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們不能因為當年“搞階級斗爭”很有必要，現在再”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恰恰相反，我反倒認為現在應適當宣傳“階級調和”，淡化歷史矛盾和歷史仇恨，不然的話，恩恩怨怨何時了?什么時候才能達到“和諧社會”和“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有人要問你對“土改”是啥看法?我說，大道理我真的不敢跟研究這一問題的專家、學者們相比，但聯系實際談問題那就不好說了。我從家鄉三間房自然村解放前土地的實際擁有量，看“土改”前土地高度集中到什么程度，其“土改”的必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我是1945年11月出生的，從1963年1月到1969年10月期間，又在家鄉-----南陽縣新店公社菱角池大隊三間房村當了7年的生產隊會計，對鄉情變遷做了多年的業余“調查研究”。我覺得，三間房自然村的情況，最能夠“窺一斑而見全豹”，對解放前中國農村、農民問題的突出矛盾是啥也就十分清楚了。
我所在的三間房自然村解放時僅100來口人，卻擁有耕地1700多畝(還不包括快解放時地主們爭相賤賣出的100來畝)，其中約1600來畝的土地是8戶地主和4戶中農、5戶下中農所有。也就是說，平均每戶地主就擁有土地200來畝。如果再往前追溯的對話，其實整個三間房村原本是一家姓李的人家一家所有，而且是由“散閑房村”演變過來的。
我在家當生產隊會計時，在沒有別人或“頭腦里階級斗爭這根弦蹦的不緊”的時候，時常同本村的一位叫李成乾(1995年去世80來歲)的地主分子和一位叫李成敏的“右派分子”聊天拉家常時，曾“打爛砂鍋問到底”般地詢問“三間房為什么有‘散閑房’的傳說”?李成乾和李成敏都告訴我，我們的先祖是李賢(李賢，1408---1466，字原德，河南鄧縣人，官至兵部尚書，華蓋大學士《大明一統志》的作者，百度可查)的后裔，大概在清初年間左右吧，其一嫡系分支搬遷到在南陽城東關經商為生。那時候一般有點錢財的，除了在城里有生意、有住處外，臨近的鄉村里都還要置買地產和建造專供消閑散心或躲避兵荒馬亂的別墅。這里離南陽城東關僅18華里，又毗鄰白河和赴省晉京的主大道(當時叫許南公路，現在叫“豫01線公路”)于是就被遴選上了。由于在建造別墅時，其中有三間瓦房，就是現在李金祥的們住的房子的最前身，特別高大壯觀，就成了咱們這一帶的人作為區別村莊的標志，臨近村民們都叫為“三間房”。而先祖們起的村名是“散閑房”，可是大家都叫“三間房”，畢竟“民言”散布者眾且快，“一家言”怎抵“眾家傳”，后來先祖們不得不順從民意，按諧音拍板改名為“三間房”了。
李成乾、李成敏他們說，由于先祖開始是老弟兄倆，分家后據說遺言要求子孫們比著正混，比著置地，這些話原來家譜上都有，后來怕當成“變天賬”，解放后都燒掉了。由于尊循先祖遺訓，這老弟兄倆的后人們比著置地蓋房子，到解放時已經是東八頃(即800畝地)，西八頃(800畝)了，瓦房蓋了大幾十間，要不是戰爭毀掉了一些更多。由于土地多，錢多，解放前每年都根據收成的好壞程度，在農歷正月十五左右，或叫來一臺木偶劇團，或叫來一臺漢劇團，搭臺子唱三天，也算是慰勞四鄰鄉親和周邊眾多的佃戶們吧?每次在戲沒有開演前，先祖們總要先說幾句答謝四鄰和眾佃戶的話，這也成了一種習慣或規矩。所以，便有了“三間房一圈溝，正月十五唱木偶，或是漢劇胡亂吼”的說法。只是我們西邊的這一分支的后代沒有東邊那一分支的后代“官氣旺”，到這里后好像一直沒有再出什么大官，而東邊李明中(與他們同輩分，作為區別西邊的分支是“成”字派，東邊的分支為“中”字派)，遠的不說，李明中的佰父李楚白是國民黨河南省參政議事會的專員級議員，正廳級。他的兄弟李英甫是國民黨南陽縣黨部書記，只是那時候縣長趙芝亭是一把手，他是第二把手。(說到這里時，穿插一個傳說，據他倆講，李英甫大概在1938年到1947年間為國民黨南陽縣黨部書記時，南陽地下黨創辦的“芳林酒廠”主要負責人邰士芳、邰士林與他們打的火熱。李英甫早就知道他們是共產黨，但從不說破，只是缺錢花時寫個條子到那里拿錢就是了。但有一條原則，那就是要錢、要物卻從不安排人，以防當作把柄讓別人抓著。國民黨官吏們之腐敗手段也可見“一斑”，筆者注)。那時候，三間房村的農民們進程說話氣粗得很，要是駕著牛車或馬車進城那就更氣勢了，簡直是橫沖直闖，就好比現在敢闖紅燈的人一樣。甚至跟人家打群架時，也依仗著李英甫的勢力，處理此事的警察們也總是把別人的有理說成沒理，三間房村的人沒理說成有理。其實，李英甫這個人架子大得很，成年沒有回過村，像我們這些本家的人去找他時也都是傲慢的很，待理不理的。好在他死在解放前，要不也肯定像生定他爺爺一樣，是要被鎮壓的。因為像他們這樣的都有人命案，民憤大，共產黨和老百姓們是不會放過他們的。
李成乾說，但由于李楚白、李英甫這弟兄倆預測出了政治走向，1947年底在陳賡部隊打到南陽以前，他們家就開始賤賣土地，解放時他們家僅僅劃了中農成分，加之當過南陽縣中心糧庫主任的李英甫胞弟解放后自殺身亡，這就使李楚白、李英甫的親侄子李明中能夠在解放后照樣上學，且一路順風，大學畢業后當上共產黨的正縣級干部(從平頂山市物資局局長位置上退休)，聽說明中的兩個兒子混的更好!僅此一門人，就先后出了兩個國民黨的縣長以上干部，共產黨的一個正縣級干部，按過去的說法叫“華蓋滿此門”。而我們西邊的這一分支呢?清是地氣不好人太笨，到三間房后再沒有出過縣長級以上的官。每每說到這里時，“宿命論”思想很濃的李成乾總是充滿著遺憾和無奈。
好家伙呀!這么多土地實際上原來僅僅是他們老李家一戶的地產，解放后卻成了54戶人家的共同地產，還不過僅僅是其中的一少半而已。為啥哩?周邊所有種老李家的臨近村像菱角池、張雷莊、關營、白河新莊、西雷莊村及大盆窯村的部分土地，都是土改時政府統一劃歸過去的。怎么劃歸?具體說，凡是種這些土地的佃農，佃農在哪個村的歸哪個村所有，大致就劃歸周邊所有的土地約在8頃,即800畝左右。土改時，在政府統一安排下南陽城里無地無房子的李慧敏、晉天順和我們三家已經無法生計的城市貧民，區公所所在地新店街上王志德、王要亭、張書文、南京州等5戶也將要進入討飯吃的小鎮居民，兩項共計50來口的城鎮貧民都在這里安了家。“土改”不僅使三間房村所有的佃農和靠扛長工為生的20多戶農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也使我們這么多城鎮因主業凋零沒飯吃、沒房子住的貧民們開始有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和起碼能遮風擋雨的房子居住。所以，開始那幾年，三間房村的老戶們每當說起我們這些得以新生的“外來戶”時，總帶著嘲弄的口氣對我們說，是三間房村救了你們這些外來戶，要不是解放，要不是你們來到三間房村，恐怕早就逃荒要飯了。上過5年私塾的父親每聽到這話時，向來不饒人，總是這樣說，是的!確實是三間房村收留了我們這些“外來戶”，但這只能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不是他們叫我們來到這里，不光是李家戶的地主們不答應，就是你們這些“坐地炮”的老戶們也不會答應的。還不僅僅如此，就是共產黨當時安排我們到這里等著分地分房時，老王婆(后來我們叫她“王大娘”，三房村佃農)，竟敢把我們暫住的磨房里的門窗全部扒下來扛走了，又是共產黨命她再扛回來。所以，我們只能感謝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但這類話，村里的老戶們都嫌難聽，私下里總是說明明是三間房村救了他們，反而不承三間房的情，每每遇到能教訓我們的時候，總要千方百計教訓我們一番，“欺生”在這里尤為突出。他們在平日的交談中從不提父親的大名“趙永成”三個字，而是叫“帽殼匠”(因為我父親只會做“帽殼”即老式帽子)，私下里貶稱他為“圣人蛋”，意思是說愛說“之乎者也”之類的文縐縐的話。直到1963年我當上村里的會計后，父親的名諱才開始有人叫了起來。為啥要說起這些是不利于團結的話，我想通過我們村，我們家的一些情況，告訴年輕的人們，“土改”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讓當時最弱勢的窮人們當家翻身，確實很不容易的。由此引起的不僅僅有少了土地和房屋的那些人對共產黨的長期不滿或怨恨，就是自己營壘里的人反對的也相當明顯和激烈，分三間房村地主們的土地和房子就好像分著他們自己的土地和房子一樣，也是心疼的很哪!
“土改”從南陽專區的角度來看，那就更有必要了。
南陽是1948年11月4日獲得解放的，1949年底到1950年春，南陽地委即領導全區人民完成了剿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工作，“全區貧下中農從地主、富農手里分得土地368萬畝，耕牛7.4萬頭，房屋1602萬間，農具3.9萬件，糧食1762萬斤，衣被等物品數十萬件。不僅解決和改善了當時生存環境和生產、生活條件，也實現了幾千年來貧苦農民一直夢寐以求的‘耕者有其田’的期盼”《南陽市黨史第二卷》。
所以說，沒有當初，怎會有今日?若沒有“土改”對全國土地“大和泥”般再分配，接著而來的“合作化”呀!“借地”呀!“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呀,特別是后來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順利實施，簡直是不可能的，一系列的“大戲”、“好戲”也就根本無法演唱。而“土改”就是“撘臺子”的問題，俗話說：“先搭臺子，后唱戲”嘛!所以，有些學者或“土改”時曾被“革命”的部分后代們(我覺得他們當中對土改認識不到位的是極個別人)，從根本上否定土改的必要性、正確性這是非常錯誤的。但我也不贊成重演像“暴風驟雨”、“白毛女”這樣的老電影(作為歷史教科書還是很有必要，而作為“高臺勸話”般的小說和電視劇就未必了)，更不能再搞什么“控訴地主壓迫之苦”的所謂“階級教育”了。我甚至還認為，現在全國城鄉風行的“斗地主”的游戲的名字是否要改一改?換一個既準確，又中性的名字，譬如，可否叫“一對三”或“三對一”?讓這一游戲遠離政治?這是因為“斗地主”的做法，盡管當時是很有必要的，也是無可厚非的。但畢竟對一部分當事人或他們的后代人都是有刺激的，是一個應逐漸淡化和忘卻的問題。我們不能因為當年“搞階級斗爭”很有必要，現在再”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恰恰相反，我反倒認為現在應適當宣傳“階級調和”，淡化歷史矛盾和歷史仇恨，不然的話，恩恩怨怨何時了?什么時候才能達到“和諧社會”和“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所以對“土改”問題，只能講歷史的必然性。
其實，關于這一點，黨內遠見卓識的領導干部早就看出并指了出來。1953年初，潘復生當河南省委第一書記時，就“認為土改后再以階級分析的觀點，即把農民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的階級分析的做法是‘土改觀點’”(吳芝圃1958年7月4日批判潘復生的文章，見當日的河南日報第二版)可見像潘復生這樣的封疆大吏當時就認為，土改后農民們應該團結一致，安心搞生產，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那時更多、更大的領導人卻認為“地主們都有盼望蔣思想，整天想的是變天復辟”，“反攻倒算”什么的。對此，我當時也是深信不疑的。只是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期間，我多次與李成乾就這樣一問題進行交談，想聽一聽他們當時到底是咋想的。我說，三叔，你給我說實話，也就是要挖著心窩說，土改后到底你有沒有“盼美望蔣”的思想?有沒有“反攻倒算”的企圖?他說，這么大的地主分子群體，你要說一個人沒有也很不現實。可是要說都有，起碼冤枉了像我這樣的曾被地委土改工作組樹立為“開明地主”的人了。李成乾說，誰都明白得很，不要說蔣介石根本就打不回來，即使真的打回來了，那對我們這些人來說，簡直就是毀滅性災難呀!即使被共產黨不殺我們，像你們這些翻身農民也主動會殺我們的，所以我們才最怕蔣介石打回來的呀!不僅如此，起碼我們家是這樣的，總是怕孩子們想不開而仇恨現實，處處與政府作對。因為要是那樣的話，就會出現走極端的問題，咱們村這么多地主子弟們在多次挨斗的情況下，沒出現一個因走極端而犯罪的人，就是很好的例證，就是像我這樣的地主們不斷教育孩子增加理解和寬容的結果。我也不斷給他們搞“新舊對比”，這就是比社會安定，比不逃老日，不跑土匪，沒有兵荒馬亂，沒有流離失所，都能安家立業，幾十年太平盛世等等，畢竟生命安全和繁衍生息是第一需要嘛嘛!所以，我始終從內心深處能夠理解“土改”，隨大眾而跟共產黨走的嘛!可有的人總是要把我們都放到對立面去想，搞什么假想敵，其實有的警惕的對，而更多的恐怕不太準確。
看起來，無論什么時候，如果僅僅地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來分析問題，閉門造車般地去設想，或者“一個思維僵到底”的話也或許真的冤枉了像李成乾這樣的人呢!所以，粉碎“四人幫”后，黨中央立即摘掉所有地主分子帽子的決定那是多么的正確呀!而過去長期不區別誰改造好，誰還沒有改造好，甚至對他們越來越嚴厲，也確實傷害了其中有些人的自尊心。本來已經是我們自己人豈不更好?為什么非要把他們都推敵人那一邊去呢?但現在，有的人否定“土改”，這也是很不應該的。
寫到這里，我再重復一遍，“土改”是共產黨成功地選擇，歷史地選擇，是共產黨高于國民黨、打敗國民黨的一個重要原因。蔣介石到臺灣后，借鑒共產黨的經驗搞起了“土改”，而且還真搞成了說明，實現“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是中國社會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土改”拯救了當時在生死線上苦苦掙扎的中國的幾億農民。當然，由于當時的共產黨都是由“窮棒子”為主的人群組成，沒有錢，不可能采取其它的辦法。據說蔣介石從大陸逃到臺灣島時，僅從上海銀行就帶走了國庫了價值7億多美元的黃金，所以他才能夠把從大陸弄來的錢“買地主們的土地，租給無地農民”。而剛解放時的共產黨采取“沒收統分”的辦法，那也是歷史的正確選擇。
我這里用這樣一句話來結束此文：“從一滴水中可以看見太陽，從三間房村無地農民們的翻身，看、想土改給當時中國農民帶來的翻天覆地般變化!”這也算是“小中見大”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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