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范圍內超過三分之一的承包農地正在參與流轉，這一狀況不僅極大地改變了既往的農業經營模式，也對農民生產生活和農村社會結構產生著深遠的影響。
10月28日，在“土地流轉與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農禾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劉建進代表課題組發布了《農村的土地流轉：農民生計與政策選擇方向》的研究報告。報告認為，不同的土地流轉方式也對農民的生計有不同的影響。這種影響是深刻、廣泛、多元化的。
承包地流轉的原因
截至2015年末，全國共有農用地64545.68萬公頃，其中耕地13499.87萬公頃（20.25億畝），家庭承包經營的耕地面積13423.68萬公頃，占總耕地面積的99.44%，這些土地發包給23057.4萬戶農戶承包經營。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農村中大多數的農戶的生產經營并不主要局限在農業生產經營活動中，農戶中非農戶、兼業戶的比例越來越多，農村勞動力也大量外出流動就業，農民在本地的受雇務工和非農經營活動也在增加。農戶會根據自家的農業生產資源、勞動力和家庭成員的狀況適當安排生計，最大程度地滿足家庭成員的生活需要。
農戶承包土地的流轉的比較多地出現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一些農戶外出務工經商或從事非農就業，沒有能力同時兼顧土地的農業種植，也有一些農戶由于家庭人口較多，耕地不足，于是出現自發的土地流轉。隨著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對各種農產品的需求也不斷豐富，一些高附加值的經濟作物以及新品種新技術的采用，都對農業生產技術提出新的要求，土地的流轉機制和利用方式也出現了許多形式。
近10年來，農村土地流轉的速度加快，各種不同流轉方式推陳出新。報告認為，一方面固然與工商資本加速進入鄉村租地的因素有關，另一方面也有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動不無關系。但是，農戶經營農業的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年輕的青壯年勞動力幾乎都放棄種地，外出務工經商，尋求非農經濟活動收入，也是促使土地流轉加速的重要因素。據農業部公布的數據，2016年中國農村的農地有35%的比例發生了流轉，與之相伴的是農業經營收入在農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已經下降到不足三分之一。
報告提到，近年來農村土地流轉比例的迅速增加，也看到農民家庭收入中來自于農業經營收入的比例在不斷降低。實際上，農戶只靠自家的小規模的農業資源經營生產獲取農業收入已經遠不足于支撐家庭的正常消費水平，因此，進城務工或通過轉租進其他農戶土地進行農業生產就成為越來越普遍的現象。
另一方面，也有越來越多的城市工商資本和農村地區一些富裕的農戶通過流轉普通農戶的農地，通過加大資本投入進行現代農業規模化集約經營，通過經營高附加值的效益農業或者通過規模化種植糧食等大宗農產品帶來的利潤集中提高農業經營效率，獲得較高的收入。
因此，土地流轉的方式對農業經營方式和農業發展以及農民的生計影響很大，什么樣的流轉方式、什么樣的適度規模比較合適，以及國家制定什么樣的農村土地基本制度和農地流轉政策導向會對中國的農業生產現代化，對農村可持續發展和農民生計，對國家糧食安全和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產生何種影響，都是十分重要，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
農村土地流轉的四種類型
報告提到，根據課題組在我國中部地區農村所做的關于土地流轉的形式的調查，目前的農地流轉大體上呈現出四種類型：第一，自發的小規模流轉（從幾分地到一二十畝，分散）；第二，從前者中慢慢涌現出來的較成規模的流轉（從數十畝至上百畝，或分散或集中）；第三，流轉大戶（數百畝乃至上千畝的集中式大規模流轉）；第四，工商資本下鄉大規模流轉土地。
這四種模式具有不同特點，課題組研究得出如下基本結論：
第一，占有最大比重的農戶間自生自發的小規模農地流轉，內生于鄉村社會，受熟人社會規范約束，不會造成土地剝奪和土地破壞，也不會導致非糧化非農化風險和其它社會風險，基本能夠保證流轉雙方的權益，有利于村莊和農戶增加收入和減少貧困。
第二，部分農戶依靠自身體力或種養技術，經由小規模農地流轉，逐漸擴大轉入土地規模，脫穎而出，形成一種新的具有生命力的流轉類型。這一類型的流轉一方面仍受鄉村熟人社會規范約束，另一方面注重技術、市場和經營，轉入農戶收入有保障，有能力支付較高流轉價格，乃至提供一定雇工機會。流轉無論對涉及農戶還是對整個村莊發展都有利，對村莊和農戶減少貧困有正面作用，所以應予大力提倡、鼓勵和支持。
第三，農地大規模集中流轉，無論流轉主體是本土人員，還是外來工商資本，都存在較大社會風險和不確定性，應予充分關注和嚴加規范。
第四，要防止地方政策的跑偏，防止改革舉措被基層利益團體扭曲利用。不同的政策取向和舉措會產生不同的指向作用，政策鼓勵農地適度集中和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基層民眾提供了一個結構性的發展機會和條件，但究竟何為適度規模、要鼓勵什么樣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應該在因地制宜和尊重差異的前提下，經過審慎思考和實踐檢驗，形成符合事實的認知。
中國農業的特色規模化道路
由于政府的鼓勵，家庭農場逐漸成為主要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有數據稱，目前，我國普通農戶有2.6億，其中家庭承包經營農戶有2.3億；家庭農場有87.7萬個，其中在縣級以上農業部門納入名錄管理的家庭農場達44.5萬個。家庭農場數量在快速增長、規模不斷擴大。從納入縣級以上農業部門名錄管理的家庭農場來觀察，2016年總量為44.5萬個，比2015年的34.3萬個增長了30%；平均經營土地面積增長，從2015年的151.5畝增加到2016年的215.1畝，擴大了63.6畝。
隨著家庭農場的發展趨勢是規模趨向擴大，因此，有業內人士稱，中國未來農業經營主體的土地經營規模將主要會是規模2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不過，劉建進認為，未來這種家庭農場方式的農業經營要成為主體，必然需要大規模地從普通農戶手中流轉土地，也必然會對普通農戶的生計和中國農村村莊社區的結構形態產生重大的影響。
他提到，這樣的家庭農場顯然不是一般的農戶，是資本密集型的現代企業經營方式的農場。實際就是大規模土地資本密集生產方式替代小農生產方式的農戶。如果這樣的土地規模的家庭農場成為中國農業經營的主體，那其經營面積應該超過全國農村農戶承包土地面積的一半。以13億畝承包耕地推算，就應該有6.5億畝土地流轉給這樣的家庭農場去經營。300多萬個家庭農場將替代1億多戶的農戶，被替代的小農家庭涉及到大概4億農民人口，要么成為農業雇傭工人，要么進入城鎮成為市民。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原主任陳錫文認為，真正要實現有效益的規模經營，僅靠土地流轉是不行的。他提到當前的一種現象，一些農民采用土地托管的辦法，請人代耕，或者花錢購買社會化的農業技術服務，這樣，在土地經營權沒有流轉的情況下，同樣實現了在小塊土地連片上使用最先進、最現代的農業技術。“所以可以看到，農民通過創新經營方式，而不是簡單靠土地流轉，仍然可以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享受農業現代化成果。”
他認為，要認真總結這些經驗，使中國的農業經營體系更加健全。中國農業效率不高、競爭力不強，很重要的原因是農業經營的土地規模過小，制約了農業效率的提高。但如果只考慮農業的效率和農產品的競爭力，不考慮農民的出路在哪里，是解決不了中國農村問題的。
報告課題組在山西省永濟市蒲韓社區、內蒙古赤峰市克什克騰旗、河北省玉田縣鴉鴻橋鎮劉現莊等地做的關于土地流轉的案例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農民通過創新農業經營方式，特別是通過集體經濟組織和合作社組織的功能，探索雙層經營的實現形式，因地制宜，完全可以實現農業經營的規模生產。同時，普通農戶的生計和村莊社區的治理和鄉村發展都可以進入良性循環。這種通過組織農民，農民自己參與管理和發展的方式，不單農業生產實現規模集約化，村莊社區的土地整體功能性得到保持和合理利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第一財經APP·民生 2017-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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