林。
在合肥——滁縣的那些日子，雖然工作進展順利，但由于天氣炎熱，沒有降溫設備，任務又緊張，時間還是很難熬的。林毅夫把一間有空調的房間讓給我住，他自己住在悶熱的小房間里整理材料計算數據，那種刻苦用功的勁頭，在當時的學生中還是很少見的。他的刻苦奮斗精神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從那以后，我開始把他當作一個值得支持的年輕人。
在滁縣的一星期，由于沒有別人交流，我和林接觸的機會很多。晚飯后，我們經常在賓館周圍散步，談論著各自關心的事兒。通過交談，我更具體地了解了他的經歷，知道他原名叫林正誼，來自臺灣島，曾是臺灣軍人，后來又上了大學，獲管理學學士。林還曾是臺灣的十大優秀青年之一。1979年出于對祖國的熱愛，對大陸的向往，他從金門游水到了中國大陸。到北京后，中國軍方余秋里出面接待了他。他要求在北京上大學，軍方先同中國人民大學聯系，人大說沒有住房（當時人大剛復校），最后就通過國家教委直接來了北大。我問他：從金門游水過來太危險，怕不怕？他說不怕，他身體好，沒問題。我問他，你來大陸是不是要帶什么禮物？他說當然帶了。他不說帶了什么禮物，我也不便再問他。心想，反正不會像黃植誠那樣開來一架飛機！自那以后，我對林另眼相看，把他當作年輕有為的愛國英雄，不由自主地關心著他的成長。他也同我一直保持聯系，在后來的工作變動中多次來家找我一起商量。
林毅夫來大陸之所以能順利發展，一方面是靠他的主觀條件和刻苦努力，同時也因為他遇上了好運氣。1979他登上大陸之時，正是中國改革開放起步之日。因此，迎接他的自然是一片歡呼和掌聲。他選擇中國農村問題做論文，也說明他的頭腦敏銳，眼光深遠，正如農村發展組的兄弟們當初選農業農村問題一樣。按發展組青年們的說法：“假如我們畢業后去國家計委，只能大清早就先上班給大家打開水。人家寫好文章，我們得跑腿打印、校對、折片子、裝訂。”當時國家計委是青年經濟學者最看好的單位，大門口有衛兵站崗，是決定中國經濟發展的實權機構，何等氣派！但發展組青年們對工作單位的選擇卻是另一種標準，他們提出：第一，不定時坐班；第二，大門口無崗哨；第三，經費獨立。這是何等的實際而明智！試想：對一個有志的青年學者來說，有了時間、金錢和自主權還怕做不出研究成果嗎？有了重大研究成果還怕國家不重視嗎？
發展的前提條件和基本要求就這么簡單，問題在于你怎樣去爭取它，怎樣選擇和利用。
當初，林毅夫從北大去美國成為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生，也是因為遇上特殊的機會。那是1980年，北大邀請著名經濟學家、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教授舒爾茨先生來校講學，一時間，找不到適當的翻譯人員，林毅夫因為英語熟練被派去擔任舒先生的翻譯。隨后，舒先生推薦林毅夫赴美留學，作了他的博士研究生。
舒爾茨是發展經濟學家，對農業發展和農民現代化有獨到的見解和論著，對當時中國正在進行的農村改革極為關注，林毅夫選中國農村改革問題作博士論文，自然會得到舒爾茨的器重和賞識。林毅夫高質量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1986年獲得了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在全美各大學的經濟系中名列第一，有了這個博士學位，再申請其他名牌大學博士后，就成了順理成章的事。1986年林同時被幾所大學錄取為博士后，最后他選擇了耶魯。一年后，博士后研究任務也完成了。林毅夫獲得了當今世界經濟學界最令人羨慕的學歷和學位。在此期間，他的太太也在美國獲得了特別教育學博士，還撫養了兩個可愛的兒女。林毅夫的運氣就是這么好，幾乎所有這一切有利條件都為他配齊了，而他也非常自覺機智地運用了這些條件。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也歸功于致用的管理學。
1987年，林毅夫學成回國。軍隊安排他的一家暫時住在西直門內解放軍總參招待所。中國政府為他提供了優異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為他的發展鋪平了道路。而他也十分珍惜并充分利用了這些條件，向著自己設定的目標努力前進。
林毅夫是一個身材魁梧、面貌端莊、作風純樸，一見就給人留下良好印象的那種年輕人。在社會學中，一般稱這些條件為人格魅力。這種人在社會交往中，往往最受人歡迎。在公眾人物競選中，最容易得選民的青睞。
林毅夫精細地利用著自己的優勢條件，從不濫用自己的各種獨特資源。在北大讀研究生期間，他本來可以住條件較好的留學生樓，他卻堅持住在普通研究生樓。在他留學美國期間，國家允許他每年帶家屬回來度假，他卻堅持一個人來回，給國家節省了不少經費。他對自己的小家庭極為珍視，尊重妻子，對孩子也要求嚴格。他的起步和經歷預示著他不平凡的未來，當然也不可避免地會給他帶來障礙和風險。
1986年，當他獲得博士學位后，曾積極努力促成被譽為中國農村研究和決策相結合典范的杜潤生和舒爾茨之間的交流。后來，舒爾茨來了中國，杜潤生卻至今未能成行赴美。農業部借口對杜潤生的健康負責一直不準他出國，雖然杜潤生一再表示他可以對自己的健康負責。
為了感謝杜潤生，1986年夏天，由總參出面在北京飯店組織了一次與杜潤生主任的聚會。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負責安排這項工作的，是當時的外聯部主任王歧山同志。林毅夫邀我出席了那次聚會。他說，他是通過我認識杜潤生的，因此，這次隆重會見應當請我參加。
北京飯店會見后，我們一起到了總參謀部。出來接待我們的一位處長竟是北大俄語系的畢業生，文化大革命中還是反聶元梓的骨干。我們交談起來自然是倍感親切。
林毅夫學成回國后，北大的學校系頭頭熱情地請他吃飯，卻沒有一個人表示請他回校工作的意向。這使林頗感失望。他同我商量后，決定去中國社科院農村所。為此，我們邀請當時農村所的陳吉元所長在總參招待所會見。會見后，陳所長熱情邀請林毅夫到農村所工作，并選派蔡昉、慕新月等青年研究人員協助他開展研究工作。
在農村所工作不久，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負責人王歧山、陳錫文等到社科院農發所，商談由林牽頭兩所聯合開展研究事宜。不久，林毅夫就被邀請去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出任中心下屬的發展所副所長、研究員。
1990年以后，“中心”被整頓清查，最后整個機構被撤銷。林毅夫終于又回到了北大，創建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他告訴我，在此之前，清華已同意他前往赴任，但他還是愿意回北大。
我關心他在1989年后清查中的遭遇，他說：“不管怎么，我不咬人！”在那種惡劣的政治氣氛中，不咬人就是最重要最可貴的品德，當然也還得尋求特別渠道的保護。由此，我感到他已成為一個政治上相當成熟的學者，已完全適應了中國大陸的環境，不必再為他擔心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后，為了“研究中心”的建設，他每年約有一半時間在國外海外講學，以便在國內外擴大“中心”的影響，并為“中心”籌集經費。
去年，在北京街頭公共汽車站的廣告牌上，我突然看見了中國十大成功人士的巨幅照片，林毅夫被選為全國著名的成功人士了。
2002年5月4日，北大經濟系1977級學生相聚北大燕園慶祝畢業20周年。位于朗潤園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了77級同學歡聚的會場。那天到會師生100多人，我也榮幸地被邀請到場。5月4上午，由“中心”后院萬眾樓上傳出的歡聲笑語，飄蕩在未名湖的上空，飄蕩在燕園的山水林間，滋潤著這片美麗多情的園地。
林毅夫不是1977級學生，而是1979級研究生，論輩分算是1977級的大哥哥。他們在一起歡度這個喜慶的節日，實在讓教師們高興。他們臉上浮現著成功的微笑，在每人限時5分鐘的匯報發言中，個個豪情滿懷，臉上滿掛著勝利的喜悅和對美好前程的自信。
從1977級同學各人自報的經歷中得知，這批人現在在各國各地各單位都是顯赫的骨干人物了。但在這一天，在我心目中，他們依然是可愛的小青年，純潔、善良、自信、樂觀。回到母校，誰也沒有以大干部、大企業家、大學者的身份自居。因為大家都是“大家”了，也就不必以“大家”為目標相互勉勵。作為老年教師，我認為此刻最需要祝愿他們的是健康愉快，個人安全，家庭幸福。至于他們將來還會成為什么人物，要對國家社會作出何種貢獻，那是早年就談論爛熟的話題，是深埋在每人心中的基石，不必人到中年還掛在嘴上。真正的有志者從來都是只知耕耘不問收獲的。只要向著自己的目標堅持不懈地投入力量和智慧，還怕沒有產出？
教師的優勢在于學生。教師的驕傲在于學生。古人教導說，厚德博學才能為人師表。教師的得意源泉，就在于自己做不到的，可以期望學生去做。1977級畢業20周年慶祝會帶給我的振奮將永遠不會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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