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在中國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應該分地區來看，上海已經跨越了（如果你把上海當做一個經濟體來看）。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是中國的中西部，包括中國的農村地區，所以談這個問題就必須有一個空間的視角。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高收入水平，毫無疑問要持續提高教育的水平，提高生產率，這其中就涉及在何地投入，在何地獲得教育回報的問題。
斯坦福大學的Scott Rozelle教授講的問題我完全同意，改變中國今天的情況當然要提高中國農村孩子的教育質量，但馬上帶來了這樣一個問題：Scott教授講的是給定當前中國人口分布，必須要加強對農村孩子的投入，但其實還有另外一種可能性，是讓更多的農村孩子（特別是父母已經進城的6000多萬農村留守兒童）在城市接受教育。另外，還有大約3000萬的孩子是與他們父母一起進城的，這些孩子已經進城來了，我們讓他在城市里面獲得更好的教育還是讓他們回去？現在一些政策思維是不讓他們在城市里面接受教育，這樣就可以減少城市的人口流入？
Scott教授講的問題是在農村增加投入，這里有一個哪里投入更有效的問題。同時，就算今天Scott教授講的問題全部解決了，人力資本都得到提高了，你還要面臨他在哪里獲得教育回報，哪里獲得收入的問題。如果農村教育的回報低，那么農村居民也沒有激勵去改善孩子的教育。在哪投入教育和在哪獲得教育回報這兩個問題都涉及到空間的問題，我今天就要討論這樣的問題。
從教育回報談起
我們先來談教育回報。改革開放之初，多一年的教育水平對你的收入幾乎沒有影響，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教育回報率越來越高。中國在1999年以后，高等教育擴招，大學生數量從100萬一年，擴張到今年600萬到700萬一年，大學生數量迅速增加。通常大家會想，數量提高了教育回報應該下降，因為量多價格必然會下跌，但是這個情況沒有出現，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對于教育回報的理解，沒有重視它的社會回報。那么，什么是教育的社會回報呢？假設這個城市只有一個大學生，我們把一個大學生變成兩個、三個、四個，當大學生數量提高了之后，有利于提高這座城市每一個人的收入。當你和有知識的人在一起的時候，你的收入也可以提高。這種教育水平提高對全社會收入水平提高的作用，叫做“人力資本外部性”。
通過我最近一兩年做的研究，如果一個城市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一年，可以對這個城市的其他人的收入水平帶來多大提高呢？在我這里講的完全是社會回報，我們已經把由于教育水平提高給個人帶來教育水平回報的提高考慮過了。把個人的教育水平帶來的回報考慮完了之后，城市教育水平高出一年的話，這個城市所有人的收入水平將平均提高21%。人力資本的社會回報是極其高的，如果在教育的個人回報里沒有考慮社會回報，那么，個人教育回報一直提高，就容易得到理解了。因為中國現在仍在進行城市化，并且在城市化過程當中，越來越多人往大城市集中，大城市恰恰是人力資本平均水平比較高的地方，使得人力資本的回報可以得到放大的效應，這一點對于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未來增長的持續性是非常重要的。
人力的資本外部性
具體的人力的資本外部性來自什么地方？我們很容易會產生一個誤解，也是現在政策決策者非常嚴重的誤解，大城市產業結構升級以后，我們就只需要大學生不需要小學生了。可是問題在于，我們前面講到人力資本外部性，哪怕是一個低技能的勞動力，呆在大城市的收入水平都可以獲得提高，教育的回報都可以獲得提高。在理論上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勞動分工。在任何生產單位里面，都需要同時有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相配套。比如在陸家嘴的金融街，除了需要高級的白領以外，還需要清潔工和門衛。生活中，人的收入水平越高，就有越高比例的收入用于消費服務，包括餐館里吃飯或者請家政人員。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員往往都是相對來說教育水平并不高的人，這個時候在社會產生一個分工效應，一個地方的社會分工效應越強，低技能的勞動者越會從大學生的集聚當中獲得好處。
第二個原因，人力資本外部性，不要覺得只有大學生和大學生之間是相互學習的，其實大學生也會對小學生產生知識的外溢。比如說，在外國人多的地方，一些服務業里的從業人員有人會說點外語。
第三個原因，消費的外部性。這與我講的勞動分工有關系，高技能勞動力集聚的時候，產生很多生活里面的服務需求，提供這種服務的往往是低技能勞動者。
三個方面共同作用之下，導致大學生的集聚會帶來大量的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通常人們認為大城市好像不需要低技能的勞動者，恰恰相反，根據我們之前的研究，越是在大城市，對于低技能勞動者的就業需求是越高的，低技能勞動者的失業率是越低的。
由于城市發展中存在的人力資本外部性，教育成為城市發展的原動力。在中國也存在跟美國一樣的現象，就是高技能勞動者向高技能勞動者多的地方集聚。一個城市里大學生的比例越高，在過去30多年中，這個城市大學生人口比例的提高幅度越大。高技能勞動者的集聚會通過勞動分工效應、知識外溢效應以及勞動力需求的效應，帶動低技能勞動者的需求，使得不同的勞動者向大城市集中。
如果你看美國，你會發現那里的大城市里大學生和相對來講比較低技能的勞動者共同聚集的現象。中等技能的人高不成低不就，既無法和大學生競爭，又不愿意從事臟亂差的工作，這部分人較少向大城市集中。但是中國的情況就不同了。我跟梁文泉一起做了一個分析，把中國分為大城市和小城市，相比而言，中國的大城市的確有更高比例的高技能者，但是大城市的低技能者比重，明顯比小城市的低技能者來得更低。美國的大城市勞動力的教育分布是兩頭高中間低，我們的大城市是排斥低技能勞動者進入的。一方面高技能者的進入會帶來大量低技能的需求，但是從勞動力供給來說被限制了，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大家在大街上會看到沿街的商鋪貼著很多招工廣告。限制低技能勞動者的進入，同時又有大量的需求，這就是勞動力短缺。你進一步想，既然量短缺了，就漲價了。現在在上海恐怕保姆的工資都比剛畢業的大學生高，這就和勞動力供給和需求的相對關系有關。
留守兒童問題待解
把教育和城市之間的關系講清楚，再來談留守兒童就簡單了。如果在城市里存在著對于低技能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同時又要控制人口，這是無法兩全的。如果通過在教育里限制外來人口的孩子上學，而他們的父母又是在城市里有就業需求的，那么，結果就是，父母并沒有走，走的就是孩子們。這樣的政策就是造成留守兒童，甚至導致留守兒童不斷增加的原因。
最近關于留守兒童的問題得到越來越多關注以后，社會上有很多爭論。有一種聲音是，現在農民工只顧掙錢，不顧孩子，這種批評是不負責任的。這種思維方式得到的政策就是鼓勵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回家，如果在城市打工的父母回家工作的話，留守兒童的問題不是解決了嗎？讓留守兒童的父母回家解決不了問題，而且可能使得這個問題更加嚴重，因為當他們回家的時候，收入成倍地下降，對孩子的教育投入可能是更差的。既要發展城市，滿足大量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提高農民收入，還要解決留守兒童的問題，要實現這樣多贏的目標，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他們進城。不僅要讓他們進城，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教育的投入，讓他們能獲得跟城里孩子一樣的教育，這才是最終能解決問題的出路。
這些孩子長大以后，總要成為勞動力，前面Scott教授強調了基礎教育，其實學校教育之后，勞動力還可以慢慢獲得成人教育，可以進行培訓，來增加人力資本。培訓是什么情況？根據我們的數據，東部的外來勞動力比中部和西部更多，幾乎是兩倍于中部，三倍于西部。但是你要看培訓人數，在大量的人口往中國東部流動的時候，東部的技能培訓機構數量和培訓人數，沒有多于中國西部太多。我們對于培訓機構的投入和勞動力流動的空間分布是有脫節的。
當勞動力流動障礙存在的時候，人力資本回報會怎么樣？原來我們希望看到當欠發達地方的人流入到發達地區之后，低技能勞動者和高技能勞動者形成技能互補，如果你控制人口流入的話，就會導致低端勞動力流入不足，使得產生高技能勞動者和低技能勞動者之間的技能互補機制受到負面的影響，會削弱人口流入地的城市競爭力。一個比較現實的直覺，你會發現在特大城市里面，其實可以由高中或者技校畢業生從事的技能崗位，實際是由大學生在做。當低端的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時候，這些工作必須有人做，導致相對競爭力較弱的高技能勞動者去補充這些工作崗位，減少了他們進行大學教育以后的教育投資回報，限制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樣對于城市的競爭力和高技能勞動者教育回報都是不利的。
政策建議
我想總結一下我想講的政策含義，我們既要有更多的人力資本投入，同時，在中國這樣的大國，還是要更加注重空間的因素，對人力資本積累本身，以及獲得人力資本積累以后如何獲得回報，從空間角度出發，我提出如下三個政策建議：
第一，加強中央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但是除了增加投入總量以外，要讓中央投入的基礎教育資源變成可攜帶的。換句話說，中央加大對于欠發達地區的教育投入，但是錢在哪里花也要考慮，既可以在原地花，也可以由勞動者在流動過程中帶到工作地來花，同時可以解決人口流入地覺得這些都是當地的財政負擔的顧慮。在這個基礎上，努力促進人口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務化，逐漸讓隨遷子女跟本地的孩子獲得同樣的公共服務。
第二，多種渠道增加教育資源總量。不要說民辦學校的教育質量不好，就關掉。對于民辦的學校特別是專門針對農民工子弟的學校，質量比公立學校差一點是正常的，問題是差到什么程度？如果設定一樣的標準，只要低于本地的公辦學校質量就關掉，還不如允許存在一些相對來說比較差的。我跟安徽的企業家接觸，安徽企業家就提出，我們在特大城市有那么多安徽籍的務工人員，如果政府允許，安徽籍的企業家愿意給他們出錢建學校。
第三，加快戶籍制度的改革。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加快實現進城務工人口的安居樂業。一方面，對于外來人口來講，他可能覺得這輩子絕大多數時間在這里度過了，他們就會愿意為自己長期從事的工作而接受技能培訓。另外，人口流入地政府會覺得，這些人已經納入本市的居民，就應該投資他們的技能培訓，適應產業結構調整不斷產生的勞動力需求。在企業方面，由于勞動力定居了，流動率就會下降，企業對員工的技能培訓就能獲得長期收益。只有這樣，勞動力自身、政府、企業等多方面的人力資本投資方的激勵就會發生相應的改變。也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從人口大國逐步轉變成人力資本大國，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全面可持續發展。
注：本文根據作者2015年11月12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主辦的“安泰·問政（10）——邁向人力資本大國”上做的演講整理。
作者簡介：陸銘，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領域:勞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社會經濟學,著有《勞動經濟學——當代經濟體制的視角》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雜志-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