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城市化，很難出現‘城市吃掉鄉村’的狀態，城鄉會長期并存，大規模、高度地粘連。”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熊萬勝表示。
2017年7月16日，2017年中國社會學年會“城鄉社會發展研究論壇”（下稱論壇）在上海大學舉行。該論壇由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學系、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等主辦。
會上，圍繞城鄉社會發展議題，來自各個高校社會學系的專家學者分享了他們的研究成果。
經過三十多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城鄉之間人口大規模流動，農村“空心化”問題突出，但城鄉二元體制和候鳥式的城鎮化模式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與此同時，一部分農民工開始返鄉；而資本下鄉加快，帶來如何監管、規范等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農村的環境、經濟產業結構、年齡結構、社區治理等方面都出現了新變化、新痛點、新需求。
農村青年為何返鄉？
“大學生直接涉農的意愿很少，從事農村電商方面相對樂觀。有農村生活經歷的會更愿意回到農村。”南京農業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王小璐在會上表示。
此次，她的研究對象為江蘇省蘇北地區抽樣的20個“淘寶村”的返鄉青年群體，介于16歲至45歲的勞動人口，在城市生活、工作過一段時間后，出于各種原因返鄉。所調查的村子，以糧食種植為主要產業的占七成。2015年，研究以問卷調查和焦點小組訪談的形式進行。
調研發現，受訪者在返鄉前平均外出打工9.48年，四成在工廠就業，14.6%從事建筑、裝修行業，直接從事電商的比例僅為3.7%。選擇外出打工的原因，經濟動機居首位，外出務工的最高月工資平均值為2861元，收入水平一般。根據人社部數據，2015年全國農民工月平均收入為3072元。九成以上的就業地點集中在蘇北當地縣市，或經濟更為發達的蘇南地區。
值得注意的是，就外出打工生活的總體滿意度，有超過四成的返鄉青年表示滿意，近五成的表示一般，滿意度最高的是工作環境，最不滿意的是工作的晉升發展機會、子女的教育機會，以及與城市人的交往。
那么，促使年輕人回鄉的動機和預期究竟是什么呢？“作出返鄉決策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收入及工作發展的瓶頸所致。”王小璐表示，選擇返鄉的原因，有三分之一的青年表示“因為沒賺到錢”，約四分之一表示對現有工作不滿，另有三分之一認為“在家鄉會有更好的工作機會”，還有12.7%的人稱“得益于返鄉政策的宣傳”。
此外，生活便利、家人團聚、子女教育、照顧老人、住房條件等都是吸引返鄉的非經濟因素。
返鄉后，其中有約25%的青年創業，12.5%進入村委任職或擔任村知識分子，7.1%從事農業種養殖業。據統計，返鄉者中有一半左右的人直接或間接從事與農村電子商務相關的工作。同時，在就業意向中，想嘗試電商創業的占56.7%。
“農村電商的發展為蘇北農村青年提供了務農之外的另一條扎根農村的就業及發展路徑，但是，機會與利益不均等，那些沒有選擇在電子商務領域就業的人往往是資源匱乏者、就業困難者。”王小璐認為，實際上返鄉青年已經出現了分化，另有近三成的人打算再次外出，還有一成的暫時不打算工作，而外出工作者多為較低收入者。
農村老年人居家養老需求
南京農業大學人文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姚兆余的課題組則提出，目前農村人口老齡化比城市更加嚴重，家庭總收入、非農收入、子女數量和家庭結構對農村老人居家養老服務有顯著影響。近年來，居家養老作為結合家庭養老和社區養老的新型養老模式，已在不少城市社區展開。
根據民政部《2015年社會服務發展統計公報》，截至2015年底，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22億人，占總人口的16.1%。北京大學健康老齡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曾毅曾得出結論，如果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反映的農村向城鎮遷移人口絕大多數為年輕人的趨勢不變，預計到2050年，農村人口的老齡化水平將為城鎮的2倍，農村空巢老人比例將為城市的2.9倍。
前述課題組在天津、河北、山東、江蘇、上海、浙江和福建等東部農村收集了829份問卷，調查對象均為60歲以上的老人。課題組發現，受訪者中，有26.3%表示對居家養老服務有需求或者較大需求，63.6%表示一般、較少需求。需求內容包括醫療保健、康復照護、生活照料等服務。在生活照料中，需求排名首位的是陪同看病，其次是上門做家務、聊天解悶。
“農村老年人的年齡越大、自理能力越強，其居家養老服務需求的意愿越低，而老年人的受教育年限越多，獲取居家養老服務需求的意愿越強。”課題組表示，除了個體人力資本的影響，在家庭社會資本影響方面，家庭總收入、非農收入與居家養老需求的意愿成正比，而家庭子女數量、家庭關系的親密程度與之成反比。
“現有的各種政策大多屬于指導性的條例，對居家養老服務的內容沒有明確的規定。這種自上而下的政策實施模式和以地方政府政績為導向的政策行動，能否滿足農村老年人持續增長的養老服務需求？”課題組建議，從農村老人養老的需求出發，有針對性地提供各種專業化養老服務，制定合理的居家養老服務收費標準，政府加大購買居家養老服務力度，為農村居家養老服務體系建立提供足夠的資金和技術支持。
農村工業存在“污染保護”
另就農村污染問題而言，由于城市環保力度不斷加大，農村土地與勞動力相對廉價，環保管理工作相對薄弱，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生產項目趁虛而入，向農村轉移。
會上，關注農村環境研究十多年的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玉林提出，“極端的發展主義取向和壓力型體制，造成了地方政府的企業化，并促使它與（相較于農民）能夠帶來更多的GDP和稅收的企業結成政商同盟。”他認為，這導致了國家層面的環境保護在地方層面演化為“污染保護”，而“污染保護”貫穿于從企業建立、污染危害到受害者尋求幫助的整個過程。
“一家企業的份量要超過一個村莊、一個鄉鎮，甚至一個縣級區域的成千上萬的小農。正因如此，許多企業成為當地政府‘重點扶持’或‘綠卡保護’的對象。”張玉林表示。
“中國涉鉛工業高速擴張，2003年河南超過湖南成為全國最大的鉛冶煉省，鉛產量一直站全國的30%以上。”張玉林選取了2004年至2014年河南省涉及“鉛污染”的七個縣級行政區域和“副地級市濟源市”，覆蓋14個鄉鎮30多個村莊，作為研究案例。
在他的觀察中，這些“鉛污染”的村莊，由于勞動力、土地、環境都順從于資本的積累和營利目標，權力資本化了的地方政府不能夠有效收拾“殘局”，而基層社會也尚未形成有效的反制和自我保護能力，“中毒”的村莊如何擺脫受害狀態走向重建，成為一項緊迫而未決的課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201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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