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化公共性”的視閾
摘要：基于傳統中國鄉土社會發展而成的公共文化系統，長期以來在鄉村社會起到規范鄉村秩序、促進鄉村社會和諧的作用。然而隨著我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這種文化的公共性在城市文化的沖擊下發生了消解。文章從文化公共性角度出發，探究鄉村社會內部以及國家公權力二者在鄉村進行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中的價值取向問題。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過程中，鄉村社會的群體本位取向和國家文化治理中的多元取向是鄉土社會公共文化價值的再次回歸。
關鍵詞：文化公共性；鄉村公共文化服務；消解；再造；價值取向
前言
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和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鄉村社會也在現代化進程中日益改變了原有的結構體系、文化形態和精神狀態。鄉村文化公共性在鄉村現代化建設中遭遇消解的命運已不容忽視，重塑鄉村文化公共性對于構建良好的鄉村社會秩序和文化傳承機制起著重要的作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價值取向是鄉村文化公共性構建的重要內容，是鄉村社會是否有序發展的關鍵所在，也是國家能否整體進步的重要支撐。
一、“公共性”與鄉村文化公共性
近年來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事業不斷發展，隨著《“十一五”時期文化規劃發展綱要》的出臺，鄉村公共文化建設被提上國家文化治理的日程上來。此時學界的研究視閾更多地集中在鄉村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和公民文化權利的實現等領域。“公共性”作為社會結構變化的一種分析框架，在解釋鄉村社會秩序危機、公共文化生活衰落等方面有著獨特的理論意涵。關于“公共性”問題的研究，西方學界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阿倫特和哈貝馬斯,他們主要研究的是“公共性”的社會功能和政治功能。在中國，學界對“公共性”問題的探討主要有吳理財、張勝前、楊玉珍和張良等人。國內學者通過汲取西方公共性理論的精髓并結合我國自身發展的實踐，側重于研究“公共性”的文化功能。
傳統的鄉村文化公共性是特定的群體以地緣、血緣為紐帶，基于傳統的生產方式，通過物化形式存在的公共文化空間的營造和形而上的公共精神的構建而形成一定的文化共享平臺、社會公共規制以及價值共識情愫。隨著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遷以及國家公權力在鄉村的滲透，鄉村文化公共性又有了新的內涵。此時的鄉村文化公共性內生發展不足而需要外生力量再次推動，重構鄉村文化公共性的關鍵在于處理好國家權力介入與村莊內生力量之間的平衡。[①]
二、鄉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與再造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鄉村現代化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鄉村社會的轉型的同時，也悄然瓦解著鄉村文化的公共性。鄉村傳統的公共文化空間、社會公共秩序和普世的價值認同在鄉村社會的結構構建中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重塑鄉村文化公共性顯得尤為重要。
（一）鄉村文化公共性的消解現狀
1.傳統的公共文化空間瓦解
傳統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由文化活動場所、文化活動事項等構成的。其既是鄉村文化生長、存在的搖籃，也是鄉村文化傳承、播散的主要載體和空間。[②]傳統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主要有宗祠、村廟、戲臺、集市等文化活動場所以及傳統節慶、民間祭祀、民俗表演、史詩說唱、民歌演唱等文化活動。以在一定的文化積淀下，村落成員根據自身需求和文化共享的需要形成的傳統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具有一定的鄉村自主性。
然而，隨著中國現代性建構進程的加快，特別是在新型城鎮化建設過程中，傳統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也悄然發生了“裂變”，村落傳統公共文化空間面臨著瓦解的危機。一方面，從村落傳統公共文化空間既存情況來看，傳統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如村廟、戲臺等已然消失或即將消亡，而鄉村的文化活動事項也逐漸處于“邊緣化”的境地。其次從從村落傳統公共文化空間的功能來看，傳統的鄉村公共文化場所的功能發生了變遷，村民對傳統公共文化活動的認知也趨于理性化。[③]
2.社會公共規制失調
在鄉村社會這一具體的場域中，傳統的社會公共規制主要由鄉村精英主導和公共輿論監督，“熟人社會”下的公共輿論對特定鄉村環境下的成員而言具有很強的道德約束力。
在國家政權建構和傳統農村經濟解體的大背景下，一方面，“鄉村精英”作為鄉村社會權力主體的地位逐漸弱化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公共輿論日漸式微，公共輿論的去公共化現象突出。[④]
3.價值共識異化
鄉村價值共識是指鄉村社會群體表現在對公共價值形成基本或根本一致的觀點和態度。這種值共識具有一套約定俗成的道德評判標準、形成一定的集體利益價值取向、保持深厚的傳統文化信仰。
在國家、市場、社會和文化的多重影響下，鄉村多元文化價值觀開始形成，個體對公共性的認知和接受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異化。在道德評判標準層面，鄉村道德失范現象頻繁發生，出現了道德評價上的紊亂。鄉村行賄受賄、偷盜行盜、虐待子女、棄養父母等與傳統的鄉村文化背道而馳的現象并沒有減退反而因鄉村群體性道德“冷漠”而加重。在利益價值取向方面，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權力迅速退出和鄉村內生組織力量發育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村民的行為邏輯朝著利己性發展。在傳統文化堅守層面，技術革新帶來的新興文化形態正日益改變了村民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與自覺。
（二）鄉村文化公共性的再造
1.鄉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必要性
鄉村文化公共性存在是鄉村社會的內生需要和國家層面的外生需要共同推動的。
1.1內生需要：延續文化脈絡，激活鄉村活力
公共空間營造、公共交往建構、公共服務供給、公共規則培育、公共精神型塑，在一定意義上建構起公共性，某種程度上迎合了鄉村社會的內生需要。[⑤] 由于“熟悉”而形成的鄉土社會營造了成員之間的信任與互助等相關的公共性生長的內生環境。鄉土文化區別于當下以城市為中心的大眾文化和同質化嚴重的農村文化，而更加突出鄉村文化的本土性、內生性與多元性。
1.2外生需要：重塑鄉村秩序，促進社會和諧
然而隨著現代化的一步步推進，我國的鄉村社會發生了巨大的結構變遷。鄉村社會本身所具有的一些淳樸的、良性運作的文化特質被以城市為主體的現代工業文明漸漸滲透并“侵蝕殆盡”，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鄉村文化的“公共性”存在。當中國鄉村社會的鄉土性發生了變化時，這也為國家文化政策在鄉村社會的實踐提供了一種可能。國家文化公共性政策在鄉村的實踐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整合與完善的重要組成部分。
2.鄉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運行邏輯
2.1傳承鄉村文化傳統，善于吸取城市文明養分
從鄉村社會這一行為主體來重構鄉村文化公共性來看，該群體是鄉村文化的持有者，是鄉村文化得以傳承的主要力量所在。鄉村文化具有獨特的、個性的傳統文化形態，具體體現在鄉村文化景觀、精神信仰、交往方式等內容層面，如獨具魅力的建筑、特色的飲食與服飾、淳樸的民風民俗、有序的社會禮儀與規制等。鄉村優秀的文化傳統需要在鄉村社會主體具有文化自主性傳承的意識與能力之下才能更具活力、持久力和生命力。
在這基礎之上，作為鄉村文化的持有者在重構鄉村文化公共性的時候也應當善于從城市文明中吸取精華。鄉村文化和城市文明之間共生共榮的良性互動機制的形成離不開鄉村文化持有者的積極主動地學習與應用。
2.2尊重鄉村文化慣性，重識鄉村傳統文化變遷
所謂的鄉村文化慣性是鄉村社會群體在歷史長河中不斷積累而形成的對事物的一種思維和認知方式。國家主體這一“他者”在介入鄉村文化公共性建設時，必須從鄉村文化“我者”的行為邏輯層面理性分析一種鄉村文化存續或消亡的現象背后深刻的經濟文化意蘊，避免陷入文化價值評價“陷阱”與極端。
此外，還必須倡導一種文化情懷與責任，重新識鄉村傳統文化變遷在鄉村社會乃至整個中國文化建設當中扮演的角色。鄉村傳統文化變遷是適應一定的社會發展而形成的一種文化流變態勢，一成不變的文化形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3.鄉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內容與形式
3.1鄉村社會自發性的文化公共性再造
一是注重公共文化空間的建設。村廟、宗祠等公共文化空間是傳統鄉村社會自發性的文化公共性再造中比較重要的兩種顯性存在。村廟是鄉村公共生活的重要場所，其承擔著鄉村社會的聚餐、法會、祭祀、祈福、民俗表演等集體性活動。宗祠不僅是家族舉行祭祖活動的場所，還是執行族規家法、議事宴飲的地方。近年來，很多鄉村地區廟會的興起和祠堂營造的現象也屢見不鮮。這種通過公共文化空間的重構，縱然存在著傳統意義上的內容變遷，但其在實現鄉村社會凝聚力的層面依然發揮著文化公共性的作用。
二是通過公共輿論和村規民約形成公共規則。公共輿論作為傳統鄉村社會自發性的文化公共性再造中比較重要的一種隱性存在，對鄉村社會的公事規則起到一定的制約與規范作用。隨著傳統的鄉村社會結構的變遷，鄉村社會公共輿論的功能在何種程度上對文化公共性再造有用，這涉及到公共輿論效力實現的問題。公共輿論在鄉村社會組織內部的公共領域產生，實現共輿論效力需要改變村民參與公共領域的方式，由傳統的靜態式參與向新型的對話、溝通與交流的動態參與方式改變。村規民約作為約束規范村民行為的一種規章制度，是在遵循國家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結合本村實際由村民共同認可的“公約”。
3.2國家頂層設計的文化公共性再造
近年來，隨著我國公共文化服務事業的不斷發展，政府對鄉村公共文化公共性的再造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文化下鄉。中央頂層設計的文化下鄉政策涉及文化資源的平衡、政治價值的認同、社會機制的整合以及諸多理念提升的象征化、美學化和合理化。[⑥]在硬性的鄉村文化公共性建設層面，政府的文化下鄉政策主要體現在鄉村公共文化設施建設上。比如農家書屋、鄉鎮文化館（站）、縣級圖書館和村級示范文化室建設項目等。在軟性的鄉村文化公共性建設層面，政府的文化下鄉政策主要體現在鄉村公共文化活動構建上。如文藝下鄉、科技培訓、文體比賽等。
二是制度設計。鄉村文化公共性的再生產經歷著由傳統的國家主導模式向參與主體的多元化轉變的過程，主體互動的制度化是鄉村文化公共性再造的重要突破。傳統的鄉村文化公共性建設主要是靠國家公權力滲透，在這一過程中，國家包攬著鄉村社會大部分的公共文化產品與服務的供給。在單一供給模式效果不佳的情況下，政府、市場、村民和NGO等多元主體平等參與，為鄉村公共文化性重構提供了多重制度保障。
三、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價值取向
鄉土文化在鄉村社會乃至中國社會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具有的秩序規范價值和文化認同價值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價值的一種回歸。
鄉村社會群體的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化，鄉村社會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是鄉村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本質內涵在于其“公共性”，具體體現在鄉村社會的文化自主性建設和國家頂層設計對鄉村社會的文化公共性構建。
（一）鄉村社會的群體本位取向
群體本位思想是建立在家族的血緣群體基礎之上，強調的是以群體為中心，以群體利益為核心利益，個體對家族、社會等群體的責任、義務和貢獻。鄉村社會的群體本位應該說是以建立在一定的血緣和地緣基礎之上，強調的是以鄉村群體為中心，是鄉村社會命運共同體的一種觀照。
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過程中，鄉村社會的群體本位的重點取向在于文化公共性的自覺意識的培養。“文化公共性自覺”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種研究范式，在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領域的文化公共性自覺同樣顯得尤為重要。具體可以表現在公共文化空間自覺、鄉村社會有序運作和達成公共精神共識等三個層面。
1.公共文化空間自覺。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認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歷史圈子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對其發展歷程和未來有充分的認識。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得全新建構的意義價值在于，通過對鄉村文化生態環境建設以及公共文化服務和產品的再造來讓鄉村社會群體認識到開放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在鄉村社會所具有的文化公共性調適作用，并能夠基于文化共享的立場進入公共領域。
2.鄉村社會有序運作。
傳統鄉村文化的規范價值在于實現生活秩序、精神秩序和自發秩序三者的有機統一。傳統鄉土社會在價值理性主義和集體主義等文化價值觀的引導下，建立起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和諧發展的秩序。
3.達成公共精神共識。
鄉村文化的認同價值代表著一定的鄉村社會群體的價值立場，這種文化認同價值具有很強的內在聚合力，是人與人之間互幫互助、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二）國家文化治理中的多元取向
國家文化治理是國家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之一。鄉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體系的建成與完善體現著國家公權力對鄉村社會的一種文化資源分配、社會秩序規范和核心價值觀引導的多重價值建構，通過對鄉村社會進行有選擇性的文化輸入，一方面保障了鄉村文化權利的實現，另一方面將在全球化進程中實現文化強國之夢。
1.文化資源分配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加快，鄉村社會由于一定的自然與社會條件的限制一直處于社會發展的邊緣，城鄉之間“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制約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的同時，鄉村社會群體的文化權利很難得到滿足。國家在鄉村社會進行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是通過文化資源的整合與分配，實現鄉村社會基本享有公共文化的權利。
2.社會秩序規范
鄉村社會是我國社會結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穩定運行成為我國社會建設的主要因素所在。國家在鄉村社會進行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目的就在于通過規范和整治鄉村社會的失序狀態，促進社會有序、和諧發展。
3.核心價值觀引導
國家在鄉村社會進行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是引導鄉村社會的價值走向，推動鄉村社會文化揚棄的重大議程。在肯定鄉村社會文化多樣性、尊重鄉村社會文化個性的前提下，營造積極的鄉村文化公共性氛圍與環境，推行國家意義上的核心價值觀，對于構建城鄉一體化以及文化共同體建設而言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小結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傳統的鄉村社會共同體趨向理性化、原子化，鄉村社會的私性文化開始“張揚”而公共理念、公共精神則日益式微，鄉村社會群體對文化公共性的認知與接受程度普遍不高。這些都已然成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現實?！拔幕残浴笔青l村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社會進步與發展的真正的價值所在，重建鄉村文化公共公共性顯得尤為重要。構建真正意義上的鄉村社會文化公共性，需要鄉村社會群體以及國家公權力兩方面的共同參與，同時積極尋找多重參與主體。除了構建文化公共性視域下的多元參與主體外，最為重要的是通過構建鄉村社會公共文化服務建設的多種價值取向，發揮文化公共性的真正作用。
參考文獻：
[1]（美）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M].竺乾威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曹衛東等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3]吳理財等著.公共性消解與重建[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4.
[4]甘滿堂.村廟與社區公共生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5]楊玉珍.“幸福村落”建設中鄉村公共性再生產的內在邏輯[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2014(1):23.
[6]袁祖社.“公共性”的價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07(1):79.
[7]劉建成.哈貝馬斯的公共性概念探析——從批判到整合[J].教學與研究,2004(8).
[8]袁祖社.“公共性”的價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07(1).
[9]曹愛軍.公共文化服務：理論蘊涵與價值取向[J].湖北社會科學,2009(6).
注釋：
[①] 張良.村莊公共性生長與國家權力介入[J].中國農業大學學,2014(1):31.
[②] 馬永強.重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意義與實現途徑[J].甘肅社會科學,2011(3):181.
[③] 盧燕.盧氏宗祠：一個農村社區公共文化空間功能的變遷與重建[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20-38.
[④] 吳理財.鄉村文化“公共性消解”加劇[J].人民論壇,2012(4):64-65.
[⑤] 張良.鄉村公共性解體與基督教文化發展[J].人文雜志,2014(3):101.
[⑥] 陳浩天.公共文化服務的治理悖論與價值賡續[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2014(3):123.
作者簡介：許飛燕(1991–)，云南曲靖人，在讀碩士，主要從事鄉村文化建設、鄉村文化產業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作者地址：云南省昆明市五華區云南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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