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我對土地零碎化的觀察與思考
導讀：歷史是過去和現在的無窮對話。如果參與對話的人能夠加入一些個人的經驗，則會使對話的基礎更為堅實。以下是我（注：作者）結合歷史對土地零碎化所做的觀察與思考。
一、土地零碎化是如何形成？
我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江西中部某縣的一個平原鄉鎮，那時候還是人民公社時期，土地歸集體所有，少量且分散的自留地意在給社員家庭提供蔬菜等副食和養豬的飼料。
我家有自留地四處，合計0.44畝。其中0.03畝種植的是一棵橘樹。其余分別為0.20畝、0.14畝、0.07畝的三塊除種植蔥、韮、蒜、白菜、茄子、辣椒等各種蔬菜外，也種植棉花、油菜等經濟作物。
80年代初，以土地承包為特征的農村改革興起。我家5口人（父親、母親、兩弟、一妹，不包括我本人和二弟，因考學，戶口遷出，沒有分到土地），一共承包了5畝多地。
經過近三十年的變化，這5畝多地被劃分大大小小互不相鄰的27塊，其中最大田塊面積0.8畝，最小地塊面積0.03畝（一棵橘樹的面積），田塊與住家之間最大距離約1公里，最小距離不足40米，種植作物種類主要有水稻、柑橘、油菜、棉花、蔬菜、大豆、花生等。
“土地零碎化”是由前金陵大學的農業經濟學教授卜凱(John L.Buck)提出，他認為中國農業最重要的特征是土地零碎。
歷史研究表明，至遲從南宋開始，在人口稠密的兩浙一帶，土地零碎已十分明顯。登記地權的魚鱗圖冊就是土地零碎化的表象。
到20世紀上半葉，中國土地零碎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經過50年代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和耕作園田化運動，在60至70年代零碎化勢頭有所遏制，到80年代初，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零碎化狀況回歸。
卜凱之前，英國傳教士麥高溫（J.Macgowan？－1922）以他的觀察就發現了中國土地零碎現象，并認為這是由于財產分配的習慣所導致。
從我家承包的土地來看，除三小塊自留地是歷史遺留下來之外，平均分配是導致零碎化的主要原因。27塊田地中，絕大多數是由承包而來。
當年承包給每家農戶土地時是采用平均分配的方式來進行的。分配時，將水田、旱地、橘樹分開，再依據每戶人口和勞力，平均分配，好壞搭配。其次是繼承。1990年祖母過世，其名下的土地一分為三，由我父親和他的兩位兄長的兒子們平均分配。繼承采用的是和分配一樣的原則。
再次是調換。承包后幾年，一家因蓋房需要，用他家的橘樹和我家的橘樹調換。調換的結果改變各家名下田地的位置，但對零碎的程度的改變有限。還有就是買賣。
按說承包的土地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不容許買賣，但事實上卻存在出讓的現象。但或許是土地零碎化程度已經很高的緣故，切塊出讓的情況并沒有出現。
也就是說，出讓和調換一樣會導致農戶所擁有的土地塊數的增加或減少，但從更大一些的范圍來看，不會增加土地零碎化程度。真正導致地塊分割，土地零碎的根源在于對土地的平均分配。
問題是農民在進行土地分配時，為什么不就著現有的地塊進行分配，將甲乙丙分別分給老大、老二、老三，而必須三塊土地切塊成甲1、2、3，乙1、2、3，丙1、2、3以后，才進行分配，三兄弟各得三塊地中每塊地的三分之一？這首先是農民絕對平均主義思想的體現。因為只有這種分法才能保證數量上和質量上的均等。這和很長時間鄉間賣肉的道理是一致的。
6,70年代正是計劃經濟時代，然而市場經濟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有重要的地位，只不過這種市場經濟仍然受到計劃經濟的制約。一些主要商品的價格都有國家統一定價。社員憑著手中少量的現金到市場上購買定價商品。記得當中每斤豬肉的價格是0.74元。然而，當你花0.74元去購買豬肉的時候，你卻很難以完全買到自己想要的部位。
這倒不是限制供應所致，而是與農民在長期的經濟生活中所遵循的基本準則有關。挑肥揀瘦是人們在選擇肉食時一種很自然的行為，而動物體上各部分的肥瘦分布并不均勻。
在購買力有限，而又實行統一定價的情況下，搭配銷售就成一種合理的方式，而人們一次性買到的肉則不僅有好有壞，有肥有瘦，有皮有骨。這樣一個簡單的市場準則在民眾的日常生活中非常實用。即便是后來農村改革也是在遵循這一準則之下進行的。
其次，這種分配方式也照顧了農民的實際需要。如果甲乙丙三塊土地分別種的是稻、菜和棉，則兄弟仨分別分得稻田、菜地和棉地的各三分之一，以滿足吃飯、吃菜和穿衣的需要。
理論上來說，如果將稻田全歸老大，菜地全給老二，棉地全給老三，由兄弟三人各自進行專業化生產，然后再將產品在弟兄仨之間進行交換，也是行得通的，也可以滿足各自的需要。
但實際中卻不會這么做。首先三塊土地的面積并不一般大小，通常的情況下是100:20:5，專業化生產所需要的勞動也不相同，因此價值也不相同，難以進行等價交換。而且專業化生產也很難對勞動力做出均衡合理的安排。各自分得三塊土地的三分之一，有利于調動三家各自的積極性，同時減少交換成本，減輕天災人禍所可能導致的風險。
設想如果由兄弟仨進行專業化生產，其中有一家不夠勤謹，則可能就會出現三家因為其中一家的原因，或沒有飯吃，或沒有菜吃或沒有衣穿的情況。這和寓言中的三個和尚沒水喝的道理是一樣的。
因此，兄弟仨均分三塊田的三分之一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唯其如此才能調動各自積極性，實行風險自擔。只是平均分配的結果必然導致土地的零碎化。
平均分配只是造成土地零碎化的直接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人多地少。人多地少，加上不斷地把土地任意分割，因此形成細碎經營的農田制度。放眼世界就會發現，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區，土地零碎化就越嚴重。
二、反零碎化的園田化
零碎的土地妨礙耕作，田地的劃分影響感情。人們很早就感受到土地零碎化所帶來的不便，于是采取了許多措施來扭轉土地零碎化的趨勢。
其法有二：
一是維持大家族，減少分家析產的機會。“四世同堂”、“五代同室”成為國人人生幸福的理想。
二是并丘以擴大田面。在并丘的過程中，當相鄰的兩丘分屬不同人家時，用“兌換”方式來解決。通過田塊置換，整合零碎的土地。這種努力從現在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最初出現在中國的南方。它幾乎是和零碎化同時相向進行的。只可惜并丘的速度趕不上分家析產的速度。
“樹大要分杈，人大要分家”。家大業大終不免分崩離析，而分家之日，就是土化零碎化之時。分家過后的田塊的數量基本上是現有田塊數量乘以參與分家的戶數。土地零碎化程度以幾何級數增長。
人們的努力可以緩解土地零碎化的進程，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隨著人口增長日益零碎化的趨勢。只是到現代社會以后，隨著工業化的進程，人口大量從土地上解放出來，零碎化的趨勢才獲得了根本性的逆轉。
二戰后，受到西方農學的影響，東亞一些土地零碎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如中國、日本等，為了實現農業機械化開啟大農田整治活動。
在卜凱土地零碎概念提出20年之后的1957年中國開啟了“耕作園田化”的運動。和歷史上的“并丘”多見于南方不同，園田化運動似乎是從北方開始。
除了政治的因素外，這也和南北方土地零碎化程度不同有關，零碎化程度越高，園田化實施起來難度越大。
南方的園田化建設，是隨著農業學大寨運動的深入發展，到70年代才大規模開展起來。70年代的這次園田化高潮的目標非常明確，這就是為在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而奮斗。
但和50時代學習蘇聯搞農業集體化的園田化運動不同，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這次園田化運動，還多少受到日本的影響。南方水田園田化中每塊格田的面積為3畝左右就參考了日本的標準。
人民公社時期，根據生產隊的規定，社員家里的小孩在年滿14周歲之后便有資格去生產隊出工，參加集體勞動，賺取工分。還在上初中的我，在1976年國慶后，便開始利用周末和節假日到生產隊“開工”。
當時正是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在全國廣泛開展的時期。而普及大寨縣的內容就是“大搞農田基本建設”，“以改土、治水為中心，實行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社員群眾稱之為“園田化”，我也參加過“園田化”勞動。
記得當時江西最流行的園田化樣板是：“八字頭上一口塘，兩邊開渠在山旁，中間一條機耕道，新村蓋在山坡上”。
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園田化建設中斷，土地零碎化回頭。以實現農業機械化為目標的園田化至此破局。
在實行土地承包后的最初年十年，中國依靠勞動者的積極性一度也創造了農業發展的奇跡。但80年代后期，農業生產的增長速度放緩，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零碎化限制了以市場為導向的土地生產率的繼續提高。
因此，在新世紀前后，園田化建設重又提到議事日程。雖然園田化勢必與土地承包相抵觸，進展較為緩慢。但由于農民大量進城務工，農業已不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一些田塊出現撂荒現象。客觀上需要適度規模經營（大承包）。經過二三十的發展，具備了一定的經濟實力，機械化程度提高，也為園田化推進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于是2008年以后，國家多次出臺文件要求建設高產穩產、旱澇保收、節水高效的規范化農田。“將零星分散的基本農田集中布局，形成連片的、高標準糧棉油生產基地。”大規模開展高標準農田建設。雖然這些文件中，沒有再使用“園田化”這一概念，但農民及一些學者的文章中仍然依據習慣將在全國各地陸續展開的農田整治活動稱為“搞園田化”。
新世紀的園田化也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混凝土取代沙土成為主要的建材。2011年春節，筆者回鄉過春節時看到，經過新一輪的園田化建設，廣闊的田野上，幾條筆直的水泥機耕道伸向遠方，路旁是水溝，水溝上隔一段距離，便開有一豁口，與兩邊的稻田相聯。這次的園田化建設基本上是在原來的規劃上進行的。
所不同者，當時尚在人民公社時期，土地歸生產隊集體所有，所以除道路和水渠之外，農田也平分為三畝一塊，整齊劃一。而今的路渠雖依原有的規劃施工，但格田面積卻很難以做到三畝一塊，因為已承包給不同的農戶。表面上的園田化掩蓋不了實際上的土地零碎化。可以想見，園田化的過程還將持續。
三、不可全盤否定的零碎化
土地零碎化至少也有上千年的歷史，而耕作園田化不過是最近半個世紀的事情，雖然園田化是對零碎化的一種否定，但零碎化也并非一無是處。
土地零碎化是自然經濟的產物。在自然經濟的條件下，農民需要用有限的土地去生產不同的農產品，以滿足生活中不同的需要，實現自給自足。零碎化滿足了生產者多方面的物質需要。
零細化強調因地制宜，因土種植，不對土地做過多的加工改造，很大程度上保護了生物的多樣性。是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表現。
同時，零碎化也適應了自然經濟下農民自身的經濟實力和技術水平。在財力有限的情況下，零碎化比規模化更為有利。而水稻等作物對于生長環境的特殊要求，也使得“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為兩丘者”的情況變得合理。
在土地零碎化的狀況之下，雖然田埂和溝渠要占用更多的耕地，但這些設施除行走和灌溉之外，還承擔了生態和生產的功能。田埂和水渠保護了生物的多樣性，在維護生態平衡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
傳統農業注意到土地零碎化的弊端，故而在提倡“并丘”的同時，采用見縫插針的方式，從事作物種植或家畜養殖，以減少田埂等對耕地的占用。
田塍豆就是適應田埂種植所培育出來的一種特殊品種。它不僅在青黃不接的時候給農民提供難得的鮮美食物，同時還可以增加農民收入，并且維護生物的多樣性。
在土地零碎化最為嚴重的傳統東亞社會，田塍豆的普遍種植，很大程度上是對于土地零碎化的一種修補。此外，土地零碎化下的多元化種植，通過不同生育期作物和作物品種的組合，可以使勞動力得到合理的配置和充分地利用，有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土地生產率，確保農業的穩定發展。
古人云，“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基于土地零碎化的農業生物多樣化，正是被20世紀初美國農學家金（F．H．King）所稱的東亞“永久農業”得以長期穩定發展的根源。
園田化是對零碎化的革命，但零碎化或許可以為園田化以某種啟示。曾經的園田化運動強調對土地自然屬性的改造,以實現農業機械和灌溉便利化，不計經濟上的可能性和技術上的可行性，故而對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波動。
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時，減少人力、物力的占用和資源的浪費，保護環境，保護農業生物的多樣性，防患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兼顧社會公平，保持農業持續穩定的發展，園田化的歷史是值得在進行園田化實踐中思考的。
（作者系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家茶座》2015.3總第69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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