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一位家住擺榜社區石板村4組的苗族外出務工青年迎娶相戀幾年的苗族姑娘，女方家接受彩禮。
年過半百的老張“心里一塊石頭落地了”——他給17歲的兒子找到了媳婦，幾個月后就將迎娶進門。
讓他開心的不單是家里又要添一口人，更現實的考慮是，“娶的兒媳婦人很體面，花的彩禮并不多。”
老張是國扶貧困縣甘肅省康樂縣草灘鄉農民。當地很多農民仍在貧困線下掙扎，面對高額彩禮，要么舉債結婚，要么遲遲結不了婚。“一婚窮十年”，康樂農村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在寧夏西吉縣等地，也存在高額彩禮導致的新的貧困現象出現。
“生活不止眼前的茍且，還有詩和遠方的田野。”這是當下很多年輕人熟知的歌謠。但眼下，高額彩禮正成為新的“攔路虎”，攔住了一些農村青年奔向“詩和遠方”的路，也拖了精準扶貧的后腿。
貸款送彩禮
“這里的彩禮高得很，現在娶個媳婦要十七八萬元。”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見到老張時，一提起彩禮，他就不住搖頭。
老張一家三口在草灘鄉中心位置開了家小飯館，家庭情況在鄉里也說得過去，但即便這樣，他仍然覺得彩禮有些吃不消。眼看著兒子長大了，村里女娃少，他盤算著得盡快給兒子找媳婦。
年前，老張算了算全家的積蓄才意識到，盡管兒子還小，也必須盡快了——彩禮年年在漲。
“我的兒媳不是在本鄉找的，是從臨洮找的，臨洮的彩禮便宜，我們就花了11萬元。”老張得意地說。
臨洮縣和老張所在的康樂縣毗鄰，近年來康樂彩禮行情上漲，普通人最高到20多萬元，女方有正式工作的甚至過了30萬元。和老張一樣，康樂部分人家想方設法從臨洮找兒媳。
在康樂縣，農民大都世代務農，農閑外出打工。2015年該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為5524元。這意味著，一個三口之家9到11年的純收入總和，才能支付得起一份彩禮。
彩禮高企且年年增長，甚至迫使年輕人早早就“結婚”。老張的兒子剛過17歲，在自家飯館里幫工。當城里同齡的孩子還在為高考拼搏的時候，即使沒到法定婚齡，他已經要履行做“丈夫”的責任了——婚禮定在今年10月。
老張告訴記者，之所以這么早結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彩禮增速實在過快。“一年能漲一兩萬，可能今年十五六萬，明年就十七八萬了。”
在草灘鄉很多村民看來，當地彩禮遠高于外地，已是不爭的事實。24歲的楊軍大學畢業后在鄉上工作，去年10月結婚，只給了女方家6萬元彩禮，大伙兒都說他“撿了個大便宜”。“我們在學校談的，她家是會寧縣的，要得不高，我們商量著結的婚，雙方都滿意。”楊軍解釋。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楊軍鄰家的女兒去年剛在鄉上工作，談婚論嫁時，給男方家里開出了40萬元的“天價”。楊軍覺得鄰居有些“獅子大開口，把后半輩子的本錢都要下了”。可鄰居卻反問他：“我姑娘有正式工作，一個月拿3000多元，一年也能給我兩三萬元，40萬元要的多嗎？”
其實，草灘鄉的彩禮也是近幾年才“水漲船高”的。開榨油坊的楊彥文說，他的兒子8年前結婚時，出了7.5萬元彩禮。現在行情已經“漲得不像樣子”，結婚前要小汽車，結婚時再要上十七八萬元的彩禮。
據老張分析，草灘鄉彩禮暴漲的主要原因是，近幾年一部分人去外地打工，在青海、西藏等地承包了工程，收入頗豐。賺了錢的人還是會回家鄉找對象。“他們每年回家也待不了幾天，回來就要相親，要是看上的姑娘，別人家給10萬彩禮，他們就給15萬元、20萬元，只要盡快把事定下來。”
除了“富人”提價的因素，農村男多女少的局面也造成了彩禮的攀升。老張告訴記者，草灘鄉的大姑娘比較少。“高三有考不上大學的，才能去說媒，考上的都走了。”
近年來，草灘鄉的光棍現象越來越嚴重。“一過30歲就相不上對象了。”村民馬大姐無奈地說，她的弟弟40多歲還沒結婚，彩禮又這么高。“有錢人能結婚，沒錢人實在是結不起了。”
因為收入有限，貸款送彩禮也成了當地村民的無奈之舉。楊彥文告訴記者，老百姓一下子拿不出這么多錢，有的只能貸款娶媳婦。當記者詢問多久能還清貸款時，他比劃了一個夸張的手勢：“娃娃都長得這么高了，結婚時的貸款還沒還上呢！”
“一婚窮十年，即使有點積蓄的都吃不消，家庭困難的是更雪上加霜，現在上上下下都在努力精準脫貧，其實就這一下就把人搞窮了。”楊軍感慨地說。
過高的彩禮成為新的貧困現象出現的重要誘因。記者也了解到，在草灘鄉，一些社會賢達人士注意到這一情況，在各種場合大力提倡理性看待彩禮，鼓勵男女雙方都講求合情合理，否則不利于發家致富過日子，可效果并不明顯。
彩禮負擔之重，甚至成為當地樓盤的營銷噱頭。康樂縣城里，一幅印有“2萬元蓋不了房，2萬元娶不起媳婦，2萬元輕松得金鋪”的露天廣告煞是搶眼。
不遠處，一則“精準扶貧是為了精準脫貧”的標語卻清晰表明，脫貧仍然是這個國家級貧困縣的主要任務。而因婚致貧現象的出現，正悄然蠶食著這個貧困縣精準扶貧的成果。
結婚又返貧
在同屬國家級貧困縣的寧夏固原市西吉縣，天價彩禮也是當地農民脫貧致富路上的“攔路虎”。
2014年，共青團寧夏區委青年干部金寶來到西吉縣王民鄉紅太村駐村工作，并擔任紅太村的第一書記。他此行主要目的是推進精準扶貧工作，但當地高昂的彩禮卻讓他吃了一驚。
“西海固苦瘠甲天下，而王民鄉又是西吉縣19個鄉鎮中條件最艱苦的。”金寶說，紅太村位于王民鄉南部，地處爛泥河流域，2014年人均純收入3800元，人均有糧521公斤。
就在這樣的貧困村，金寶注意到，年輕人的結婚彩禮卻普遍偏高，“平均超過10萬元”。很多村民加上操辦婚禮，結個婚少說也得十幾萬元。
“很多家庭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錢，都得借貸，這就使得原本拮據的家庭雪上加霜。”金寶說，現在精準扶貧工作很實，農民基本生活都有很大改善，這種由于高額彩禮導致的新的貧困在表面上不容易看出來，但確實影響了貧困戶的脫貧。
金寶認為，這些年政府通過各種惠農政策和扶貧舉措，基本解決了原來農村普遍存在的因病、因學致貧問題。但彩禮致貧的現象，因為起因于民間風俗，村干部也不好直接干預。
紅太村黨支部書記蔡娟是土生土長的當地人，她也坦言，近年來村里彩禮致貧現象顯而易見。
“男孩有工作，女方對彩禮就看得不重，男孩若沒有固定工作，就得出十好幾萬的彩禮。”據蔡娟觀察，現在農村女方很看重男方家的經濟實力，若男方家庭殷實，收入有保障，“女孩兩三萬也可以嫁過去”。反之，女方就會對彩禮過高要求，張口就是10多萬元，“覺得這筆錢就是個保障”。
在紅太村，越窮越結不起婚的情況非常突出，很多適齡青年都拖成了結婚困難戶，目前就有9名年過四旬的男人打著光棍。
另一方面，貧困家庭的男子就算勉強結了婚，也會負債累累。“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正常家庭，結完婚5年內不生病、不出大事，才有可能勉強還完貸款。”蔡娟說。但是，即便如此，農村人還是想盡一切辦法要為孩子娶媳婦。只要孩子能結婚，“就算全家砸鍋賣鐵再過苦日子，也為家里增加了一口人，成全了一個新的家庭。”
蔡娟告訴記者，到今年年底，經過精準扶貧工作，紅太村人均收入預計能達到5000元，基本能實現脫貧任務。但是按照目前10多萬元彩禮水平計算，結一次婚仍然要花掉一個三口之家10年積蓄，“要結婚的家庭，很有可能又跌破了貧困線。”
“基層的鄉村干部知道彩禮導致脫貧不穩定的現象，但都覺得不好管理。”面對這種民間約定俗成的事情，金寶很為難。蔡娟也坦言：“男女結婚是雙方的私事，只能由雙方商量著處理，村上沒法干預。”
沉重的彩禮負擔最終引起了西吉縣政府部門的重視。今年3月，西吉縣多部門聯合發布了《西吉縣抵制高額彩禮，反對大操大辦婚事的倡議書》，倡議全縣干部職工、群眾和青年抵制高額彩禮，節儉辦婚事。
該倡議書稱，高價彩禮給新組建的家庭帶來沉重經濟負擔的同時，還造成了家庭的不和睦和社會的不穩定。這種愈演愈烈的社會風氣，導致群眾因婚借貸、因婚返貧，不堪重負，辦不起婚事。尤其是女性朋友，要自覺抵制婚事中的奢靡之風，不盲目攀比彩禮禮金，不做高價彩禮的“奴隸”，抵制用高額存款單做嫁妝的陋習。
不過，在金寶看來，這份倡議雖然出現得很及時，注意到了普遍存在的高價彩禮致貧的現象，“但是，它也僅僅是一份倡議書，缺乏剛性的約束，對基層的規范作用并不明顯。”
“剝削”難治理
對于日漸頻繁的因婚致貧現象，從政府層面意識到問題的不只寧夏西吉一地。
湖南省委政研室一份對懷化市芷江侗族自治縣五郎溪鄉的調研報告指出，除了因病致貧、缺技術致貧、交通條件落后致貧等主要致貧原因外，時下農村結婚彩禮成本居高不下，也導致了因婚致貧現象的出現。
該報告披露，金廠坪村貧困戶楊文衛的家中原本有兩萬元積蓄，但是兒子結婚支付彩禮后，又因為兒子生病住院導致小兩口離婚。“人財兩空，現在還欠賬3萬多元，我們全年收入僅4000多元，憑自己力量不吃不喝要還7年。”楊文衛訴苦。
據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不完全統計，除寧夏西吉縣外，安徽省碭山縣、甘肅省崇信縣和張家川縣、四川省雷波縣等多地均出臺了抵制高額彩禮的倡議或規定。
其中，安徽碭山縣文明委在2015年3月下發的倡議書提出，自覺抵制高額彩禮、大辦宴席等不良現象。該縣官莊壩鎮在當年4月舉行的千人倡議簽名活動中，更是有鎮村干部和群眾代表當場表態，“不收、不給天價彩禮，聘禮控制在3萬元以下。”
甘肅崇信縣則從法律角度入手，通過培訓使村民在保媒拉纖過程中自覺與“天價”彩禮現象作斗爭，從源頭預防媒人哄抬彩禮行為。同處甘肅的張家川縣還指出了貸款送彩禮的危害，在一次精準扶貧專項貸款發放儀式上強調，應向貧困群眾講清精準扶貧專項貸款是有借有還、用于發展產業的專項資金，不能用作婚嫁彩禮或其他消費，一經發現，全部收回。
與倡議不同，四川雷波縣西寧管委會出臺了明確的規定。2013年12月，當地發布了《關于加強對移風易俗中婚喪等民事活動的引導和管理相關事宜的通知》。通知要求，婚嫁中，給女方家禮金在6萬元內，彩禮在2.6萬元內。女方不得再索要其他現金及財物。超出規定多給的，一經查實，予以沒收。
雷波縣委宣傳部工作人員江澤明告訴記者，出臺這個規定有特定原因。“高額彩禮不但給老百姓帶來了沉重負擔，還極容易引發男女雙方家族之間的沖突。”因此，管委會在調研的基礎上，制定了詳細的彩禮金額上限，并抄送縣級相關部門和領導備案。
在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看來，縱然有高價彩禮致貧現象，但黨政機關出臺規定并不能有效解決問題，因為這背后有全國性的婚戀市場形成的深層次社會根源。
“傳統中國的通婚圈大概在方圓20公里內，每個地方都有家庭條件很差的男性娶不到媳婦。”賀雪峰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但是今天全國性的婚戀市場形成了，貧困地區的女性不愿留在當地，讓沿海地區條件很差的男性也有可能成家，老少邊窮地區的光棍卻大幅增加。
賀雪峰表示，雖然因婚致貧值得關注，但制定硬性的彩禮標準并不具備可操作性。農村工作有其特殊性，基層干部推行政策一般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對于高額彩禮這種準社會性的現象，采用運動式的治理方式并不現實。“政府出臺限制彩禮的規定也沒有法律依據。”
賀雪峰也強調，不論是彩禮主要交到女兒手中的代際財富轉移，還是主要交到女方父母手中的家庭財富轉移，都是對男方家庭的極大剝削，給他們造成了很大負擔。政府最好還是通過倡議方式，倡導移風易俗，改變人們的婚嫁觀念。
“只要農村性別不平衡繼續存在，高額彩禮問題就會延續。”賀雪峰指出，當下中國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人口流動大，農村女孩大量流失，導致農村適齡結婚青年性別比失去平衡。農村適婚女孩缺少，彩禮必然隨之推高，這種局面在短期內很難改變。（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楊軍、楊彥文為化名）
中國鄉村發現轉自：中國青年報 2016-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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