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韓國新村運動是發生在圓園世紀苑園年代、以實現農村現代化的運動。作為韓國歷史上重要的農村發展項目，引起了研究者從各個不同層面進行效用發掘和價值解答。不過，現有研究對于新村運動的核心價值仍欠缺深度的考察。本文將逐一從新村運動對政權鞏固的得失、對改善地方治理的貢獻、對縮小發展的非均衡性以及對農民的改造等四個方面全面檢視新村運動的成功與不足，認為新村運動主要是打造了一種共享型的發展，即由國家與社會共享發展的成果并承擔農村現代化轉型的負擔。其帶來的最重要結果是通過社區打造提升了農民適應市場化的能力，在激活農民的廣泛參與中培養了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村運動成了實現農村發展的韓國經驗范本。把握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該如何減少發展的陣痛并實現發展的公平性有其重要的借鑒價值。
【關鍵詞】新村運動；政治支持；政府治理；農民現代化
自21世紀初以來，我國相繼出臺了十幾個涉農中央“一號文件”，支農惠農強農政策體系逐步形成；從圓園園遠年開始，國家以政策支持為翹板持續開展了新農村建設，為實現農民增收、農業振興和農村發展而著力。至今為止，新農村建設已經開展了近十年時間，但我國的農村建設仍在路上，“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政策目標仍未完全實現。對于我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農村千差萬別，發展壓力巨大，需要突破的障礙也比較多，但實現農村農民現代化的任務是既定的，而且我們的農村建設是以惠及農民而不是犧牲農民利益為目標的，如何在這個過程中減少農民的陣痛、促進農村的繁榮和農業的發展是需要不斷探尋的重要課題。
韓國是中國的近鄰，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為了改變農村的面貌，圓園世紀苑園年代樸正熙政府發起了整合農村發展的全國性農村現代化運動——新村運動，它致力于“將韓國的每個村莊變為繁榮的且適合居住的地方。”在短短的十年時間內，它迅速改變了韓國農村貧窮落后的局面，細致地發掘韓國新村運動的成敗得失及其核心經驗對于我們更好的開展農村建設、實現農村的現代化將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由于新村運動在韓國有多種類型①，本文的研究僅限于考察農村新村運動。韓國民眾將其視為韓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成就之一②，研究者也普遍認為，新村運動是韓國農村現代化和社區發展的重要戰略。③允蚤灶悅澡怎灶早原運葬責總結認為，新村運動對于實現農村現代化主要在三個方面，即農村社區的啟蒙（農民的心理革命）、農村生活條件的改善（村莊環境的改善、住房的翻新、電力等的提供等）和農業經濟的發展（基礎設施的建設和農戶收入的提高）。④根據內務部關于新村運動的目標報告全面檢視了新村運動在農村社區發展、農戶收入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觀念改變上的效用。也有研究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觀念改變等三個角度考察新村運動所帶來的改變。⑤以上的研究照顧到了新村運動影響的各個層面，但卻沒有揭示出新村運動所呈現的核心價值是什么。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從沿著新村運動開展的思路自上而下地檢視新村運動的效果，本文將從新村運動對于政權鞏固、地方治理、城鄉差距和農民改造等四個維度上的效用來重新思考和定位新村運動在韓國農村社會轉型中的作用。
一、新村運動與農民的政治支持
新村運動發生在樸正熙政府時期的20世紀70年代，有一派學者特別強調樸正熙總統在發起和推進新村運動中的作用。曾于20世紀70年代擔任樸正熙總統的經濟事務特別助理的樸振煥博士認為，在1967年的總統大選中，可能由于稻米價格政策問題受到影響，樸正熙雖然當選，但由于失去了稻米主產區的許多選票，所以優勢微弱。稻米價格政策成為一個熱點的政治問題。在1967年，韓國政府對農民的稻米價格補貼高達300%。緊接著的1970年，樸正熙發起了新村運動，有一派學者認為新村運動是對選舉中農村支持下降的一種回應。樸正熙領導的民主主義黨，其基本的支持者是鄉村農民，改善農民的生活狀況是樸正熙所組織的政黨生存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新村運動可以看作是樸正熙政權為獲取政治支持而對農村社會進行的一次政治動員。
通過改善生活環境形成支持。從新村運動的實施來看，它始于1970年政府向全國每個村莊提供338包水泥，并規定水泥的使用只限于村莊公共福利方面，在第二年政府又增加了鋼筋的發放。
這些建筑材料是政府免費發放到各個村莊的，從運動的初衷來看，是想通過政府提供的物質材料撬動村民合作，進而改善居住環境，災蚤灶糟藻灶賊月則葬灶鑿賊將其稱為“一場高度組織化、集中式管理的運動，它旨在通過由村民自身和政府援助開展的項目來提高農村生活‘環境的’質量”。相比來說，雖然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政府通過實施五年計劃開創了韓國工業化的步伐，但農村卻一直是被獨立后的歷屆政府所忽視的，以至于到了1970年，“住茅草屋，點煤油燈”經常被用來描述當時韓國農村貧窮的生活狀態。一般將1970年到1973年稱為新村運動的第一階段，即基礎建設階段，其主要目標是改善鄉村居民的生活環境，包括拓寬道路、改善排污系統、屋頂改造、修建會堂、改善用水、加速電氣化建設等等。不過，雖然只有第一階段強調基礎設施建設，但在整個新村運動進程中，改進村莊基礎設施的工作就沒有停止過。到1980年，諸如拓寬道路、修建農用道路、建設小橋、新建會堂、排污系統等都超額完成，這使得農村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不能不說，新村運動強調改善居民的生產生活環境等舉措有助于鞏固農民對其政權的支持與認同。
通過理念灌輸鍛造支持。新村運動絕不僅僅是物質條件改善的目標，“新村運動是一場精神啟蒙運動，是精神的革命，行動的哲學”。樸正熙認為，農村社會發展的停滯是由于農民懶惰、落后和享樂主義的李朝遺毒觀念所致，所以最為重要的是轉變農民的意識。運動以“勤勞、自助和合作”為理念，樸正熙將其闡發為更能耳熟能詳的“過更好生活”的標語，他還根據這一理念親自編寫了《新村之歌》；同時，新村運動的旗幟——一個新發的綠芽（綠芽代表新生農民們不斷增長的希望）和兩片葉子——懸于全國各個村莊。在新村運動實施中，每天早上5時45分，村民將在沉睡中被《新村之歌》喚醒，《新村之歌》號召農民“用雙手建設綠色家園”、“創造一個富裕的村莊”乃至“建設嶄新祖國”（樸振煥，圓園園苑：員緣員）。所有這些都傳遞了一種新生的信號，農民在這種政治象征的感召下開展合作，為“過更好的生活”而努力。通過自上而下的宣傳，農民對運動的參與轉換成為了一種對國家熱愛，也就容易轉換成為對政權的支持。
通過全員實踐培養民主意識。新村運動其中的一項創舉是婦女的參與，這“對于深受儒家文化傳統影響的國家來講是一個新概念，選舉女性的村領導人促使農村婦女在韓國農村的歷史上第一次煥發了生機”。給予女性在新村項目中同男性相等的地位毫無疑問增強了農村社區的同質性，同時也增強了女性的獨立性。在新村項目實施中，不是根據政府的要求來開展新村建設的，政府只提供基本的框架，而由農村社區的農民經過討論形成決議以與政府的支持相對接。農民通過加入村民大會和鄰里會議，可以將自己的想法自由表達出來供大家討論，形成決議的項目由村莊發展委員會來執行。這就在農村基層社會形成了一種民主的參與和決策機制，雖然其內容被限定在新村項目的開展和實施中，但經過長時間的新村運動的開展，農民的民主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對于在威權體制下開展的新村運動來說，農民的民主意識和民主能力的提升不得不說是“意外的后果”（高秉雄、陳國申）。就對政權的支持來說，農民的參與實踐能夠形成對威權政治的支持，但從長遠來看，農民的民主能力培育對于推動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轉型起到了基礎性作用。例如，基督教農民會等反政府農民運動的領導人在一開始都是支持新村運動的，但在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反對強制耕作斗爭、反對強行推行“新村運動”等斗爭不斷發生，向新村運動中的政府強制角色和行為提出了挑戰。雖然這些力量并不足以威脅政權，卻對提高農民的覺悟和維護其自身的利益發揮了積極作用（曹中屏、張璉瑰等）。
二、新村運動與政府治理的改善
新村運動的發起是自上而下的路徑，在中央層面，負責新村運動的是內務部，樸正熙總統對新村運動的重視使得政府自上而下地組建了相應的負責推進新村運動的機構（新村運動推進會），這種自上而下的壓力使得農村地方政府為了取得快速、實質的和可以看得見的成效，不得不改變他們的眼界和工作方式，從保守、自利、形式主義和維持現狀的官僚者轉變為積極投身于鄉村轉型的活動者。樸振煥也認為，新村運動為官員們提供了一次為民服務的教育機會，改變了政府官員只有統治而沒有為百姓服務的傳統，大大提高了管理能力。允蚤灶運憎葬灶早原雜則將新村運動中地方政府的改革分為四個方面：重塑中央與地方政府（包括地方公共機構）的關系；為地方政府引入新的目標；在公共事務上采用新的管理方法；并改變公共服務個人化的觀點和工作行為。
新村運動提升了地方官員的服務理念。為了保證國家向村莊提供的物質材料能夠用于村莊建設而不是其他，在實施過程中，需要先由村莊選擇項目，然后向鄉鎮政府報告，再由鄉鎮按照優先順序排列報告給縣級政府。這其中，農村地方政府的工作是協助村莊篩選可以實施的具體項目。而且地方領導人需要經常聯系所負責的一兩個村莊，并負責向村莊發放政府物資，同時，村莊發展的好壞也直接影響到其職務的晉升。由此，農村地方政府官員與所在地方的農民之間的聯系得到了加強，尤其是地方官員的晉升與新村運動開展的好壞有著密切關系，這就形成了新的壓力，促使地方官員更賣力地推進農村新村運動。此外，樸正熙始終認為理念革新是最重要的，為了徹底改變地方官員的傳統政治理念，在新村運動培訓中，政府官員也是重要的培訓對象，根據統計，從1974年開始，每年都有1000多人的政府官員參與新村領導人培訓。由此，不僅通過激勵機制，而且通過理念革新機制來推進地方官員切實為民服務，重塑地方治理體系。
新村運動加強了政府內部的合作觀念。從新村運動的項目來看，它是一場全方位的農村發展運動，涉及農村的路、水、電、氣等各個層面，雖然新村運動是由內務部負責，但離不開電力、交通、信息等其他各個部門的合作，這種合作不僅在中央層面、而且在省市地方層面也需要。如果沒有各相關部門的密切配合，要實現新村運動的整合性發展目標是很困難的，難怪樸振煥認為，“樸總統想實現農村現代化的強烈政治決心促使了部門在實施新村項目過程中密切合作，為農村現代化解決了主要的限制性因素”（樸振煥）。總的來說，新村運動對于改善政府的治理能力有較大的貢獻，但應該引起重視的是，這是在樸正熙威權政治下的產物，其突出特點是政治性和強制性。最突出的表現是新村運動是由控制著強大的警察系統的內務部作為推進機構的，這雖然保證了運動開展的有效性，但也導致運動不可能保持長久活力。而且，由于運動第一階段是在政府主導下開展的自上而下的運動，形式上具有指令性和非民主的性質，因過分強調政府的統籌作用和行政手段，助長了一些人等待和聽從政府號召和組織的依賴性和被動性，降低了部分參與者的自覺性（金英姬）。
三、新村運動與農村經濟發展
雖然新村運動的發起有著很強的個人性，但不得不說新村運動所要著力化解的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均衡問題。首先，韓國采取的集中工業化發展策略，隨著樸正熙開展兩個五年計劃，首爾、釜山工業帶發展迅速，但其他地區卻并沒有發展起來，尤其是廣大的農村地區仍然貧窮落后。其次，在獨立之后，除了進行土地改革這項大工程之外，在20世紀50-60年代，不論是李承晚政府，還是樸正熙政府，對農村的關注度都不夠。例如，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農、漁業部門的增長率僅為2%，而采礦業和制造業部門的增長率達20.3%，制造業和農業產業之間差距的不斷擴大。再次，集中的工業化戰略導致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1969年，農村居民的收入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70%，這成為樸正熙政府的政治負擔。此外，權純源認為，增長緩慢的農業生產率和停滯的農村經濟跟不上較高的食品消費和人口增長；同時，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極大地增加了城市的管理成本，形成了潛在的社會政治動蕩也是政府面臨的主要問題。以下將從新村運動對農民增收和農民流動的影響效果上評估新村運動的經濟功效。
新村運動與農民增收。從1974年開始，在新村運動的全面擴展階段（即第二階段），收入增長項目超過了生活環境改善項目，成為第一追求的目標；吊詭的是，也正是在1974年，農民的名義和實際家庭收入與城市持平，甚至略高于城市。不過，由新村運動強調農民收入增長與農民家庭收入的增加相同步而得出新村運動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未免過于草率。月葬藻噪隕灶原砸蚤遭等細致考察了農民收入增長這一問題，他們認為，統一稻的引進使得稻米產量大豐收，而從1969年開始實行的雙重價格政策使得政府以高于市場價格9.2%的價格采購稻米，這種高價政策使得農民收入得到巨大提高。隨著貿易條件的改變，從1974年開始，政府取消了雙重稻米價格政策，根據數據顯示，1976年農民收入逐漸下滑，再也不能與城市市民的收入相持平。那么，是什么維持了1974年到1976年間農民短暫的高收入呢？在這一點上，本文認為，新村運動的收入增長項目在提高農民收入上有一定助益，雖然這些項目最后絕大多數是失敗的，但短期效益是存在的。例如政府在農村地區開展的新村工廠項目。據統計，在1976年，大約有49000人在新村工廠工作。
不過20世紀后期農民收入的下降除了雙重稻米價格政策的取消外，農民家戶債務的負擔加重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而這正是新村運動的開展所導致的。新村運動是政府以物質資料的供給推動農民合作以改善生產生活環境為開端的，根據1997的研究，1970年政府提供的免費水泥的價值是41億韓元，但在農村中所撬動的貨幣價值高達員122億韓元，是前者的三倍。那么，這其中的差價來自于何處呢？來自于農民的勞動力、土地貢獻和貨幣的支出。據統計，1973年每個村平均貢獻的天數（不包括更新農戶房子的勞動力投入）是1078天，每個農民家庭貢獻的天數大約是19天。在1971-1978年的新村項目中土地所有者捐獻了0.55公頃的土地改善村里道路。除了這些免費的付出之外，更主要的是農民家戶債務的增加。根據韓國農村社會研究院的統計數據，認為，在1970-2975年間，農戶的收入增長和債務水平尚保持在一個適度的水平。但是，1975年后，政府大力推動雜醞哉的村級競爭，債務增長水平大大超過了收入的增長率（如1978-1980年間，農戶收入增長率為2.7%，而債務增長率為30.3%，差距高達27.6%）。以至于等認為，農村經濟發展成就的取得是以農民債務負擔的增加為代價的。可見，新村運動在增加農民收入上并沒有取得很好的效果，而且農村出現的收入快速增長也不是新村運動項目的主要功勞，而是源于雙重價格政策的刺激。所以，新村運動在經濟成就上是很有限的。
新村運動與農民流動。在開展新村運動前，由于快速的工業化形成的城鄉差距是韓國現代化的一塊“硬傷”，這成為新村運動開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一階段的村莊建設中，得益于政府有效的支持和激勵，村民投身于村莊建設的熱情相當高漲，從在地者來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農民流向城市的速度。而且，由于政府投資農村建設的熱忱，以及農業勞動力工資的高漲，對于之前進城的農民來說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在某種程度上有助于農民的回流。
不過，隨著新村運動的推進和村際競爭的加劇，地方政府和村莊為了獲得政府的資助和獎勵導致項目不斷增多，農民家庭投資不斷增加，這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那些債務負擔過重的農民不得不轉而再度進入城市尋求更高的收入。從這個意義上說，在新村運動的開展中，那些本身經濟條件相對較差和土地較少的農民很容易因債務負擔的不斷加重而加快向城市的流動，以至于到新村運動后期，農民向城市流動的速度反而加快了。這一點在2002的數據統計中得到了證明，20世紀70年代農民流向城市的比率（3.7%）遠高于20世紀60年代（1.3%）。總的來說，新村運動的開展對于減緩農民向城市的流動收效甚微，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加快了農民城市化的步伐。不過，新村運動“大大提高了外遷農村勞動力人口的素質”，農民在新村運動中學習的建筑等技能支撐了他們在城市獲得更好的工作（樸振煥）。相較于農民流動的量來說，農民素質的改變具有更大的社會價值。
四、新村運動與農民現代化
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韓國農民經濟上的改變顯然不是新村運動的主要成就，那么對于農民來說，他們通過新村運動改變的主要是什么呢？前文分析中也指明，新村運動改變了農村社區的居住環境條件，旨在塑造新農村社區的目標可以說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這是在農村社區的意義上來說的，而不是就農民自身來說的。通常的研究也將新村運動理解為對韓國農村社會轉型有關鍵性作用，那么這種作用是如何表現的呢？巴林頓·摩爾早就指出，“農民早晚會成為現代化的犧牲品，它是一個簡單而殘酷的事實。除此之外，現代化進程對于農民來說還意味著什么呢？”那么，韓國新村運動在推動農村社會的轉型中是否改變了農民作為犧牲品的角色呢？這就要回到新村運動對農民的影響上。
詹德斌認為，通過“勤勉、自助、協作”的新村精神教育最大限度地激發了國民的熱情，特別是農民的潛力，使他們很快適應工業化社會發展的要求。月葬藻噪隕灶原砸蚤遭等（圓園員圓）也認同新村運動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看法，使農民從植根于極度貧困的閑散和依賴性向更加積極和獨立的狀態轉變。樸正熙將新村運動理解為思想啟蒙運動，也肯定了新村運動向思想運動轉變的性質。那么，這種轉變是如何實現的呢？
開展村際競爭機制。新村運動首要的是開展村莊建設，然而政府只是資助了部分的物質資源，并且限定這些材料只能用于村莊公共建設。在1970有一半的村莊利用政府資助的水泥用于村莊公共建設并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這才促使政府繼續免費提供水泥和鋼筋等建筑材料，只不過資助的是第一年表現良好的村莊；到第三年，政府又根據村莊的建設狀況劃分等級，按照級別進行資助。這種從等量化到差別化的資助是政府為村莊塑造了一種競爭的環境，而且定位在村莊整體而不是個體家戶的層面，這對于激發農民合作的精神有著重要意義。從基礎村、自助村到自立村的劃分可以想見，政府致力于讓村莊逐步達到目標。這種外在的刺激激發了村民為了村莊開展合作、為了村莊犧牲個人的奉獻精神。此外，在國家每月舉行的經濟月評會議上，樸正熙都會安排兩次關于成功農民的案例講解，這對于民眾和地方干部來說也有著很大的激勵作用。
營造村級合作機制。為了保證農民在村莊層面的合作能夠展開，在每個村莊，由村民選舉產生新村領導人兩名（一男一女）來負責項目安排，這兩人是自愿服務的，不領取任何工資或補貼。而且，每個村莊要求被組建村莊發展委員會，吸納村長（里長）、老人、優秀農民與新村領導人一起探討村莊發展，并根據不同人群特征吸納韓國歷史上的各種農民自我組織，如婦女協會等，這就在村級層面形成一種連接與合作的氛圍。如果說新村運動是一種政治動員的話，在村級層面上，它動員了男女老少積極投身到村莊建設中去了，構筑了一種新型的“社區聯結”。新村運動旗幟和新村之歌等作為一種國家標志廣泛存在于各個村莊，成了村莊農民之間團結合作的象征。
開發精英培訓機制。政府為了將現代化的理念輸入到村莊，開展了大規模的新村領導人培訓項目，從1972年起至1980年累計培訓村莊男性領導人員17965人，女性村莊領導人8818人，培訓旨在通過成功案例和小組討論等形式為各個村莊提供新的發展思路，化解遇到的難題，形成相互的競爭。認為通過各種形式的新村教育，擴展了農民的潛在能力，提升了他們的創造力，有利于實現從消極社會向積極社會的轉變。詹德斌特別強調在新村教育過程中，官民同吃同住，不僅提高了國民的平等意識，也強化了官員的責任意識，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的發展。
將農民觀念轉變的過程概括為“體驗成功”，毫無疑問，這是建立在村民之間的合作基礎之上的，而這種合作的前提少不了外在的激勵和競爭的催動。農民從消極、落后向現代、積極心態的轉變對于韓國農村社會的轉型來說，具有基礎性意義。然而，不可否認，新村運動在實現農民的轉型上也是有瑕疵的。分析了這一點，占農業人口20%左右的勞動者由于土地數量很少，獲取的市場剩余很有限而不得不依賴勞動收入，但新村運動強調農民對村莊公共工程的“自愿”和貢獻性參與，這對他們來說是不公平的負擔。隨著新村運動進行到后期，農民家戶的債務負擔越來越重，這促使農民不得不加快向城市社會的流動以尋求更高的收入。瑕疵的形成與新村運動競爭機制的過度使用有著緊密的關系，它是催動農民合作與努力的關鍵，但凡事過猶不及。很顯然，如果說通過新村運動徹底改變了農民作為現代化犧牲品的角色，這是不確切的；而是新村運動在經濟上的不甚成功使得通過新村運動鍛造的現代農民也不得不屈服。不過，也正是新村運動鍛造的現代農民，如果說不能改變大的環境，至少可以改變自身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相信可以通過自身的積極努力以及與他人的合作能夠改變自身，從而更好地融入現代世界。在這個意義上，新村運動所取得的發展成就“雖然有政府的努力，但是，實際上是適應城市市場能夠迅速擴大的農民自身努力的結果”。
五、總結與反思
通過對以上四個問題的追問和探討，相信我們能夠明晰新村運動對于韓國社會的真正價值所在。對于韓國社會轉型來說，新村運動所塑造的政治支持和經濟改善并不是最重要的層面。不過，在新村運動的成效字典中，這兩者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作為一場自上而下發起的運動，既有著行政官僚的向下壓力邏輯，也有著自下而上的政績機制，這種新型的行政官僚邏輯與韓國傳統的李朝社會不同，但卻也不能說是完全現代的地方治理邏輯。雖然新村運動在改善地方治理上有著重要的功用；但最重要的功用還在于實現農民的現代化轉型上，這一點與地方治理的塑造也有著緊密的關系。
如果我們將新村運動理解為是一場將消極、落后的農民轉變為現代、積極的農民的運動，從以上的分析中，似乎可以得出農民的這種轉變完全需要外力的推動，而這個外力的核心是競爭機制，是由國家引入的競爭機制催動了農民的合作與聯結，而這又是由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鏈條所灌注的。
如果過多地強調外力，就會產生一個問題，難道農民是天生落后、消極的嗎？很多研究都對這一點提出了質疑。認為，只要具備充分的經濟激勵，政府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務，并通過國家農業合作委員會（信貸、儲藏、運輸、購買和銷售）和農村發展辦公室（農業推廣服務）以及地方各機構進行供給，農民就能夠積極抓住這些新機遇。不過，也有研究認為，新村運動中農民的合作倫理來源于韓國歷史上形成的“契”傳統，而新村運動毫無疑問激活了農民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這種合作傳統（李銳銳）。相對來說，本文更愿意得出這樣的結論，農民的落后與消極是傳統的農民社會在接觸現代世界中所呈現的不適。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在我們社會的急速變遷中，從鄉土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
西方農民社會的轉型的研究傾向于認為轉型始于一種基本為“封建的轅農民的”體系，中間經過“資本主義的轅農民的”階段，最終過渡到“資本主義的轅現代的”體系（艾倫·麥克法蘭）。在這個過程中，非封建的農民社會是一個過渡階段，這個過程要發生的重大轉型，韋伯將其稱之為“去魅”，波蘭尼稱之為“脫嵌”，但如果從人的層面上來說，應是一種從層層的依賴和附屬關系中成長為獨立、自立的現代人的過程，馬克思、韋伯和波蘭尼的社會轉型中無不蘊含著這個層面的內容，這是社會轉型著力在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這個過程是在傳統的農民社會與現代的開放的市場社會激烈碰撞中實現的，可以想見，如果沒有一種保護力，那么農民進入現代世界的過程必然是代價累累，無怪乎巴林頓·摩爾發出現代化對于農民來說意味著成為犧牲品的命運的感嘆。
韓國的新村運動正是處在農民社會與現代世界緊密接觸的進程中，農民社會也正在經歷從傳統的依賴型社會向現代的自立型社會的轉變。新村運動是國家強勢介入農民社會轉型過程的表現，如果說新村運動對于農民社會轉型具有重大貢獻，這主要在于新村運動打造了一種共擔共享的環境來減輕農民轉型的“陣痛”。一方面，國家通過物質資助、新村培訓等激活了農民之間通過合作開展村莊建設的決心和信心，強化了農民以村莊為單位的競爭意識，這可以看作是農民進入現代市場社會的“崗前實踐會”，為農民適應市場化打下了基礎。另一方面，開展新村建設中的村莊自主性和農民的自我決策選擇使得農民經歷了長時間的民主訓練，雖然是在威權政治之下，但卻潛藏著一股民主的暗流，最終成為韓國政治現代化的根基。總的來說，韓國新村運動是以國家自上而下的方式打造現代農村的運動，但卻鍛造了能夠積極適應城市化、市場化大勢的農民，也讓農民成為國家政治現代化的堅定基礎。不論是國家的有意行為還是無意的選擇，這兩者都是新村運動所最在意的改變。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社會科學》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