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持續推進,當前特大型城市中的流動人口群體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這些變化表現不同、原因各異,實質上反映出的是流動人口“新老”代際更替所產生的群體差異問題。特別是在新媒體技術已經廣泛為流動人口所接受并使用的今天,如何理解流動人口代際分化所產生的一系列差異問題,如何有力提升流動人口城市融合效度,如何調解流動人口社會情緒,這些都是當前流動人口社會治理亟須面對并予以解決的重要問題。
流動人口群體內部存在差異
流動人口群體的分化主要受到以下幾個因素的影響,首先是時間變遷,30余年的進城務工浪潮已經到了代際交替的時間節點;其次是空間的變化,我國東、中、西部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在縮小,特定區域的發展活力正逐步吸引流動人口從傳統的沿海地區向內陸地區轉移;再次是制度的變革,全面深化改革階段,相關政策文件的制定與出臺也在影響著流動人口對城市生活的理解。在這種背景下,通過對長三角地區大型城市的調查發現,當前流動人口群體的差異性分化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城市流動路徑與居留意愿的分化。與初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表現出更強烈的城市居留意愿,初代農民工對城市打工的理解還僅僅是提高收入,賺錢帶回老家,而年輕的新生代農民工不僅是要通過外出就業提升個體收入,更希望享有城市生活的各種便利條件。他們進入城市的路徑與父輩不同,很多人是在孩童時期就跟隨父母進入城市,有些甚至就是在城市中出生,所以,對于城市的理解與接受程度,新生代農民工要遠遠高于其父輩。同時,由于缺乏務農經歷,進一步加深了他們對于鄉鎮生活的陌生化與距離感,從而使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寧愿在城市打工,也不愿意回鄉鎮創業或者從事更適合個人發展的工作。
第二,城市職業選擇與身份認同的分化。傳統進城農民工大多數集中在建筑、生產等行業,對于他們來說,進城打工沒有更多的職業選擇機會,體力是最重要的務工資本,自我的身份屬性還是農民,打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改善家庭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則更多集中在制造業和服務業等領域,由于學歷和技術的提升,在就業選擇上存在比他們父輩更多的機會,就業條件上也要優于初代農民工。但是,身份認同上的模糊與分裂往往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城市生活不僅僅是獲取一份有收入的工作,還包含著對個體權利的訴求以及對城市社會融入的期望。例如,從職業選擇意愿來說,他們更愿意從事城市娛樂業與網絡新媒體行業,一方面,這些行業與城市消費方式緊密相連,制造與生產著現代流行時尚,因此更容易與年輕人的樂趣相關聯;另一方面,由于個體身份意識的彰顯,新生代農民工并不認為自身在能力上與城市戶籍年輕人存在明顯差距,城市新型職業特別是網絡新媒體平臺,由于其進入門檻的自由性與非歧視性,吸引新生代農民工投入更多的關注和精力。
新媒體平臺可實現流動人口治理差異的對接
針對流動人口群體的差異性分化特點,合理的利用新媒體技術及網絡平臺,可以有效整合政府、社會、群體等多元力量,提升治理的精細化水平,推動農民工群體市民化進程。新媒體平臺及互聯網技術可以在宏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層面實現流動人口治理差異的對接。
以大數據為基礎的城鄉流動人口概況統計。以往,由于技術手段的局限性,政府部門很難掌握外來務工人口在城市間流動的基本情況,大數據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可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手機在流動人口中的普及化為數據的收集提供了基礎,新型網絡搜索與社交媒體軟件提供了具體的定位數據。通過數據整理分析,流動人口內部的一些分化特征,例如居住、消費、娛樂等方面的差異性都可以清晰反映出來。大數據技術的治理效果體現在,一方面,流動人口的基本情況實現了流出地與流入地的對接,人口流出地政府可以掌握本地居民流向了哪里、從事什么職業,而人口流入地城市同樣也對各地外來務工人員的基本情況有了清晰的了解,不僅有利于勞動就業安排與社會治安管理,同時也有利于各級政府管理責任的區分與履行;另一方面,數據信息的統計分析,呈現出流動人口群體各方面的基本情況,為政府相關職能部門制定相應的公共決策提供了必要的依據。
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生活方式再組織。調查發現,互聯網和新媒體已經深深地“嵌入”進流動人口的日常生活中,這種“嵌入”性首先是跨越了年齡的差異,無論新老農民工群體,其工作機會的選擇以及日常娛樂消費活動都緊密地依賴網絡,其次是打破了地域和行業的限制,原本流動人口更多的是以籍貫和職業來形成封閉化的交往圈子,現在,來自各地、各個職業的務工群體都可以在同一個新媒體平臺上交流、討論共同的話題,很多話題涉及城市的公共性議題,而不僅僅是關于流動人口自身的問題。因此,新媒體平臺為流動人口工作生活的再組織提供了有利契機,對政府管理部門來說,新媒體可作為發布招工信息、提供就業咨詢的平臺,為外來務工人員提供更便利、更有效的服務;對社區和社會組織來說,借助新媒體平臺,可以最大程度地團結居住區內的流動人口,了解他們的生活情況,幫助其解決生活難題,進而在公共活動中凝聚人氣,促進流動人口更好地融入本區生活;對流動人口群體自身來說,網絡平臺不僅可以給他們提供日常生活的必要信息,同時也是他們獲取法律常識、維護勞動權益的有效渠道。
以移動終端為基礎的群體輿論引導。流動人群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更加習慣于借助網絡和新媒體表達個人觀點和情緒。新媒體的即時性和互動性特征可以在短時間內聚集大量來自不同群體的觀點和意見。對于流動人群來說,當前城市生活仍然面臨很多困境和難題,有些制度設置和政策安排仍然需要時間予以調整,在這一過程中,流動人群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社會情緒需要正確的輿論引導和有效的釋放轉移。新媒體平臺針對流動人口,在兩個層面可以發揮群體情緒的舒緩和公共輿論的引導。其一是教育宣傳方面,通過在網絡上開設各類知識培訓班提升流動人群的專業技能,普及各類人文知識,特別是城市流行文化與禮儀規范的內容,形成一致的價值認同,尤為重要的是,網絡宣傳教育的方式一定要貼近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在形式上可以更加生動靈活有趣,寓教于樂。其二是公共討論方面,一些社會性的議題的解決,需要一個開放、包容的討論空間,特別是涉及流動人群本身的一些公共話題,可以借助新媒體形成大眾探討的輿論氛圍,這樣既有助于對問題本身的思考與理解,同時,又使不同群體的聲音可以表達出來,減少社會不滿情緒的積聚。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新生代農民工日常生活方式與身體實踐研究”(13CSH037)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上海行政學院社會學教研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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