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調整的補償方式和不斷變化中的農村
相對于城市的不斷變化，時間在廣大農村地區仿佛是靜止的，農民總是在不變的鄉村圖景中重復著數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但在我的家鄉，一個魯東南的小村莊，卻每年都在發生著改變，這種改變，雖然比不上政府大規模開發那樣的轟轟烈烈，但也以不同形式不斷改變著村容村貌和村民生活。
從大約十多年前開始，在新農村建設的旗幟下，我家鄉所在的城市就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合村并居”運動，隨著這個運動的開展，家鄉周圍的村莊一個個在被征地拆遷后消失，這些村民也都被集中上樓居住。在這場運動面前，來自不同渠道的傳言迅速傳遍我的家鄉，表示包括我家鄉所在村莊在內的全市所有村莊都要進行“合村并居”，這個傳言不免讓原本平靜的村莊出現了波動，畢竟，如果真的要征地拆遷，這對村民的生產生活將造成非常大的改變。十多年來，雖然目前“合村并居”的說法已經很少有人提起，但因為地處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出于發展需要，我的家鄉仍然每年都會有一些村莊被征地拆遷。所以，家鄉的村民還是在隨時準備著可能的征地拆遷。這些年來，我每次返鄉和村民聊天都想知道他們對于征地拆遷的態度，但卻發現這個問題在他們眼中并不是問題，他們很少會花時間去考慮這個問題，因為在他們眼中，是否征地拆遷這個問題并不是他們所能夠決定，他們只是需要接受一個既定的結果而已，因此，這個問題在他們那里并不是一個選擇題，而是一個問答題，那就是，面對征地拆遷，他們能做什么？
對村民而言，征地拆遷補償雖然不一定少，但那是“死錢”，也就是一次性的錢，給了一次就不會再給，而未來如果真的到城市生活，物業、買菜、取暖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花錢，對未來的不確定自然讓他們希望能夠多獲得一點補償款，這也是人之常情。而一個補償方式的存在，也給了村民實現這個愿望的途徑。我的家鄉在這些年來的不斷變化，其實原因就可以簡單的歸結為這個征地拆遷的補償方式。
在我的家鄉，多年的征地拆遷一直延續著一種“評估式”的征地拆遷補償制度（實際上這也是目前國內征地拆遷采用的主要補償方式）。簡單的來說，就是按照地方政府制定的具體征地拆遷方案，對被征地拆遷地區的村民農業用地中的莊稼、樹木、水井等地上物和建筑用地上的各類房屋、裝修、附屬物等進行具體評估和分類，然后根據這些評估的結果進行現金和房屋補償等。這種補償方式的特點簡單的說就是：你有多少東西，政府就補償多少東西，你的東西越多越值錢，政府的補償可能就會越多，而如果你的東西越少越不值錢，那政府最后的補償可能就會越少。這在村民看來，其實就變成了一種“多投入多得，少投入少得”的補償方式。因此，地方政府的這個“評估式”補償方式無疑為他們提供了“多”獲得補償的機會。
面對政府的這種補償制度，村民陷入了一種彷徨之中：一方面，村莊是否拆遷或者什么時候拆遷是個未知數，如果不拆遷，那所有投入無疑將血本無歸，即便是很多年后拆遷，村民也需要為此承擔巨大成本；另一方面，村民又不可能真的等到村子確定征地拆遷之后再動手，因為一旦到了那個時候，村民即便想動手恐怕也沒有機會，地方政府會提前通過評估認定的方式杜絕村民的這種獲利機會。由于不同評估結果對最后補償影響巨大，以至于在“萬一被征地拆遷”的思想下，對補償的高預期讓村民走上了提前準備的道路，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包括我的家鄉在內的附近上百平方公里范圍內的數十個村莊都進入了一種“忙碌”模式。從那時開始，村里的農田上，莊稼越來越少，而樹木卻越來越多，越來越粗，因為據說，樹木的賠償標準要遠遠高于莊稼，所以，村里的數百畝農地全部變成了林地；同時，田地上的水井、蔬菜大棚等越來越多，甚至田地里種的房子也越來越多；而建筑用地上，各種臨時性的房屋等不斷出現……
而這，也就成為現在征地拆遷中普遍面臨的村民“種房種樹”！
二、一場難有勝者的“博弈”
1、“背鍋”的國家
實際上，引起這場“博弈”的這個補償方式并不是國家認定的補償方式，而是地方政府主導下采用的補償方式。甚至在于，國家對于我家鄉所提倡的并不是這種“評估式”的補償方式，而是一種“打包”式的補償方式。不同在于，“打包”補償方式是一種籠統的補償方式，基本就是一口價，例如，對農業用地，土地采用打包征收方式，因此，土地補償費是5萬元，地上物補償費也是5萬元（也就是無論地上有什么，不管是農作物、林木、大棚、水井還是其他什么東西，無論是種滿了樹木還是光禿禿的凈地，國家都統一補償5萬元），也就是一畝農業用地打包補償10萬元，不會多也不會少，而對農村建設用地也是如此，統一給出一個固定價格，無論房屋多高，上面都多少附屬建筑，采用什么材質等，都給予一個一口價，這實際上就等于降低了村民為了多獲得補償而進行投資的動力。但到了地方政府這里，實際上變成了一畝農業用地最高補償10萬元，其中地上物補償則采用更加精細的“評估式”補償方式，這樣，地方政府就可以截留或者省下一筆補償費。
在這場關于補償的“博弈”中，地方政府和村民作為博弈雙方，地方政府希望通過這種精細的補償方式來減少對村民的補償，而村民則希望通過更多的建設來獲得更多收益。而征地拆遷并不僅僅是對被征地拆遷那個村莊的影響，卻往往對周邊村莊都形成了示范效應，讓周邊村莊紛紛“草木皆兵”。在我的家鄉，由于這幾年的征地拆遷，雖然真正完全實現征地拆遷的村莊并不多，但由于“評估式”補償方式的存在，讓周圍可能被征地拆遷村莊的村民必須提前做好被征地拆遷的準備。而這種大范圍的影響就會對國家也產生重要影響：
第一，農業荒廢，糧食安全受到影響。以我的家鄉為例，經過這十多年的準備，僅我所在的村莊，就有近700畝農業用地被用來種樹，現在包括我家鄉在內的周邊四五十個村莊已經為征地拆遷做好了準備，開車經過就會發現，數萬畝原來種植糧食的田地現在都因被用來種樹而“閑置”起來，鳩占鵲巢，自然，國家的糧食安全可能受到影響；
第二，導致了大量的浪費。村民的大量投資被用來進行無用建設，無論是村民種房子還是打井、種樹，在村民眼中，這些其實都是獲利的道具，補償之前，這些東西基本不會有什么作用，等到補償完了，這些東西的用處也就沒了，大多也會被直接丟棄，而這在給村民帶來損失的同時必然給國家帶來很多損失；
第三，影響國家扶貧過程。在這場博弈中，大量村莊和村民互相學習效仿，爭相通過種樹種房等方式進行準備，但田地里種上的樹木作為道具，在被征收之前并不僅僅是不賺錢那么簡單，實際上還需要不斷后續投資，例如，我的家鄉屬于缺水的華北平原，加上村民為了獲得更高補償，種的又往往是直徑在6厘米以上的成熟樹木，這些樹木對水量要求比較大且撫養相對困難，因此，我家鄉的村民每年需要拿出相當多的打工收入來維持這些道具的存活，雖還不至于出現因為種樹而返貧的情況，但已經出現一些村民不得不通過借債來維持這些樹木存活的情況；
第四，形象上的損失。由于地方的具體補償標準并不會提前公布，村民也只能根據已有經驗猜測性的進行準備，這就導致很多村民的準備很可能沒有收益，同時也帶來很多村民之間收益的不平等，例如村干部可能利用其身份優勢獲得詳細補償方案進而有針對性的準備，而最后這種補償的“不公平”必然影響到村民的國家認同。
2、騎虎難下的地方政府
對地方政府而言，他們將“打包”的征地補償方式調整為“評估式”的征地補償方式無論是為了俘獲國家補償款還是為了自己少出補償款，對于“拆了東墻補西墻”的地方財政而言都“無可厚非”。但由于這種補償方案的“溢出效應”，現在的情況卻似乎已經變成地方政府“騎虎難下”。
第一，征地拆遷變得難以停止。在我的家鄉，雖然地方政府從沒有明確說要對哪個村莊征地拆遷，但包括我所在村莊在內的整個地區數百公里范圍內的數十個村莊都在征地拆遷的傳言中進行了數年準備，現在，開車沿著附近的村莊看，幾乎所有田地都已經種滿了樹，而這些樹作為道具本身需要村民不斷的后續投入來維持生存，村民甚至不惜借債維持，因此，面對如何時間長，規模大，人員多，涉及利益廣的一場農村自發的種房種樹行動，地方政府無論是否將農村的這種行為認定為”騙補“，但都難以喊停，因為如果地方政府明確表示不再征地拆遷，無疑將引起那些已經進行了長期投資村民的嚴重不滿，而因為這些人的數量又非常多，甚至有可能影響社會穩定；
第二，增加征地拆遷的工作量和難度。對村民而言，他們之前的長期準備已經讓他們付出了大量金錢、時間和精力等方面的成本，這就導致他們在與地方政府討價還價之中會出現退無可退的情況，畢竟，之前已經投入了很多，在征地拆遷中如果要價太低，可能連之前那么多年的成本都收不回來，這樣，在征地拆遷過程中，村民的要價往往都會更高，且要價的彈性空間也更少，與地方政府對抗與沖突更加激烈；同時，因為村民缺少準確的信息，所以他們之前的準備并不統一，樣式也是多種多樣，包括種的樹木、房子都是各有不同，這樣給地方政府認定的時候無疑是增加了非常多的困難，且非常容易造成村民對認定上的不認同，認為認定不公。
同時，當一些之前的投入因為種種原因無法得到地方政府認可時，多年投入導致的損失更容易讓這些村民成為釘子戶或者上訪戶。例如，因為村民信息不對稱，他們往往并不清楚到底哪種樣子的樹木或者蓋哪種材質的房子可以獲得更高的補償，這就導致他們在效仿其他人種樹或者蓋房行為的時候出現錯誤，如村中有人蓋的房子是3米以上的鋼構房屋，但更多村民則是在自家院子中建設一個低矮的土木房屋，在他們看來，這似乎是一樣的，但實質上，由于具體標準最后的不同，一旦真的賠償起來，這就會相差非常多，鋼構的房屋可以作為廠房進行評估和賠償，而土木結構的低矮房子只能作為附屬房，這種性質上的區別就導致賠償上的巨大差別，而這就有可能導致跟風村民的不認同甚至憤怒，進而增加與地方政府對抗的可能性。
3、看不到未來的村民
在這場“博弈”中，村民是最主要的參與者，雖然可能是未來潛在的獲利者，但就目前而言，他們卻是實實實在在的損失者。以我的家鄉為例，第一，不種莊稼之后的收入損失。村里的農業用地以前種小麥、玉米、花生、大豆等農作物，雖然這些農作物并不很賺錢，但一畝地一年收入1000元左右還是基本可以保證，而現在，因為這些土地已經全部被種上了樹木，自然就不能用來種植農作物，農作物的這部分收入自然就不存在了，以我的家鄉村莊的700畝耕地為例計算，全村村民一年至少損失農業收入70萬元；
第二，樹木死亡或者灌溉帶來的直接損失和投資。由于“評估式”補償是根據被補償物的質量認定，因此樹木直徑成為認定的重要標準，自然，這樣村民就會直接移植那些直徑非常粗的樹木，但這種樹木本身移植難度比樹苗要高，村民移植過程中本身又沒有長期預期，村民種這些樹木本身就是為了獲得賠償，所以，對這些樹木的照顧往往不足，而我的家鄉又處于華北平原，常年缺水導致地里的樹木每年只能依靠澆水車進行灌溉，這對村民而言又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于是，在樹木“死了種，種了死”和不管灌溉中，村民一年年的用打工收入維持著這些樹木的完整和存活，用村民半開玩笑的話說：“這些年就富了那些賣樹的（人）了”；
第三，信息不對稱下導致的投資損失。大約五六年前，村民不知道從哪里聽說地里種樹的補償會高一些，且樹木根據數量進行賠償，于是，那年春節回家，我就看到很多田地里像種韭菜一樣密密麻麻的種了很多小樹苗或者其他觀賞性樹木，但前年，村民又不知道從哪里聽說現在政策改了，對每畝土地中的樹木數量設置了最高110棵的上限，且樹木直徑成為了獲得賠償新標準，于是，面對“隨時”可能被征地拆遷的傳言，村民只能盡快拔掉地里已經種上的小樹苗而全部改成直徑超過6厘米的成年樹木。類似這種因為信息不對稱造成的經濟損失，近年來在村莊中已經發生了很多次；
第四，投資的潛在損失。無論是因為農業收入減少還是持續不斷的“道具”投資帶來的損失都是一種顯性損失，但還有一種損失就是潛在損失。這種潛在損失主要指的是潛在風險，因為近年來村民家中的房屋大都屬于尋求補償的“道具”，基本都屬于違建和臨時建筑物，所以，一方面，村民的這些違建隨時可能被強拆，所以建設過程就必須“快”，一般來說，違建一旦建成，拆除就變得幾乎不可能，所以，村民需要在最短時間內將違建蓋，起來以至于出現了正月初一就開始建違建的情況或者利用晚上建違建的情況，而且這些違建大多都是在幾天之內完工；另一方面，這些違建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獲得補償，但是否能夠補償，或者說能夠獲得多少補償卻是一個未知數，對村民來說，投入越大，也就意味著風險越大。因此，村民通常做法就是，低成本快速建設，所以這些違建的質量都不會太高，2015年，村里還有這種臨時搭建的房子因為下大雨而倒塌的情況，為此，村民也半開玩笑的說：如果現在村里來個小地震，村里房子估計要倒一大半。而這些房子真的倒塌，給村民帶來的可能不僅是經濟損失，甚至可能包括生命損失。
因為現有的準備工作都是村民基于“萬一被征地拆遷”所做的準備工作，所以，這是一種帶有極大冒險性的“風險投資”。因此，在這些投資面前，有些村民還能夠承受，但也有越來越多的村民隨著時間的延長而開始不堪重負，不僅包括經濟上的付出，同樣包括精神上的煎熬。近年來，每次返鄉，都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感覺，村民對于征地拆遷越來越急迫，希望盡快征地拆遷的村民越來越多，村民希望通過征地拆遷“兌現”從而讓自己從這一場“博弈”中解脫出來的想法越來越厲害。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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