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喚醒鄉民記憶與社區認同: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有益探索
2018年4月19日，在剛剛閉幕的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國際論壇上，來自中國、埃及、日本、韓國、墨西哥、葡萄牙、西班牙和斯里蘭卡的14個農業文化遺產喜獲授牌。
至此，得到全球認可的農業文化遺產已達到50個，分布在20個國家。中國已有15個項目入選，數量居世界第一。
四年前，陜西省榆林市佳縣泥河溝村的36畝千年古棗園被“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IAHS）正式授牌。7個月后，這個偏僻的小山村又被納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接踵而至的名號，令曾經無聞的村落名聲鵲起，也使村民燃起了振興村落的熱情。
中國農業大學孫慶忠教授帶領農業文化遺產研究團隊，在香港樂施會的支持下，通過駐村參與式調研，從口述記錄、搜集歷史實物入手，采訪了百余位村民和各級干部，為這個陜北高原上的“棗緣社會”存留了數千幅珍貴的影像圖片和百多萬字的口述資料，并編撰結集為三冊“泥河溝農業文化遺產叢書”（《口述史》《文化志》《影像集》）。
在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領域，這是首次由專家學者、社會力量、在地鄉民、政府部門等多方協作完成的一部鄉民生活史，其中有對歷史的回望、對現實的觀照、對未來的構想。這套叢書產生的過程，也是村民們社區認同增強，社區整體營造的過程。無論在觀念、方法還是現實影響層面，這都是一次非常有啟發性的探索。
泥河溝本是一個位于黃土高原晉陜河谷腹地的不起眼的小山村，卻因千年古棗園于2014年被FAO認定為GIAHS項目而聞名于世。
2011年10月，在老師兼朋友、《科技日報》記者李大慶先生的推薦下，我受邀參加了科技部扶貧團協助組織的佳縣紅棗產業研討會。會上，我介紹了GIAHS項目并提出了“佳縣古棗園”申報GIAHS的建議，得到佳縣領導的響應和科技部的支持（佳縣是科技部對口扶貧點），并受托承擔申報文本的編寫工作。正是通過這次機會，我第一次近距離接觸泥河溝村的那片古棗園，感受了泥河溝的魅力。
后經多方努力，“佳縣古棗園”于2013年被農業部認定為第一批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于2014年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認定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在2016年6月舉辦的“十二五”科技創新成就展上，科技部精心挑選并推出了一批科技扶貧典型案例，“紅棗樹成為致富林”是其中8個典型案例之一：泥河溝村千年古棗園是“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為佳縣紅棗貼上了世界文化商標。
《科技日報》《農民日報》等媒體以《另一種扶貧：保護農業文化遺產》《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挖掘傳統農耕技術內涵》《踏訪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佳縣泥河溝千年古棗園》為題進行了報道。后來，我曾陪同時任農業部國際合作司副司長、現任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駐華代表的屈四喜先生一行考察泥河溝。
我再次對泥河溝千年古棗園產生興趣，是因為慶忠教授帶領一批年輕學人深入泥河溝，發掘古棗園的潛在價值，重新喚醒深藏于村民心中的文化自覺和自豪感，為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進行有益的探索。
基于研究與實踐，我曾撰文提出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需要建立三個核心機制，即以生態與文化保護補償為核心的“政策激勵機制”，以有機生產、功能拓展、“三產”融合為核心的“產業促進機制”，由政府、科技、企業、農民、社會構成的“五位一體”的“多方參與機制”。
民間力量是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力量。相較其他國家，中國在這方面還有較大差距，但也不乏亮點。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于在佳縣泥河溝村的工作過程中，來自學術界的慶忠教授團隊與來自民間的香港樂施會之間的密切合作。
慶忠教授是我在推動農業文化遺產工作中結識的一位朋友。雖然專業差別很大，但農業文化遺產讓我們得以相識。其知識之淵博、見解之獨到、思維之縝密、口才之出眾、為人之誠懇、態度之謙遜，尤其是過目不忘的本領、深入鄉村的精神、關愛民眾的情懷，讓我非常敬佩。
以《村史留痕——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口述史》《棗緣社會——陜西佳縣泥河溝村文化志》《鄉村記憶——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影像集》為名呈現在我們面前的這套叢書，飽含慶忠教授團隊的心血。
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們先后駐村60余日進行參與式調研。他們從搜集老照片、老物件入手，采訪了百余位村民和縣鎮村干部，為古棗園、傳統村落存留了2000余幅珍貴的影像圖片和100多萬字的口述資料。
經當地民眾和外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個沒有文字記載的村落正從歷史深處慢慢蘇醒；擁有數百棵千年棗樹的泥河溝村，這個多年依賴返銷糧的黃河岸邊的貧困村正逐漸鮮活起來；黃土高坡上守護灘地棗林、筑壩抗擊洪澇、徒步40里山路只為背回一袋口糧的村民形象也漸漸血肉豐滿。這種參與式調研回歸了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核心要義——誰的遺產？誰來保護？
這套叢書基于在泥河溝的具體實踐回應上述問題，凸顯了以下三個鮮明特色。
第一，以鄉村文化為切入點，復活村民的歷史記憶與社區認同。與諸多以農業文化遺產地經濟發展為優先的實踐不同，慶忠教授團隊對泥河溝村的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實踐將功夫扎向土地深處——首先與村民一起回望來路，既理清了一個貧困村轉變成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的全過程，又盤點了村莊擁有的家底和資源。在這一過程中，久居“廬山深處”的村民重新發現了朝夕相處的黃土地、祖輩相鄰的黃河水的厚重與美好。
第二，將基線調研與社區發展動員相結合，為社區整體營造打下堅實基礎。作為一家以鄉村減貧與社區發展為主要工作內容的民間機構，香港樂施會一路陪伴慶忠教授及其團隊，希望探索農業文化遺產地保護與精準扶貧的有機結合之路，在泥河溝參與式調查的設計階段就提出以社區營造為導向的在地文化記錄。
有異于絕大多數源于書案返回學院的田野工作，泥河溝的調研更加注重普通民眾的參與行動。他們推動村莊成立了“泥河溝老年協會”，與那些在村里生活了一輩子的老人們討論泥河溝發展的各種可能性；成立了“棗鄉青年促進會”，吸引那些外出打工的年輕人關心自己的家鄉，并嘗試參與鄉村旅游發展和特色棗產品開發；搭建“古棗園文化節”“泥河溝大講堂”等平臺，不僅讓外界多方力量走進古棗園，也讓當地文化和村民走上了展示自我的“舞臺”。
第三，探索并詮釋了多方參與、優勢互補的農業文化遺產地保護機制。以慶忠教授為代表的學術研究者、以香港樂施會為主的民間機構與當地政府及村民們密切合作，共同勾畫出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泥河溝方案”，為中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多方參與機制”創新做出了貢獻。
研究者對鄉土社會深厚的關懷和扎實的專業積累，民間機構執著的實踐導向和在地培育理念，以及當地政府和眾多村民們孜孜以求奔好日子的渴望和干勁，在泥河溝這個小村莊中相遇、碰撞，彼此激蕩助力。與此同時，合作各方還不斷整合建筑師、攝影師、熱心鄉土文化的志愿者等更廣泛的民間專業力量來到泥河溝，與當地政府和村民一起籌劃傳統村落的現代發展道路。
泥河溝的實踐是超越于一村一寨的個體“試點”，是在社區層面推動鄉村建設行動的經驗探索與理論先導。這套叢書的精華內容也將翻譯為英文版與國際社會分享，期待泥河溝經驗進一步拓展中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思路、創新鄉村社區減貧發展范式，促使世界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路徑不斷完善。
如何平衡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當地經濟發展？如何激發當地人的保護主體意識？如何整合政府、市場和民間力量共同推動農業文化遺產地的良性保護？這些關鍵問題通過慶忠教授及團隊、香港樂施會等多方合作得以在小小的泥河溝村有所回應，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看到，這些問題也一直是全球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共同面臨的挑戰。中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與消除貧困、促進鄉村社會發展之間存在著高度緊密的關聯。
令人振奮的是，中國對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路徑的探索也不斷結合農村社區減貧路徑推動工作，致力于提高當地社會與民眾對農業文化遺產的“活態”運用效率，改變過往“抱著金娃娃過窮日子”的窘境。無論是貴州從江稻魚鴨系統結合產業扶貧發展、云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大力發展梯田旅游，還是湖南新化紫鵲界梯田以“梯田全球認租”模式將遺產保護與精準扶貧相結合等，都是農業文化遺產地政府與村民從不同角度進行的有益探索。
幾乎全程參與GIAHS項目是我的最大幸運，“做一點事、走一些地方、結交一幫朋友”是我的最大收獲。這些朋友自然包括慶忠教授、香港樂施會的劉源女士！
中國古詩云：甘瓜抱苦蒂，美棗生荊棘。佳縣古棗園是先民為我們留下的彌足珍貴的農業文化遺產，“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認定為黃河岸邊久處貧困的泥河溝村帶來了生機。衷心期待讀者朋友從這套叢書中體會到當地棗園景觀之美好、文化之深厚，體悟到當地民眾生活之艱辛、生命之蓬勃。當然，更期待越來越多志同道合者閱畢掩卷之余，加入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行動。
2017年5月14日
本文系閔慶文先生為“泥河溝農業文化遺產叢書”所作的總序。有刪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文化人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