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梁莊》讀后
現代人容易患上“懷鄉病”。在城里呆久了，就會感覺自己和都市生活有太多隔閡，正如作者所說：“這不是那種能夠體現人的本質意義的生活”，因為“與自己的心靈，與故鄉，與那片土地，與最廣闊的現實越來越遠。”有一種東西，召喚著現代人逃離都市，返璞歸真，回到故鄉享受一份安逸與寧靜。
“珍惜黃昏的村莊，珍惜雨水的村莊，萬里無云如同我永恒的悲傷。”海子的詩，處處可以看到故鄉的影子。“大地”、“蘆葦”、“稻谷”、“麥子”等鄉土字眼表達著海子對村莊的懷念和想象。而作者梁鴻書中的“舊相片”、“小學作業本”、“日記本”、“開滿菊花的河岸”、“老屋”等字眼，不也正是表達了這種情懷么？唯有這些，才能喚醒自己內心深處的遙遠記憶，慰藉自己“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正是這樣一種力量，鼓舞著我們回到鄉村，回到自己生命開始的地方，那里有母親，有大地，有明月，有鄉親，有炊煙裊裊，有淳樸的鄉音。
遺憾的是，當作者一步步靠近故鄉的時候，陌生感卻愈發強烈。她看到的，不再是那個溫情脈脈的故鄉，她已經面目全非：“那一座座嶄新的房子，巨大的廢墟，那骯臟的坑塘，還有水里的鴨子，飄浮的垃圾，組合成怪異的景象，讓人有說不出的難受。”“他們的存在也給人以奇異的陌生感和錯位感。我始終無法適應這一錯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強烈的異鄉異地之感。”
當故鄉變成異鄉，它還如何寄托鄉愁呢？
作者“逃離”都市回歸鄉土，卻發現鄉土正在追趕都市。故鄉在發展，自己卻喜悅不起來，因為“鄉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著城市的范式飛奔而去，仿佛一個個巨大的贗品。”高速路并沒有真正的把鄉土與都市相連，反而滋生了鄉土與都市的隔膜，它“橫貫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著：現代化已經到達鄉村的門口。但是，對于村莊來說，它卻依然遙遠，或者更加遙遠。”當她看到連綿的廢墟、滿院的雜草、快要枯死的棗樹，那些令自己神迷的鄉土想象徹底崩塌了。這已經不是那個令自己魂牽夢繞的故鄉，不是記憶中心靈港灣。她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是一廂情愿，還是我們刻舟求劍，以為在那個記憶線上就可以重回舊夢，到頭來發現，只是回憶與想象罷了。
當故鄉正追趕現代性的時候，作者的情感卻越來越復雜，她在回鄉路上遭遇了巨大的心理危機。故鄉不在，“懷鄉病”好像也無藥可醫了，不得不反思自己的那份思鄉情懷，到底是鄉土想象，還是源自于理念中對于現代性的偏見。她寫道：“不能用簡單對與錯衡量鄉土的變化：中國現代化轉型以來，鄉土中國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與心理結構方面的變化是一個巨大的矛盾存在。”作者的反思擊中了要害，因為正是這種矛盾投射到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中，產生了對現代性的反叛和逃離，開始了對故鄉的親近與回歸，導致我們患上了不能自拔的“懷鄉病”。
當億萬農民渴望走出村莊，樂此不疲地追逐擁抱現代生活的時候，知識分子卻呼喊著回歸村莊，守候村莊。一個是現代生活對傳統生活的超越，另一個是后現代主義對現代主義的吶喊。農民和都市人的村莊情感發生了錯位。有人在迷戀村莊，有人在逃離村莊，大家在追求不同的東西。農民努力擺脫的是貧窮和落后，都市人極力逃避的是喧鬧和貪婪。農民渴望的富有和繁榮，都市人向往的是寧靜和自然。他們感情所指的村莊，不是同一個村莊。一個是物質經濟層面，一個是精神文化層面。
在現代性的征途中，村莊內涵發生了分裂。而這種分裂，集中反映在知識分子對村莊的深沉情感中。在他們眼中，村莊有兩幅面孔：在經濟上，她是灰暗的，沉悶的，拮據的，蹩腳的……她在衰敗，仿佛在都市邊緣靜靜等待枯萎和死亡；但是在文化層面，村莊是綠色的、鮮活的、富足的、健康的……她遠離繁華，淡雅寧靜。
兩種審美導致了知識分子村莊情感的糾結：一方面，我們希望村莊經濟快速發展擺脫貧困，希望村莊消失。但另一方面，我們卻又害怕村莊消失，害怕我們“無家可歸”。農民在疲于奔命追趕現代生活的時候，知識分子所津津樂道的傳統生活卻漸行漸遠。這正是知識分子的焦慮所在。這種焦慮不僅表現著都市和鄉村審美意識的對立，還表現著村莊自身經濟現實和文化意義的分裂。
都市和鄉村，從空間上看，是中心和邊緣的關系；從時間上說，他們位于現代性譜系的不同序位，面臨著不同的主題和任務。鄉村面臨的緊迫問題是如何快速進入現代性、如何快速發展，發展主義是其根本取向和使命。城市卻不同，基本完成現代化，在享受現代性的同時，也遭遇了現代性的困境。知識分子的“懷鄉病”，正是表達了這樣一種后現代主義的情緒，表達著都市人對現代性的反叛和逃離。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意識形態中雜糅著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導致了意識形態的模棱兩可、猶豫不決，甚至是混亂。正因為如此，他們追求現代性而又心存反叛，懷念傳統而又無法親近。他想改造“鄉土中國”，實現鄉村的發展，實現民族國家崛起的歷史使命。他又想保護“鄉土中國”，利用鄉土中國的文化道德對抗現代性的病疾。一面是對現代性的迷戀，另一面是對現代性的反叛。這正是知識分子村莊情感產生糾結的根源。
作者深深地陷入了這種糾結和焦慮，在鄉土想象與真實鄉土之間產生了巨大的錯位。這種錯位伴隨著調查的深入而越來越大。作者自己也承認：“我已經是鄉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維和他們的思緒總是處于錯位之中。”“即使你抱著重回大地、重回村莊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們中間，做他們的一分子，但幾乎是不可能的。”只因自己與他已經有了太多的分別，這是自我與故鄉的隔閡，還是傳統與現代的斷裂，亦或是理想與現實的對立？
“懷鄉病”的困境在于，知識分子迷戀的只是理想類型的村莊，深陷其中的只是關于鄉土記憶和傳統農村的想象。正如美國學者波茵姆(Svcmala Boym)在她的《懷鄉的未來》中所說：“懷鄉是對已不存在，或者說根本沒有存在過的家園的一種懷念。懷鄉是一種若有所失、流落他鄉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滿遐想的浪漫情懷。”
村莊是一個整體，當我們在經濟上發展她的同時，其文化必然變遷。“就梁莊村而言，整體的、以宗族、血緣為中心的村莊正在逐漸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經濟為中心的聚集地，與此同時，村莊的規劃，村莊家庭之間的內在聯結，家庭內部，都在發生變化。”當代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大部分農村，正在經歷這種變化。在市場經濟沖擊和國家政權建設的雙重作用下，傳統農村正在消亡；受現代生活的吸引，更多的農民向往都市，渴望離開、甚至是逃離村莊；消滅貧窮和致富早已經成為時代話語，市場經濟的邏輯侵入了村莊生活方方面面，從整體上解構著傳統村莊秩序，并把人與自然的關系、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按照現代邏輯建構和改造；人口加速流動，熟人社會在不斷“半熟人化”甚至“陌生化”，傳統的差序格局在松動，社會關聯得以再造；交往邏輯在變化，傳統倫理道德式微，消費主義滲入農民生活，經濟理性與貨幣主義沖擊著人情世故——這不再是那個田園詩般的“鄉土中國”了。鄉土不再，“人心不古”，村莊還能承載多少我們關于“精神家園”的想象呢？
作為文化象征的村莊正在消失，這是現代性的宿命，還是我們另有它途？如果真有這樣一條路，那么知識分子的“懷鄉病”就不只是后現代的懷舊與惆悵，村莊的迷戀與想象將引導人們去尋找現代生活的故鄉，盼望著有那么一片寧靜的鄉土可以依戀和守候，讓心靈“詩意地安居”。自然經濟創造了田園牧歌式的傳統生活，蘊含著人類童年時期的天真爛漫。市場經濟造就了追求效率和速度的現代生活，富含著人類青年時代的狂熱激情。或許知識分子憂慮的是：老年時我們將如何過活。這是當代知識分子的焦慮，也是現代性的焦慮。
值得玩味的是，作者7歲大的兒子剛踏上鄉土的時候，有點吃驚、害怕，賴在她身上，不肯下來，他也害怕泥土，不敢親近；而幾天過去，泥土是他的最愛；“兩個月下來，他從白凈的小家伙變成了黝黑的、壯壯的小伙子，在巷道里，房前屋后和小伙伴們挖泥，掘地，逮螞蟻”。為什么孩子更能融入鄉土，而作者自己卻如何也親近不起來呢？身在鄉土，卻看不到鄉土。自己變了？鄉土變了？還是自己沒有跟上鄉土變遷的腳步，總在幾十年前的位置找他。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熟悉與陌生之間，只剩了自己無處生根的鄉愁。
或許，鄉愁只屬于那些離開故鄉的人？如沒有離開，何談故鄉呢？可是離開了，你還回得去么？魯迅在《故鄉》中也描寫了這種尷尬：那個月光下帶著銀項圈的可愛閏土和此時這個衰老麻木的閏土形象形成了鮮明反差，打碎了魯迅童年的美好記憶，讓他如何也舒服不起來。
或許，故鄉只是在異鄉可以遙望的地方。
或許，故鄉是一個可以讓自己遙望，卻不能親近的地方。你走回來，卻根本尋不見他。
唯一令人欣慰的是，作者可以在母親的墳前說說心里話，而那一刻，她仿佛回到了小時候，童年、麥子、大地，伙伴，母愛，一個個影像都復活了，那不正是自己懷念的東西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家茶座》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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