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辭去政協文史委主任職務之時
3月31日，對于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這天下午縣委宣布了最新一輪的人事調整，本人榜上有名——要求辭去政協文史委主任職務的請求獲批（改任非領導職務）。這就是說我37年的公職生涯將發生很大變化。在這種人生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心中不平靜是自然的，感覺也是五味雜陳。“三十七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回望過去所走的路，不由得思緒紛飛，感慨萬千……
我出生在一個世代種田的農民家庭，因為一點天分、一份努力、一次機遇，實現了“鯉魚跳龍門”。37年前，我從“鄉鎮干部的黃埔軍校”——撫州農校畢業，分配到了當時的中港人民公社工作，成為了一名在當時很吃香的“公社干部”。此后一直在鄉鎮工作，時間長達20年，期間換了三個鄉鎮，工作崗位從農技員到村支部書記、農技站長，再到副鄉長、副書記，期間上了兩年脫產電大。本世紀初，我被調到縣統計局工作，在副局長的崗位上干了近10年，2011年回到了曾經工作過兩年的縣政協，擔任政協文史委主任至今。
作為農民的后代、作為一名長期在農村工作的基層干部，我見證了農村改革開放后的巨大變化，但讓我刻骨銘心和切膚之痛的還是農民——這個處在社會底層最大的弱勢群體，在社會發展和轉型過程中所經歷的種種苦難與煎熬，以及造成這種狀況最大原因——制度不公和政策失誤。這是我為什么要以筆為武器，為三農吶喊，替基層發聲，抨擊時弊，捍衛真理的原因所在。以下以時間為序，把這些年來所寫的文章中，若干篇在當時產生過一定影響的文章內容及相關情況作一簡要回顧：
為三農吶喊，替基層發聲
20世紀末的中國，以農民負擔過重為核心的“三農問題”凸顯，并逐漸發展成為影響國家基礎和社會穩定的頭號問題。2001年盛夏，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驅使我必須發聲！于是我在工作之余，用數月時間進行調查并苦苦思索，然后廢寢忘食、揮汗成雨、數易其稿完成了一篇7萬多字的調查報告——《透視農民負擔——來自基層的報告》。想起當時寫這篇文章之難之苦之累真是難以言表（那時不會用電腦沒有網絡，也幾乎找不到任何資料），記得文章快寫完的時候，用手抓一下頭發就有好多根頭發掉下來……這個過程用殫精竭慮、嘔心瀝血來形容真是一點都不過分的。那時膽子特別小，文章不敢署實名，用了“黎明”的化名，文章寫完后，我偷偷摸摸打印了十多份，分別寄往省和中央相關部門，其結果可想而知。
2002年鄉鎮換屆，我調到縣統計局工作，在單位學會了用電腦和上網。我不甘心讓自己嘔心瀝血之作永遠睡在抽屜里，2003年1月，我在新華網論壇用“風云一號”的網名把這篇調查報告以“當鄉干二十載，歷經滄桑，一朝開口說話，萬語千言——全景式展現三農問題的方方面面”為題發表，沒想到引起了巨大反響，點擊量飆升，好評如潮，隨即文章被大量轉發，并被眾多平面媒體采用刊發。2004年，經濟日報旗下的《縣市領導內參》分20期連載此報告。2005年，此報告編入《中國鄉村報告——政府行為與鄉村建設研究》一書，該書獲中共中央黨校第六屆優秀成果二等獎。有接近中央高層智囊團的朋友告訴我，文章已進入中央智囊團及決策者的視野。
因為帖子留有我的電子信箱，因此那段時間收到很多來自海內外網友給我發來的電子郵件，這些郵件有的對我的行為表達敬意和支持，有的共同探討三農問題。十多年過去了，這些郵件的內容早已淡忘，當我打開十多年未動的文件夾，再次瀏覽這些來信的時候，這些信的內容仍讓我十分感動，現在想想這么多年來，我為什么能夠堅持寫下來？這力量的源泉或就在這里。因此，我選擇其中幾封篇幅較短的來信貼在這里（隱去真名實姓）：
黎明同志：您好！
我是安徽大學經濟學院的張**，專事“三農”研究——也就是那種常常遭人指責的所謂“專家”。看了您網上發表的文章，十分令我感動，您的分析也很深刻，足以讓我們這些所謂的“專家”們汗顏。我也經常下農村，您所講的情況大多我是知道的，但象您這樣有責任感、并將所思所想訴諸筆端的鄉干部我還是第一次碰到。熱切地期望我們能成為朋友、同志，共同為“三農”做點事！再次向您致敬！
張***
jxlhlm，您好！
初讀了你的《調查報告》，你的膽子真大，寫得真好，有水平，敬佩的同時又為你擔心。中國的情況既有體制上的原因，也有民族劣根性的文化原因。我們不能什么都從體制、機制上去研究問題（當然要研究、要探討）。不要奢望回到融洽的干群關系上，這是不可能的，除了實行民主選舉制度。但實行民選，同樣又會更加動蕩。關鍵是發展經濟，經濟發展了，就好辦。基層動蕩的原因有政府和干部的失策和錯誤之處，但刁民的確不可忽視。一個把志向用在崇尚暴力的民風，肯定是不會有經濟發展。暴力是不允許的。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不用心思發展經濟，崇尚暴力，會害了中國。經濟成果會毀于一旦。鄉干部很難，我理解；老百姓很苦，我理解。大家要多理解！中國的事才好辦。
向你表示尊敬，一位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
致禮！
陳**（這位老先生是一位旅美華僑）
風云一號：你好！
說實在的，近幾年我已經很少讀過七十多頁的文章了，就算是報刊雜志上的文章也很少認真讀了，平時只是瀏覽一下新華網上的貼子，但你的這篇文章我是一口氣讀完了，而且還打下來送給我的領導和同志們也讀了，有幾個談得來的朋友我發信息把這個文章介紹給他們也讀一讀。
八十年代初，我也曾在鄉鎮工作過，現在調縣上在組織部門還是和鄉鎮聯系最緊密的，基層的情況也算得上了解，但對有的問題總感到既知道又不完全明白，模模糊糊的，你的這篇文章比較系統全面又從一定理論層面進行了闡述，看了以后為鄉鎮干部能有這樣的理論水平而驕傲，為有人敢為民請命而振奮，為中國現狀而憂慮。我為你鼓掌！
我沒有多大本事，但我愿意為老百姓吶喊，為消除時弊出力。在你為民請命的路上如需要有人幫忙，我愿意和你站在一起！
華山
風云一號同志：
自從第一天在倍可親網上見到《當鄉干二十載，歷盡滄桑》一文，粗粗瀏覽了一下以后，我便把它存在硬盤里了。直到今天才細致地讀了一遍。首先，向你致敬！我認為，文章對三農問題的分析，非常到位。雖然，我離開農村已經超過20年了，但因為生在農村，又有很多親屬目前還在農村，所以對農村并不陌生。同時，你對三農問題形成的深層次原因的分析，有很多方面對現在的國有企業都有相當的借鑒意義，所謂“隔行不隔理”，在閱讀閣下的大作的時候，我總是不時地感覺到是在說國有企業的事情。
《中國農民調查》我曾經認真拜讀過，但比較而言，閣下的文章對我造成的沖擊力更大。
如果能夠在主流渠道刊發出來，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建議向《戰略與管理》雜志試一試，那是一家很好的雜志。不論能否刊發出來，你的心血不會白流，請相信自己。
再一次向你致敬，并祝好！
一位網友
黎明：
我是寧夏大學機械學院的教師，一口氣讀完了您的《透視農民負擔——來自基層的報告（一）（二）（三）》，很是過癮。你是真正的中國男子漢，您的文章不論是文字表述還是邏輯結構，特別是有血有肉的素材和透徹的分析，都絕非我所見到的所謂大學教授所能及，我鄙視他們的垃圾文章——不過是些為了評職稱的無病呻吟。真正憂國憂民的學者已經非常鳳毛麟角了。我雖然對農村不了解，但這幾年我在國外工作時卻見識了那里的農民——和陶淵明描述的情景幾無差別。
我任教大學目前的狀況其實是您所述農村情況的另一種版本，這是我對您的文章產生共鳴的原因。學校官本位盛行，機構多的比很多小國家的機構都多，一般教師根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機構。三千多職工中，教學一線教書的大約七八百人，其余全是行政和后勤人員，此外還有一千多的臨時工。本科生的水平已不如十年前的中專生。
我雖然不知道您受教育的程度,但從文章看,你的實際水平至少達到了文科碩士程度,如果您感興趣的話可以申請論文博士,有了這個頭銜,發表的東西分量會重的多，總之趁現在你精力旺盛和國家變革時期充分利用在農村工作之便,多寫,寫好，歡迎與您交流你感興趣的任何話題。
如有空請回信，愿與您交朋友。祝春節愉快
寧夏大學機械學院段**
風云一號:
您的文章我已拜讀，寫的客觀實在,切中要害,并開出了藥方，但你千萬不要崇拜和懼怕所謂的博士和專家，我和這類人打交道多，知道他們的深淺，他們的見識(指對農村問題的透徹了解)無法和您一個在農村工作多年的公務員相比，所以你盡管和他們叫板，以我看，你才
是魯班，他們才是弄斧者，理由很簡單----他們沒有切膚之痛。另外我不認為您的工作作用不大，只要不斷地做，積累多了就會產生大的影響。
陶**（這位老先生是一位加拿大華僑）
幾個月前，新華網上一篇關于三農的帖子深深震撼了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這篇文章可以說是我們中國的新聞媒體上唯一能真實反映農村真實情況的文章，也許由于我的出身是農民家庭的緣故，我偷偷地將它下載了下來，為的是在人們逐漸將它忘掉的時候，拿出來，讓人們知道在農村還有這樣生活的一群人……
作者:jsq（這個是當年的評論，前幾天在網上搜到的）
這篇文章在網上一炮打響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在此后的十多年時間里，我在《求是》、《小康》、《經濟日報》、《市縣領導參閱》、《中國改革》、《三農中國》、《社會觀察》、《中華合作時報》、《中村工作通訊》、《鄉鎮論壇》、《西部時報》、《江西農調》、《中國鄉村發現》，以及一些高校學術刊物上發表了各類與三農有關的文章50余篇，有些直接發在網絡上的文章也有不少。文章寫多了，邀請參加各種與三農問題有關的會議、論壇的機會也多了，每年都有兩三次，其中包括一些國際性學術研討會，有多篇論文獲得各種獎項。在東華理工大學文法與藝術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等做過小范圍的演講。2007年2月，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的邀請，前往該中心做了為期一個月的訪問研究。
抨擊時弊,捍衛真理
2010年9月10日，我縣發生了一件在海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公共事件——宜黃強拆自焚事件，這一事件被輿論關注時間之長、范圍之廣、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因而注定將在中國法治進程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當時的情況是，因為輿論不分青紅皂白一邊倒指責，公知大V興風作浪，宜黃縣政府面臨巨大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我挺身而出寫了一篇題為《透視江西宜黃強拆自焚事件》的文章，該文在“財新網”首發后在網絡與媒體世界掀起了一陣驚濤駭浪，其形勢有網友形容為“大討論、大討伐、大傳播、大流行、大時髦”。尤其是文章中那句“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更是一夜之間傳遍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鳳凰衛視“名嘴”何亮亮在“時事開講”欄目專評“宜黃來信”時，堅稱“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是事實，就是真理”。此后，我又陸續寫了《龍年再說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新型城鎮化下再思宜黃事件》（原載《時代周報》）、《中國社會需要再來一次撥亂反正》、《“宜黃9.10強拆自焚事件”六周年隨想》等與該事件有關的文章，這些文章對于沖破當時主流媒體對宜黃縣政府的“集體圍剿”，扭轉輿論界由公知大V主導的、妖魔化基層政府依法強制拆遷工作，促使我國城市化健康發展等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2013年5月，南都評論記者張天潘對我進行了專訪，專訪文章《真正懂農村的人越來越少》在南方都市報發表，同時在網上推出，被眾多網站轉發，又一次引發了媒體的興趣，成為當時輿論關注的焦點，大量媒體都刊登了對這篇文章的各種褒貶不一的評論。我再次收到很多基層干部等給我寫來的書信和電子郵件。我在訪談中的一些話也再次引發網民的熱議（經過記者加工）：“慧昌”就是戳穿皇帝新裝的那個孩子；公眾同情釘子戶因為能獲得道德優越感；“沒有1%的強拆，就沒有99%自愿拆遷”；沒有依法強制拆遷，國將不國；“什么都讓政府管死了，農民有什么可以自治”；一些農村政策是在“自毀長城”(如免除農民稅費尾欠實際就是摧毀誠信道德長城)；現在各級領導以及專家學者真正懂農村的人越來越少等。
2013年2月，新浪江西開設“名家”欄目，將我納入其中。2015欄目調整，“名家”改成“文化”，其中設了一個子欄目“意見領袖”，仍把我列入其中。在這個欄目，我寫了七八篇時事評論文章。2013年3月，江西省委常委趙智勇落馬，我應約寫了一篇題為《由江西反腐形勢高漲引發的思考》的時評，深刻剖析了官員腐敗的深層次原因，包括體制問題和思想意識形態問題等。該時評在基層官員中引起共鳴。當時某市委黨校正在舉辦縣處級干部輪訓班，有學員把這篇時評打印出來在全班傳閱。有學員坦言：文章對官員腐敗原因的分析正是我們這些人內心真實寫照。
2013年3月，河南省周口市如火如荼的“平墳復耕”運動遭到媒體的狂轟濫炸——被質疑有違孝道文化和喪葬文化，有學者甚至寫文章批評周口“平墳復耕”是野蠻的暴政。被輿論一邊倒猛批的周口市政府只能以沉默應對，在這種情況下，我站出來發聲，寫了一篇題為《周口“平墳復耕”考驗地方治理》的文章，旗幟鮮明地為周口市政府的"平墳復耕"運動辯護，此文最初發表在由農業部主辦的《農村工作通訊》，后被“觀察者”等網站轉發。公共輿論場需要平衡的聲音，不一樣的聲音，給社會各界提供了另一個觀察和理解周口“平墳復耕”運動的窗口。
2013年4月，廣東陸豐烏坎事件后遺癥爆發。該事件肇始于2011年9月，曾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廣泛關注，并驚動了中央。2012年2月1日，在廣東省委的干預下，烏坎村進行了一次按《村組法》規定進行的選舉。不知出于何種目的，一次普遍的選舉在專家學者眼里卻成了“標志性的事件”，并聲稱“這是中國農村這么多年來首次以現代自由民主的方式實現了自治……它畢竟是開啟了一個先河，有了第一次，我想會被載入史冊。”為教育這些幼稚和無知的專家學者、揭示烏坎事件的實質并提供解決烏坎困境的鑰匙，我寫了一篇題為《烏坎僵局如何解套？》的文章，此文首發上海社科院主辦的《社會觀察》，隨后“觀察者”等眾多網站轉發了此文章。
2014年1月，中央八項規定實施后的第一個春節就要到了，很多單位什么都不發，這讓許多公務員心里不是滋味，于是關于公務員待遇的討論隨之頻現各大媒體。這個時候，《時代周報》編輯約我就此寫一篇時評，于是我寫了一篇題為《禁令下的基層公務員生態》的時評，此文上網后迅速引爆網絡。該文章中的一些觀點在網上廣為傳播：如果以完成的工作量和對社會的貢獻來衡量公務員的待遇，那么公務員的待遇是高的；在機關里，每天8小時滿負荷工作的人很少，絕大多數人有三分之一的時間用于工作就足夠了，再形象一點說，把縣里的機構和人員砍了一半，也不會影響政府的正常運轉。
2014年6月，全國政協副主席蘇榮被調查，新浪江西“名家”欄目約我就此寫一篇時評，于是我寫了一篇題為《蘇榮落馬后“一大四小”綠化工程如何收場》的時評，該時評并被推薦至新浪首頁，點擊率創“名家”欄目的紀錄，此文在江西官網——大江網論壇點擊率也超10萬，評論120多條。該時評在江西基層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共鳴，尤其是文中對江西歷任省委書記的評價得到普遍認同：建國以來，江西有三位省委書記在人民心中有位子，江西人民會永遠記住他們，他們是：邵式平(剛解放時江西不落后全國，南昌城市建設領先)、程世清(文革時江西工業發展，農業領先)、孟建柱(將改革開放落后于全國的江西重新帶上正軌)。
2014年8月29日，一份落款為“江西贛州市章貢區沙河鎮紀檢委”的紅頭文件在網上熱傳。文件稱，當前該鎮征地拆遷任務繁重，要確保干部吃飽吃好。但該鎮近期不少干部卻反映機關食堂飯菜放肉少，并舉例稱，8月8日中午的杏鮑菇炒肉幾乎沒有吃到肉。遂決定對食堂相關管理人員及廚師等人通報批評并處以罰款。在當時輿論氛圍下，沙河鎮紀檢委無疑受到一邊倒的指責，應新浪江西“名家”之約，我因此寫了一篇題為《為沙河鎮紀委發文批菜里沒肉叫好！》的時評，力挺江西省贛州市章貢區沙河鎮紀檢委的做法，得到贛州市干部的一致好評。
2014年10月，江西省從當年5月份起在全省范圍開展土地確權工作。這年的10月，我在K縣全縣范圍內對土地確權工作進行了調查，隨后寫了一篇題為《把握“土改”正確方向，正視“確權”實際效果――江西省K縣農村土地確權工作調查報告》的文章，該文在經濟日報旗下的《市縣領導參閱》和湖北社科院的《三農中國》上發表，后發在網上，引起了較大反響。文章認為，我國的新土改在某些方面正在迷失方向，本應“向左轉”變成了“向右轉”，文章借用專家的話指出土地確權的本質是在搞變相的土地私有化，文章還呼吁賦予農民承包土地的自決權。
2014年12月，應邀參加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在北京國泰飯店召開的“土地流轉與三農問題”座談會，針對座談會介紹的中信信托“土地信托”經驗，我寫了一篇題為《創新還是翻新？――評中信信托等機構的“土地信托”實驗》的文章，此文同樣發表在經濟日報旗下的《市縣領導參閱》和湖北省社科院的《三農中國》。文章以中信信托首單――安徽宿州市埔橋區土地信托項目為例，全面分析“土地信托”的運作機制，指出目前國內信托產品其實都是融資類金融產品，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信托，這樣的“土地信托”實驗以其說是創新，不如說是翻新，以其說是信托產生效益，不如說是把納稅人的錢洗白。這幾年，曾經在全國風生水起的“土地信托”實驗偃旗息鼓，可以說完全印證我在這篇文章中對“土地信托”實驗的預判。
2015年10月，選派機關優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工作在全國推開，江西省外加了“四幫四聯”連心小分隊活動。我本人也有幸成為一名“第一書記”。我在深入調查、認真思考的基礎上，寫了一篇題為《新形勢下大規模派干部長駐農村效果幾何？——評當前全國各地開展的機關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活動》的評論文章，該文原載經濟日報旗下的《市縣領導參閱》，后來發在網上，受到廣泛且持續的關注，在基層干部群眾中引起強烈共鳴。以微信公眾號“新三農”為例，該微信在2015年和2016年兩次推出此文，總閱讀量近20萬，其中20016年因為傳播最廣被冠以“最強音”。一篇政策評論文章能獲如此關注，一定是觸碰到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我相信歷史終將證明，這篇文章所說的都是正確的。
2015年10月，我在縣統計局當了近10年的副局長，曾發誓要把統計數據失真問題的內幕公之于眾，以此推動中國統計改革。2004年，我曾用化名寫了一篇題為《親歷經濟普查——個縣經濟普查辦公室主任的自述》的文章，該文在中央一刊物內參發表，引起了包括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德水在內的高層領導的關注。2015年2月，湖南省衡山縣和長沙市天心區在統計和“三經普”中虛報數據被查并被曝光，我因此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統計失真時代》的文章，借著對該事件的評論，把10年前的那篇文章附在里面，此文在湖南省社科院《中國鄉村發現》雜志上公開發表，發上網后被眾多網站轉發，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被網友稱為“中國統計改革萬言書”。
2016年2月，我國的“占補平衡”和“增減掛鉤”政策變形，以及因此造成大量財政資金浪費和耕地被侵占的問題一直令我揪心，經過大量的調查和思考，我寫了一篇題為《耕地賬上的數字游戲糊弄了誰？——從“占補平衡”和“增減掛鉤”變形看我國的耕地保護政策》的文章，該文也發表在經濟日報旗下的《市縣領導參閱》和湖北省社科院的《三農中國》，發上網后，微信和網站編輯把文章題目改成《農村土地政策，全國都在騙中央》，結果大大提高文章的影響力和傳播范圍，因而產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對中央政府及時調整相關政策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2016年4月，《中山日報》為配合西區舊城改造，分四期刊發了由周儉撰寫的《城市拆遷的思考》，這是一篇為強拆正名的文章，該文多處引用并贊同我5年前關于強拆一些觀點。我在網上偶然看到這篇文章，遂寫了一篇題為《中國社會需要再來一次撥亂反正——讀
2016年7月，我在參與中國鄉建院山東省微山項目工作期間，對微山縣歡城鎮東村發展集體經濟的情況進行了調查，撰寫了題為《發展集體經濟的調查與建議——基于山東東村的調查》，此文首發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三農中國》，同時在網上有不少轉發。該文認為，中國農村改革的過程就是去集體化的過程，這是中國絕大多數行政村都變成“空殼村”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基層組織政治動員力和社會治理能力持續弱化的最重要原因。文章用數據和事例說話，介紹了東村20多年來，堅持走集體化道路，發展集體經濟所取得的成績。文章試圖引導人們思考一個重大而緊迫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中國農村改革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轉”還是向“向右轉”？或者說鄧小平“二次飛躍”的遺訓要不要實現？
2016年9月，在我國進行了十年之久的新農村建設，并沒有取得讓社會各界尤其是農民群眾滿意的效果，我在多次考察了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新農村建設點后，寫了一篇題為《郝堂村PK江背村，兩種觀念兩重天——從社會力量主導的新農村建設看鄉村復興之路》的文章，該文章在湖北省社科院《三農中國》上發表，文章通過對江西省紀委在我縣東陂鎮江背村搞的一個新農村建設點與中國鄉建院在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郝堂村搞的新農村建設點的對比，反映出兩種理念、兩種方法在新農村建設上的不同效果，并指出創建“綜合農協”體系，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是中國實現鄉村復興的正確道路。文章對宜黃乃至江西全省正在興起的鄉村旅游開發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事實上有些項目因為受到這篇文章的啟發已修改了原來的設計方案。
2017年3月，在全國多數地方土地確權進入檢查驗收階段，我寫了一篇題為《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江西省K縣農村土地確權再調查和再思考》的調查報告，這是我寫的第三篇有關土地確權的文章，也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篇。文章發表后，面對這篇文章提出的問題，面對這幾年來關于土地確權的滔滔民意，我們看不見高層主管部門采取切實措施對現行土地確權政策進行必要的檢討與修正，看到的只是利用行政權力向基層政府施壓。這種做法有違我們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有錯必糾、知錯必改的工作傳統，更與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相背離！（還有一些不錯的文章，此外這6年為政協撰寫的10篇調研報告也大多可圈可點，位由于文章篇幅的限制不能在此點評，有興趣者可進新浪“宜黃慧昌的博客”）
不忘初心、矢志前行
一個健全的社會,總是需要有一種思想的力量,批判的力量，但中國社會缺乏的正是這樣一種力量——這與我們的傳統文化有關，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先天缺乏批判性，儒家文化沒有自我、局限思想、限制言說、主張聽話；也與中國社會形態有關，因為中國是權威社會，權威社會就是不希望你懷疑，就是要你崇拜和迷信。魯迅曾說過:“中國只有兩個時代。一個是暫時坐穩了奴隸的朝代,一個是求做奴隸而不得的朝代。”我曾和江西省委某部門的一個同志聊到這個問題，他說：江西干部太保守，凡事明哲保身，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確如此，蘇榮在江西搞的“一大四小”便是例證。我曾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批評“一大四小”是勞民傷財工程，但批評的聲音太小，如果有幾十個、幾百個人站出來反對，結果會如何呢？
共產黨執政也會犯錯誤,需要通過監督來解決。毛澤東曾經說過：“只有讓人民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會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寫到這我想起有人提的一個建議：我們國歌的歌詞要改一改，為什么一定要到“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呢？平時干什么去了？如果在最危險的時候到來之前就發出聲音，然后把問題解決掉，如此“最危險情況”或可避免（當然這有點調侃的意味）。想想當今中國社會很多問題正是這個樣子，比如，破壞耕地的事每天都在發生，土地確權連小學生都知道搞錯了，但就是沒人去管去糾正。比如，一些地方官員，平時小事沒人管，等到出了大事就什么官都來了，但很多時候為時晚也！
進入21世紀魯迅精神是否過時了？沒有，只要我們的社會還存在禍國殃民的毒瘤，只要還存在反社會，與人民為敵的惡勢力；只要還存在為人不齒的種種社會丑惡現象；只要還存在不公正、不合理、不合法的陰暗面，偉大的“魯迅精神”將共江河長流，與日月同輝！我很希望以魯迅為榜樣，寫出“是投槍,是匕首”的文章；我也認同戴旭“仗劍直言，血濺文章，為國請命，甘為鷹犬”的文風，但身為體制內的人，還是有很多的顧慮和約束，寫文章必須堅守若干底線。
這么多年來，是什么力量支持我以筆為武器，不計個人得失，不怕政治風險，不遺余力地為三農吶喊，替基層發聲，抨擊時弊,捍衛真理？我想，首先是骨子里源于中華傳統文化的紅色基因——“位卑未敢忘憂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其次是感黨恩。沒有鄧小平恢復高考，我們這些農家子弟就不會有今天這份工作；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就不會有今天的國泰民安，公職人員無疑是改革開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其三是感老百姓衣食父母恩。我們所擁有的每一樣東西無不是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我們應當以什么方式回報老百姓衣食父母之恩？其四是社會各界人士的支持和鼓勵，這其中包括網友的支持，志同道合者的支持，還有身邊同事、朋友的支持。
更難能可貴的是，很多時候還能得到上級領導的支持甚至是保護，這或從一個側面說明共產黨是一個開放的黨、開明的黨，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這個黨是有力量和有希望的。我時常被來自上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所感動，有時甚至是熱淚盈眶，我因此感到我所做的一切是有意義的，也是值得的！現在，從科級干部的崗位上退下來，我是否應當從此“不問政治、獨善其身”呢？我的選擇是：不忘初心、矢志前行！下面貼上兩位志同道合者對我文章的評論，以此自勉：
網友“何苦”在新撫州網論壇對我《新形勢下大規模派干部長駐農村效果幾何？——評當前全國各地開展的機關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活動》一文的評論:李昌金老師身處基層，長期從事基層農村問題的研究，對農村的真實情況有深刻的了解，對農村存在的問題看得非常準，非常實。這篇文章針對當前中央有關政策進行研究，其觀點鮮明，大膽敢說，提出的問題實實存在，實事求是，切中要害，表現出一個農村理論研究人員的責任和擔當，非常令人佩服。本人對當前一些農村政策的看法與李老師相似，對于中國形式主義頑癥看在心里，急在心里，也痛恨在心里。一個有近百年歷史的老黨，一個執政70多年的執政黨，跳不出形式主義的怪圈，這是很奇怪的事情。希望李老師寫出更多更好的東西！
中國鄉建院院長李昌平對我《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江西省K縣農村土地確權再調查和再思考》一文的評論：李昌金這些年用血寫文章，文章越寫越好。中國基層有幾個人發聲很有份量，讓有些人不安和厭惡，李昌金是其中之一，李昌金是真正忠于良心、忠于事實、忠于人民、忠于黨的體制內的好黨員，好干部！他和何平等人一樣，不茍且偷生，不怕扣妄議的帽子，一直堅守初心，聲聲啼鳴都帶血。生命不息，啼鳴不止。敬佩！
現在基層像李昌金、何平、智廣俊和前不久聯名上書的浙江18名村官這樣的基層干部越來越多了，在網絡的幫助下他們在基層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個人感覺農村改革已經呈現＂底層突圍＂趨勢，由精英集團＂頂層設計＂主導的以土地變相私有化為核心的農村改革攻堅戰，表面上在體制的強力推動下熱熱鬧鬧，但實際上在實踐層面已經越來越受到廣大基層干部和大多數農民的軟抵抗，這和70年代后期很相似。
鄧小平遺訓農村改革要＂二次飛躍＂似乎民心所向、不可阻擋！今天三農的核心問題不再是土地制度的問題，憲法規定的農村土地制度（除征地制度外）基本沒有問題，農村農業發展道路問題、農民國民待遇問題、鄉村治理問題才是真問題。
農業部主推的土地確權登記頒證、三權分置、長久不變——農村改革攻堅計劃，實際就是徹底否定共產黨革命和社會主義制度合法性的計劃，如果真的執行徹底了，十年后，誰都無法用共產黨制定的法律體系來＂法治＂混亂不堪的三農，共產黨如果真想長期執政，就必須重視李昌金這類基層實踐者的意見，認真檢討農村改革，踐行鄧小平＂二次飛躍＂，為李昌金加油！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