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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如何拯救中國農村的流出性衰敗?

[ 作者:鄭永年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6-12 錄入:王惠敏 ]

我自己來自農村,一直以來對農村非常關注。這幾年我先后在南方的浙江、廣東、廣西等地的農村花了很多時間進行調研,考察農村的貧困現象。今天我想從基層治理與扶貧這個角度來談一下農村的貧困問題。

扶貧不僅僅是經濟問題

這些年,中國政府發起了一場全國性的反貧困運動,即精準扶貧。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做這樣的事情,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政府可以這么做。盡管世界上大多數政府也認識到扶貧的重要性,但它們沒有能力像中國那樣做。從這點來看,精準扶貧運動體現出了中國的制度優勢。

不過,我個人認為,扶貧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制度問題。尤其是對農村來說,貧困是一個治理制度的問題。農村的貧困也表明國家治理能力的不足,這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這樣。真正讓人脫離貧困,用制度來保障他們不再返回貧困,這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不容易的。扶貧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

從宏觀上說,中國的扶貧非常有必要。我認為,扶貧的方法和制度建設還需要結合起來。沒有農村治理制度的建設,扶貧很難實現可持續發展。

首先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理解今天中國農村的貧困?我認為,有兩個因素非常重要。第一個是普世性,主要是指全球化過程。大家可能會問為什么全球化跟中國的基層貧困能直接聯系起來?這是因為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全球化導致了農村的貧困。全球化對農村的影響主要在于全球化在農村勞動力與國際市場之間建立了一個最直接的聯系,而這種聯系以前是不存在的。全球化把農村的所有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和土地,跟全世界直接聯系起來了。

全球化與農村的貧困

就中國來說,在很長時間里,珠江三角洲每年吸引了高達3000多萬從中國各個地方來的農民工,這些農民工把自己最廉價的勞動力投入到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的中心,是因為中國農民的廉價勞動力和中國農村廉價的土地。誠然,今天我們的制造業中也有一些技術含量高的公司,如華為,但早期主要是靠勞動力和土地的要素優勢。

當這些農民離鄉別井到珠江三角洲一帶打工后,他們確實能感受到更好的生活,因為掙的錢比務農要多得多。不過,根據我的觀察,到外地打工不足以使他們脫離貧窮。盡管他們賺了一些錢,但沒有制度基礎保證他們完全脫離貧困。中國城鄉二元的戶口制度沒有得到徹底的改革,很多人在珠三角打工十幾年,一旦失去工作依然很可能要回老家。無論是生活在城市里的農民工,還是回老家的農民工,很多人都還是處于貧困邊緣的狀態,一旦失去工作,就會再次陷入貧窮?;蛘哒f,他們沒有可靠的制度保障。

當然,全球化導致農村的貧困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西方發達國家,例如美國,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前,其中產階級規模超過70%,到現在剩下50%都不到。這個就是全球化帶來的問題。多年來,大家都關注如何從全球化過程獲取好處,但是忘記了小城鎮,忘記了鄉下。這也是現在西方民粹主義崛起的根源。中產階級規模縮小了,甚至有些地方中產階級變得貧困起來。

在這方面,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做法值得關注,盡管人們在價值觀上不認同他的做法。比如他重新開放一些以前因為環保問題和氣候問題關掉的小企業,像煤礦。這些企業都在小城鎮,它們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被忽視而導致了相對的貧困。法國等歐洲國家的情況也差不多。

農村改革的失效

第二個因素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失效。中國的農村改革在上世紀80年代最有效。從世界范圍來看,上世紀80年代中國脫貧的農民是最多的。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自己也在農村,見證了兩波改革,即第一波的農村生產承包責任制,以及第二波的鄉鎮企業發展。為什么當時的農村改革非常有效呢?這兩波的改革,對農民財富的積累是有貢獻的?;蛘哒f,這兩波農村改革是“積累性”的。但是上世紀90年代以后,農村基本上沒有很大的改革,除了政府取消農業稅,向農村讓利,農村本身沒有多大的改變。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到今天為止,仍然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我自己創造了一個概念來描述當今的農村貧困,我把它稱為“流出性的衰敗”。所謂“流出性的衰敗”就是說農村的生產要素,只有單向流出,沒有流入。我每次到農村就很感慨:農民一旦富裕了就會離開農村搬進城里。即便這些富裕農民有時候也會在鄉下重新蓋個房子,但這不是其長期據點。農村沒有工作,年輕人就往外流出?,F在中國農村的生產要素都是單方面流出的,社會資本進入農村是受制度限制的,而農村對人才沒有任何吸引力。

政府在農村確實有投入,比如取消了農業稅,但是農村自己基本上是沒有任何投入的。實際上,資源一直是從貧窮的農村流向城市的,包括人、財、物。對農民來說,誰不向往城市生活呢!誰不向往把自己的后代送往城市呢!這樣下去的話,農村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最近我也在考慮中國城鎮化怎樣進行下去的問題,因為這跟農村建設是非常相關的。如果城市化搞不好,農村建設也永遠搞不好。我在思考如何建立一種資源分散性的城市化,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永無止境地把所有的優質資源都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

今天的扶貧,我們可以把它簡單地理解為政府對農村的投入,或者通過扶貧形式的財富再分配。這種再分配可以通過行政的方式,也可以通過稅收的方式。

現在的農民跟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農民不一樣,他們也是受過教育的,其權利意識跟以前的農民不一樣,尤其是第二代農民工。農民工回農村后,還是希望享受城市的生活,比如說要有洗澡設備、衛生條件,要有暖氣、空調,但農村的條件確實有限。現在內地農村的環保問題越來越嚴峻,就是因為農民一家一戶地在追求城市的生活方式。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農民的權利意識在提升。

貧困導致社會不穩定

農村的貧困會導致不穩定,也沒有人會懷疑政府大量投入的重要性。但是,如果從基層治理這個層面去看待貧困問題,就會發現矛盾:一旦政府減少了投入,貧困又會重新出現。扶貧只是一種緩解作用,不是在根本解決問題。

所以我一直想把扶貧放在中國的基層治理制度里面。農村治理所面臨的局勢是非常嚴峻的。我今天提出三個問題供大家思考。第一個問題,我們在農村是不是還有有效治理?第二個問題,現在治理農村的是不是我們所認同的那種治理?第三個問題,農村的治理究竟應當怎樣進行?

這三個問題看著簡單,但我自己想了好久,并不好回答。因為現在不少農村地區出現了無政府狀態,或者說政府不能發揮正常的作用了。所以,一些農村出現了黑社會化,甚至黑白不分的現象。當然,“無政府狀態”也是一種治理狀態,只是說這種治理狀態不是我們所認同的。

中國一些基層“霸”字流行,這是很長時間以來的一個現象,也是大家一直在討論的,即“惡霸”很多,如“區霸”“校霸”“路霸”“水霸”“電霸”“地霸”……這是很成問題的。這些“霸”也是老百姓所痛恨的。所有這些“霸”隨意欺負老百姓,是農村穩定的一個惡瘤。

今天,因為有這些“霸”,扶貧的經濟利益或者其他一些利益,一到農村都會被這些“霸”所捕獲。

農村的扶貧與反腐敗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應當在農村做三件大事情。第一件是大力扶貧。這件事情正在做。政府的投入非常重要,沒有投入的話矛盾會越來越激烈。全球化的趨向是不可改變的,而全球化會繼續影響農村。中國也是一樣,中國如果要成為全球化的領頭羊,全球化這些因素對中國農村的負面影響一定要重視起來。

第二是中國農村的反腐敗。我認為,今天拍“蒼蠅”的效用會高于抓“老虎”。“大老虎”已經抓了很多,也會繼續抓下去,但對老百姓的功效沒有那么大。底下的那些“蒼蠅”或者“霸”,跟老百姓的生活是有密切關系的。因此,執政黨在打“老虎”的同時還是要把這些惡霸打下去,把基層的腐敗反下去。

第三,更重要的是基層的改變,尤其是要改變資源單向地從農村流出的情況。政府應當通過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改革,允許各種生產要素實現雙向流動。無論歐美還是其他國家都是這樣。當城市化達到了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水平,也就是在70%左右的水平時,社會出現的現象就是“富人的鄉下,窮人的城市”。因為窮人需要城市,城市生活非常方便。如果社會環境改善、公路修起來、學校辦起來、服務業也有了,小城鎮的生活會非常好。

如果中國現在不改變這種單向的流動方式,光靠政府一家去做扶貧,無論投入多大,效果都不會太好。所以,政府資本要和社會資本結合起來——當然也要預防社會資本的負面作用,因為資本的本質是剝削農民,這一點要我們通過各種制度把它規制好。但我們應當鼓勵社會資本流入農村,跟政府資本結合起來,來促進農村本身的發展。

這樣多方面的結合,就可以使中國農村的腐敗控制在我們可接受的程度內。甚至最后也可以出現我們現在提倡的“美麗的鄉村”。中國出現像歐洲那樣理想的鄉村,也不是沒有可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吧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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