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統計局對外公布的《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底，農民工總量達到28171萬人。在超過2.8億的農民工大軍中，本地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民工）為11237萬人，比上年增長3.4%，增量占新增農民工的88.2%；進城農民工13585萬人，比上年減少157萬人，下降1.1%。“一增一減”，“外出農民工增速繼續回落，跨省流動農民工繼續減少”的現象已相當明顯。
農民工進城務工始于上世紀80年代，當時城鄉之間存在巨大發展差距，東部沿海城市、地區中心城市等迅速吸引了大批農村富余勞動力進入，為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勞動力紅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規模越來越大也成為農村“空心化”的一個重要誘因，農村出現了以“三留守”人員為代表的社會問題，尤其是進城務工造成的家庭親情割裂，是進城務工附帶的巨大社會成本。
當前，本地農民工不斷增加、跨省流動農民工不斷減少，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更加趨于平衡協調的積極信號，是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外在表現。越來越多的農民工能夠在家門口實現就業，做到“家”“業”兩兼顧，對于緩解農民工不斷向大中城市集中造成的一系列問題具有積極意義。
跨省流動農民工不斷減少這一趨勢，與我國近幾年實施城鄉、區域統籌協調發展，推動農民工等群體返鄉創業就業，新型城鎮化不斷推進以及“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群體的自身特點等密不可分。
城鄉、區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是農民工進城務工的最原初動力，對老百姓而言，最直白也是最有力的道理就是哪里有錢賺去哪里。近些年，國家大力加強城鄉、區域之間的統籌發展，本地農民工的不斷增加反映出了這一政策正在逐漸顯現實效。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實力在快速上升，區域經濟發展更加平衡，對農民工的吸引力在不斷上升。
近年來，國家大力推動農民工、大學生、退伍軍人等人群返鄉、下鄉就業、創業，農村地區掀起了一股“雙創”的新潮流，尤其是農村規模經營、鄉村旅游、電子商務等新產業、新業態的蓬勃發展，留住了一批農村勞動力，也吸引了一批勞動力，這也是越來越多農民工本地就業的重要原因。
2014年國務院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提出明確的目標：到2020年，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努力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在這一新型城鎮化目標的推動下，各地方政府不斷優化發展環境，為本地農村勞動力提供更具吸引力的住房、醫療等公共服務，提供就業創業的各類優惠政策，客觀上吸引了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留在家鄉。
再加之當前農民工群體進入以“80、90后”為主的“新生代農民工”時代，他們比自己的父輩更加看重城市對他們的接納程度，看重居住、生活環境，看重自我價值、個人尊嚴的實現感，這些也讓他們更加理性地選擇工作地。
農民工絕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勞動力資源，近幾年農民工規模增速放緩和用工成本的不斷提高說明了這一點。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邏輯上來判斷，隨著東部地區的產業轉型升級速度不斷加快，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也是大趨勢，勞動力資源需求總體上將會呈現不斷增長的態勢。勞動力主要輸出地如何把勞動力資源留下來、引回來，關乎中西部地區的長遠發展。
因此，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在當前本地農民工不斷增加，跨省流動務工不斷減少的情況下，要因勢利導、創造條件讓更多農民工實現家門口就業。一方面，中西部、中小城鎮要不斷增強“硬實力”，要繼續加快經濟發展。就業機會、薪資水平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指標依然是對農民工的第一吸引力。只有不斷挖掘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潛力，增強縣域經濟的發展活力，才能讓更多農民工有在家門口賺錢的就業機會。
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增強“軟實力”，農民工選擇外出務工與否，就業、薪資是第一考慮的因素，但絕非唯一因素，公共服務、家庭親情、生活質量、社會包容度等軟性因素都是他們在乎的。例言之，打工的薪資能否按時、足額發放，到政府辦事是否順暢，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水平如何等，都是農民工是否留下來的重要因素。要從這些軟硬條件出發，去給農民工留在本地就業更多能說服自己的理由。
總之，跨省流動農民工的持續減少是個好現象，各地有義務繼續創造各種有利條件，讓農民工在家門口也有份高薪的工作，讓他們不再背井離鄉，這既是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的內在要求，也是我國實現更加公平、協調發展的重要目標。
當前，本地農民工不斷增加、跨省流動農民工不斷減少，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更加趨于平衡協調的積極信號，是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外在表現。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2017年05月10日0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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