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自臺北，從2008年開始在大陸這邊常住，然后開始工作，來到這里最大的體驗是：在做所有的事情時，覺得最難的一件事是“沒時間”，在內地近八年時間里主要的經驗是“錢不少，人有，且事情一大堆”。但大部分的事情都是這樣進展的——先是拜托你在一個月就做完好不好，否則最好能三個月完成，如果說需要半年，就開始覺得不耐煩……一年根本不可能。可是我們聽到前場孫君老師所講的，他做的那個項目共要九年，前三年先看看你的狀態，再三年才真正做事情，然后再花三年來評估，九年后再來談談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樣的結果。所以，聽完孫老師講“孫九條”，除了那九條之外，我還想再加一條“給我時間、容許改變”。“給我時間”是指：做任何事情都要有一定的作業時間；另外再加上“容許改變”，這可能是我跟孫老師比較不一樣的，他的設計不能改，我的設計一定需要改，但是請你給我時間，讓我跟你一起改。
在內地有很多地方還是保持著農村形態，但是也有很多農村已在改變，聽了孫老師講述河北農村案例討論的內容，當前我所要談的村子或許就不能再叫做農村，只能稱為“鄉村”，因為它不再是以農業生產為主的村子，已經轉變了，它改變的并不是農村的樣貌，而是農村生活的主體內容，例如現在大家開始做民宿，而且最近非常紅火，像麗水這里也要以發展民宿為目標，所以今天要來談談“民宿”。另一個概念是剛剛孫老師提到過的“當前在城市里，我們都只有家的概念，并不知道什么是社區”。可是最近有個詞大家也常在說，“社區營造”。在內地這個詞正在熱火，雖不一定能搞清楚，但是已有很多人在談“什么是社區營造”。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來談談“社區營造”，呼應孫老師的一個說法——“所有的事情要從思想改變開始”。今天也將給大家看一個臺灣社區營造案例，看看當年一個社區是怎么改變一群住民及他們的思維。
何為鄉村民宿：
應是仍有村民生活其中的鄉村住宿
第一個要討論的問題：什么是民宿？首先，借用葛書記在微信上討論的內容：蓮都區也開始要做民宿，打造民宿經濟，希望今年要打造10個村，3000個床位，到2017年，希望有30個特色村，要達到10000個床位。民宿經濟不單單只是經濟活動，應該把農村旅游、文化、以及所有跟它有關的都整合起來，把它跟文化、文化創意聯合起來，所以民宿不只是床位，不是蓋個房子變成一個可以住的地方，就算是民宿了。有些民宿可以很漂亮，可以很棒，甚至可以很高大上；但有些民宿也可以像孫軍老師說的，只是村民自家比較干凈的房間，住得比較舒適一點，都可以是民宿。但僅僅這樣有個像樣的房間就是民宿嗎？民宿的主體應該是住在里面的村民、是主人，而不是房子、房間，更不是那張床。住在里面的那個“人”，才是我們真正要關心的對象。
葛書記也提及：光靠政府不夠，要有企業、要有資本，甚至要有村民參與在里面，因為村民才是主人翁，這才是最重要。所以他總結的很棒：“轉變觀念，挑戰也會變成是機遇”。主要關注在這四個字——“生活方式”，就是在鄉村的生活方式，才是我們真正所要面對的事。當然這件事情說來容易，做起來并不容易，舉幾個案例跟大家探討一下“何是民宿的核心內容？”：
——只能算是好景區的烏鎮
第一個例子：烏鎮，在浙江現在非常有名，剛剛開過全世界的物聯網經濟會議，很多人都說它是很好的民宿；但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并不認為它是民宿，稱它為“景區，很棒的景區”。為什么稱它為景區而不是民宿呢？因為雖然它的整個村子保護地非常好，幾乎所有老的建筑，老的空間結構及環境，都被相當完整地保留下來了，甚至早餐店還在經營早餐，手工店還在做手工，店鋪還是經營著傳統的店鋪；但是請大家仔細思考一下，在里面做事的那個人是誰？開早餐店的人還是在他家做早餐嗎？做手工的人還是自己在做手工嗎？開店鋪的還是在開他自己的店鋪嗎？在我的理解里，他是烏鎮景區開發公司的雇員，而他的生活已轉變成早上來到這里來上班，做他上班該做的事，下班時間到了，他就回家；回家后，才開始過他自己家庭的生活，烏鎮景區里已經只是他上班的地點了，這樣的烏鎮里能說是有民宿嗎？這是鄉村文明或老鎮文化的生活方式嗎？可能是我個人的要求比較嚴苛，所以我不太說烏鎮里有民宿，它是很棒的一個景區開發案例，當然該有這樣的景區，也算是個成功的經驗，但是對我來說，它已不再是我們談的鄉村文明的生活方式，更不是我所說的民宿。所以，當我們在談民宿時，應該想想，到底民宿與民宿主人該是什么關系？
——只能算是精品鄉村酒店的安縵法云
舉第二個例子：杭州安縵法云酒店，大家看看上面照片，它還保留著非常好的鄉村地景環境及典型農村樣貌，你住到里面也非常舒服，享受著超五星級的酒店服務，所有的設施、環境、條件都非常好，又有非常好的服務人員，所以它是知名的精品酒店。不過里面的人也都是服務員，也是來上班的，并不是來這里生活的人，所以你體驗的是什么，酒店的服務、管理、環境，但是你體驗不到這里民宿主人的生活。所以好像也不是有很好的鄉村樣貌及地景，就算是住在鄉村民宿里了。
經此兩個案例的探討，讓我們思考：如果只是蓋個好房子，維護好環境，再請服務員做很好的服務，在這里所體驗的這個精品房子就能叫民宿嗎？對我而言不是，應該是還有村民主人生活在里面的鄉村住宿才能稱為民宿，他們的只能叫景區、酒店或客棧，沒有村民生活其中的都不能算是民宿。
當下鄉村民宿會遭遇何種困局？
依此，有人可能會問？以現在內地仍有村民生活其中的農村，普遍存在臟亂差的樣貌里還能做民宿嗎？確實不容易，本人最近在內地許多農村調研，最常看到的景象如下圖片：
村民自己都不在意的鄉村
我稱之為“村民自己都不在意的鄉村”，在大部分的鄉村里，家家戶戶的內裝都很漂亮、整理得也很好。可是卻把不要的東西都往外放、隨便堆置，好像外面的事情就跟自家沒有關聯，那是政府該管的事，那是村干部該管的事，跟自己沒有關系。這也的確是我們在大部分鄉村普遍看到的村貌。
當前要村民愛干凈還是很難的事
另外，有個湖南大學的老師在微信上這么說，在他到訪河南郝堂村以及安徽碧山村之后，他再回想自己多年在的長沙農村調研工作，仔細地想想，他仍下了一個這樣的結論，“在長沙最難的一件事情，就是讓農民愛干凈”。他覺得這件事情做不到，其它的都是奢談。
還有，2015年暑假同濟大學找了十幾個高校到全國的農村去普查，得出來的結論是“農村的污水排放、溝渠治理、垃圾問題、經營問題非常突出，農村環境衛生狀況非常非常地滯后，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缺乏，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問題非常突出”。由此可見，農村普遍臟亂差的情況還是相當嚴峻。然而，面對這樣的情景，其實已有很多人在努力、在改善，近來也有明顯的進展，只是仍需加把勁。
一個返鄉新農民的真心話
再來，最近有一個組合叫做新“F4”，全稱“farmers four”，四個新農民回到家鄉去建設自己的村子。其中一位，叫陳統奎，生活在海南，他原就是一個關心家鄉發展的記者，因緣際會去了臺灣，看了多個鄉村社區營造的案例，受到這些案例的影響，后來就離職回到自己的家鄉做新農人，為家鄉的發展做貢獻，至今已經做了15年。因為他自己也在做民宿，所以還經常到處去跑，去年去了廈門，到鼓浪嶼體驗一下所謂的民宿，回來后很有感觸地得出以下的結論：“其實民宿不是賣房間，民宿應該賣的是生活方式，沒有主人的民宿我稱之為假民宿，沒有主人生活主張的民宿我稱之為空民宿。”盡管后面的兩段話，我覺得雖有點重，但很值得大家思考一下。他說：“如果主人沒有主張，就算你住在里面，他只是給你個房間，讓你來住住就走人，他沒有跟你互動，沒有自己的生活主張，沒有自己的生活態度，這個民宿仍是空的”。具體一點地說，民宿是賣主人的生活態度及生活主張，我覺得他說的其實非常好，這是他15年的總結經驗，也是臺灣民宿的經驗體會。
即使民宿經營有成，終也難以獨善其身
最后我想談的是麗江案例，早期麗江確實保留下了很多當地傳統的文化、環境及建筑，甚至連當地很多的生活模式都有點被保留下來。為什么只講“有點被保留”，這也是先前我為什么要加第十條，因為所有事情是會改變的而不會停留在原地的，一個地方的發展是會有演變的，從成長、發展、停滯、甚至衰退，都是會有轉變的。例如下圖：
到了2015年9月在麗江很多舊房東開始反悔、撕毀合約，為什么呢？因為麗江逐漸發展起來后，民宿經營起來了，相應房價變高了，房租也跟著變高。然而，當初來麗江做民宿的人，可能是外來的某藝術家、某建筑師或者有心想經營民宿的人。他們遵循當地的文化、生活及各種要素來做，多年后終于有成，價值開始提升，生活變好，房價變貴，房租也變高了，可是還是以過去低廉房租價格承租使用著。這讓原房東開始重新思考計算，如果撕毀了舊合同后我再租給別人因而可以賺取更高的利益，想想原來的租金是多么不劃算，所以寧可反悔。
其實希望大家想想，如果民宿真做好了，而這個村子里也只有民宿成功了，可以像德清莫干山，一晚上有三五千元的收益，可是在你收到此租金后，你會面臨什么問題呢？你思考過嗎？你是想做到這就走人呢？還是想繼續做下去呢？如果至此就停也就罷了，假如你還想再繼續往下走，那問題可能就沒這么簡單了，像麗江正在發生的情況，經常也是各地民宿業者只有自己有成后將會面對的。所以，假如你以為只要管好自己的民宿，只想做好自己，就可以獨善其身，可能這個愿望你終究會失望。說到這，我想我已經不必再解釋“為什么鄉村民宿離不開鄉村社區總體營造了”。
臺灣民宿與社區營造經驗借鑒
接著，談談臺灣的經驗，在臺灣社區營造是一個長期持續的工作，那么臺灣的民宿跟社區營造到底有什么關系？
臺灣對民宿的界定
首先，民宿到底是什么？在臺灣是這么界定的（臺灣的經驗只是給大家做個參考），民宿是利用自己房子的空余房間，結合當地的人文，自然，生態，環境，以及主人的生活方式，以家庭副業的方式經營，提供游客鄉野生活的住宿場所。這是臺灣相關規定對民宿的界定，并不是說臺灣沒有類似烏鎮的項目，只是通常稱為景區或酒店。景區有景區的管理辦法，酒店有酒店的管理方式，而民宿另有民宿的管理規定。而在臺灣的規定中：民宿的經營規模只能五間房，最多一百五十平米，只有像南投、花蓮及臺東等偏遠山區，可以稍微放寬一點，上限是十五間房，以兩百平米為限；超過這以上的，按酒店方式或景區方式管理，這是在2001年后才訂的一個民宿管理辦法。
臺灣民宿發展的概述
回顧臺灣民宿的發展，其實是從1980年代就已開始在開辦早期民宿。那個時候跟現在內地正大力地發展民宿初期情況很像，到處開辦，也是民間自發在開辦。而最初也只是提供簡單的住宿，并沒有服務，也沒有提供各種設施，只是收一點房租貼補家用，僅此而已，且只有在城市周邊才有較明顯成效。花了約十年的工夫，到1991年，隨著民宿漸漸發展，在城市周邊地方大都可以賺點房租費，可是偏遠的山區還是很難，所以臺灣當局才開始讓“原住民委員會”來幫忙比較偏遠地區，直到2001年，才訂了民宿管理辦法。從1980到2001年，臺灣花了約二十年的時間，才逐漸明了民宿是啥？民宿怎么管？可以管什么？才訂立民宿管理辦法。所以2002年，臺灣才開始有民宿規定及正式統計，據相關資料顯示（如下圖），正式登記的民宿數量從幾乎沒幾家，不到十年，發展到了四五千家；然而，若據民間的自己預估，實際上至2014年臺灣的民宿已經超過一萬家了，這也是在政府大力協助下才得以蓬勃發展。
何以是滯后的民宿正式管理
談論了臺灣民宿的發展概要過程后，就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值得進一步地探索：為何1980年代民宿就開始發展，但民宿管理辦法到2001年才訂立呢？談到這，就不得不簡要說明一下臺灣社區營造的發展歷程了。臺灣是從1980年末期由民間團體主動地開始推展所謂的社區營造，到了1990年中期，花了約五到六年的時候，才開始贏得政府的重視，開始有所謂的社區營造政策支持；又因為經歷了1999年的大地震，需要盡快協助災民恢復生活方式與社區重建，而多年的社區營造工作積累，成了協助災后重建的主要工作模式之一，所以到了2000年，才促使政府將大量的資源投注在社區營造工作上，社區營造政策也正式晉升為全臺施政計劃的主要內容之一，而推進民宿發展則是災后鄉村重建中地方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這或許可以間接地說明，何以臺灣民宿管理辦法到2001年才訂立，也進一步指出臺灣民宿與社區營造的關聯性。
臺灣桃米村社區營造與民宿發展的關聯性
討論至此，來看一個臺灣案例：桃米村，又叫“青蛙的故鄉”。它是“九二一”災后重建才開始改變的，且是在社區營造方式的重建工作中逐漸發展起來的。災前它原本是一個沒什么特殊資源、青壯人口持續外流的一般農村，但是現在變成非常火熱的知識旅游、休閑民宿經濟村，現在來了解一下這個轉變的過程。
因為災后重建的需要，桃米村重新盤整自己村子的資源，包括自然生態、人文歷史以及各類可以聯結的社會資源，并開始以共同參與的社區營造方式進行社區重建、生態棲地復育，人文知識及生態環境等的培訓，在各種發展條件逐漸成熟之后，才開始大力推展民宿的經營，而不是一開始就先把各家各戶的房子先建好，經營起民宿來，再來做整個社區的營造工作。
多年的工作經驗體會到，發展的順序常常是很重要。如果先做民宿，再來進行社區整體營造的工作，很容易會出現前述麗江案例的情境，當把成本及價格抬高之后，再想讓大家減少考慮自身利益而共同發展，通常就會變得更困難；如果換個方式，一開始就是大家一起想辦法，在成本還較低廉的時候就共同合作，訂下可以共同運作的游戲規則，哪怕發展過程中規則仍須常常改動，其實仍會發覺，這樣可以走得更長、更遠和更有效。在臺灣民宿發展的經驗里，通常也是那些社區營造是做在民宿經營之前的案例，比較有效，不僅僅是要把房子修修好、把內裝變干凈、把環境變舒服；更是需要先辦很多的宣導及培訓活動，力邀村民參與，挖掘自己鄉村的生態條件、環境資源，并成為生活及服務的內容，然后才會蓋相應的建筑設施與具有特色的民宿。臺灣桃米村就是這樣的一個案例，所謂的《以環境及生態知識為主的一個知識經濟民宿》。
如果大家要去看桃米村案例，我建議大家用這樣的方式去。第一次你先自己去，不找當地的導游，也別先去看知名的紙教堂及產業園，因為這都是比較后期才建造的。為什么希望這樣，讓你們自己先去看，因為你會發覺，如果沒人引導且跟你解說，就會覺得這村子一點都沒啥特別。這種環境，這種條件，憑啥可以作為一個這樣知名的民宿村，我相信你會有這樣的印象。
接著，你再找一個當地村民經營的民宿住住，通常他會自己當導游，帶你在這個村子走一遍，這時你會有這樣的感覺，怎么可能，明明一點都沒有什么特別條件的地方，居然也可以有這么多的故事及這么多的資源可以挖掘，居然可以把我留這么長的時間。正如現在桃米村的村民們稱自己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服務員，并不認為自己只是在搞民宿，也不僅是在做鄉村旅游，他更是在從事知識經濟服務業。憑什么呢？他會告訴你：“我們這里有二十九種青蛙，我可以帶你去把這個青蛙棲地走一遍，可以告訴你哪一個叫聲是哪一種青蛙，而且它這個叫聲是什么意思，是在求偶或是在唱歌等等。也會帶你去看他們自己培育的各種蝴蝶，或帶你看夜晚的螢火蟲。所以他們說，我不只是一個民宿主人，也不僅是一個環境保護工作，而是在培養我們的衣食父母，在建立自己的生財之道。這些青蛙，螢火蟲，蝴蝶才是主人翁，我們依靠著它們生活，我認識的青蛙和蝴蝶，可能比任何大學教生物的老師還要多，所以會說自己是一個知識經濟的服務員，學的是知識經濟”。因此，做民宿絕不只是在造房子，改環境，更是在營造住這里面的人，讓他們更好的在這里生活、學習及改善，然后把這樣的內容傳播出去，讓大家共同認識鄉村的生態文明及生活方式。
回到另一個主題：社區營造。首先，社區是什么？一個簡要的說法：社區就是一個有集體認同感的地方。那么社區營造是什么？就是社區居民一起營造共識的過程，其實，就是人的營造過程。關注的重點是“人”，關注這里面的人怎么一起營造，就是大家求得共識，讓我們的村子或社區變得更好，讓我們的環境變得更好，甚至讓我們的人心變得更美。有一個很簡單的目標就是把“我”變成“我們”。讓我用大溪老街案例來介紹臺灣是如何進行社區營造的。
1990年代初期，桃園大溪在臺北周邊，大概離臺北一個小時車程，當你走過大溪鎮上繁華的街市，你會發現有好幾條街的建筑外貌都還保存著日據時代所興建的立面牌樓，但是除了和平街，其他老街大多因為年久失修而雜草叢生。然而和平街上有八成都是兩三代制造神桌家具的老店家，因為人口外移而逐漸沒落，大溪鎮公所多年來一直想要保留老街的原貌；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都不太想保，在此情境下怎么辦？怎么做？
首先有個愿意轉變的地方領導
其實當年臺灣鄉鎮政府做法跟現在很多大陸內地的“以獎代補”方式是很像的，由政府編列預算，請專家評選出十五戶立面，每戶發給新臺幣二十萬元獎勵金，永久保存老街立面。可是當年臺灣這類做法：專家評判，政府出錢、保存修護的實際經驗，幾乎沒有一個是成功的。當年，曾梓峰（華梵工學院老師）得知這個消息后，透過朋友引薦去跟大溪鎮長討論，建議能改變一下方式，換個方法，不要再這樣干，終于得到鎮長首肯。據當年大溪的林鎮長回憶道：“當時我編三百萬（新臺幣）要去保存。和平路有六十二間古厝要去保存，要用什么方法……因為是行政單位，請我這些同事公務員來想，再怎么想也是，我們請幾個專家來評判這間歷史較久的，這間的藝術手藝較好的，請專家來評論。當初我們的想法確實只是這個樣子而已，但是這個辦法向曾老師說，我們這三百萬準備這樣來用的時候，他認為他有更好的辦法，經商討后，決定讓他試試”。
積極引入居民參與的操作方式
其實，曾老師在多年從事參與式規劃設計的工作中，得到一個寶貴的經驗如下：“這個保存計劃如果沒有辦法把歷史性的建筑物跟居民的生活連在一起，進而可以產生認同的話，這個運動可能不會成功，所以說如果能夠借著這個機會讓居民自己產生意義我覺得是最好的，而且下面就有很多東西可以走。……因此是他們覺得自己最漂亮最重要，而不是別人來認定覺得漂亮最重要，瘌痢頭的兒子都是自己的好啊……我認為第一個不要用指定的，就是用選美的，讓他自己選。在選的過程里，我們來安排機制，讓他自己講，講的時候看看能不能把他們關聯起來”。所以他的構想也很簡單，就是讓居民參與進來，讓居民自己來選，并嘗試跟居民的生活連接起來。
社造工作者花了很長時間才明白，這樣由上而下的做法常是適得其反。所以，其實需要的只是換位思考，我們只是轉換操作的主體，不再是用外來專家指定的，而是讓居民自己來選擇。只要在觀念上轉變一下，換個位置，其余的甚至可能都沒改變，但是你就會發覺“結果已改變了”。
于是曾老師在大溪鎮長“半信半疑”的支持下，與大溪鎮合力申請了文建會的“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筑空間計劃”啟動支助，在原有條件不做大量變更，只是改變先前的專家學者調研指定方式，轉成居民參與自選方式，來啟動這條和平老街的保存與社區營造工作。
萬事起頭難，首要面臨居民的猜疑及不信任
當年臺灣的老百姓跟政府與專業者之間，其實也是有很大的距離，政府跟專業者也不太被信任。這可從當年老街居民在被問及曾老師來做社造工作的第一印象中顯示出來，例如住民林先生就認為：“我才不相信，哪有政府要拿錢給老百姓，哪有這樣的事”；再有居民對所謂專家的傳神描述：“我感覺，那好像是專家在做的事情。懂嗎？專家在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跟我們生活隔離的事情，這句話你要聽懂”；另有居民認為：“（這個事情）好像是帶頭熱鬧一下而已啦！但是我感覺這種作法，沒有辦法維持多久啦”。這就是當年臺灣一般百姓對政府及專家的“真切看法” ，假如你面對這樣的事情，面對這樣的狀況，當然很困擾，也很難做。
即使是當地人在剛開始的時候也有很多困難，更何況曾老師又不是大溪人，也不住在這里，誰會相信他，初期居民們都認為他可能又是拿了政府的錢來我們這里辦個活動，或做個什么事情，弄弄就走人。
更有甚者，當年住民甚至做過民調來討論，根據居民的回憶：“剛開始我認為工作室這樣進來的可能性不大，保留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在之前我們做過街道拓寬的市調，就有百分之六十贊成拓寬，那就是表示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拓寬，能帶動房地產的增值及商機的發展”。當時不僅是居民不信任、更是多數人贊成拓寬街道來帶動發展，面對這樣的情境，大部分地方政府或專業者都選擇街道拓寬就算了。
有社區熱心“雞婆”啟動，要堅持且有擔當
如果你還不死心，選擇繼續為老街保存來奮斗，那你能干什么？有沒有可能做呢？依多年的社區營造工作經驗，這時候就需要有社區的熱心人士，俗稱“社區雞婆”的人出來好管公共閑事，只有當每個地方有這種人，開始參和地方的公共事務，地方就會開始改變；如果大家都漠不關心，不做點什么，那當然不會有什么改變。所以，第一個條件就是要找到一個社區的雞婆，來干點什么事。
當大溪老街陷入此一困局之際，曾老師毅然將自己投入擔當這個社區雞婆的角色，他是這么去說服鎮長的：“五年呢，是我們必須要做的，我們不可能要求居民在沒有新的條件之下，一輩子去保存……不可能！因此呢我們頂多只能要五年，而這五年我們要干嘛？我們要投入，我們要去創造整個環境的改變，如果五年做不到，居民要拆，真的是沒辦法，就讓他拆吧！我當初之所以去說服鎮長，其實鎮長當初也很疑惑啊！他說如果五年后他們拆了怎么辦？我說鎮長，我們要學著有擔當，如果我們五年不能改變整個條件、環境時，人家要拆，你沒有資格去擋人家”。就在曾老師的堅持下，說服鎮長讓他有機會擔起大溪老街的保存及社區營造工作，開啟了這樣一條老街重生的社造之路。
如是，當年在臺灣大約花了五年時間，才讓早期從事社造工作的人員明白：每一社區營造工作的啟動，要有這個條件：要有一個雞婆的人，要非常堅持，又肯擔當，常常社區就會開始改變。這是臺灣社造初期所體會到的一個非常重要結論。而其道理一點也不深奧，非常簡單，只要你真的去做。
與社區居民博感情，做與居民生活有關的事
進入社區做事有一個原則，就是跟居民的生活有關，不是在辦一個我們自己要的活動，而是辦一個跟居民生活有關的活動。曾老師首先在街區里設立草店尾工作室，開始跟居民打交道，辦各種跟居民生活有關的活動，緊緊的扣住這個原則，事情常常就能改變。這是曾老師當年與工作室人員的談話記錄：“我們在這里面，如果說能夠以小兵立大功的話，其實就是綿密的動員，讓居民在這里面慢慢對很多事情發現很自然就是這樣子，他們的行動很自然就在這里產生，而不是說你在這里一頭熱的辦活動、辦活動、辦活動，結果居民完全沒有參與，完全沒有認識、沒有了解。我希望所有在這里面的工作人員都要了解，我們在這里面不是只有辦活動，不是辦一個我們自己要的活動。我們每一個活動、每一件事情的發生，都在跟這整個街的長遠發展產生關連，要扣到他們生活的深處，扣到他們心靈的深處”。
盡管曾老師及草店尾工作室的人員進入時都已有認知及心里準備，但初期仍是難免遭遇猜疑、冷漠、不信任的對待，所以除了堅持與社區住民打交道、聯系、開會、辦些與生活聯誼活動等等之外，尚有一重要的轉換任務必須完成——就是重建彼此的信任關系，也就是重建“住民”與“政府和專業者”間的互信。
創建“言而有信”的契機，重建互信基礎
那要如何重建信任基礎呢？多年的互動經驗體會，其實也是很簡單的處事道理，即是“言而有信”即可，只要你稍微改變慣性的行為模式，讓住民感受到“真的不一樣”、然后只要說到做到，通常就有可能開啟互信的起點。曾老師及林鎮長們就是依循這樣的路徑，一方面不斷地與居民建聯誼、博感情，力邀居民參與，哪怕是重重困難，也持續不懈；另一方面盡力說到做到，在完成第一屆大溪之寶的選拔之后，以超常規的一個月時效，完成獎金撥付工作。
這樣的改變，開始讓居民們對鎮政府及曾老師有了不同于過去的看法，正如當年里長邱創富回憶說：“最早的前半年里面，我們居民的參與度很低，完全是工作室的助理每天跟居民串門子啊，然后跟他們打成一片以后漸漸才引起居民的重視，尤其最主要是“大溪之寶”第一屆去年三月十五日的選拔以后，得獎戶真正的很快在一個月以內就全部領到鎮公所撥發的獎金，每戶二十萬，一共十五戶。這次政府給居民很大的信賴感，大家覺得政府這次講話算話，真的有心要做這個工作”。第一屆大溪之寶就是在這樣皆大歡喜的狀況下選出十五戶愿意保留牌樓立面，這個活動使得居民開始抬起頭注意自己祖先所留下來的寶藏。這也是大溪老街社造工作的頭一年，草店尾工作室也從一個沒人搭理的外來人，逐漸成為居民認可的在地人，觸發了大溪居民參與家鄉營造的轉機。
在大溪老街的社區營造得到初步的進展后，鎮政府就延續前一屆的模式，再續辦第二屆的大溪之寶，有了前一年的經驗，第二屆就比第一屆順當多了，同時居民的參與度及積極性更是顯著地提升。這表面看似沒有太大改變的營造過程里，但在深層的居民與政府、專業者之間的內在關系里，卻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不僅原有的猜疑及不信任關系得以松解，甚至開始轉變；更是召喚了大溪住民重新認識自己家鄉歷史建筑及文化的意識。
不用強制性做法、給予選擇機會，就會有轉機
在這一年的營造過后，許多居民改變了。例如最初說他絕不相信政府的林先生，在此參與自選的過程中也逐漸改變，他回憶說：“如果說像三峽老街那樣搞……用強迫的，沒有人會信啦！我說好！如果你用強迫的，老子我就每天敲一塊，一個月就把你敲光光。我的房子呀，老子在敲誰知道！你要慢慢的，像曾老師的方法，你要有條路給人家走！你兩條路，你看要走這一條，還是另外一條，讓你走啊！當然，大家皆大歡喜的那一條，我當然要走，我怎么可能說，我管他的！我要做我的，沒這種事，這講不通的啦！對不對？”。從這位林先生的轉變情況來看，并非是對歷史建筑保存與否的態度展現，而是對政府及專家單向地強迫態度的反抗情緒，只要讓他有選擇的機會，他也會傾向于“從善如流”，跟著居民大伙一起行動。所以，從他身上我們體會到的是：你如果讓他有選擇，而不是用一種強制的方式，就會有轉變的可能。
“習以為常”常是文化資產的隱形殺手，文化鄉愁可以重新召喚
在大溪老街營造的過程里，我們還體驗到另一個深刻的文化鄉愁的重塑過程。在那時也有一個大溪居民張麗卿自我反省的案例，她是這么說的：“原來我看隔壁的房子走廊中間都沒有那兩根柱子，很好用啊！也很好停車，客人要進來也很方便很寬敞，我們夫妻一直想把那個牌樓打掉，我們認為這種東西沒什么用……說漂亮不漂亮，這么臟又這么舊，沒什么意思！很多人要把它拆掉，我們也想把它拆掉，后來因為和拆除的工人沒有談好，結果就沒拆，當時還很懊惱啊！后來就是因為你們來這里辦這個活動，自己就（反思）感覺到還好當初這個牌樓沒有拆，不然我真的是會很后悔，因為我們本身住在這里，根本不會去珍惜這是文化資產，也不會去愛惜，每天都在看，那有什么意思！……覺得很慚愧。因為別人來帶動心靈深處的那種……我說不上來，不過現在覺得我們有這個牌樓，真的很幸運”。從這個案例里，也提醒了我們：大部分的人經常處在“當局者迷”的狀態里，對于已經存在的美好事物，常因身處其中、習以為常而沒有感知，反而都是體驗到種種的不好與不便；卻是在以其他地區失去者重新喚回及肯定這個文化價值之后，當事人才會重新反省而確立自我文化的價值，真是值得深思啊！
大溪老街居民經過這樣營造過程的洗禮，可以算是逐漸確立了自我歷史文化的價值，以及作為住民參與社區營造的主體經驗，許多居民也逐漸從傾向拆除重建轉向贊成保存再發展，如果這時我們再次進行大溪老街拆除或保存的民調，我們可以相信絕不再是六成的居民贊成拆除，反而可能是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居民支持老街保存了吧！所以有時我們真該想想簡單靜態的民調結果，真是民意的展現嗎？
引外源、建內造組織
至此，大溪老街的營造過程已讓居民化被動為主動，但組織者草店尾工作室終究還是外來者，尚未能確立參與居民的主體認同與組織程度，因此借助前期建立組織的經驗體會：一個團體在參與外部活動過程中，由于一致對外的心理，參與者比較容易形成社區內部的組織感，所以草店尾工作室一直在尋找這樣的機會。
1997年正好要辦一個全臺灣的社區博覽會，曾老師就借用這一次外部活動機會，嘗試讓大溪老街自己組織一個正式立案協會，協助這個協會自主地參與暨辦理參展的事務，這是當年曾老師與居民開會的對話內容：“草店尾工作室在和平街只是一個輔助的角色，在過去的一年，大家已經開始會主動關心自己所生活的地方，所以（草店尾）工作室在今年將要逐步退居幕后。今天政府開始注意這里，有很多資源會進來這里，可以來分配、決定及使用這些資源的不是工作室，而應是再造協會這個主體。以后如果有人要來參觀，可以找誰呢？不是再來找草店尾工作室而是找我們的協會，找執行秘書，然后協會自己也要出來承辦活動。今年第一個要承辦的活動就是我接下來要說文建會辦的全臺社區博覽會，這件事情不再是草店尾工作室的事情，而是協會的委員會要出來承擔，基本上工作室會來幫忙策劃，但是我們有一個希望，這次由你們自己來主辦”。在曾老師的鼓動及激勵下，經過一段時間的籌備后，大溪老街居民正式成立協會組織，并承接下全臺社區博覽會的任務。
集體性的參與、建立了大溪老街的社區認同感與主體性
當這協會承接后，竟在短短的兩星期即完成大部分參展工作，我們會發覺：其實很多的人才與資源，都是隱藏在社區的居民里面，只是沒被挖掘出來而已，一旦居民愿意參與、組織且主動承擔起任務，就會發覺社區里臥虎藏龍、人才濟濟，許多事情并沒有原來想的那么困難或復雜費力，更讓人驚喜的是，當有居民積極主動地參與下，經常就會刺激或吸引更多社區的人才和資源投入，也更容易形成社區的集體感。
舉例而言，在全臺社區博覽會舉辦大溪日活動當天的一位參與女士是這樣形容的：“今天是我們大溪的日子，為了參加今天的活動，所以今天大溪的店都關起來了，不要看了！”。同時，根據當年里長邱創富的回憶：“我們每一次辦活動以后，我們居民就更加有聯系、互動關系，大家都更親密，尤其像這一次我們制作這么精美的立面牌樓，大家都贊不絕口，所以引起今天大溪日本來預定一部游覽車而已，結果居民都爭先恐后，要來參與這個活動，再經過媒體的報道，大家都知道大溪的展覽館在整個會場是最耀眼的展示館，所以居民大家都感到很榮幸，結果我們從一部游覽車增加到四部游覽車，每一部游覽車都坐50幾位，所以說今天我們整條和平街幾乎是空城，幾乎整條街都來參與這次的盛會”。
當一個社區的居民在參與外部活動時，可以選擇放棄自己開店做生意機會，轉而投向費時費力又無收益之義務性代表社區參與的公共事務，同時對于能代表大溪參展“我們引以為榮”之感，足以表明這個社區的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已然形成，而這個由社區居民自主完成的參展內容及行動計劃，更是彰顯了社區居民做為社區主體的形勢也已然成型。行動至此，一個有認同感的地區營造共識的過程已初步有成，也是社區營造初始階段已經達到。
埋下未來希望的種子，社區可以走得更久
然而在這過程里，還需提醒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埋下未來希望的種子。在大溪老街營造過程中，始終有一群小朋友熱心的參與其中，盡管這些小朋友有時會有點調皮、嘈雜，甚至搗亂、制造點小麻煩，可是只要加以適當引導，卻常是動員社區的最佳助力；更重要的是，這些小朋友在營造過程中參與學習、了解其中的道理及社區未來的遠景，正是社區未來遠景最好的推動者與監督者，也是社區的傳承人。所以，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應該關注下一代傳承者的培育，應該讓未來希望的種子——當地的小朋友，跟著這過程一起參與、學習與成長，那這個社區當然可以走得更長、走得更遠。
在大溪老街營造過程中就有這樣一個例子，當年一位小義工隊長藍士泓回憶當時參加會議的結論：“他們（大人們）說古跡不要給它拆除，讓后代子孫能看到。他們還說要給這條街弄非常漂亮，要建一個停車場，然后再把電線桿埋在地下，再讓車子不要進入啦！就給它蓋一個停車場，給車子停那里（老街外）。這樣有時候很多學生來要導覽，有車子來來往往的很危險，如果車子進不來這個地方的話，（學生們）就能來來往往了”。其實這些內容都是大人們各種會議的結論與共識，只要讓小朋友們也能參與其中，盡管他們并不能完全明了其緣由或深意，但對有共識的結論卻均能朗朗上口、時時關注，這不就是大溪社區遠景的最佳推動者與監督員嗎。如果我們把當年的大溪老街與二十年后老街做一比對，可以發現幾乎藍小朋友所論及的事：街道變整齊、電線桿入地、以及不能停車等等確實都做了，大溪老街也正是逐步朝向大家的共識及遠景來邁進。
社區營造：把“我”變成“我們”的共識營造過程
從一開始居民都不認識你，不相信你，根本不理你，走到這個位置：大溪老街這個社區可以自己走下去了，他們可以自己辦活動，自己爭取政策計劃，自己討論，自己決定自己的街怎么往下走，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共識營造過程成果。假如當時大溪鎮政府不愿意改變，加入的專業者曾老師不愿意堅持，假如居民不愿意共同參與，就不會有今天的這條街，當然也走不到這樣的一個地步。所以這是一個政府，專業者跟居民共同營造的結果。所以這里我們所要討論的大溪之寶是什么呢？是那條老街嗎？是那些歷史建筑嗎？還是老街的環境嗎？可能都不是真正的焦點，對我們來說，大溪老街上的這群已組織起來關心自己家園的居民，這才是真正的“大溪之寶”，這也是社區營造過程中最關切的事。
社區營造是什么？就是居民共識的營造過程，其實也就是人的營造。我們要倡議的是：只要所有住在這里，愿意為這里的人打拼，愿意一起共同來參與的，都是我們社區營造的伙伴。希望我們均能轉化一下自己的思考，從我要你做，變成你要我幫，再變成我們一起做，這就是社區營造最核心的精神：換位思考，把“我”變成“我們”，把經營自己的家，變成營造我們自己的故鄉。
在內地進行社區營造的初步嘗試：
三二五實驗計劃
近兩年本人也開始嘗試在內地進行社區營造的相關工作，除了參與全國各地的相關會議、沙龍及研討會等，也在各地進行演講及培訓工作，更在少數地區嘗試推動一個“三二五”的社區營造實驗計劃：三年為期、兩輪、五階段的計劃。為什么是“三二五”實驗計劃，希望能給三年的時間，至少有兩個輪回，因為社區營造是個長期持續的工作，不是做一輪就成了的事，所以希望能有三年、做兩輪的機會，然后以五個階段的方式來操作。
第一輪第一個階段：選人選點，先開始進行宣講、座談、討論及培訓等工作，即開始做思想的轉換，來尋找熱心積極的人士；同時篩選具有較好條件的社區點：例如已有比較雞婆的熱心人、也有愿意改變的村委或地方領導。第二階段：擇優試作、進階培訓，主要是從第一階段的過程中篩選出“有人的適點”的第二階段入選者，再進行這些“入選者”的進階培訓，著重在實際操練及方案試作的培訓，此階段的最后要挑選出可以進入第三階段的實作社造計劃點，是有預算及進一步專業支持的社造試點。第三階段：落地實作、專業支撐，主要是為第二階段的最終試點社區搭配需要的支持，主要是依實作社區的真實需求配搭適切的專業團隊及專業技術支撐，進行適切的參訪及專業輔導培訓，協助社區改造或遠景計劃的落實，達到社區營造中的自我組織及共識營造過程。
而在第一輪第二階段開始的同時，就應該進行第二輪的第一階段工作，也就是重啟第一輪第一階段工作，除了表明此計劃的延續性之外，也能適度調整第一輪第一階段中的疏失，進行自我改造工作，期讓試驗計劃能隨之改善，逐漸完備，然后第二輪第二階段隨之啟動，以此類推。
當第一輪第三階段、也是第二輪第二階段啟動之后，即開始籌劃第四階段：試點檢討及成果展籌備工作，除了持續推動這兩輪的實驗計劃試點工作之外，應該開始這些試點計劃的記錄、整理、分析及檢討工作，不論是有成效或是可能失敗的，都應納入，掌握成功理由是什么，失敗理由又是什么，以為第五階段奠定基礎。
最后在第二輪第三階段進行一段時間而有初步結果、第四階段籌備工作也相對齊全之時，進行第五階段：試驗計劃研討及成果展，由于實驗計劃并不能確保所有試點都能成功，也可能有失敗，況且失敗并不可恥，反而常能幫我們理清關鍵之所在，所以希望在辦理研討會及成果展時，能不僅僅展示成功的案例，同時也告訴我們失敗的理由。經過此持續細致的操作過程，如能按部就班、說到做到，再給予我在最前頭說的原則：“給予時間、容許改變”下，依據臺灣社區營造過往的經驗，讓我們的社區變得更好、社會人心變得更美，應是指日可待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愁經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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