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而據我在桐木大隊6年所見，所有的大隊干部都是極少干農活的，他們不是開會就是檢查工作。比四清時批判過的“吊吊手，九分九”有過之而無不及。
1965年，我從省城長沙上山下鄉到湘南的桂陽縣，先在一個靠知青安置費開辦的新建集體農場，經過一年的極度勞累饑餓，和文革中的兩年逍遙派日子，1968年11月由公社將我們這個根本辦不下去的知青集體農場解散重新插隊落戶，于是我來到了我此后生活了6年的桐木大隊嶺下生產隊。在生產隊我遇到了兩個生產隊長：第一個隊長蘇拐和第二個隊長財拐。現在，蘇拐仍健在，而財拐則已去世30多年了。
我清楚地記得，在即將插隊前，時任隊長蘇拐到我們農場見了我。那時我們農場正由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管理并負責“斗批改”：斗爭、批判文革中的造反知青壞頭頭;同時將全體知青分散插隊到生產隊去。隊長蘇拐是來公社開會領任務：接收知青到生產隊落戶，并順便來看看是誰分到了自己生產隊。兩天后當我在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帶領下來到嶺下小村時，蘇拐隊長正在路邊的地里挖紅薯。而我到生產隊后也立即投入到挖紅薯的勞動中。
那時，“農業學大寨”運動正轟轟烈烈地在全國展開。但嶺下這個偏僻的山溝里卻比外面慢一拍，仍在做“包工”。這是自集體化以來除“大躍進”時以外嶺下農業合作社、嶺下生產隊一直沿用的生產方式。所謂做包工，就是在田土農具仍是集體的、種什么也是集體統一安排、勞動分配也是工分一半人口一半的大前提下，對勞動任務進行家庭承包，干活時各干各的。
經過多年集體化實踐的摸索，嶺下生產隊已將各項農活都定好了工分值，如犁一畝田多少工分、插一畝秧多少工分、挖一畝地紅薯多少工分、送100斤肥到某處(生產隊的田土在幾處遠近不同的山沖里)多少工分，等等、等等。在種、收、田間管理等勞動前臨時進行抽簽，以決定誰去哪塊地干活。為什么要抽簽?因為即使是同一項勞動(如犁田耙田)，不同的地塊難度也是不一樣的。我初下隊時也參加過抽簽做“包工”，每次都是會計識平做好簽，隊長蘇拐大喊一聲“卵大卵細，各人財氣”，于是大家爭相抽簽。抽完簽后大家立即分頭干活，完成任務后晚上到記工員那里將工分記上就行了。
做“包工”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抽完簽后干活不用催，勞動效率高;勞動力強、生產技術好的社員也能夠多勞多得。當然做包工也有缺點，有人“思想不好”，只顧搶工分，不顧工夫質量。而且這一現象逐步“傳染”，形成了普遍性，造成了“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于是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上面對做包工持強烈的批判態度，說那是搞資本主義，并強行規定各隊都要實行“大寨式生產”。隊長蘇拐多次到大隊開會學習之后，嶺下生產隊也開始實行大寨式生產：任何活兒都是大家一起上：插秧大家一字兒排開站在同一坵田里，挖紅薯也是一字兒排開站在同一塊地里;送肥也不用再稱重量。主要看是否思想好，思想好就會挑重擔子。
恰好在生產隊實行大寨式生產時，桐木大隊的革命委員會成立了。原來的副大隊長兼嶺下生產隊隊長蘇拐當上了革委會副主任，并由大隊革委會抽調到大隊工作——負責大隊新辦的錳礦場。從此，蘇拐完全脫離了農業勞動，當然分配關系仍在隊里。他除了在生產隊記最高的工分外，大隊發的每個月5塊錢伙食補助則裝自己的腰包。這顯然是個只有大隊干部可以享受的優差、肥差。而據我在桐木大隊6年所見，所有的大隊干部都是極少干農活的，他們不是開會就是檢查工作。比四清時批判過的“吊吊手，九分九”有過之而無不及。
蘇拐走后，隊里就要另選隊長。而整個嶺下生產隊十幾戶人家，最會做農活、最會安排打算的其實只有兩個人：識平和典經。富裕中農出身的識平是蘇拐的叔伯兄弟，因高小畢業有文化做了會計;而身體健碩、1949年從省立三師畢業、還當過兩年鄉村教師的典經出身是地主，不知怎的又“世襲罔替”成了富農。這樣的人當然不能擔當隊長大任。最后，大家推選財盛(財拐)當了隊長。
財盛出身貧農，老實巴交，1961年30多歲了才討上苦日子時死了老公的王家婆做老婆結束單身生活。1969年初他當上生產隊長時，除11歲的拖油瓶兒子能幫忙做些事外，自己的三個孩子最大的還才6歲多。他老婆王家婆既矮小又不能干。財盛的生活負擔相當重。
做大寨工，最主要是突出政治，要思想要好。但就我當時看到的，我感覺貧下中農們思想并不好(嶺下生產隊除了識平和典經外全是貧下中農)。每天開工，隊長財盛都要在村口喊破嗓子，人們才會拖拖拉拉地走出家門。而這時，財盛為了“學習陳永貴”起帶頭作用，已在田里干了好一陣了。
財盛每天出工比別人早，收工又比別人遲，每五天一次的評工分，他會得到最高工分嗎?當然會。但別人呢?
大寨式評工分是“自報公議”。每次“自報”時首先是一陣可怕的沉默。這時大家就說財拐老大你是隊長你先報。當隊長財拐報了10分，其他男人，哪怕是平時出工最拖拉的男人就都會接著報10分。而如果你給他評了個9分9，那么一場大吵架立即爆發，直吵得男人個個臉紅脖子粗，女人呼天搶地罵街……。每五天一次，又拖延到深更半夜的評工分成了我當時最不愿面對的事情，卻又不得不面對。你不去參加，你的工分就會被評得很低。連續吵了幾場大架以后，隊長財拐心灰意冷，不再招集評工分。從此，工分就按以前評的底分計。這保持了大家的一團和氣，但很明顯，這樣做最吃虧的是財拐老大。但有什么辦法，誰叫自己這時是生產隊長呢?
對于財拐老大之苦，我最清楚。我住的小屋就在他家柴房隔壁。每天深夜我都是聽著他單調的剁豬菜聲進入夢鄉的;而每天天還不亮，我又被隔壁噼噼啪啪燒火煮豬潲的聲音吵醒。不過這時我仍可以美美地睡一覺，直到財拐老大的豬潲煮好了來擂我的房門“老T，老T，開工了!”我才醒來、起床。而這時天還沒有大亮。
財拐老大喊開工總是先叫我，因為他知道只有我一叫就能跟著走。另一個一叫就能叫動的人是典經。他大約是知道自己的富農身份要夾著尾巴做人，出工不能磨磨蹭蹭。而其實，嶺下生產隊內部并不存在階級歧視，我常在夜里看到隊長財盛找典經討教明天的生產怎樣安排。可以這樣說，典經其實是嶺下生產隊的“影子”隊長。嶺下全村人不但同宗，甚至還是一個“房”的兄弟，沒有出五服。
雖是同宗兄弟，但“家業使兄弟分裂”，嶺下各家各戶之間還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尤其是“在家的”與“在外的”矛盾不小。而“在外的”主要代表就是前任隊長蘇拐。
在嶺下，蘇拐是個能人。他媽媽是土改根子，他本人是土改積極分子;初級社時他是社長，人民公社成立后他是副大隊長兼生產隊長，一直是隊里的主心骨。到大隊任職這樣的優差肥差只有他能謀得到。
“在家的”的主要代表是隊長財盛，出頭的則是會計識平。
“在家的”一年到頭天不亮就下地，天全黑看不見干活了才收工，簡直是牛馬般勞動。沒辦法呀!小小的嶺下生產隊，竟然有蘇拐、賦柏(大隊團委書記、赤腳醫生)兩個全勞力長年抽調在外，還有兩個全勞力也常常被指名抽出去“搞中心工作”和修水利搞測量。家里勞動力不足，不起早貪黑干就會耽誤農時，大家就要餓飯。“在家的”見“在外的”工作輕松，每月又有5塊錢補助，回隊還要記最高的工分，心里極不平衡。為此，會計識平在記工分做帳時故意卡他們，結果引發了一次大的爭吵。當然爭吵的結果是“在外的”獲勝。他們有大隊、公社開來的蓋著紅粑粑的記工單，小小的生產隊只能照辦。對此，我聽財拐隊長幾次嘆息：唉，我們太辛苦了!我們死卵牯只有在家做死事的命呀!……
改革開放土地承包責任制后，我的首位和第二位隊長站在了同一起跑線上，都成了嶺下村民組的普通農民。承包制只一年，各家各戶的糧食就已吃不完，勞動又恢復了舊日的“半年辛苦半年閑”。但此時的財拐隊長卻已重病纏身，只過了兩年好日子就在50歲上走了，而財拐家則淪落為嶺下的最貧者——兩個兒子現在四、五十歲了仍打單身。他的拖油瓶兒子也是老單身，大前年已經死了。
蘇拐隊長本是能人，勤勞又能干，改革開放后他家的生活自然比以前也好得多。現在他80歲了仍下地干些活。我每次回嶺下，蘇拐隊長都會來陪我聊天。一坐下來，他就開始贊偉大領袖、罵總設計師。我、陪我的其他人全都默不做聲，不表示贊同他，也不反駁他。
這幾年，蘇拐隊長不再罵總設計師。他的二孫子雖因幫黑社會看場子等事被抓判了十幾年刑，但大孫子大學國防生畢業在部隊做了軍官，據說工資頗高。這兩年，年已80的蘇拐隊長也開始正面評價村里以前的地主——曾被作為土改積極分子的他打倒并將其財產沒收一空的典經的父親，說典經的父親是個待人十分和氣的人。典經的父親1949年以前實際上是在縣教育局做官，后來死在洞庭湖的勞改營。當然這些都是題外話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共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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