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0月3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主要內容是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很多人說這意味著建國以來農村“第三次土改”正式拉開帷幕。但《意見》的核心是在保留農民土地承包權的前提下流轉土地經營權，并未動到土地集體所有權這個“結”，更類似一種迫于時勢的微調與變通，能否改變農民“田園將蕪而不歸”的現狀，不得而知。冠以“第三次土改”，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也是我們今天特意分享格隆這篇寫于去年10月的雄文的原因：土地問題的根本癥結，到底在哪里？
題記：如果沒有了土地，我們將死無葬身之地。——（法）讓·保羅·薩特 1945年
▌一、中國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
荷馬史詩中的無敵英雄阿喀琉斯，是凡人珀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兒子。忒提斯為了讓兒子煉成“金鐘罩”，在他剛出生時就將其倒提著浸進冥河，但阿喀琉斯被母親捏住的腳后跟卻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惟一一處“死穴”。后來，在特洛伊戰爭中，阿喀琉斯被太陽神阿波羅一箭射中了腳踝而死——這就是“阿喀琉斯之踵”：再強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軟肋——不加以解決，悲劇遲早會來。
格隆經常和海內外投資者探討中國的問題，大多數人關心的是中國的需求問題如何解決，房地產泡沫會不會破裂，經濟會不會硬著陸，諸如此類。其實，從一個國家或者社會的長遠生命周期來看，上面這些都是典型戰術層面的動態瑕疵，因而也注定了無傷大雅。地產泡沫破裂又如何？需求起不來又怎樣？大不了7年一個經濟周期，從頭來過。相較于短期的經濟繁榮或者衰退，相較于聽起來很可怕的硬著陸，一個國家有遠比這些壞得多的選項：比如戰爭，比如獨裁，比如少量利益階層的固化與社會的固步自封——這些長期的“阿喀琉斯之踵”會導致一個社會從長期必然走向衰落。你能想象二戰結束后，亞洲人均GDP最高的國家是緬甸嗎？
但二戰結束70年后的今天，這個軍ZF治下的國家幾乎淪為亞洲最窮的國家。
中國這個擁有近9億農民的巨人，其阿喀琉斯之踵在哪里？
土地，或者叫土地的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條：“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于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從有歷史記載以來，就在中國實行并有效運轉了數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在建國后被顛覆性地修正為公有（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這是一場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足以撼動任何歷史的大膽試驗——也因此對整個社會生態、經濟關系、生產力帶來了顛覆性改變。
▌二、江漢平原的祖墳
格隆祖籍江漢平原，家庭上溯四代據說是地主。但聽父親說，所謂的地主，也就是幾代人省吃儉用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十幾畝水田，比村里普通人家略多一些而已。就這點薄田，也很快被后進門的太奶奶敗得七七八八——父親說，好在被敗掉了，否則后來三番五次的運動不知要遭多少罪——讀過初小，后來當過公社書記，在經歷了四清運動中被批斗，被打瞎眼睛，又在三年災害期間幾乎餓死的父親，一直對大小事情都是如此豁達。
父親這輩從人民公社里走出的一代人，最為深刻的人生體驗便是饑餓。那些有幸逃過了被活活餓死劫運的，活著也不過是為了體驗饑腸轆轆的痛苦。而肚子餓得透明以至于那里面的腸子都清晰可見的情景，無疑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觀，吃頓飽飯成了那個年代人最為神往的中國夢。父親的弟弟，也就是我沒見過面的小叔，就是在村里連樹皮都沒得吃的時候送給了一個外鄉人——父親每每談到這個事情，除了對天生擅長地里刨食吃的全村農民守著土地竟然會餓死一半以上百思不得其解以外，另外就是對感情最好的親弟弟被送人黯然神傷，并經常問我：現代科技這么發達，有沒有辦法找找他，或許他還活著。
這場被稱作“三年自然災害”的災難，死亡人數雖然民間有三千萬或者四千萬之爭，但就官方公布的數字來看，至少也在千萬之上，已經遠遠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傷亡總和。而在極端的年代，人們甚至被剝奪了最卑微的自救的權利，要飯還要乞討證，否則是“給社會主義抹黑”。不過，再嚴密的追堵，還是磨滅不了人求生的欲望。在我的印象中，直到八十年代，仍然還有來自河南甚至江蘇等省的逃荒者路過我們村莊，而我的一個餓昏了頭的叔伯親戚則直接爬火車去了遙遠的新疆。
這段歷史，在教科書上被稱為“三年自然災害”。現在的我們當然已經知道那場餓死數千萬人的災難不是什么自然災害，而只是一場極不成功的土地制度試驗的代價。按現代的危機干預理論，饑荒的發生通常都會有前兆，比如食物儲存逐漸枯竭；市場上的食品價格提高，出現替代品（可食用的野生植物、動物）；最健壯和最有才能的家庭成員忙著為留在原地的人找尋食物；有社會意義或象征意義的物品被變賣；用于生產的牲畜被殺；等等。從食物匱乏到人口大量死亡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制止一場饑荒只需幾個星期。若非其他嚴重的問題，這場饑荒怎么會沒有預警，又怎么會持續幾年時間？春種秋收，大量守著農地的農民活活餓死，不能不說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
上個世紀40后，中國就成為了各種土地經營制度的試驗場，從民國時期的土地私有制度，1949年以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到改革以后的土地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半個多世紀左右的時間里，如此多的土地產權形式魚貫登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是極其罕見的，也為觀察它們各自的效率和性質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按照實踐的標準來檢驗，上述土地制度試驗中最為人詬病的，自然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正是這個強力推行的土地烏托邦，招致了在和平年代餓死數千萬人的災難——農民在這種模式下并不擁有土地，自然也不擁有收獲權——在董時進（上世紀最懂土地和農民問題的中國人，沒有之一）看來，這無異于“是回復到封建和農奴制度”。
剝離與土地聯系的不單是生者。在文革后期的農業學大寨期間，各地曾掀起過大規模的扒墳運動。不僅僅平掉用以祭祀先祖的墳丘，而且要拆毀先人的墓穴，以便將石頭磚瓦用來修建大寨田——甚至到了去年，河南仍全省掀起平祖墳運動。祖墳敢毀，自然也不會顧忌活人的住房（這種住房也是70年租賃期，并無土地所有權），所以后來各地的暴力拆遷事件，與文革當年暴力扒掉祖先墳塋的壯舉，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人類曾經無數次沉浸于土地公有的烏托邦夢想中，但最終的實踐卻證明所謂的土地公有不過是*。一個被剝奪了與土地紐帶的人，注定無法保護他祖宗的墳墓，就像他無法保護自己的房屋一樣。
去年格隆專程回了一趟江漢平原的老家，參加我們二房祖墳修葺的揭幕儀式。祖墳用地是一個遠房親戚捐出的宅基地，不算大，但仍讓人感慨良多，用二房大爺爺的發言：別看就這么一小塊地方，但是是自家的，家族總算是有根了。有祖墳在，你們每個人也就都有根了，不是漂浮的浮萍，你們出去的人就知道自己從哪里來的，就知道列祖列宗在看著你們，去做點事出來，不要辜負家族和這塊土地。
▌三、一個本可能改變中國的四川“地主仔”
近現代的中國，往往有諸多的精英，他們對時局與趨勢有驚人的準確預見，并給出了最正確的方向選擇——造化弄人的是，他們往往被排擠在時代的邊緣，這其中就包括本可能讓中國這個農業大國最少走彎路的四川“地主仔”——董時進。
新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董時進，但學過經濟學的則都知道，中國農業經濟領域如果有人能稱為泰斗，則非董時進莫屬。董時進的父親董世緒是新中國俗謂的“地主”——他歷經艱辛，勤勞致富，在四川省墊江縣買田置房。但因富而少文，深受其苦，于是發憤，決心培養四個兒子都要上大學。后來，他們的兒子董時進、董時恒、董時光因成績卓著均公費留學美國，董時敏畢業于北平朝陽法學院。董時進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師大學農學院， 1920年考入清華大學公費留學美國之專科，旋赴美國康奈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學，1924年獲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又在倫敦大學作學術研究，在歐洲各國考察一年。1925年回國后先后任北平大學農學院院長、四川大學農學院院長并執教有年，一生著述宏富，《農業經濟學》、《中國農業政策》、《國防與農業》是其代表作。
就是這個足夠獨立，足夠大膽的“地主仔”董時進博士，在1949年12月公開上萬言書反對毛澤 東主政的土改。董的觀點簡單明了：
首先，當時的一些文件和講話，認為不到鄉村人口10%的地主富農，占有約70%至80%的土地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他指出，根據民國時期土地委員會在16省，163個縣，175萬多戶農戶中舉行的調查結果，35.6%的農戶擁有5畝以下耕地，24%農戶擁有5至10畝，13%農戶擁有10至15畝，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這一調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農村的考察近似。
其次，董時進強調，在中國，封地或土地世襲的封建制度，兩千多年前就結束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租賃基于雙方自愿，土地擁有者中絕大多數是靠勤勞和善于經營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過三代”。“有恒產”的傳統令工農兵學商各階層的人購買土地出租;這和存款、買股票是同樣道理。擁有土地不是犯罪，極少數人用不法手段奪取土地才是犯罪。
第三，中國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農村勞力大量剩余。應當節制生育、優生優育，同時發展其他產業，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會將勞力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中國工業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細化，難實行機械化，且農民在小塊土地上沒有致富的可能，對土地長遠投資缺乏熱忱，土地將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卻了地主富農的累進賦稅，將給國家稅收帶來困難。
董時進堅持認為，土改只是“慷他人之慨”，并從邏輯上推斷出“一旦田地社會化了，什么人也沒有田地”。對于呼聲甚高的“蘇聯經驗”，董時進的批評是，“蘇聯的集體農場是否能算是成功，是否真比單體或家庭式的農場好（就有關農業生產及農民生活的各項條件而言），是另一個問題。但我確知道，世界上最好的農業和最富的農民，都不是在蘇聯，而是在所謂資本主義國家。我也知道，蘇聯的農民一般都愿意成立獨立的家庭農場，只是在ZF的強迫下做了集體農場的場員。退一步說，即使承認蘇聯的集體農場有一部分的成功，然而也要知道，蘇聯是蘇聯，中國是中國，兩者土地人口的情形，和歷史的背景均判若天淵。”
與此同時，董時進更尖銳地指出：“這種制度（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完全是回復到封建和農奴制度，絕不是什么農民合作，擴大經營，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為這個辦法是要不得的，害處很大的。我預料將來惹出許多亂子，殺死及餓死許多人之后，終究還是要作罷的。我不懂高唱集體農場入云的先生們，何以如此膽大。自己對于農業有何研究及經驗，對于家庭農場和集體農場有何比較的研究及經驗（ZF在短時間內辦了少數幾個農場，無論成績如何，都是不配稱經驗的），竟敢把這關系國家命脈和幾萬萬人民生活的農業經營制度，拿來當試驗品！”
像那個時代孤獨的先知一樣，董時進所預言的許多事情在后來都一一應驗。現在看來，董時進并不是什么先知，他只是一個自始至終保持其獨立精神，獨立思考，而不是趨炎附勢的知識分子。曾經，他是孤獨的。他所在的時代忽略了他，并且受到了這種忽略的懲罰。歷史所能賦予他的榮耀，恰恰是我們透骨的哀傷。
后來董時進看到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預言說，政權鞏固之后，就會將農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體農莊，糧食大量交給ZF，然后會出現許多問題，甚至餓死人。哀莫大于心死的董時進及時抽身，1950年4月逃港，撿得一條命，1957年到美國，1984年在美國去世。一個令人唏噓的細節是：其留學美國的四弟董時光在董時進逃港的同一年從美返中建設新中國， 1957年因反對官僚主義，以諍言招禍，被劃為右派分子，1961年在勞改中客死他鄉，終年48歲。
▌四、一個剛剛離我們而去的土地制度“裱糊匠”
昨天，有“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稱呼的杜潤生先生于6點20分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102歲。他一直認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他多次向中央諫言，主張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從1982年到1986年連續5年參與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個“中央一號文件”，對于家庭承包責任制在中國農村的推廣和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
絕大多數人在緬懷這位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時，都津津樂道于他的諸多大名鼎鼎的門生如王岐山、陳錫文、林毅夫、周其仁等，但其實這位老人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不是培養的這些門生，而是他在認清中國土地所有制的問題癥結所在后，以極大的政治智慧與睿智的手法，通過體制內的博弈，在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了意識形態束縛，波瀾不驚地瓦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推進了包產到戶——他沒能根本改變土地所有制，但，在體制底線空間內最大限度修繕和裱糊了這個制度，并因此釋放了巨大生產力。
在今天看來，擁有（至少變通擁有）土地和收獲權才能調動積極性，才能吃飽肚子這些都看似必然的事情，在當時去推動卻是掉腦袋坐牢的大事——因為一旦實施，不僅農民將逐步擁有私產（擁有私產是一個夢，今天你看似滑稽，但當時確實如此），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過生產隊，這意味著生產隊及人民公社將名存實亡，以此集權為根基的計劃經濟也將動搖。老同志們痛心疾首，拉著杜潤生：“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事實上，杜潤生1955年就體會過這種兇險。那一年，作為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他和部長鄧子恢不配合毛澤 東過于急切的農村合作化，被斥為“小腳女人”。中央委員會議上，毛宣布鄧子恢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有人都義正詞嚴地譴責鄧。這是1949年后以意識形態批判打擊不同意見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鄧子恢飽經折磨死去，杜潤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土地公有的人民公社則浩浩蕩蕩展開了。
與董時進最大的不同是，杜潤生不只是個理論家，更多是一個實踐者，并以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在ZF底線范圍內逐步推進。按照杜老的說法：“中國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正是在這種智慧下， 1982年1月1日中央第一份一號文件出爐，文件宣布：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但，說到底，杜老還是只是在裱糊而已。窗欞不堪支撐的話，只是窗紙的裱糊，能夠遮擋多久的風雨？
▌簡短的結尾
“有苗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這是《詩經·大田》描繪的三千年前的耕種生活。從這句詩可以看出，三千年前，農民已經開始擁有自己的土地。
這種摸索了三千年的模式，在六十多年前戛然而止。
自從消滅地主階層后，ZF成為單一且最大的土地擁有者。目前土地收入已經占到地方財政收入的約50%以上（見下圖），這些收入由房地產商先行以土地出讓金方式墊付，然后，房地產商將土地出讓金以成本方式最終從購房老百姓中收回。
土地所有權的背后，是利益的分配。
晉安帝義熙元年(405)，40歲的陶淵明棄官歸田，作《歸去來兮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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