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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的貧困化:政治史以外的視角

[ 作者:海外漢學研究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6-23 錄入:19 ]

——講讀費正清《中國新史》

導讀:按照慣常的政治思維和話語分析,我們往往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的貧困歸因于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度和分配不公,認為農村普遍存在地主對佃農的剝削,從而要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開展土地革命。這一階段也被命名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寫入官方歷史教科書。除此政治史視角之外,西方還有一派學者認為,鄉村貧困主要不在于分配不均,而在于本身生產能力不強,即關鍵在生產而不是分配。形象地說,爭論的焦點是沒把蛋糕做大還是沒把蛋糕分好的問題。今天我們來聽通識講讀社侯且岸教授解讀這個政治史以外的分析視角。

今天我們繼續來看費正清的《中國新史》。我們上次談到費正清的《中國新史》究竟新在哪里,主要向大家介紹了一些研究的取向。這次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是談一談費正清對中國社會問題的研究當中究竟和我們傳統的研究有哪些不同?哪些是我們原來沒有想到的東西而費正清看到了。我們在認識問題的時候,有時往往會陷入某一種規范的認識當中,陷入了一種范式(Paradigm)當中。當陷入了某一種范式以后,就會沿著別人提供的一種認知路徑一直想下去,但同時又有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根本不去考慮在這個范式之外還有什么問題。今天我們講的關于中國農村貧困問題就是一個典型。

這個問題探討的是,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造成中國農村貧困的原因究竟在哪里。習慣上我們認為,中國農村的貧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不平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占有來決定的,只要把這個制度改變了,整個農村就會有好的發展,有一個非常好的發展前景。那么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費正清在《中國新史》這本書當中就提到了這方面的研究。

他首先談到的是,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其實中國已經開始了它的工業化,并且工業化的發展還初步具有了一定的規模,比如說他舉了一個例子:到20世紀到三十年代中期,中國棉花的產量和銷量幾乎是相當于英國和德國的總和。所以當時整個社會的生產力也是在發展,也步入到了一個近代化的軌道。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的廣大農村不存在貧困的問題。他說,從發展來看,中國幅員遼闊,從中國的廣大農村來看,盡管它剛剛開始初步的工業化,但是整個農村的貧困化程度還是非常嚴重的。那么造成中國農村貧困化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在費正清看來,他首先認為這是中國農村十分低下的生產力水平所導致的。

為什么會說生產力水平處于低下狀態呢?他的理論根據是,這是由于人口的過分增長所帶來的壓力造成的。我們知道,中國人口總數在清末已經超過了四億,在《辛丑條約》中規定戰爭賠款的時候,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實際上是按照當時的人口來確立的,當時的人口已經達到了四億五千萬。而且四億五千萬當中,絕大部分人口是在中國的農村,大量的人口的增長,也就帶來大量的農業勞動力介入,但是這種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并沒有帶來成比例的這樣一個農業的發展。為什么呢?這就是涉及到西方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他們所提出的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叫作過密化,也叫作內卷化,英文叫做Involution。

內卷化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大量的勞動力的介入,同時由于土地的增長是有限的,所以在有限的土地當中,勞動力的投入雖然是多了,但是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卻并沒有提高,而隨之而來的是被經濟學家稱之為叫做“邊際報酬遞減”。這個邊際報酬遞減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呢?邊際報酬英文叫Margin,Margin這個概念實際上就是講的是一種數量不大的這樣一種利潤。聯系起來看,勞動力投入很多,但是土地有限,勞動生產率本身沒有提高,而且它的利潤還處在了一個遞減的狀態。還不能說勞動完全沒有造成整個產量的增長,只是這種農作物產量的增長只能保持在為勞動力提供再生產,或者是養活勞動力,它不可能使農產品有一個大批量的生產,使這樣一個大批量的農產品介入到商品領域,介入商品的流通,實現商品化。

美國有一個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黃宗智先生,他在他的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里面專門分析了這種過密化。過密化是中國古代經濟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當然,黃宗智先生也提到過密化的理論也并不是他首先提出來的,是美國的一個著名人類學家吉爾茨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研究印度尼西亞的農業經濟的時候提出來,這個觀點主要分析的是關于水稻的種植,認為投入的勞動力很多,不斷地投入,但在有限的土地當中,勞動生產力沒有提高,并且邊際的報酬遞減。黃宗智把這個概念應用于分析中國的鄉村經濟發展,并且把應用的領域擴大了。如果說吉爾茨提到的還只是水稻的種植的話,黃宗智把它擴展到各種農作物的種植,包括一些經濟作物,還包括家庭手工業這些領域,他認為都有這樣一個叫作過密化或內卷化的狀態。

費正清在他的《中國新史》當中也引用了黃宗智先生的這個觀點,他認為黃宗智講的這個過密化引出了中國經濟發展當中存在的一個現象,叫作沒有發展的增長,這個問題是很突出的。這跟西方是不同的,想對而言,在西方和歐洲國家來看,人口的增長可能導致的就是商業的發展,甚至進一步導致工業化,而且由工業化還進一步導致科學、技術、交通等各個領域進一步發展,從而走上一個完整的工業化道路。在中國,由于過密化的存在,反而沒有走上工業化的道路,同時導致了中國農村的貧困化,這就是巨大的反差了,過密化堵死了通向工業化的道路。

這是一個非常有啟發性的觀點,因為過去我們在研究當中只是關注的土地制度問題,對土地的占有的問題和剝削的問題,沒有想到從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的生產力的本身來尋找落后和貧困的原因。與這個觀點相聯系的話,它很像我們在前幾集里面講的,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發展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慣性。就像我們在前幾集里面給大家講的,如果說中國的社會發展當中,它的政治制度和它的意識形態成為一種社會發展慣性的話,那么今天看來,內卷化、過密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特有的一種慣性,而這種慣性又和政治的意識形態交織起來,成為中國社會發展慣性的重要方面和表現形式,這恐怕也是它沒有走上真正意義的工業化道路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當然,與這種過密化相聯系,涉及到整個農村的發展,還牽扯到它不可能產生大規模的收益,也就不可能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再生產,甚至連自己的勞動力的保障、勞動力的保護,它也起不到應有的作用,所以最后是惡性循環。在古代中國的鄉村治理中,我們看到的真正實現對勞動力的保障和保護是依托于勞動力本身的繁殖,我們叫多子多福,它本身勞動力的保障是依靠它勞動力繁殖來解決,并不是靠它的真正的農業的發展和它的商品化程度所解決的,所以就形成了一個經濟發展的怪圈,也是一個社會發展的怪圈。那么很自然,由于這樣一個過密化,它也不會導致新技術的發生,使新技術注入到它的生產過程當中。在一定程度上,它甚至還排斥新技術的介入,這就形成了另一個怪像,資金投入不足,技術投入不足,這樣一個農村的經濟發展就停留在一種非常特殊的發展狀態上。

《中國新史》當中,費正清在分析中國農村貧困化的過程中還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稅賦的問題,就是農村發展的資金來源。稅賦問題過去我們在研究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過程當中,包括近代經濟的發展過程當中,其實不是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東西來看。今天看起來,稅賦問題在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財政,并且由財政引發的如何認識一個國家的政治,那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們知道英美國家最初的革命其實都是和稅收有關系的,甚至英美國家的憲政制度也是和稅收有關系的。

中國的稅收被控制在皇帝手上,在中華帝國的最高統治者手里,他控制著整個稅收。但是在英美國家決定稅負是要通過議會的,最高統治者也無法為所欲為,但是在中國的情況是不一樣的。中國稅賦的征收情況我們在看《中國新史》當中,費正清認為中國沒有正常的稅賦,國家征收稅賦這種正常的收入來源沒有形成,而且稅賦的管理更成問題。征收稅賦本來是由國家處理的,但是在中國的情況就不太一樣,因為中國的行政機構設置只到縣一級,它有這樣一個管理職能。在縣下是弱化的,縣以下的是次一級的管理,這種管理在鄉村來看就是叫做鄉紳的管理,農村很多的稅收就是靠鄉紳這一層面來負責的,在征收稅賦的過程當中,一方面稅賦很多是巧立名目,苛捐雜稅;另一方面,在征收的人當中,在稅收的管理者當中,中國稅收者他不是國家的官方的官員來征收,而是靠一種稅收的代理人,這批代理人把稅賦的征收看成了是一種行業性或者叫企業行為,也可以說他們很多都是利用征稅來中飽私囊,這個在中國農村當中非常普遍。

這種稅賦征收方式在費正清看來稱之為用宗族的或道德的方式來征稅。什么意思呢?宗族道德的方式,那就是說,它不是法制化的。舉個例子來說,中國農村的稅賦首先表現為田賦,田賦在征收的過程當中應該說很有學問,比如說你要征收這個田賦的時候,你首先要確定土地的品質,比如說我們可以分成上田、中田、下田,對不同品質田地的征收稅率是不一樣的;還有征收的土地的面積,本來可以按照大塊土地標準征稅,而在在實際的征收的過程當中,他都會條塊分割,把它變成不同的小塊土地,而且還會降低土地的質量標準,這里面就有很多人有機可乘。在鄉村的道德征收的過程當中、倫理的征收當中都會普遍存在很多問題。沒有一個充足的稅收,經濟又談何發展?

到了軍閥統治的時代就更壞了,軍閥時代戰爭所帶來的災難使得原來中國農村已經建立起來的靠鄉紳的制度和鄉紳的統治的秩序被打破了,叫做Cultural Power(文化的聚合力),這個文化的聚合力包括了宗族的、婚姻的、社會管理的各個方面,徹底被打破了。也就是說中國的整個鄉村處在了一種無政府的狀態,在這個時候鄉村的管理是一種什么樣的樣態呢?正常的稅賦那是不可能指望了,所以出現了鄉村的什么樣的保衛者呢?就把整個鄉村秩序進一步惡化呢?就是秘密會黨。所以鄉村由原來的鄉紳統治,最初的是國家的統治,到鄉村的具體的統治,然后到鄉紳的統治被打破,變成了被秘密會黨統治,而且這個秘密會黨一方面他要保護的是本土的百姓的安全問題,同時秘密會黨導致了很多大量的違法活動出現,更進一步使國家本身原來正常的稅源遭到了極大地破壞,比如說它可以開辦賭場,可以開辦妓院,可以開辦煙館等等,這些必須要給社會納稅的場所最后都被會黨控制了。

所以當我們看到中國農村費正清描述的這一系列的畫面以后,使我們深深感到中國的農村太復雜了,造成中國農村貧困化的成因也太復雜了,它絕不是我們原來僅僅局限于一個土地的占有和土地的制度,,它的原因可以說是多方面的,但是我們今天由于我們在視野上的局限,我們沒有看到他給我們描繪出來的這樣一個中國鄉村發展的畫面,我們看到的只是孤零零的抽象的一個階級的劃分、土地的占有和土地制度的革命,我們看到的是這種。所有這一切其實也跟費正清一個很重要的思想相聯系,他在《中國新史》當中,他實際上是要重塑中國的這樣一個歷史,他甚至實在使自己感到原來在《美國與中國》這本著作里面,他談到了很多歷史問題,談的都是很抽象的,很多的觀點也沒有加以展開,但是在《中國新史》當中,他試圖要做一些具體的分析展開,甚至還有一些具體的個案的分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海外漢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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