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對城鄉關系問題和“三農”問題形成了新的認識，作出了新的表述。如：不再提“新農村建設”，而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雖然繼續要求“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但也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不再提“統籌城鄉發展”、“城鄉一體化發展”，而強調“城鄉融合發展”。一系列新的概念體現了新判斷、新決策。
十九大報告是在闡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任務時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這個決勝期是指“從現在到2020年”。但是，決勝期內要堅持實施的“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軍民融合發展戰略”都將延續到從十九大到二十大這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延續到實現第二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整個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體現了推進中國特色鄉村現代化的雄心壯志。
鄉村振興戰略何以為“戰略”
在十九大報告中，除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要實施的上述七大戰略，還提出了其他不少“戰略”，如就業優先戰略、健康中國戰略、食品安全戰略、人口發展戰略等，但包括鄉村振興戰略在內的七大戰略顯然具有突出地位。
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意義在于：
首先，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舉措。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基于十九大對當下我國所處時代狀況的判斷，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鄉村發展不充分、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是我國當下社會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現。十九大報告在列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時就明確講到“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所列舉的其他問題在鄉村中往往也更為突出，如：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等等。按照十九大“突出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特別是要堅決打好包括精準脫貧在內的攻堅戰等要求，這些都是要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來解決的社會主要矛盾問題。
其次，有助于推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向鄉村區域深度延伸。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個總要求，與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這“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是相互銜接的：產業興旺、生活富裕對應的是經濟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宜居對應的是生態文明建設；鄉風文明對應的是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治理有效對應的是政治建設。
這五方面建設雖然也一直在鄉村區域展開進行，但總體上還是薄弱環節。如生態文明建設，現階段主要針對的是工業化進程中破壞生態環境的問題，目的是規范和改善工業生產方式，使之能夠與生態環境和諧友好。但從長遠和全局看，我國生態資源更多分布在城市以外的鄉村區域，生態文明建設的許多重大舉措、重大項目等等，主要將在鄉村區域實施。在作為未來中國目標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前邊有五個定語“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鄉村振興戰略必將承擔越來越重大的責任。因此，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迫切需要以鄉村振興等戰略舉措來全面展開和不斷深化。
第三，有助于推動中國現代化空間布局從城市向鄉村延伸。在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期七戰略中，唯獨“鄉村振興戰略”是就現代化建設的空間布局而言的。這是因為，迄今為止的中國現代化建設，核心的任務是工業化，主要是在城市中開展的。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標志著我國將制定實施鄉村振興專項戰略規劃，在鄉村開辟現代化建設的新戰場，鄉村將成為現代化建設新的重點區域。“戰略”一詞，界定和凸顯了“鄉村振興”在國家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地位。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設（成）小康社會的首要目標是“工業化基本實現”。在當下工業化歷史任務即將完成的時候，轉而加快鄉村現代化建設，是歷史的必然。
城鄉融合發展將開啟城鄉關系新時代
城鄉融合發展的重大意義，首先在于鄉村將與城市平起平坐。
選擇使用“振興”一詞意義非凡。“振興”鄉村和“振興中華”的意思是一致的，突出了鄉村振興在民族復興中的地位。只有鄉村“振興”起來，自強、自立起來，才能形成與城市平起平坐的地位，就像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樣。
“鄉村”一詞也很有意義，它體現了調整現有城鄉關系的指向。鄉村不是城市的附屬物，與城市相對應的是鄉村而不是農村，城市與鄉村的關系不僅僅是城市與農業的關系。鄉村不僅是農業發展的區域，它是人類重要的生存空間，與城市同樣重要。未來的城鄉關系是城鄉融合發展，鄉村必將具有并且保持和城市不同的獨特價值。提出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表明鄉村的振興取決于鄉村自身，鄉村人必須真正成為鄉村發展的主體，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中堅力量。
其次，完成破除城鄉二元體制的歷史任務。
城鄉二元體制是我國現代化起步階段規范城鄉關系的制度安排，其主要特點，一是將現代化建設的資源集中在城市。由于中國現代化起步晚、底子薄、資源少，中國只能將有限的資源集中在城市，用于發展工業化。二是以農業積累投入工業和城市建設，以農村農民服務工業和城市建設，由此形成了主要是資源從農村流向城市的格局。比如國家以考試制度和戶籍制度，將農村人口中素質較高的新增勞動力選拔出來，安排在城市工業領域；以人事制度和戶籍制度，將領導人才、管理人才和各方面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才集中在城市；以勞動力市場制度，將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吸引到城市，成為“農民工”，等等。
盡管城市對農業、農村、農民也起到了一定的輻射帶動作用，總體上“三農”也都受益于城市化和工業化，但鄉村發展普遍滯后。早有相關文件提出要解決城鄉二元體制問題，但由于種種原因，這項任務并不容易完成。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最終破除城鄉二元體制，讓城鄉不再分隔，而使城鄉融合發展、良性互動。
第三，加強“三農”工作的立足點將回到鄉村和“三農”自身。
由于長期以來城鄉制度安排、政策設計基本上是服務于工業化、城市化，以致國家的農村政策叫做“惠農政策”，用于鄉村的資金叫做“支農資金”，明顯體現了國家政策立足點的偏頗。事實上，城鄉二元體制也是統籌城鄉發展，但它只是為城市而統籌。很長時間里也一直在“建設新農村”，但基本出發點是服務城市和工業。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后，將不再是要以加強“三農”工作來解決城市問題、工業問題，而是要解決“三農”問題自身。
無疑，鄉村振興也并不僅僅是為了鄉村自身的振興，而是為了城鄉發展的相對平衡。十九大明確要求“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這顯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不是要在城市單兵獨進之后再讓鄉村單兵獨進，而是要二者協同推進、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因此，城市也必將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進程中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進一步提升發展質量。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意味著各方面資源將回流農村
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首先意味著，資源將不再主要從農村流向城市。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國家將推動城市和工業反哺、回饋“三農”，根本改變城鄉二元體制下資源幾乎是單向流向城市的狀況，形成資源在城鄉之間的雙向流動。如果說現階段資源從城市流向農村還是涓涓細流，那么不遠的將來，則有望形成滾滾洪流。
當然，國家制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具體專項規劃的時候，應當根據和適應鄉村振興戰略的需要，根據農村居民的實際需要，引導各方面資源有序流向農村，形成城鄉發展的優勢互補、互利雙贏、有機融合。并且，鄉村振興戰略是七大戰略之一，并不是孤立的，這些戰略應當也必將相互交融、相互促進，形成整體合力，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更多支持。
其次，“農民工”現象將最終消除。
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務工，成為雇傭勞動者，卻因為戶籍在農村而不能改變農民身份，雖然他們為城市工商業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卻不能落戶在城市；雖然由于其工資性收入高于農村務農收入而改善了家庭生活，卻因為離開家鄉、與家人分離，造成了“留守兒童”、“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的“三留守”問題。這些在我國已經存在三十多年的社會問題，終將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而得以終結。
這是因為，原來農民工進入城市是因為城市工商業發展為他們提供了就業機會，這種就業機會是農村中所沒有的，而現在資源回流農村，將給農村中農業轉移勞動力創造就業機會，令他們可以不再到城市工作也能夠取得較高收入；原來農民工進入城市、想要落戶城市，是因為優質教育、醫療等等資源集中的城市，他們只有到了城市才能分享到這些現代化建設成果，現在資源回流農村，在農村中也有與城市相對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他們也不必非要到城市落戶。
所以對農民工來說，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最重要的意義可能在于，讓他們可以在進城還是留村之間主動做出抉擇，而不必繼續作為農民工在城鄉之間長期來回奔波，“三留守”問題也可以隨之消失。農村人口的基本穩定而不再大規模流動，必將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創造前提和有利條件。
第三，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將成為資源流向鄉村區域的重要載體。
十九大報告沒有提“新型城鎮化”，但“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部署，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至關重要。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必將讓夾雜在城鎮之間的鄉村受益，這些城鎮與城鎮之間的鄉村也必將“協調發展”，從而在鄉村振興的歷史進程中，形成資源向鄉村的流動，特別是城市人才資源向鄉村的流動。因此，一方面要“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另一方面也應當制定實施城市居民進入鄉村、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城市人口有序落戶農村的政策措施，乃至上升為法律，從而也“加快城市轉移人口農民化”。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條件下，形成城鄉之間人才、人力資源雙向流動，是歷史的必然。
第四，國有企業應當為鄉村振興做出貢獻。
相當數量的國有企業，特別是老國有企業，是利用農業積累和工農產品剪刀差投入建設，靠農村市場支撐發展起來的，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時候，它們理所當然應當拿出資金和人才參與鄉村振興戰略。按照對口幫扶的經驗，可以安排大多數國有企業與主要是欠發達鄉村特別是中西部的鄉村建立幫扶關系，以加快推進鄉村振興。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意味著農村中農業和非農產業都將加快發展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義首先在于，鄉村區域的貧困現象將最終消除。
完成脫貧攻堅的歷史任務，應當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起點和前提。十九大進一步要求“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展示了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堅定的決心。即使還有深度貧困的人口仍然處于貧困的邊緣，他們也必將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進程中最終走進共同富裕的行列。
其次，農村非農就業人口將大大增加。“農村”的本意是從事農業的農民集中居住的地方。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隨著農業不再是鄉村區域唯一產業，這一定義將迅速改變，這或許是十九大將農村區域發展戰略命名為“鄉村振興戰略”的一個重要原因。
按照“產業興旺”的要求，按照“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決策部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不僅要農業現代化，還要農村現代化。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國家將在“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基礎上加快農業現代化。
但要實現農村現代化，不可能只發展農業，還將發展其他產業并且達到現代化的水平。十九大報告也已經明確提出要“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拓寬增收渠道”，這就必然要求大量農業專業人才和非農專業人才進入農村。僅憑現有農村中被城鄉二元體制抽選剩下的人口，不僅難以承擔農業現代化建設任務，更不可能承擔農村現代化建設任務。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國家將采取各種政策措施引導農村以外各方面人才參與農村現代化建設。
第三，污染項目將被清理出農村。“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意味著一些已經造成農村污染的項目將被清理出農村，同時必須堅決禁止任何可能帶來污染的各種項目特別是工業項目進入農業和農村。這不僅是生態文明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確保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的必然要求。“實施食品安全戰略，讓人民吃得放心”，也是國家戰略任務。在制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政策措施時，必須對此做出明確規定，劃出明確紅線。農業發展中的污染問題，包括農業面源污染問題，將加快獲得解決。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是與鄉村振興戰略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完全不相容的。（面源污染是相較于企業排污造成的點源污染而言。農業面源污染，指農田中的泥沙、營養鹽、農藥及其他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過程中，通過農田地表徑流、壤中流、農田排水和地下滲漏進入水體而形成的污染。——編注）
建立健全助力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更多需要改革的制度是在頂層設計方面。
比如，把優質教育資源、優質醫療資源集中布局在城市的制度安排，等等，許多以城市為中心的頂層設計，在許多人看來早已經自然而然、順理成章。必須轉變觀念，一切不利于鄉村振興的，對農民來說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安排、政策措施都應該逐步清除。同時，十九大要求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等等，都將在新的農村改革中形成制度保障。十九大提出“賦予省級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權”、“在省市縣對職能相近的黨政機關探索合并設立或合署辦公”，這樣的改革要求，將在深層次上推進地方和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不斷激發地方和基層創新發展的自主性和創造力，從而加快鄉村振興的歷史進程。
盡快修訂原有涉農法律，制定新的涉農法律。十九大宣布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三十年，累計將達到75年，這需要修訂《農村土地承包法》，將農村第二輪土地承包關系及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等加以法制化。第二輪土地承包關系確定以后，“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原則已經將農村承包地所有者集體組織成員固定下來，從而為實行農村承包地的三權分置奠定了基礎。循著承包地三權分置的思路，國家也應當對農村宅基地實行“三權分置”，可分為宅基地所有權、宅基地使用權、宅基地上房屋居住權。國家應修訂《土地管理法》，將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法制化，并且明確規定自新的法律生效時起不再給農村新增人口提供宅基地，從而將農村宅基地使用者集體組織成員固定和封閉起來。同時，明確房屋居住權可以流轉、轉讓，鄉村新增人口和外來人口可以以購買或租用的方式取得房屋居住權。這樣才能為城市人才進入農村打開通道。
在此基礎上，國家應盡快制定《農村集體土地產權法》，將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法制化。應當明確農村土地產權為特定農村居民集體共有：農村承包地為第二輪土地承包時的承包人集體組織成員共有；土地承包期間所取得的承包地經營收益歸承包人所有，但承包人應當向發包方繳納租金。應當明確：農村宅基地為已經取得宅基地使用權的現有行政村村民小組的農戶共有，宅基地使用人應向本行政村村民委員會繳納使用金（應當與城市居民住宅使用國有土地一樣，期限為70年）；宅基地上房屋居住權可以出租或轉讓，收益歸宅基地使用人所有；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為現有行政村村民小組成員共有，取得的收益歸現有行政村村民小組成員共有，等等。
將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教育事業優先發展融合起來
兩個“優先”融合起來就是振興鄉村教育。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三個“優先”：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優先發展教育事業，實行就業優先戰略。三個“優先”都與鄉村振興戰略有關，最緊迫的應當是把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優先發展教育事業結合起來。相較于工業，農業和農村其他產業之所以落后，最突出的原因是農村勞動力素質整體較低；相較于城市，農村落后的要害是教育發展滯后。優先發展農業農村，最重要的就是要改革導致人才資源單向從農村流向城市的制度，改革將優質教育資源集中在城市的制度。
國家應制定政策措施引導城市高等教育資源、優質中小學教育資源向鄉村區域流動。現階段我國優質教育資源主要布局在城市，而農村區域不僅沒有高等教育資源，優質中小學教育資源也嚴重匱乏。而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它們的優質教育資源分布則比較均衡，相當數量的名牌大學都建在小城市、小城鎮，鄉村人口可以方便分享到這些資源，這是值得我國學習借鑒的寶貴經驗。現階段可以以在一部分地級市、縣城、建制鎮規劃建設一批我國現有名牌大學分校區、名牌中小學分校區的方式，逐步從城市向鄉村區域輸送和轉移集中在少數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和高等教育資源，從而實現鄉村教育事業跨越發展。
同時，可以按照我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的相關規定，引進國外名校合作辦學。這一規劃應當充分考慮最廣大農民群眾的需求和農業農村未來發展的戰略布局，將一些城市“名牌中學”的分校區直接安排到鄉鎮，將一些城市“名牌小學”的分校區直接安排到中心村去。在許多邊遠地區特別是山區，可以把已經撤并的部分小學校恢復起來。應當把教育資源送到農民中去，而不是讓農民子女集中到城鎮。應當讓人口比較集中的中心村及一部分行政村乃至自然村，通過優質小學教育資源的重新布局恢復生機活力。國家教育部門應制定實施為農村中小學引進國外師資的專項計劃，比如可以推動條件適合的農村中小學從歐美國家引進外語教師。
為了支持幫助新疆、西藏、內蒙古、云南、貴州等少數民族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國家可在東部一部分發達省份漢族學生占多數的中小學開設維吾爾語、藏語、蒙語等少數民族語言選修課程，為少數民族地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文化教育事業發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可以從上述相關地區引進語言教師，這也是為這些少數民族教師提供到發達地區學習的機會。這應當成為推動民族團結進步、讓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一項戰略性措施。
健全鄉村治理體系意味著加快村民自治制度建設
十九大有關健全鄉村治理體系的要求為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帶來了機遇。
在鄉村治理上，十九大強調“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樣，村民“自治”作為農村基層民主制度排在了鄉村治理體系的首位。這和十九大報告對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以后人民群眾要求什么的分析是一致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在這里“民主”也排在首位。并且十九大報告也明確要求“鞏固基層政權，完善基層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這里在治理方面強調的是“治理有效”，體現了十九大報告的務實精神。無論如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必將極大地促進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設和完善。
鄉村振興將促使作為村民自治主體的農民和作為村民自治場所的農村得以穩定。
現階段我國村民自治中存在著三方面突出問題。一是大量村民進城務工，鄉村中常住人口大幅度減少，使村民自治的主體嚴重缺位。在國家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條件下，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市，將取得應有的城市公共生活參與權，以替代他們在農村村民自治中的各種權利；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條件下，留在農村的村民將逐步穩定下來，穩定地、常態化地開展村民自治。二是由于農業轉移人口大量進城落戶，使許多地方的村莊變成“空心村”，需要盡快調整合并、重建鄉村。鄉村振興戰略將促進現有行政村、自然村的布局調整，讓現有行政村、自然村中留在農村的人口集中起來居住，規劃建設許多中心村，讓這些中心村在成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點區域的同時，也成為扎實推進村民自治的基地。三是由于農村居民中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口比例很低，村民的參與能力相對較低，村民自治水平質量難以提高。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引導較多城市人才進入鄉村的條件下，讓農村外來人口參與村民自治，既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需要，也是保障農村外來人口民主權利的必然要求。這些都將是加快村民自治制度建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的難得機遇。
健全鄉村治理體系過程中，應當為每一個行政村配備一名律師。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曾要求“積極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各級黨政機關和人民團體普遍設立公職律師，企業可設立公司律師”。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時，為每一個行政村配備一名律師，也作為法律顧問，是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建設美麗中國意味著鄉村將更加美麗
建設美麗中國的一系列舉措將逐步改變鄉村面貌。總體而言，現階段我國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狀況在農村更加嚴重，農村的生態環境保護比城市更加任重道遠。但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等等，不僅鄉村區域責任更大，而且受益也會更多。
勤勞智慧的中國農民早已經創造了許多美不勝收的特色民居和傳統村落。在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理念和鄉村振興戰略推動下，特別是隨著“開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行動”的部署，農村居民必將迎來更美好的人居環境，未來的中國鄉村一定會成為吸引人去居住生活的地方。引人關注的是，2017年11月20日召開的十九大后第一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審議通過了《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并且明確要求：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以建設美麗宜居村莊為導向，以農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村貌提升為主攻方向，動員各方力量，整合各種資源，強化各項舉措，加快補齊農村人居環境突出短板，同時保護、保留鄉村風貌。美麗鄉村的美好前景令人憧憬。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落實到鄉村振興戰略之中，必將帶來中國傳統鄉村文明的復興。現階段城鄉二元體制還在阻礙各類“文化人”進入和落戶鄉村，在不斷推動城鄉制度深化改革的基礎上，當現代文明和傳統鄉村文明有機融合，當十九大提出的“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鼓勵引導人才向邊遠貧困地區、邊疆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和基層一線流動”（這里顯然特別是指廣大鄉村區域）、“讓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競相迸發、聰明才智充分涌流”的目標實現的時候，中華文化一定能夠在鄉村生活中展現出魅力和風采。
“三農”工作隊伍值得期待
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培養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這是希望人們不僅要帶著專業知識，尤其要帶著感情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或許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與習近平年輕時在陜北貧困農民的炕上睡了7年、與農民結下深厚感情有關，從事“三農”工作的人不一定都要到農民的炕上去睡幾年，但不愛農村、不愛農民，要做好“三農”工作、實施好鄉村振興戰略也不可能。
那么，如何壯大“三農”工作隊伍？十九大報告要求“培養一支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三農’工作隊伍”，這主要是針對在職的“三農”工作者而言的。其實還有一塊人才資源也可以開發利用，就是城市退休人才資源。事實上，由于多方面原因，現階段城市退休人員回流鄉村的需求日益強勁。國家可以根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需要，有選擇、有針對性地引導一部分城市退休人才如城市大中小學校退休教師和退休醫護人員到農村去。可設立專項基金，規定凡城市大中小學校退休優秀教師自愿服從分配到農村中小學校任教、退休優秀醫務工作者自愿到農村鄉村醫院、衛生室工作的，給予一定數額的津貼；凡參與此項計劃三年以上者，可以在當地落戶養老，由當地政府提供免費公寓住房。
同時，可根據一些學者的建議，優先引導原籍在農村的城市退休人才回原籍農村參與鄉村振興各方面工作。現階段城市知識分子大多來自農村，通常都有強烈的家鄉情結，如果他們所在城市政府和原籍地方政府聯合制定政策措施加以引導和規范，應該可以動員數量很多的城市退休人才回家鄉發揮余熱。但仍然應當有選擇地安排為鄉村振興戰略所需要的人才，如積累了較多人脈資源的級別較高的領導干部、積累了較多財產的企業家、成就較高的中高級知識分子，等等。這些人才回原籍，會帶有更加強烈的感情，他們不僅可以為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力量，更有助于提高村民自治水平和質量。
一批多年來主動回原籍農村或前往農村地區，為發展基層經濟和教育做出成績而受到表彰的人士，如開國將軍甘祖昌（1905—1986）和龔全珍（1923—）夫婦、原云南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1927—2010）、原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現商務部）駐尼泊爾商務參贊朱敏才和小學教師孫麗娜夫婦等，像這樣的人才，應當把他們的自發積極性組織起來，以制度安排鼓勵他們回流農村，而不應當讓他們的努力長期處于自發狀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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