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佳節，大量城市精英返回農村。中國農村出路在哪?這是幾代知識份子思索的問題。上世紀之初，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晏陽初等人已在進行中國鄉村建設教育的實踐。隨著每年一度的“中央一號文件”的即將出臺，農業問題又將成為萬眾矚目的議題。證券時報記者春節走訪農村老家期間，采訪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真實細節。
都市的焦慮VS城鎮的舒適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節期間，也是同學、老鄉聚會的時間。陜西的某座縣級小城，一場同學會正在熱烈進行。本次聚會，地點由飯店改到了某茶秀，這家兼營西點的小店在春節期間迎來了客流高峰。茶秀的老板是從北京歸來的創業者，他正信心滿滿培養小城人的“茶文化”。而此地80后的同學聚會，已經不再把酒言歡，換為茶水和咖啡。
這場聚會的主角是幾位80后女生，有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工作的，有在成都、西安等二線城市工作的，也有在縣城等小城工作的。小姐妹們聚到一起，立即顯露出不同的氣場和談資。一線城市的同學在談理想和情懷，二線城市的同學在談晉升和薪資，三四線城市的同學則在討論生育二胎和選擇美容店的問題。
由此管中窺豹，可見今日80后生存之現狀。在一線城市工作的不少人仍在為理想苦苦打拼，二線城市的同學則生活漸入順景，逐步進入單位的中層和關鍵崗位，三四線城市的小姐妹們，在偏安一隅之際，已經在討論生活質量的問題。由此可以看出，80后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因此具有了不同的格局和視野：一線城市的同學不滿足于庸碌和凡俗的人間煙火，二線城市的同學則急于有更好的物質突破，三四線小城的同學們幸福感最強，她們最在乎實實在在的小幸福。
聚會到最后幾乎是不歡而散，三、四線城市的同學認為去一線城市不過是一張火車票的距離、去看看“稀罕的景致”;二線城市的同學認為一線城市的同學理想過于虛無縹緲;而在小縣城工作的同學，則認為抓不到手中的福利，談再多的情懷都是鬼扯。
在縣城工作的同學已經成為某鄉的副鄉長，在北京上學的女博士則認為應堅定地追求理想和信仰。在社會各階層撕裂成為巨大的空隙之中，當年的同學情誼變得蒼白而脆弱。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過年，成為歸來游子共同的集體心聲。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志春在其著作《春節舊事》中說，“在中國的傳統神話中，上天正月初一造雞，初二造狗，初三造羊，初四造豬，初五造牛，初六造馬，初七造人。”這幾乎與西方神話創世紀說中的上帝七日造人造萬物有異工同曲之妙。過年，是農耕文明給中華民族留下的豐厚遺產。
迅速壯大的小城VS失血的鄉村
“孩子們出去，就再也回不來了。”在河南豫東某鄉村，一位長者飲完一杯酒，傷感地說，“再過十幾年，等你們老了，回來看到的也許是一座空村子。”長者須發皆白、看透世事，他說，“別看現在村里的洋樓一棟比一棟好，以后也許從村東走到村西，你都遇不見人。”
記者老家所在的小村，是豫東平原上再平凡不過的一座村莊。車子從蔥綠的平原公路上駛過，孩子們從車窗內往外看歡欣雀躍，他們認為這里的麥田，長得都是“韭菜、蒜苗”。記者調研發現，近年來該村已經沒有人口的凈增長，隨著村中老人的陸續去世，很多宅院已成為空宅，院內長滿荒草。荒草與阡陌之間，散落著一座座風格迥異的小洋樓，有歐式風格的，有日韓風格的，穹頂和高聳的羅馬柱成為鄉村豪宅的標配，但再也難見兒時裊裊的炊煙。
據《沈丘縣鄉鎮志》(1998年版)記載，沈丘縣歷為黃河南泛常注之地，從明洪武元年至清光緒十三年519年間，黃河南泛82次，沈丘受重災達22次，或“民舍沖沒殆盡”，或“平地水深丈余，人宿樹上”。這里雖然土地貧瘠，卻是“梁宋楚吳之沖，齊魯汴洛之道”，過軍駐軍頻繁，派糧派草，拉夫征車此去彼來……但就是這樣一個苦寒之地，卻出現了南北朝文學大家周興嗣這樣的人物，他寫出了流傳千古的《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閏余成歲，律呂調陽……
“你家在哪里?我家黃河邊;中原苦難地，紅旗遍新天。”小香玉的這一首歌，唱盡黃河兒女的苦難家事。這里的家長，待孩子長大考學常會囑咐：“能走出去就別再回來”。走出去，成為此地人生生不息的奮斗圖騰。
2017年1月26日，記者來到沈丘縣城，發現這里工業園區的工廠比過去規模變大，城市道路規劃、城市建設均與幾年前有了較大的發展。車子下了高速公路，看到的是一排排高層樓房，而回到鄉村的訪問也印證了這一點，村中的老人稱，“有點能耐的年輕人都進城了，在城里買房，農村都是老弱病殘幼”，又稱“386199部隊”。
“沒有出路的人才在農村蓋房子，但是蓋了也還是沒出路。”村中的一位蓋新房者告訴記者，“誰有辦法不去城里?但去了城里又能干啥”?這就是因著這種迷惘心態，此地農村呈現兩極分化的狀態:但凡有孩子進城讀書的家庭，房子則因陋就簡;而純粹靠外出務工掙錢的家庭，則在鄉村大興土木。
“誰都沒有想到，他那么年輕就走了。”走訪中記者得知，在年前一位不到30歲的青年，因飲酒過度而猝死，這在本地已經不是第一例了。一些掙了不少錢的農村青年并沒有找到更好的出路，他們因為懼怕未知的城市生活而拒絕去城里買房、生活，從而選擇了日復一日的沉淪。
故事并不都是如此悲情。畢業于浙江工貿學院的沈丘青年李剛，在溫州、廣州等地打工數年，選擇了返鄉創業。他選擇的是沈丘本地最“土”的一個創業項目——做手工布鞋，他的布鞋讓農村婦女納千層底，收回驗收、質檢，再加工之后進行工藝美術設計，因而再返回做手工制作，由此完成一雙純正的手工布鞋。他說，“我選擇的就是公司+農戶+售后服務”的模式，在網上開網店銷售手工布鞋，從而獨辟蹊徑，走出了一條獨特的創業之路。
他錄了一段視頻，旁白是如此動人：“年少的時候，我們總是懷揣各種夢想，義無反顧地奔向更大的城市，為了肯定自我，為了追逐前程，我們毫無保留地付出，只是想要得更多一點。在物質的盛宴里，我們究竟迷失了多少?就像鄉村到城市一樣，都無法丈量，我們早已忘卻了來時的路……”
李剛坦言，在小城市創業雖然與大城市無法相提并論，但小城的舒適度和幸福指數確實很高。大量的中學同學在上完大學后，漂泊一段后落戶縣城，成為這座小城新的中堅力量。
記者經過多方詢問，發現三四線城市正在迅速增長。鄂爾多斯市康巴什新區，這座曾經聞名全國的“鬼城”，如今正在恢復生機，這里的就業人口和買房人數都在悄悄增加。所謂的“鬼城”、“空城”正在逐步“填實”。一位在上海工作的媒體記者落戶此地，他說，自己和很多親友選擇這里，看中的是這里的空氣質量、環境優勢、教育資源和區域地理優勢。這里的生活并不比大城市質量多差，相比之下幸福指數更高。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引導和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的意見》，鼓勵引導畢業生到基層“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還來還能“流得動”，推出多項舉措。意見要求，“多渠道開發基層崗位，為高校畢業生到基層工作搭建平臺。結合政府購買基層公共管理和社會服務開發就業崗位;引導高校畢業生投身扶貧開發和農業現代化建設;引導高校畢業生到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和艱苦邊遠地區工作;鼓勵高校畢業生到基層機關事業單位工作;鼓勵大學生參軍入伍;鼓勵高校畢業生到中小微企業就業。”
“三四線城市的城市化進程，與鄉村的消失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天津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煒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如果政府給予民間的經濟行為更高的自由度，讓市場去發揮其功用，那么，農民工則會用腳投票，從而有了較好的職業選擇。他說，“讓農民工成為有職業、有尊嚴的新市民和納稅人，是三四線城市的生命力所在。”
新的城市文明VS傳統的鄉賢文明
大年初一，是村中一年一度姓氏、親族之間走街串巷、互拜新年的時間。記者所在的鄉村，在大年初一的早上8點，從全國各地回來的親族聚集一起，開始了一年一度的“團拜”活動。人群中，有從山東、杭州、上海、北京回來的各界人士，此時不再論職業、職位、收入和地位，大家自覺地按家族輩分排序魚貫而入，進入偏僻的小巷去拜訪那些白發蒼蒼的長輩。
《呂氏鄉約》是我國最早的成文鄉約，發源于陜西省藍田縣。這是“藍田四呂”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呂大防于北宋神宗熙寧九年所制訂和實施的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成文鄉約，對后世明清的鄉村治理模式影響甚大。尤其是到了明代，呂坤對《呂氏鄉約》做了進一步發展，他提出《鄉甲約》的突破，是把鄉約、保甲都納入到一個組織綜合治理，對后世影響極大，為現代鄉村自治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孟子所描述的“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令后人樂于稱道。這個鄉約的四大宗旨，是使鄰里鄉人能“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
這部《藍田鄉約》，正是著名作家陳忠實先生在小說《白鹿原》中所寫的《白鹿鄉約》的原型。
“鄉賢制度正在逐漸恢復。”一位中學校長告訴記者，農村的基層秩序依靠鄉賢來維持，是幾百年來的一種傳統，而這種傳統事實證明是有效、有序的。“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要培育新鄉賢文化，從記者的觀察來看，新鄉賢文化正在退休干部、鄉村知識分子的推動下，正在與新農村建設逐步融合，從而使農村的精神文明風貌產生新的良好轉變。
“不管現在在省城還是市區、縣城買房，過年還是要回家過年。”一位在省城工作的醫務工作者告訴記者，“有職業的人正在逐步向城市化邁進，掙了錢的村里人去城里買房，也是趨勢。”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教授稱，“三四線城市是未來若干年中國社會發展的重點，去這些地方工作和生活，正成為越來越多城鎮和鄉村青年的選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投資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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