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和鄉村現代化，離不開青年的作用。但是，在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時代，青年更多的是在城市追求他們的夢想。如何讓青年回鄉入鄉發展，則應是鄉村振興和現代化建設需要破解的難題。從動力學視角深入地分析和探討青年何以回鄉入鄉以及行為類型，發現雖然已經有一些青年開始回鄉和入鄉，但是總體而言，鄉村（縣域）絕大部分社會階層的平均年齡在過去的15年間不但沒有降低，反而出現明顯的增長，說明青年回鄉入鄉并沒有改變鄉村人口結構失衡的問題，與此同時，更多的青年還是進入鄉村（縣域）體制內工作，他們的追求終究還是離鄉，而不是真正的回鄉入鄉。值得關注的是鄉村（縣域）私營企業主的年齡在降低，也表明有一些青年在鄉村找到了創業的機會和空間。要認識到，鄉村再也不是青年占主體的社會，未來應該也是如此，對青年來說，只要城鄉之間有自由流動和選擇的政策體制，那么青年在鄉村振興和鄉村現代化上就有可能和機會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發揮應有的作用。
現在，大家一說到鄉村，就會說鄉村“空心化”“空殼化”“空巢化”，正趨于衰敗，不再是過去的鄉村了。這些問題確實存在，而且還比較普遍，對此有人認為，“空巢化”不同于“空殼化”或“空心化”，前者表明農村是有人的，只是都是老人或者老人和孩子，而“空殼化”“空心化”就意味著沒有什么人了。不管怎樣，如此隱喻性的說法自然不一定準確，但是，對農村來說，人口減少并不一定是壞事，也是必要的，因為農村存在人口過多以及資源、環境和土地承載能力有限的矛盾。但是，這并不等于說，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推進，農村就應該隨著人口減少而衰退或者消亡。目前還沒有人持這樣極端的看法，但是有人則認為，隨著人口減少，并不是所有村莊都能存續下來，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村莊消失。事實上，這樣的消失早已經出現，而且消失的速度還挺快，部分村莊的消失不等同于農村或鄉村的消亡。但是，部分村莊的消失是比較復雜的現象，其中有不少不是自然消失的，因此又有人對部分村莊消失是不可避免的觀點提出批評，認為現在一些村莊消失并不是自然的過程，而大多是人為的強制結果（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政府的強制結果），因此，這種“不可避免論”為政府的強制行為有意或無意、直接或間接地做了辯護。
目前農村人口減少實際上不是問題的本質或者要害，要害的是農村人口結構在人口減少的過程中出現畸形化或者不合理化，即凡是能外出的人都外出了，最初村里留下的是老年人、兒童和婦女，俗稱“三留守”，但是很快出現的是年輕婦女和兒童也紛紛離開村莊外出，剩下的大多是老年人，被媒體和一些研究者說成“空心化”“空殼化”，或者“空巢化”。這里用哪種表述為好的爭論沒有多少價值，而有價值的問題是，由此引發討論的人口結構不合理的村莊是不是應該消失或者撤并？從理論上說，有人的村莊就應該保留；而且，從實踐上看，那些村里看起來平時只剩下老人但是節假日則會有不少外出的人回到村里，意味著那些外出的人并不是永遠離開了村莊，相反他們實際上依然看重自己的村莊，對他們來說，村莊依然是他們的生命、文化和社會歸屬地。在這種情況下，村莊的撤并或者消滅，是不是應該聽從這些村民或者外出者的意見呢？這是否預示著表面上老齡化的村莊存在重新復活、振興的可能呢？當然在這里我們應處理好這樣的實踐邏輯關系：首先，部分村莊的消失并不意味著農村的衰落和消滅，農村還是有存在價值的；其次，村莊人口減少和人口結構不合理化不意味著村莊應該消失和撤并，當前許多村莊的消失并不是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強行撤并和搬遷的后果；再有，人口減少和人口結構不合理化的村莊并不意味著沒有重新發展的可能和機會。鄉村振興甚至更早提出的新農村建設為解決這些問題，至少提供了難得的政策機會，在一定程度上也修正和改變了過去認為農村落后、愚昧和沒有價值的以城市為中心的線性現代化觀念，為村莊的復活和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好的觀念基礎和氛圍。
當然，鄉村要發展和振興，并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做到的，而是一個需要長期奮斗的艱巨事業。在鄉村振興戰略中，經常被強調的要實現五大振興（產業振興、組織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其中關鍵的或者首要的是人才振興，沒有人才振興，其他四大振興都無從談起。當然它們之間并不是毫無關聯的，而是相互依賴和支持的，比如沒有產業振興也吸引不了人才，同樣沒有人才，產業也難以振興。這里想進一步表明的是，就目前鄉村的人口狀況而言，鄉村振興首要解決的是人口結構不合理問題，也就是如何讓青壯年愿意和自主選擇回到鄉村，以改進鄉村人口結構不合理的局面。
一、青年何以回鄉入鄉？
不能說在過去幾十年都是鄉城流動而沒有城鄉流動，也不能說城鄉流動中只有年紀大的人回鄉而沒有青年加入。對城鄉流動特別是青年回鄉入鄉現象，已經有不少研究和調查，提出了許多解釋。這里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用“回鄉入鄉”這樣的表述，有兩層含義：一層是“回鄉”就是指本人原來就是從農村出來的，可能是以外出打工或是外出當兵、上學等各種形式離鄉，后來又回到農村就業創業、居住和生活等，這里的農村涵蓋鄉鎮乃至縣城，指縣域范圍，因為農村不應局限于村莊，而包括小城鎮和縣城，當然主要還是以村莊為主。這些人到農村，就是我們所說的“回鄉”行為。而與之相比的是有一些青年本來在城市出生、長大以及居住、就業和創業，但是后來進入鄉村發展和生活，這里稱之為“入鄉”行為。與回鄉相比，入鄉的青年就少很多，而在不同時期入鄉的情況還不一樣。有關“入鄉”，人們有可能會想到“知識青年下鄉”，但是兩者有著本質的差異：“知識青年下鄉”是一場政治運動，盡管很多城市知識青年一開始飽含激情響應號召奔赴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但是，也有一些知識青年不是很情愿地下鄉，而現在的“入鄉”不存在“政治召喚”，更多是他們的自愿選擇，或是觀念驅使，或是市場驅動等，后面會對此有進一步的討論。所以，這里所討論的是改革開放后在大量農村人口流向城市的同時出現的向鄉村回流和入鄉的情況或者說一種反向流動，并討論他們何以回鄉或入鄉的動力學問題。
對于青年回鄉入鄉的關注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1991年張士軍在《初論青年民工“回流”現象》一文中最早觀察青年“回流”現象，并分析這種“回流”的社會和文化意義。如果我們將視野拉回到20世紀90年代初，我們就會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聯系起來考慮作者對回流現象的興趣與原因。作者在文章開頭就明確指出其寫此文的緣由：“評估當前的‘民工潮’，人們只注意青年民工轉移到城市的單向流程，只注意‘民工潮’給都市社會的負面影響，因而，只著眼于防范，探討‘堵’與‘疏’的可能性”。顯然，作者對此是有不同意見的，認為這種只關注農民工的負面影響是不合理的，而更要看到他們兼有“雙重文化職能”，將城市社會與農村社會貫通起來，促使中國走上社會發展的快車道。其中作者進一步指出青年農民工不僅僅有進城的，還有回流的，而回流的農民工帶動了農村社會的發展，推進了鄉村的文化變革、促進了鄉村社會關系的演變、推動了鄉村的產業革命。最后還探討了兩種回流模式（安徽無為模式和浙江臺州溫州模式）的不同作用。隨后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回流”現象，特別是青年農民或者民工的回流。陳如于1996年先后發表相似的文章，對青年農民回流現象進行原因和作用分析和討論。他認為，進城青年農民之所以回流，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鄉土情結”“相對剝奪”（比較利益）、需求層次的“自我發展”。
為什么20世紀90年代會出現青年民工“回流”呢？是不是真的如上述研究所認為的那樣呢？如果說農民只有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才開始向城市流動，那么到90年代初，還只有十多年時間。“民工潮”這一提法也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那是因為外出人口增多，交通工具不足，特別是那時每逢春節前夕出現車票一票難求的局面，綠皮火車車廂人員爆滿，以至于連站的地方都找不到，所以媒體將其稱為“民工潮”。當時整個流動還是呈現“鄉城”的單向特征。但是，當時城市并不歡迎農村流動人口，他們經常被當成“盲流”，政府文件也有這樣的表達，各種限制非常之多，不僅存在“相對剝奪”問題，更存在“社會排斥”，“農民進城，從被視為‘盲流’加以遏制到被定位為‘有序流動’加以引導”。當時不論是媒體還是政府，都有一種傾向，希望農民所謂“有序流動”，并希望他們中有人回鄉創業，于是有媒體鼓噪著“回鄉創業潮”，甚至一些學者也在寫文章大談“回鄉創業潮”。“農民自發流動的過程剛剛開始，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即在學術界和政策界引起了其發展方向的兩種討論”。在這樣的背景下，青年民工回鄉現象就進入了一些學者的研究視角。20世紀90年代末期，白南生、宋洪遠等人在安徽和四川等人口外出比較多的省份的農村，對回鄉創業情況進行了深入調研，結果發現，回鄉創業并不像媒體所宣傳的那樣形成“潮”，相反很多回鄉的人都是出于無奈，還有可能再次外出：“回流原因的調查顯示：因外地就業困難而返鄉的被動回流呈上升趨勢，因個人原因或家庭原因的回流呈下降趨勢。”“返鄉創業只是個別現象”；“只要環境條件適合，一半以上的回流勞動力可能再次外出”。確實，進入21世紀，農村人口外出的規模不但沒有縮小，而且在快速擴大，到現在高達2.9億以上。
但是，隨著“回流”“回鄉”等現象出現后，有關的研究也在增多和深化，對何以返鄉這個問題給出了各種各樣的解讀。有的從體制政策給出解釋，比如戶籍制度、社會保障乃至國家發展戰略對農村流動人口待在城市會有很多制約，同時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也為其回鄉提供了一些機會和激勵；有的從收益與成本角度去理解農村流動人口的行為，尤其是回鄉行為；還有研究者從個體心理等層次上從回鄉者對“家”與“業”的理解上去分析他們的行為和做法以及青年農民工的情感適應問題。有關研究開始關注到青年農民工的回鄉現象，甚至是女性青年農民工現象。有研究者指出，我國進入了“城鎮化”與“逆城鎮化”并存階段：“在城鎮化總體上尚未完成人口由鄉村向城市集中的階段和郊區化階段的時候，‘逆城鎮化’現象已經開始大量產生，并預示著未來的發展潮流”。農村流動人口返鄉的原因或動機是多樣的，因此，不同角度的探討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或者解釋力度，但是并不全面，當然也難以全面，而應更關注其中的重點原因或重要影響因素。
首先，農村流動人口這個群體并不是完全同質的，內含多樣性，并越來越趨于多樣性，這就決定了不同人“回鄉”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影響因素，并不都是由同一的因素在發揮作用。比如，雖然農村流動人口中中青年占比比較大，但是，也有老年者，有不少50歲以上的人；自然他們也有性別差異、受教育的不同以及從事職業的區別，更有來自不同地區和鄉村。不同年齡或不同性別的人回鄉自然有不同的因素在催動。同樣年紀大的農民工（一般在50歲以上）在考慮返鄉的時候，他們也會有不同的原因、動機和影響因素，也就是說，他們既有共同的因素，比如回鄉養老、葉落歸根、鄉土情結等，同時，也有不同的個性原因和影響因素。同樣，當我們在這里討論青年農民工回鄉或入鄉的時候，在考慮影響他們行為的因素時候既要看到一些共性的因素，又要意識到不同青年的不同訴求、不同經歷以及不同條件的影響。目前對有關回鄉青年的研究已經從總體性、一般性研究轉向對亞群體（比如女性青年農民工）以及更具體的個體心理等方面的研究，但是總體上看，對青年農民工“回鄉”的多樣性因素和問題尤其是影響他們回鄉的不同機制方面的研究還是不多、不夠和不深。實際上，對青年回鄉的多樣性研究反過來可以深化和豐富總體性研究。
其次，從生活現實中，我們發現，進入鄉村的青年雖然不多，但是，在過去一段時間或者說三十年中陸陸續續都存在，其中不僅有青年農民工回鄉，還有城市青年進入鄉村去發展和生活，現在對后者進村的研究基本闕如。城市青年進入鄉村，不同于青年民工回鄉，這里稱前者為“入鄉”。當我們討論鄉村發展和振興需要青年的時候，不僅僅局限于回鄉的青年，而且還應考慮到入鄉的青年。這兩類群體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差別，但是他們都是鄉村發展和振興所需要的，而且入鄉的青年有可能會發揮一些獨特的作用，這也是鄉村發展和振興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基于以上兩點的認識，這里將入鄉青年納入到討論視野，并與回鄉青年作比較分析，探究他們怎樣得以回鄉或入鄉以及如何破除面臨的困境得以長期在鄉村獲得生存和發展，最終歸結對他們回鄉入鄉以及在鄉村發展的機制分析上。
二、青年回鄉入鄉類型
在實地調查中發現，并不是所有外出青年都會選擇回鄉，也不是所有外出青年都選擇不回鄉。那么是什么樣的外出青年選擇回鄉呢？他們采用怎樣的方式回鄉呢？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青年都不愿意入鄉，同樣，選擇入鄉的城市青年究竟是為什么？他們采用什么樣方式入鄉呢？從主觀意愿來看，存在著主動選擇或被動選擇回鄉入鄉兩種可能；從回鄉入鄉的時間長短來看，則存在著長期或者永久回鄉入鄉與短期或臨時性回鄉入鄉，當然還會存在來回搖擺的狀態，這里把臨時或短期回鄉入鄉都歸入到來回搖擺類之中；最近幾年各地政府為了吸引青年回到家鄉或者入鄉助推鄉村發展，給予了一些優惠政策，于是招引了一些青年。基于這樣三種情況，這里總結出了四類回鄉入鄉類型：主動、被動、招引和復式擺動。
（一）主動回鄉入鄉
青年主動回鄉或者入鄉，去鄉村就業或創業，改變鄉村的面貌，帶動鄉村現代化發展。這些青年之所以采取主動行為，首先并不是受政府優惠政策驅動的，也不是政府直接用政策招引到農村的，雖然政策好壞會有一定的影響，但是，他們主要還是根據自己的價值和需要作出決定，這里既有工具理性的作用，也有價值理性或目的理性的驅使。同時，他們中也并不是都是因為在城市待不下去了，更主要的是因為他們覺得在鄉村有自己更好的發展空間和機會，或者他們突然發現鄉村是他們所偏愛的地方等。主動回鄉或入鄉的青年，大多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有一些明顯的資源優勢，比如在外賺到了一筆錢，或者積累了不少經營經驗，或者構筑了一些市場網絡等等，他們覺得回鄉入鄉，可以憑借這樣的優勢，找到可以發展的空間和項目。二是他們有很強的自主判斷和抉擇能力，不會人云亦云，他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并較堅定地認為自己一定能干成自己想干的事情。三是這是一群受價值影響和左右的青年，他們會對鄉村或者傳統有著明顯的偏好，更喜歡鄉村的生活、人際關系和環境，或者他們有著強烈地改變鄉村、帶動鄉村現代化的取向等等。當然，他們彼此之間還是有一些明顯的差異，并不是完全同質的，具體到每個人在回鄉或入鄉還是有自己的特殊情況和個性的。我們在全國各地農村調查，經常接觸到這類人群，為了更具體地刻畫這群人，不妨擷取幾個案例來更具體詳細地討論一下。
當前村干部年輕化速度比較快，雖然這跟國家的政策有一定的關系，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一些年輕人主動回鄉去當村干部，他們不僅僅看重村干部補貼高，而是有一定的理想抱負，至少想為自己的村莊做一點貢獻，當然背后的動機并不簡單。但是不管怎樣，他們對當村干部是有一定的沖動，也是想為村莊做一些貢獻。西部某省一個偏遠山區某村，其書記S就是一位回鄉的青年。他最初選擇回鄉就是想當村干部特別是村書記。他說他父親就是村老書記，后來年紀大了，退下來，接替他的書記乃至再后面的書記，沒有一個做得好過他父親，有的是沒有能力，有的是太自私，還有的是不會處事等等，眼看好好的村莊在他們手里越來越不行，越來越不如周邊的村莊，越來越不如他父親當初當書記的狀態，因此S就決定回村競選村干部，力圖改變自己村的面貌，也對得起父親的期望。當然，我們不能確切地斷定他干得比先前的干部好，但是他卻從村副主任干到村書記，說明他至少獲得了鄉政府的信任。在回村當村干部的同時，他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事業——即在家鄉投資民宿。該村在他的帶領下，民宿得到了較快發展，因為這是一個古村落，他利用政府發展民宿和古村落開發的政策，通過多方努力，成功地將自己的村被縣委納入到重點打造的村落名錄里，為村莊發展贏得了機會和條件。在與他交流當中，我們發現，他確實有為鄉村做貢獻的意愿，這是他回鄉的動力之一，但是不是唯一的動力，事實上他還是有著發展自己事業的追求，覺得他的這個村保留著古村落的樣貌以及美麗的地理生態環境，適合發展民宿、農家樂和村莊旅游等，所以就想回到村里興辦民宿，而民宿發展必須以村莊旅游開發成功為前提，于是他就想憑自己的能力為村莊發展出一份力。所以，他回鄉的動機是多樣的，而且當村干部與開辦民宿是兩個相互緊密關聯的動機，即開辦民宿催動他去當村干部，并努力當好村干部，至少能當個把村莊旅游業帶動發展起來的村干部。在這里，個人的利益與村莊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契合點。
楊團等人在研究鄉村振興探索的案例中發現，24位代表中有9位是回鄉入鄉青年，占三分之一，他們有的是當村支書（3位），有的是合作社經理（3位），有的是回鄉創業（2位），還有的是城市青年入鄉創業（1位），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精彩的回鄉入鄉故事。顯然，主動回鄉入鄉的青年并不都是去當村干部的，更多的還是想在鄉村發展一點實業，比如有的想發展有機農業，覺得有機農業的市場比較好，特別是利用電商和互聯網的條件，可以將有機農業產品賣出去、賣個好價錢。對此，不一一例舉。實際上不僅回鄉青年有如此想法，那些入鄉青年更是沖著農村的生態、有機等因素，到鄉村創業。J女士是從東北某著名城市來到南方某山區縣某村，流轉了幾百畝的農地，搞了個游玩、美食、研修和住宿融為一體的日式風格農莊。她說，她就是想找個風景優美的地方，把日式的美食、生活方式介紹到中國，不僅僅是創業賺錢，更想找個舒適的地方，提高生活質量。她在當地已經居住了十來年了，喜愛上那里，企業也做得不錯，招聘了一些城市青年到她的農莊上就業，更重要的是她這個農莊吸引了不少游客來居住和生活，特別是周末，游客特別多，大多是年輕父母帶著孩子來體驗鄉村生活。游客們從中也意識到，鄉村可以生活得比城市愜意、自由和輕松。所以，她覺得自己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向市民輸送鄉村生活價值。像她這樣主動入鄉的年輕人在增多，最有名的是湖州德清縣莫干山，就集聚了一批從城市來的青年在那里辦民宿、咖啡館、卡拉OK娛樂店等。雖然莫干山是著名風景區，有其獨特性，但是依然還是屬于鄉村。一般來說許多入鄉青年有很強的創業意向，其中最多的是去鄉村開辦民宿、飯店等，需要優渥的自然人文資源和條件，特別是要在游客多的鄉村位置來實施，當然他們也會帶動游客的到來。入鄉青年大多是時尚達人，開入鄉創業和生活之先河。在他們眼里，鄉村與城市沒有什么差別，入鄉還是進城，只是一種生活選擇或態度而已。他們大多有各種奇思妙想，多才多藝，追求生活與勞動融合模式。在安徽的淮南某山村，幾個年輕人長年累月住在村里，與村民一同商量如何設計和打造漂亮的村莊，謀劃如何引進和發展農業產業，如何吸引游客進村帶動村莊旅游。他們把自己駐村的經歷和感想，配以照片和音樂，發到群里，吸引群友關注和喜愛，帶動更多的年輕人去關注農村，甚至入鄉尋找自己的生命、生活空間和機會。他們大多是多才多藝、能寫能拍、熱愛自然和鄉村文化的青年，他們富有熱情和朝氣，給村莊帶來了新活力，是活化鄉村的重要力量。
不論是主動回鄉的青年，還是主動入鄉的青年，他們對到鄉村，總體上有比較多的思考和認識，至少有自己的獨特想法，而且他們不僅僅是到鄉村尋找就業機會，而是會采取出乎許多人特別是村民意料的行動，會給鄉村帶來一般人不具有的影響。
（二）被動回鄉入鄉
并不是所有的青年都是主動回鄉或入鄉的，還有一些青年是被動到鄉村去的。這部分被動到鄉村的青年中大部分是回鄉青年，很少是入鄉青年，即使有入鄉青年，很大可能是為了躲避在城市碰到的一些難題，比如在城市經營出現破產，于是乎就跑到農村待一段時間，看看能否尋找到東山再起的可能性和機會。這些被動回鄉入鄉的青年都是因為在城市找不到滿意的生存空間和機會，不得不回到鄉村或者入鄉，然后就在這種無奈、無助和無望的困境中尋找鄉村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顯然，他們是被動回鄉或者入鄉，反過來說，他們原本就是不想進入鄉村的。被動實際上是有被迫或者無奈的意思，至少表現在兩方面：要么是在城市找不到生存或發展的機會和空間，要么是農村有事情非要回去不可，其中有的人在兩方面都兼有表現。在最近三年中，由于疫情和國際關系的影響，旅游、餐飲、娛樂、出租車、鞋服等行業受沖擊更加明顯，就業形勢并不樂觀。首先受影響最大的就是外來流動人口，他們中有的人出現就業不穩定，有的人雖然還能就業，但每月的收入銳減，還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繼續找工作舉步維艱，還有一些從事小本生意的外來人口，比如開小吃店的，賣菜的，或者賣雜貨的等，俗稱從事個體戶生意的，也沒有了生意，紛紛關門停業等。我們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調查中就發現這種情況較普遍，實際上各個城市都面臨這樣的困局。某沿海發達地區今年外來人口減少了20多萬，他們都是因為找不到工作、生意而離開。他們去往何方呢？大多往流出地走，有的回到家鄉小鎮、縣城或者地級市或本省省城等。與以前相比，跨省流動的人數在減少，有越來越多的人在本省內流動和尋找生存和發展機會，當然也有一些人回到鄉村，其中不乏青年。
被動與主動的差別不僅在于回鄉入鄉的動力機制不同，而且還表現在他們回到或者入到鄉村的行動和計劃還是有差別的。當然會有人將被動變為主動，積極去尋找新的就業和創業機會，但是總體而言，大多數被動回鄉入鄉的青年是準備不夠的，而且也缺乏積極尋找發展機會的驅動力，有的人還抱著繼續外出尋找工作的打算和計劃。即使他們回流，不少人還是回到小鎮和縣城，試圖在那里找份賺錢的工作，或者做點小買賣。在小鎮和縣城就業、創業，從廣義上看也屬于回鄉入鄉范疇。除主觀上準備不足外，在客觀資源方面他們也不一定有比較好的準備。
（三）招引回鄉入鄉
當前鄉村缺青壯年勞動力，尤其缺乏人才特別是青年人才。為此，各地政府紛紛出臺一些優惠政策吸引一些有特長或有其他資源優勢的青年入鄉或者回鄉就業、創業。最初政府以優惠政策鼓勵大學畢業生去農村當“村官”，后來采用的是選調生方式，在精準扶貧中實施駐村干部和包村干部的做法；與此同時，國家還采取一些傾斜政策，鼓勵大學生到中西部貧困地區支教，實施特崗教師政策，還對到鄉鎮衛生院當醫生的大學醫科畢業生給予政策支持等等。所以，我們會看到，鄉鎮機關、學校和衛生院乃至村委會出現了一些大學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他們大多就是被政府優惠政策吸引到鄉村去，成為鄉村的管理者、專業技術人才以及服務人員等等，不但為鄉村輸入青年，而且還改善了鄉村社會結構，特別是，這些人成了鄉村的新中產者，對于鄉村現代化產生了一定的引領影響。
我們曾去西部某縣，對鄉村學校使用特崗教師政策的效果，做了一些了解和考察。該縣在所屬的省轄內屬于最不發達的地區。在國家出臺特崗教師政策之前，鄉村學校的教師老齡化問題比較嚴重，特別是一些課（如英語、音樂和美育等）基本上沒有教師能勝任，問題是缺乏年輕專業教師，好不容易招來了一個年輕教師，但是沒待一兩年就離開了，或者去城鎮學校當老師，或者去考研究生，或者干脆跑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他們之所以離開，是因為發現如果長期在鄉村當教師，連自己的婚姻問題都難以解決。但是，自從有了特崗教師政策后，該縣非常積極地引進當年畢業的大中專學生，很快改善該縣偏遠鄉村學校的教師隊伍狀況。我們去調查的時候，該縣已經有1萬多名特崗教師，基本上都在鄉村學校。當然這些年輕教師也并不都愿意長期在鄉村工作，但是由于特崗教師給的工資待遇還不錯，同時，三年后特崗教師可以轉為正式教師，并有機會向縣城或者城鎮學校調動，因此對大中專畢業生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更主要的原因是特崗教師年年可招聘，因此在鄉村待三年走人，后續會有新的特崗教師接上，更有意思的是一些青年已經是戀人，雙方約好一起去當特崗教師，因此就不受找對象難這個問題困擾。有了這么多特崗教師進入鄉村學校，大大改善了該縣的鄉村教育，鄉村學校學生的成績明顯改善，那里的孩子不論是初高中升學率還是大學升學率都有了很明顯的提高。
另一群因招聘而進入鄉村的就是大學生村官和選調生，前者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出現，選調生是近幾年才有的，這是兩類人才。這方面研究比較多，涉及到的研究議題也很多，如大學生村官政策、培養體系、女性大學生村官與性別問題、大學生村官的長效機制問題、激勵因素等等。我們關心的是他們究竟發揮怎樣的作用以及能否長期在農村工作等問題。有研究指出大學生村官存在激勵不足的問題：“優秀大學生報名的積極性與留下的比例偏低，諸多因素制約導致許多優秀大學生村官留不下，融不進，靠不住”。大學生村官政策的出臺背景是村干部年齡偏大以及教育文化程度偏低，于是國家想通過招募大學生村官來改變這一局面，同時可以通過這一途徑來為公務員儲備有實際經驗的后備力量。大學畢業生之所以愿意去當村官，雖然其中不乏有人真想去為鄉村發展做貢獻，但他們是更多的是因為沒有考上公務員或者為報考公務員做準備，所以，當大學生村官只是其邁向公務員的橋梁或者跳板而已。與此同時，大學生村官中，有一些人是回到本村當村官，所以他們還是比較了解本村情況，也許能為村里做一些事，但是好多大學生村官是外來的，不但不了解村里的情況，而且不懂方言以及當地文化，結果他們只能做一些無關疼癢的事。比如，在某村一個數字電影院，一位大學生村官的主要職責是每天給老年村民播放一部數字電影；有的大學生村官干一些倒水、跑堂等招待人的工作。由此可見，他們大部分人是沒法融入到村莊和村民中去，更不能發揮很大的作用，除了后來考上公務員之外，大多數大學生村官各顯神通去了，當然也不排除少數大學生村官在鄉村確實發揮了所期望的甚至超過期望的作用。大學生選調生的選拔要求更高，他們通常都能轉變為公務員。他們更多的是在政府治理上發揮作用，雖然與鄉村發展也有關聯，但是直接影響難以具體體現。
至于駐村干部和包村干部，雖然不是招引的人才，而是政府派往村莊的。他們中不少是青年，對村莊的運行和發展有或多或少的作用，其中最明顯的效果是增強村兩委的組織能力，由于他們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相應的會帶進一些財政資源、項目以及政策，讓村莊有了一些發展的資源，因此各個村都希望有實權的部門派人到它們那里，為它們帶來更多的資金和項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下派干部都會帶來村莊所期盼的資金和項目，而真正有作用的還是少數。為推動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一些地方政府推出培養和招聘鄉村CEO，期待他們在鄉村產業發展上扮演管理的角色。鄉村CEO既不是村干部，又不是公務員或事業單位人員，純粹是市場聘用人才，以合同方式履行職責和權力，好處是他們有明確的職責，問題是不少CEO都是年輕人，大多是大學畢業不久，缺乏實踐經驗尤其是鄉村經驗，因此，大多沒有CEO的能力，于是有的地方還要對他們進行培訓，目前還沒有顯現出其明顯的價值和作用，不知道未來將會是怎樣的作用。
由此可見，招引一批青年才俊，是解決鄉村人才問題的一個重要進路，其效用在不同領域是不一樣的，正如前文所表明的那樣，教育領域的效用是非常明顯的，但是在醫療衛生、村莊治理等領域則沒有如預期的那樣大。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果專業對口，作用就馬上體現出來，而專業不對口，尤其需要經驗積累的工作，招引來的青年不一定能馬上發揮作用，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接受招引的動機比較功利，即把應聘作為職業的過渡策略或者說跳板，目的是去尋找更加滿意的其他工作。
（四）復式擺動回鄉入鄉
前面也提到過，有一些青年并不是主動回鄉入鄉，而是被迫或者被動回鄉入鄉，隨時要離開，這是通常所說的擺動式流動的一種形式，另外，有的青年即在城鄉之間主動采用復式擺動流動形式，一般在城鄉來回跑，我稱之為“城鄉兩棲”。當然，“城鄉兩棲”的不止是青年，也有中老年人。有的青年在城市的體制內就業，比如當教師或者醫生，或者在某個研究院或設計院工作，他們利用自己比較機動的時間，回到鄉村做一些發展的事，比如改造自己的舊房子，做成民宿或者創作，有的人還帶動整個村莊發展。在浙江某個村，我們碰到在北京某畫院從事油畫創作的Z，他曾在北大讀過博士后，出站后跟隨導師在北京郊區和云南等地參加藝術鄉建，后來考慮把藝術鄉建引入自己家鄉的村莊。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終于在自己家鄉的村莊做成了同樣的藝術鄉建，即把村里的祠堂、寺廟、村委會辦公樓乃至居民住宅進行藝術化改造，并利用自己的關系，吸引一些畫家到該村設立創作室或者工作坊，每年還召開一兩屆藝術研討會，舉辦藝術活動節等等，把昔日無人問津、老齡化和空巢化的老村莊變成生機盎然的新村莊，于是也有一些中青年村民回到村里跟他一起做藝術鄉建。他本人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還是在北京生活和居住，每年在北京與家鄉之間復式擺動。像Z這樣的青年，在其他地方也在增多，許多超大城市郊區，都會有這樣的青年從事城鄉交流和創業，大多數只是個人創業，只有少數像Z那樣帶動村莊發展；這些青年中不少人是入鄉青年，而不是回鄉青年，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是回到自己家鄉的村莊，而是作為城市青年到鄉村尋求發展和創業機會，而相比于第一類主動入鄉青年，他們也是主動的，但是兼顧城鄉事業和生活。更多的“兩棲”青年就是在就近的城鎮打工，并兼顧鄉村的農業生產和旅游業、鄉村服務業等，他們在城鄉之間分季節地來回擺動流動和生活，因此，城鄉來回擺動就是他們兼業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生產和生活的空間轉換。在城鄉“兩棲”中，青年占據的不是多數，而最多的還是50歲以上的年長者，他們逐漸地將自己的事業和生活轉向家鄉的小鎮和縣城，并兼顧村莊的年邁父母和農業。城鄉復式擺動的人群是多樣的，有城市青年，也有農村流動青年，更有從農村進入城市并徹底城市化的青年，他們以各種方式在城鄉之間復式來回擺動。城鄉復式擺動與擺動流動是不同的，前者并不是沒有穩定的就業和居住，而后者則是在城鄉之間來回尋找就業，在城市也沒有穩定的就業，在鄉村也不是很穩定，這種擺動流動也可以屬于城鄉復式擺動，但是復式擺動比擺動流動有更寬泛的涵義，包括在城市和城鎮有穩定的正規就業的青年在城鄉之間來回流動，目的是在鄉村做一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或者同時開展創業等，有的人有鄉建的理想和行動，但是這樣的青年相對還是少了一些，而且他們這樣做面臨的障礙和制約還比較多，反過來也是他們人數規模比較少的原因之一。
三、青年回鄉入鄉的未來圖景
雖然當下出現青年因各種原因以各種方式回鄉入鄉，但是并不意味著已經出現可觀量的現象甚至“潮”的狀態，事實上他們還只是少數，并不足以滿足鄉村振興和鄉村現代化發展所需。雖然一些青年主動回鄉入鄉，然而鄉村還不能為他們提供適度的創業就業條件和機會。目前在回鄉入鄉的青年中有很大部分屬于體制內的青年，他們屬于招引回鄉入鄉，他們更多的是追求在體制內發展，當然他們也是鄉村振興、發展和現代化所需要的，但是他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快地向上流動，從鄉鎮到縣城乃至市區流動，是一種以離鄉為目標的回鄉入鄉行動者。“中國社會綜合狀況調查”（Chines Social Survey，簡稱CSS)數據對此可以提供側面的證據：在過去的十多年中，縣域范圍內的國家和社會管理階層和專業技術人員階層的平均年齡從2008年到2021年各自分別從44.5歲下降到43.8歲、從38.9歲下降到36.4歲，私營企業主階層從2008年37.2歲下降到2021年的36.7歲，而其他七個社會階層的平均年齡出現明顯上升：商業服務業人員階層從40.3歲上升到43.1歲，產業工人階層從33.0歲上升到42.0歲，農業勞動者階層從2008年的45.3歲上升到2021年的51.4歲，個體工商戶階層從2008年40.3歲上升到2021年的43.1歲，經理人員階層從2008年的36.6歲上升到2021年的38.8歲，無業失業半失業階層則從2008年的39.1歲上升到2021年的41.8歲。從這個年齡變化中可以看出，縣域范圍內的年輕化主要體現在上層階層，而中下層呈現出老齡化態勢，意味著即使青年回鄉入鄉，大多進入體制內就業（當公務員、教師、醫生等）或者創業當老板，而較少進入其他階層，在鄉村振興中這些階層的作用固然很重要，但是其他階層也是必不可少的，而調查數據顯示后者缺乏年輕化，意味著鄉村不能為年輕人進入這些階層提供吸引的條件和機會，也是鄉村發展面臨的困境，比如農業勞動者階層老齡化非常嚴重，將影響未來農業發展。
在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背景下，鄉村吸引青年的能力究竟有多大？日本的案例也許對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有一定的啟示和借鑒價值：日本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中，實施了鄉村振興或者鄉村活化政策，大大改善了鄉村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生活環境，鄉村現代化水平大幅提高，城鄉差距越來越小，但是鄉村依然吸引不了大多數青年。日本政府曾制定鼓勵青年到鄉村創業和生活的優惠政策，但是，響應者寥寥無幾，政策目標得不到實現。日本如此發達、現代化水平如此之高的村莊為什么對青年沒有吸引力呢？關鍵原因在于鄉村的生活和發展機會還是不如城市那么多樣和豐富。鄉村的生活相對來說比較單調，沒有城市那么多樣，滿足不了青年求新求異的多變需求，而且青年也會考慮自己和子女今后的社會流動機會問題。中國的情況顯然與日本還是有很多差異：首先中國還存在一批在鄉村出生、成長起來的青年，他們對鄉村還是有一定的情感和認同。其次，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策、體制和結構性的制約，因此他們難以徹底實現城市化、市民化，因此其中有一些人會退而求其次，回流到鄉村，特別是在國家有更多優惠政策支持下，會有一些青年可能選擇回鄉入鄉來尋找發展機會。最后一個可能因素是城鄉交流比以往更方便、更快捷，特別是在互聯網科技日新月異以及交通越來越發達的情況下，進城返鄉十分便利，不存在太多的時間、經濟和空間成本。
目前中國鄉村吸引青年的問題或者羈絆是，農村資源要素還需要得到有效的激活，青年回鄉入鄉至少還存在明顯的市場機制障礙，不能有效整合農村各種資源，由此限制了他們的回鄉入鄉積極性和動力。所以，農村社會經濟體制和政策改革還是激活青年回鄉入鄉的關鍵機制。與此同時，進一步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盡快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實現均等化，在鄉村享受到更多的城市般現代生活服務，也是青年回鄉入鄉的保障機制。但是，要認識到，未來的鄉村不可能是青年占多數的社會，大多數還是中年人和老年人生活的場域，對青年來說，能在城鄉之間自由流動和選擇，不存在政策和制度性障礙，將可能是未來鄉村的圖景。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轉自：《青年探索》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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