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一股否定農村家庭經營，贊美人民公社制度的的思潮；也有些人擺出“公允客觀”的姿態，在承認“人民公社化運動”不成功的同時，主張以華西、南街等明星村為榜樣，走出新的“集體經濟”之路。那么，究竟什么叫“集體經濟”？中外發展“集體經濟”或“公社類經濟”的真實狀況如何？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和教訓應該怎么總結？搞清這些問題，對于正確把握我國未來農村經濟的走向，避免折騰和失誤，具有重要意義。
本人是退休多年的公務員，既缺乏經濟和社會學說研究所必備的學識根基，也沒有實際工作的迫切需要。但畢竟生長在農村，工作在縣市多年，又對“三農”問題頗感興趣，所以，搜集一些資料，結合自己感受，對“集體經濟”（主要是農村）的一些話題，談些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得到專家學者、基層干部和農民朋友的指教。
按通常的說法，社會主義最基本的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之一。但令人尷尬的是，在我們這個純正的社會主義國度中，號稱“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卻不太成功，只存在20多年便土崩瓦解。而在我們眼中的”資本主義”國度以色列，名為“基布茲”的人民公社卻存在了一百多年，創造了輝煌業績，并隨著外部社會的變遷發生著與時俱進的變化。
一、“基布茲”啥模樣？
“基布茲”（Kibbutz）是希伯來語“集聚”、“團結”、“集體定居點”的音譯，它指的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農業公社或集體農莊，它既是一種農業經濟實體，也是一種群眾性的社會自治組織。以色列《猶太人百科全書》把基布茲定義為：志愿組成的集體社區，主要務農，在那里沒有私人財產，它對它的成員及其家庭的一切需要負責。
1909年——1910年間，一批來自俄羅斯、波蘭的年輕猶太移民在當時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區的德加尼亞建立了一個名叫“克武查”（Kvutza，希伯來語，意為“團體”）的新型農場。這就是“基布茲”的雛形。最初人數很少，有資料稱只有28個成員。這些人都是我們多年反對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但具有共產主義理想，還有資料說他們中的骨干是布爾什維克前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猶太工人聯盟的成員。他們共同勞動、共同進餐，一切所得歸公有；各項決定通過直接民主表決作出。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單身男子為主的農莊逐漸變成一個擁有許多家庭的組織，成為“基布茲”社區。后來，演變成“基布茲”運動，基布茲社區迅速擴散，1936年發展到48個，以色列建國前一年（1947年），猛增到145個，最多時達300多個，人口占以色列總人口的３％，遍布以色列境內。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基布茲”，具有如下“共產主義”特征：
（1）所有生產資料、勞動產品和個人收入均歸集體所有。除分配給個人的生活必需品和少量的津貼以外，“基布茲”成員不擁有任何私人財產。作為生產資料的土地在最初是利用“猶太民族基金”購買的，屬于全體猶太移民共同所有，建國后政府收歸國有，“基布茲”以很低的價格租用。
（2）實行個人生活必需品的供給制。在“基布茲”內，沒有商品、貨幣，也沒有工資。“基布茲”成員所需要的一切，從住房、衛生、教育和食物，都由“基布茲”負擔。他們在公共食堂就餐。他們的子女由公共托兒所與學校撫養和教育，直至成年。
（3）權利平等，民主管理?！盎计潯背蓡T在政治經濟方面的權利一律平等，人人在生活用品的享用、選舉、教育、娛樂、休假等方面都享有同等資格?！盎计潯钡淖罡邫嗔C構是社員大會，各級領導機構由全體社員民主選舉產生，任期兩年。有關基布茲前途命運的各種重大問題都由社員大會討論決定。
（4）各盡所能，禁止雇傭勞動。凡是有勞動能力的成員都必須從事自己力所能及的勞動，無勞動能力者則由“基布茲”提供生活保障?；计澕葲]有雇傭勞動，也不允許其成員受雇于人。
二、“基布茲”的輝煌業績
“基布茲”在20世紀，特別是在最初的幾十年，獲得了巨大成功。它在吸收移民、發展農業、組織民兵武裝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對猶太民族復興及以色列的國防和建設立下了汗馬功勞。
“基布茲”人靠辛勤的汗水，把一片沙漠或半沙漠的干旱國土，開發成綠洲。依托領先世界的灌溉、節水、生物等現代技術發展農業，以最小的自然成本生產出高效優質的農產品。據說，“基布茲”和另一類合作農場“莫沙夫”，人口約占以色列總人口的3%左右，卻生產出了全國農產品的一半，其中棉花、奶制品、水產品占了總產量的80%。到1985年，它們的工業產值占全國的6.5%，出口額占6.7%。
“基布茲”還吸引和培養了大批民族精英。自1948年建國至1983年的8位總理中，就有4位來自“基布茲”；1948年至1979年工黨聯盟執政期間，有三分之一的閣員是“基布茲”人。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以色列女總理梅厄夫人曾經說過，“如果沒有基布茲，很難想象以色列會是什么樣子?！?/p>
三、“基布茲”的衰落和改革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基布茲”遇到了諸多挑戰，對以色列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小。
首先是幾乎所有的“基布茲”都面臨著價值觀方面的巨大沖擊。在一個新的、相對和平的多樣化世界里，很多年輕人失去了清教徒般的“勞動宗教”狂熱，開始追求放松、自由的小天地。根據以色列法律，年輕人必須在部隊服役三年，期滿后，“基布茲”容許他們自由選擇去留。這樣，大部分年輕人服完役后不再回來，而是去上大學或到城市中闖蕩。所以，每年因各種原因離開“基布茲”的人都在千人以上。2002年，全國大約有2000名“基布茲”居民離開，而選擇進入“基布茲”生活的只有600多人。
其次是很多“基布茲”經濟狀況堪憂。在一些“基布茲”生產企業中，由于沒有精神動力又缺乏激勵機制，人浮于事，出工不出力現象劇增，勞動生產率大大下降；平均主義色彩的分配制度，使工程師、教授與老弱勞力報酬相差無幾，從而造成大量寶貴人才外流；還有，巨額無度的貸款到期未還又使許多基布茲負債累累，舉步維艱。有資料顯示，到九十年代，“基布茲”累計欠銀行的無力償還的債務已達到五十億美元之巨，有65%以上“基布茲”處于經濟危機，瀕臨破產。
面對危機，一些“基布茲”進行了與時俱進的改革。
首先，是改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打破實際中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用差別工資制代替過去的無差異的實物報酬。并放棄了以前不雇用“基布茲”社員以外的人工作以避免“剝削”現象的觀念，為解決工廠勞力短缺開了方便之門。在一些“基布茲”興辦的工廠中，這類雇員已達到工廠總員工的40%以上(2005年7月《中國經濟時報》的一篇報道說達到60%)。
其次是放松兵營式的集體生活束縛，允許有更多的個人空間和家庭生活。允許孩子晚上回家和父母一同住宿；對穿衣、吃飯不再強行統一，允許家庭起炊；允許社員私人購買小汽車、手機等高檔生活用品。有的“基布茲”甚至還實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將原來統一分配的住房折價賣給個人，并開始收取水、電費。
《中國經濟時報》2005年的一篇報道引用一位以色列經濟學教授的話說，“不少‘基布茲?已經私有化了”。
《光明日報》記者徐啟生2004年8月在以色列考察時發現，全國最富有的5個基布茲之一的“哈羅梅哈戈塔”，不但實行了差別工資制，而且所辦企業實行了股份制，成員按其工齡分配部分股份，還有部分股份出售給“基布茲”成員；房屋歸居住者所有，將來也可以傳給他們的兒孫；食堂、幼兒園、洗衣房、游泳池等公共設施承包給個人。這種自負盈虧的辦法大大提高了經濟效益，如食堂的工作人員比以前減少了一半，浪費現象也少多了。
可以說，昔日的“基布茲”已經“漸行漸遠”、“面目全非”，“基布茲”運動正在“走向消亡”。同時，一種新型的合作組織“莫沙夫”悄然興起。
“莫沙夫”（Ｍｏｓｈａｖ），也是以色列獨有的一種農村定居點。它在希伯來語中的意思是“新拓居地”，但人們更習慣將其譯成“合作社”。“莫沙夫”和“基布茲”雖然都具有公有或合作色彩，但其經營方式明顯不同：“基布茲”是集體經營，強調“集體性”；“莫沙夫”則是家庭經營，注重“合作性”。在“莫沙夫”，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農地和房屋，只在購銷等方面進行合作，擁有更多的經濟獨立性。上世紀90年代以前，“基布茲”人口約占以色列總人口的3%。而2003年以色列官方公布的數據稱，全國現有1.8％的人口生活在268個“基布茲”內，3%的人口生活在452個“莫沙夫”內，“莫沙夫”已經取代“基布茲”，成為以色列農產品的最主要提供者。
四、四點啟示
盡管我們無法準確地預測“基布茲”的未來走向，但從它百年變遷中，可以獲得諸多有益的啟示。
1、一個新制度或一件新事物的產生，離不開一定的客觀條件；而這個條件，未必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基布茲”的出現、昌盛及存活百年，可能有諸多因素。我覺得，有三個因素至關重要；一個是共產主義思潮影響；一個是強烈的復國主義理想；再一個是特別艱苦的環境。猶太人兩千多年沒有國土，不得不流散在世界各地，備受歧視和迫害，促成了一批頑強的復國主義志士；建國前移民區域和建國后的國土，一半是沙漠或半沙漠，而且干旱缺水，離開超常的團結與合作，幾乎難以生存；緊張的戰爭狀態增強了“基布茲”的向心力。離開這些特殊條件，“基布茲”的產生和發展是難以想象的。我們常常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建立高水平的公有制。而“基布茲”興起，恰恰是生產力水平比較低下的時候；反過來，現在生產力水平已大大提高，它卻走向了衰亡。
2、自發自愿的理想主義具有超常的力量，而靠國家機器強制營造的“烏托邦”則必然演變成災難?！盎计潯钡膭摿⒄吆蛥⑴c者，都具有為公共利益和美好未來獻身的理想主義精神；他們建立起來的公社制度，與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和我國的人民公社極其相似。他們獲得了巨大成功，我們卻弄得雞飛狗跳、民不聊生。一個重要原因是，“基布茲”開創之初是志愿者的自發行為；后來政府雖然支持，但沒有更多的干預；其成員來去自由；內部實行民主管理。而在蘇、中這樣的所謂XXXX專*政國家，集體化運動雖然也曾喊出“自愿互利”的口號，但實際上是通過*政*治*運*動甚至暴*力*手段，把執政黨的意志強加給農民的。通過這種手段建立起來的農莊或公社的各種權力，大部分控制在國家，少部分控制在“集體組織”負責人手中。據說，學者秦暉曾說，“烏托邦沒有錯，錯在強制”。確有一定道理?，F在，有些人主張重走人民公社或“新集體經濟”道路，不知他們是否做過調查，有多少地方的農民能夠同意把他們承包的土地交給官方指定的“集體”？那么，今后的農村改革，無論實施什么方案，都必須尊重農民的意愿，由農民當家做主。
3、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否水火不容，仍需要長期探討。我們曾經把民*主*社會主義，說成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把社*會*民*主*黨或工黨，說成是資產階級政黨。而實際上，長期由工黨執政的以色列，卻允許并支持最具共產主義色彩的“基布茲”，使其保持了80多年的昌盛，一百多年的生存，今后也不會強制取締之。后來居上的“莫沙夫”，“公有”特別是“合作”的色彩也很濃。相對而言，我國近年來政府大力提倡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雖然數量巨大，質量和業績卻很難恭維。至于北歐的福利社會主義，更有很多可資借鑒之處。我們要走好“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就應該摒棄固有的偏見和某些原教旨主義的條條框框，吸收世界上一切有價值的思想成果和實踐經驗，以力求把各種具體問題解決好，把各種美好的愿景實現好。也可以說，“主義”不能輕易丟，百姓實惠更重要。
4、改革是大勢所趨，“大鍋飯”的回頭路走不得。以色列的“基布茲”曾經是令人羨慕的“大鍋飯”，但是近20年來已經逐漸走到盡頭。它可能逐步消亡，但它不會像我國的人民公社那樣，一兩年內土崩瓦解，而肯定是漸進式改革。我國的農村家庭經營，歷時三十多年，盡管有諸多弊端，但它是廣大農民已經接受的、最現實、最可行的制度。今后的深化改革之路，無論怎么走，都不應企圖依靠政府的強制或半強制力量，去恢復給農民和國家帶來累累傷痕的“蘇*式*集體經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李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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