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兩天我有幸受邀參加同濟大學110周年校慶學術活動“新型城鎮化與農民工市民化”學術論壇，跟這么多著名專家學者們一起交流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受益良多。雖然“農民工市民化”這個詞經常聽到，但其確切含義我以前真沒有好好思考過，不過那天聽到專家們討論上海市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總感覺跟我的想象有點對不上，我家的兄弟姐妹中有好幾個農民工家庭，要他們能在上海實現“市民化”，真有點超出我的想象。因為當年我從廣西調來長三角工作，也曾想到過上海，但終究因為對上海生活成本的恐懼，沒有能夠下得了決心，其實在我的大學教授朋友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我一個，畢竟要在上海安排一家大小的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個大學教授尚且如此，農民工如何有能耐在上海實現“市民化”呢？這個問題想來還挺有點嚼頭，于是想說說自己的一些看法。
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的由來
農民工市民化這個說法，實在是很具有中國特色的，大致是因為我國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政策在1978年開始松動，允許農村勞動力（起初說是剩余勞動力，其實真不是剩余的，而是精挑細選的，真正剩余的都留在農村了）到城里務工，這就是所謂的農民工——一個身份是農民，職業是工人，戶籍在農村，工作在城市的特殊群體。這個群體身份的特殊性，使他們雖然在城市里生活卻不能與城市人一樣平等享受社會福利：他們的孩子不能在城市上學，他們自己不能在城市享受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不能參加體制內的工作崗位競爭，等等等等，只能憑借自己的身體素質，在城市掙得比農村種地稍高一點的工資收入。后來隨著市場化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城鄉勞動力市場也進一步融合，計劃經濟時代的單位制社會保障逐漸走向社會化，農民工也能夠通過在城市就業獲得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等公共服務，也有部分事業成功的農民工通過購買住房獲取城市戶口變成了真正的城市居民，過著跟城里人一樣的生活，不過，這畢竟是少數，在農民工隊伍中屬于百里挑一。對于大多數農民工來說，仍然是過著“候鳥式”的生活，像鐘擺一樣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搖曳漂泊，由此帶來許多社會問題：一是農村精壯勞動力流入城市卻不能在城市定居，只能將婦女、兒童、老人留在農村，所造成的家庭碎片化，帶來嚴重的家庭關愛缺失，危及城鄉社會穩定；二是農民工進城工作卻不能定居，只能把在農村承包的土地使用權當做自己最后的退路，哪怕撂荒也不敢放手，導致農村土地經營規模化難以實現，影響農業收益與糧食安全，農村經濟日漸凋敝；三是由于不明原因導致的城市房地產越建越多，依靠城市居民房地產市場無法出清，而因戶籍等制度阻隔下的農民工沒法落戶城市成為接盤俠，催生了許多“鬼城”；四是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產業結構不斷升級，但農民工的就業結構卻相對穩定，使工業化與城鎮化不能步調一致，偏差越來越遠.....凡此種種，產生了一項新的需求，那就是希望農民工能舉家在城里留下來，這樣就讓家團圓了，讓出的土地規模化了，城市的房子有人買了，城市人口增加能夠趕上工業化了，看起來是個不錯的主意！由此可見，頗具中國特色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總結起來說，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
農民工進城“市民化”離現實太遠
那么，大家是如何理解“農民工市民化”內涵的呢？從現有研究來看，專家們主要關注的是如何讓農民工成為“市民”，并確信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如何讓農民工能夠順利移居到城里。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到2020年我國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要達到45%左右，因此要努力實現1億左右的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因此，各個城市的專家學者就開始研究有哪些因素會阻礙農民工移居城市：進行戶籍制度改革放松城市落戶條件、籌辦農民工子弟學校、支持農民工進城買房、農民工進城享受社會保障均等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浮現出來并且進入決策視野。然而，這些舉措真的能夠讓農民工進城實現“市民化”嗎？一則報道說，不久前某權威單位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中西部約一半農民工不想進城，66.1%的農民工表示到了一定年齡就回鄉。看到這個數字，你還相信農民工能夠進城實現“市民化”嗎？所以，當我在上海聽到專家們討論上海的農民工如何實現“市民化”時，就明顯感到與現實有差距，因為我實在無法想象家里那幾個農民工兄弟如何會在上海實現“市民化”！原因在于：
一是城市的生活成本讓農民工根本就進不去。2016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東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收入為3454元，中部地區為3132元，西部地區為3117元，現在上海市的房價平均也在5萬左右每平方米吧，即便是中西部地區的二、三線城市，房價也在6千以上吧，這樣的收入與房價懸殊比，即便戶籍放開，農民工又如何進得去？即使農民工在家里承包的土地可以變賣，現在農村土地價格也怕難以應對城市的房價，更不用說農民還沒有這樣的權力，因為農村土地所有權是集體的，農民只有承包經營權。所以，農民工市民化的困難真的不是“戶籍問題”，城市生活成本才是最大的門檻。像上海目前的房價，談農民工在上海實現“市民化”，真有點“云想象”的感覺。
二是城市政府與居民根本不歡迎農民工進去。從現在各個城市推介出來的所謂支持農民工市民化的措施來看，政府壓根就不想讓農民工進城。比如，為了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各城市似乎非常賣力，辦起了很多“農民工子弟學校”。“子弟學校”這個詞在我小時候聽說過的，而且非常羨慕那些上“子弟學校”的學生，因為那是“特權”的象征。“機關幼兒園”只有機關工作人員的小孩可以上，“某某企業子弟學校”只有在這個國有企業的職工子女可以上，“大學附屬學校”只有在這個大學的職工子女可以上，我們農民子弟那時只能到村莊里上學，聽的是農村代課老師講的課，不能像“子弟學校”里的學生，聽的都是正統科班老師講的課。可是現在輪到“農民工子弟學校”了，那還是特權學校嗎？顯然不是，相反，現在是農民工子弟學校里的老師是代課老師，是雜牌軍。那就意味著農民工子弟即便進了城，以前不讓子女在城里讀書，現在允許了，但只能在這種專門為“農民工子弟”設立的學校讀書，老師也不知道是從哪里拼湊來的。為啥不能把農民工子弟安排在原有的城市公立學校讀書呢？政府說安排不下，居民說這會影響他們小孩的學業。除了小孩讀書，城市醫療、衛生、公共設施等等都或多或少存在這樣的歧視，可見，農民工即便想進城，可是人家不歡迎啊。
三是城市的情感失落讓農民工根本就不想去。人是社會的人，生活在復雜的社會關系當中，這種關系是否和諧直接影響到生活的質量。農民工這個群體的特殊性就在于他們原本是農村人，干著農活，相處著鄰里鄉親，村里村外都認識，大家誰也不把誰當外人。現在來到城市，城里人把他們當作外來人，當作農村人，在他們面前始終有一種優越感，也的確有優越感。城市居民與農民工很難有心理認同。他們為啥被城市人稱為“農民工”，在城里的工人也沒有一個專門的名詞叫“城市工”啊，更不用說有不少政府部門把農民工視為一種負擔，用各種方法驅除農民工了。在城市得不到情感上的認同，使許多農民工只把進城當做賺錢的手段，而不是歸宿，這是許多農民工壓根不想進城定居的原因之一。
由此觀之，農民工“市民化”不能簡單理解為就是進城定居，其含義還包括工作就業的市民化，經濟來源的市民化，生活方式的市民化，政治參與的市民化，社會關系的市民化，心理認同的市民化，公民權力的市民化。如果這樣理解，現在的農民工要想進城實現“市民化”，真的有些遙遠......
農民工市民化還得依靠鄉村發展
從現實來看，農民工市民化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由于各方面的條件限制，能夠依靠進入城市實現“市民化”的農民工畢竟是極少數。真正能夠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地方是在鄉村。這個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在鄉村如何實現“市民化”呢？“鄉村”既可以是自然形成“鄉村聚落”，也可以是行政管轄的邊界。在大多數情況下，自然村落與行政區劃具有一定的重疊性。在中國，“鄉村”指縣域以下的更大區域，因此包括縣、鄉（鎮）、村這三級農村行政體系。在縣以上的行政區劃，就是我們說的城市了，前面所說的這些城市農民工進不去、不讓進去也不愿進去，而“市民化”又是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的必然，那縣、鄉（鎮）、村就可能成為農民工市民化的主要載體，鄉村發展才是我國農民工“市民化”的可靠依托。原因在于：
一是面對城市越來越高的門檻，農民工選擇了回家，農村縣城成為他們的理想去處。最新的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盡管農民工數量還在增加，但很多人是選擇在本地打工，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數量在減少。這一方面是農村經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城市門檻過高。回到家鄉當然不是回歸農田，還是繼續打工，在農村非農就業崗位比較集中的地方，當然是縣城了。因此，農民工返鄉不管是就業還是定居，縣城都成為他們的理想選擇：這里生活方式跟城市類似，這里房價沒有大城市昂貴，這里能夠一攬子解決家庭團聚和小孩教育問題，這里左右都是鄉里鄉親沒有心理的隔閡。在縣城買一套100平米的房子，總價40萬，夫妻兩各找一份工作收入每月在6000元左右，一邊還著房貸，一邊謀劃著未來，過著城里人的生活，守著一家老小，無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真正有一種“市民化”的感覺。
二是面對農村越來越多的機會，農民工選擇了創業，鄉村成為他們實現夢想的福地。經過數十年的在外奔波，不少農民工有了一些積蓄，也累積了不少人脈，學會了許多經營管理技能，創業始終是許多農民工揮之不去的夢想。然而，在大城市里，這點積蓄，這點技能，這點人脈，恐怕還沒有進入市場就被競爭的人流淹沒，回到自己的家鄉，這些錢這些人這些知識就會派上大的用場。更為重要的是，自2005年中央政府提出新農村建設以來，提升農村發展能力成為歷年的政策關注點，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鼓勵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特色小鎮建設等等政策措施，讓鄉村創業在各地的發展如火如荼，鄉村成為農民工實現他們在城市無法實現的夢想的福地。通過在鄉村創業，農民實現就業方式非農化，生活方式城市化，從而真正完成向“市民化”的華麗轉身。
在我看來，實現農民工市民化不能僅僅把眼光局限在城市，甚至可以說，城市不是農民工市民化最為理想的載體。事實上，農民工市民化最為根本的含義，并不是刻意讓他們居住在城市，而是讓他們能夠享受到與城市相同的公共服務，因此，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增加農村公共服務，才是政府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最應該努力的方向。
（作者：江蘇大學教授博導，廣西特聘專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三農莊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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