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蘇“常熟童工”事件倍受輿論關注，四名童工都來貴州，每天工作15個小時，涉嫌非法用工的服裝廠負責人馮某和員工王某已被刑事扣留。據記者調查后發現，當地不少孩子輟學外出打工，在老師們眼里，窮并不是輟學的首因，家庭對教育的不重視和淡漠，才是孩子們輟學的原罪。為了減少學生輟學，當地的教育部門給學校下達了控輟保學的任務，每當班上有學生輟學時，班主任都會去學生家里反復做工作，但收效甚微。（11月30日《北京青年報》）
眾所周知：控制童工首先要控制輟學率，這樣才能釜底抽薪。
先來看個數據吧——從山西、陜西、河北和浙江四省的262所農村初中，46所普通高中和107所中職收集了24931名學生的信息，并與52名樣本地區農村學生深入訪談，得出驚人數據：我國農村中學階段的輟學率在59%（保守估計）到63%（最高估計）之間！當然，農村小學生的輟學率比這個小得多，大約維持在10‰以內。
二十多年前，農村經濟狀況差，貧困會造成不少學生輟學，但如今國家的“三農”和“扶貧”政策的大力施行后，農村的經濟和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學生營養餐”的普及，貧窮不再是輟學的主因，學生的厭學和家長對教育的不重視和淡漠才是造成農村學生輟學率居高不下的主因。
筆者在鄉村學校工作了三十多年，每年皆飽受“保學控流”的艱辛。“輟學率”成了架在鄉村教師頭上的一把雙刃劍。每期開學之初，“保學控流”是學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有的學校甚提出了“有生則校在，無生則失業”的口號，以求增強老師們的緊迫感和使命感。為了實現“一個也不能少”的目標，農村很多學校將“保學控流”納入對教師的考核中，考核結果與年終的評優、晉職、績效工資等掛鉤，獎優罰劣。為此，學校的老師們施出了渾身解數：運用一切宣傳工具和輿論陣地，通過校刊、板報、標語、班會、家訪等多種方式，廣泛深入宣傳新頒布的《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力爭做到宣傳到村、到戶、到班，努力營造一種良好的“保學控流”工作的社會氛圍。然而，盡管如此，效果并不明顯：能留的留下了，不肯留的不管你是怎么蠻留，最后還是照走不誤。而小學升初中和初中升高中（職高）兩個時段屬輟學失控期，學校是無法掌控的。《金黔在線》曾報道：貴州一農村小學老師竟然收學生300元“防輟學”押金……這個案例折射了鄉村學校的“保學控流”的艱難，老師倍感無奈與無助。有時老師實在完不成任務，只得把學生輟學情況反映到鄉鎮政府，懇求他們協助，可結果不是吃閉門羹就是只有雷聲而無雨點。
《義務教育法》中雖然規定家長的責任，實際上卻極少對家長有實質性約束，況且，社會中又確有一部分家長，喜歡當“甩手掌柜”：對孩子“只生不養”，平時，對孩子的學習從不過問，有的甚至還錯誤地認為：既然是“普九”，孩子讀不讀書就是老師的責任。許多時候，為了把一些厭學的孩子勸回課堂，老師三天兩頭得往學生的家里跑，受家長的氣是常有的事，這樣的勸學，把教育者地位降低了，把家長和學生傲慢之氣抬升了。長此下去，“保學控流”期期“控”，學生流失依舊“流”。
嗚呼——何時能控制住鄉村學校的輟學率呢？鄉村教師早已是孤掌難鳴，黔驢技窮了，企盼政府給力和家長配合了！
作者單位：湖南省武岡市灣頭鎮泉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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