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由中央黨校創新工程“農村改革項目組”主辦的以“習近平‘三農’思想與基層實踐”為主題的研討會在中央黨校舉行，會議圍繞對習近平“三農”思想的理解、學習與體會展開。
改革開放近40年來，“三農”問題是中國一直面臨的根本問題之一，解決得好壞關乎中國發展強大的根本。在研討會上，專家們通過分享、討論對習近平“三農”思想的研究成果，明晰“三農”問題產生的原因與改革舉措成敗與否蘊含的道理，總結提煉農村經濟體制改革與發展實踐蘊含的理論價值，期望能為改革進程解疑釋惑乃至排憂解難，把握新一輪農村改革的重大突破口，統籌推進習近平“三位一體”綜合合作改革，為全國農村改革提供更為全面的、可復制的經驗。今天我們為大家分享中央黨校經濟學教研部教授徐祥臨關于習近平“三農”思想的研究成果：
習近平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頂層設計科學性初探
農村經濟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必然置于全面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中。
習近平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指出：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要堅持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民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習近平的這一重要思想體現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中，能否讓農民盡快富起來，是判斷農村經濟體制是否科學、是否具有制度優勢的實踐標準。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發表的系列重要講話，深刻回答了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和國家發展面臨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貫穿著強烈的問題意識和鮮明的問題導向。為了推動農村改革，習近平多次明確指出現階段農業農村發展面臨的新問題，并且把基本問題概括成“農業是‘四化同步’的短腿，農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這個基本問題除了繼續表現為農業基礎薄弱、農民增收缺乏可持續性之外，又表現為誰來種地、如何確保農產品質量安全、如何精準扶貧、如何加強農村社會管理等一系列過去不曾有過的新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著眼點和落腳點，都在于“增強農業農村發展的內生動力”。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得以有效實現，首先取決于農民擁有平等獲得土地的權利。其次取決于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與農戶作為土地經營者各自履行市場主體的權利與責任，即集體向農戶收取承包費以便為農戶提供服務。
探討
農民和土地關系的最佳選擇：農村基本經營制度
習近平在小崗村召開的農村改革座談會上明確指出，新形勢下深化農村改革，主線仍然是處理好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須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堅持家庭經營基礎性地位，堅持穩定土地承包關系。
在談到深化農村改革的推進原則和底線時，習近平指出，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可以示范引導，但不能搞強迫命令。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綜合習近平在其他場合關于農村改革的講話精神，尤其能夠體會到，他特別重視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早在2013年12月23日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明確指出，堅持農村土地農民集體所有，是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魂”，要探索農村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形式。
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不能單純靠政治力量的庇護，其長久的生命力只能來源于自身的制度優勢，而且，這種制度優勢還必須根植于農村改革歷經近四十年之后所形成的市場經濟之中，換言之，相對于土地私有制，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必須有助于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
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得以有效實現：
首先取決于農民擁有平等獲得土地的權利。這是確保耕者永遠有其田的有效制度安排，體現了毛澤東領導億萬農民創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初心。如果農村集體成員不能獲得平等的土地權利，集體經濟制度就被徹底瓦解了，所謂實現形式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其次取決于集體作為土地所有者與農戶作為土地經營者各自履行市場主體的權利與責任，通俗地說就是，集體向農戶收取承包費以便為農戶提供服務。
探討
農民與市場的關系:“三位一體”綜合合作
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有效地解決了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問題，最大限度地保護了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從根本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還有一個農民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也就是農民從事農業生產能否增產增收。
自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定型以后，全國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普遍高漲，農產品供給大量增加，但卻讓廣大農民很快遇到了“買難”“賣難”以及相應的貸款難、保險難等等來自于市場方面的困擾，形成了“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
針對如何有效破解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習近平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深入研究與探索。習近平在清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得出“農民通過辦合作社走組織起來的道路”的基本結論。
2006年，習近平在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親自指導了瑞安市進行生產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的“三位一體”農村改革試驗，深受廣大農民歡迎。習近平擔任總書記之后，仍然對“三位一體”農民合作社模式高度重視。
2014年，習近平對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成立6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要求供銷合作社系統進行綜合改革，辦成“為農民生產生活服務的生力軍和綜合平臺”。根據這一重要指示精神，
2015年黨中央、國務院做出了《關于深化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的決定》，啟動了山東、河北、浙江、廣東四個省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試點。
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要積極發展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綜合合作。
習近平提出“三位一體”綜合合作的科學性，可以從我黨改造小農經濟的基本理論及國內外相關經驗教訓中得到解釋。
把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合作、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是中國共產黨改造小農經濟的一貫思想。毛澤東在1940年談到新民主主義經濟時寫到：“在‘耕者有其田’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社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因素。”
新中國成立前夕，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更為明確具體地談到了發展農村合作經濟問題。他說：“占國民經濟90%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必須組織生產的、消費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縣、區的合作社領導機關。這種合作社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在無產階級領導的國家政權管理之下的勞動人民群眾的集體經濟組織。中國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沒有合作社傳統，可能使得我們遇到困難；但是可以組織，必須組織、推廣和發展。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就不可能鞏固無產階級在國家政權中的領導權。”
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并不僅僅停留在理論上，也落實到農村根據地經濟建設的實踐中。比如，習仲勛等根據地領導人響應毛澤東關于“組織起來”的號召，在關中等地區組織農民開辦了農業生產合作社、消費合作社和農民銀行，既幫助農民發展了經濟，又在人力、財力、物力上支援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我黨第一代領導人，就帶領億萬農民開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運動，并且為了讓廣大農民免受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盤剝，成立了全國性的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從時間節點上看，這些生產、供銷、信用領域的合作經濟組織都大大早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出現，有力地促進了當時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發揮了恢復國民經濟的良好作用。
遺憾的是，后來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合作經濟組織性質遭到扭曲。改革開放以后，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在市場經濟大潮沖擊下，都遇到了繼續走合作經濟發展道路，還是徹底企業化的歷史性抉擇。信用合作社在改制中去掉了“合作”二字，徹底變成了農村商業銀行。供銷合作社雖然企業化傾向也很嚴重，但仍然在總體上保留著建成為農服務合作經濟組織的改革取向，而且在全國范圍內保留了相對完整的系統，很多基層供銷合作社也取得了為農服務和自身經濟效益雙豐收的改革佳績。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的黨政領導和農民群眾在瑞安經驗啟發下，自發辦起“三位一體”性質的農民合作社，取得了超出預期的發展成效。
習近平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指導瑞安“三位一體”改革試驗時指出，要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借鑒外國好的經驗，“特別是日本等國的農協”經驗。由于我國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尚處于起步階段，剖析一下日本農協體制，有助于領悟習近平構建我國“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的科學性。
習近平指出，日本農協的做法揭示了日本農協成為涉農市場壟斷組織的制度根基。在日本現代農業經濟發展理論看來，農協具有半官方組織的性質或擁有涉農市場壟斷地位，不但不違背經濟發展規律，相反，還是日本農業農村經濟實現創新發展的必然要求。
展望
開創農村改革發展新紀元
雖然我國現階段的“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暫時還不能與日本農協相提并論，但仍有理由相信，中國構建現代農業農村經濟發展體制機制，也具有日本不可比擬的制度優勢。一是中國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優于日本農村的土地私有制。1961年日本制定第一部農業基本法時，曾經期待革除農戶經營規模的細小弊端，擴大專業農戶的土地經營規模，培育出單純靠經營農業就可以達到全國平均收入水平的“自立經營農戶”，既增強日本農業的競爭力，又降低政府補貼農業的財政負擔。但是，受制于農村土地私有制，日本創新農業經營體制的改革目標至今沒有實現。中國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顯示出土地所有者、經營者、勞動者三者利益和諧統一的優勢，為農戶擴大規模經營創造了制度條件。凡是在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比較好的農村，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速度都要比日本農村快得多。二是在政府發揮引領現代農業農村經濟發展企業家作用方面，中國政府的能力大大強于日本政府。與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日本政府動員資源的能力相對較強。但無須詳細對比，二十多年來中日兩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已經不可辯駁地證明，中國政府的創新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在世界各國政府中是最強的。日本農協體制總體是好的，但并非完美無缺。據以上兩點可以預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構建的“三位一體”綜合合作體系，相對于日本農協，公平性和效率性都將更勝一籌。
綜上所述，習近平從頂層設計層面規劃了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以及農民與市場的關系。這樣的頂層設計變成國家的涉農法律法規和農業農村發展政策，農戶的經營規模或許仍然微小，但“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三位一體’綜合合作”將幫助我國小農戶徹底擺脫傳統小農經濟體制機制的束縛，成為高度組織化的現代農業農村經濟發展主體，中國的農村改革發展進入新紀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華合作時報 2017-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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