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要求中國社會要始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戰略，依據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不斷推進農業產業化和農村現代化建設，最大限度地解決制約“三農”發展的困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由于我國農村存在多種現實約束，使得農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會遭遇諸多困難。因此，有必要為此尋找發展農村經濟、壯大農村產業、增加農民收入的策略和路徑，以便在理論與實踐層面更好地把握與貫徹黨中央對農村發展提出的全新要求。
關鍵詞:農村振興；農業發展；振興策略；發展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充分展現了黨中央將解決好“三農”問題視作全黨工作的關鍵一環，而這一戰略的推進，勢必會讓我國農村迎來前所未有之巨變。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為了實現農村振興，全面建成“社會主義新農村”“美麗鄉村”和“小康社會”，除了要讓農村在國家發展中分享到更多紅利外，還應及時有效地破解時下影響農村振興的現實約束，以便在根本上消除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
一、未來五年中國農村振興的現實約束
以“鄉村振興”為指引，最終實現中國農村又好又快發展，是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的任務和要求。在這一戰略的實施過程中，諸多阻礙要素還大量存在，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農村產業結構有待優化
（1）當前，我國農村產業結構中的第一產業依舊占據主導地位，這和我國農業國家的定位是相符的。但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的進程中，以傳統農業生產模式開展第一產業的生產難以滿足當前乃至以后經濟社會發展的訴求。而隨著人口紅利不斷降低，農村剩余勞動力規模不斷縮減，會讓農業發展遭遇十分明顯的傷害。更為重要的是，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和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傳統農業生產和市場需求之間的融合難度較大，而農民所固有的盲目性和從眾性再一次強化與市場之間的矛盾，使得價格機制難以針對農民群體真正發揮作用，導致農民收入長期處在較大波動之中，農業產值也以傳統水平為主。（2）農業生產結構的合理性缺乏，使得農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訴求難以在市場經濟下得到滿足。值得肯定的是，我國現階段的農產品供給十分充足，甚至在部分領域出現了供過于求的情況，比如東北地區的玉米供給。但其中的大部分農產品都存在同質化、單一化的特點，在構建自身特色優勢的過程中底氣不足。而當農產品質量逐漸引起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后，農村產業發展舉步維艱的事實就顯露了出來。也就是說，農村地區產業結構中的缺陷，讓很多農村地區的特色越來越不鮮明，難以和城市比肩。（3）農村社會的發展除了要借助農業外，還應在農業工業布局方面做出更多努力。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在空間上十分分散，無法形成強大的集聚效應，在共同發展的道路上顯得勢單力薄。比如，農村工業在發展過程中就會因此而承擔較大風險，尤其會受到環境破壞、工業廢氣、工業污水排放的影響，讓農村在發展工業的同時讓“綠水青山”不再是“金山銀山”，實現可持續發展就不可能。再如，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其第三產業發展十分受限，農村服務性產業的發展并未引起農民群體的關注。
（二）農民收入絕對增長與相對受損并存
按照比較的視角，農民群體收入絕對增長的過程中，卻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相對受損的情況：（1）生產生活資料價格倒逼農產品銷售。當前乃至以后一段時期，我國農產品不但要遭遇國內市場的競爭，還會面臨國際市場的沖擊，這對在計劃經濟中蘇醒的農民群體來說是十分殘酷但難以回避的現實。在市場面前，農民借助對農業結構的調整應對變化的外部環境。可是，由于對市場預期不準確，盲目跟風思維嚴重，最終的結果是農業結構得到調整，除糧食作物外，經濟作物和水果、蔬菜以及水產品等出產規模不斷提升，出現了供過于求的情況，價格也呈現出下落的情況。至此，農民從結構調整中獲得的收益并不理想。可與此同時，在生活日常必需品以外，很多方面的支出都呈現出剛性增長，無論是公共設施修建維護費用分擔還是醫療衛生市場化，抑或是教育市場化，都讓農民群體在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支出全面增加，增收部分獲得的收益難以與多出的支出相抵。（2）外出務工收入雖然平穩并有所增長，但與上升的物價相比卻呈現出下降趨勢。對大量農戶來說，外出務工收入被視為家庭收入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可是，因為農業勞動力在從事二、三產業時，其經驗與技術都十分滯后，使得大量勞動力都止步于次級勞動力市場，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長期處在低位。雖然部分務工人員從事著重體力勞動或者技術類的工作，可以賺取較多收入，可是這類工作的不確定性和季節變動性，使得他們一年的平均收入并不高。同樣需要注意的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出現了大量下崗職工，加之從農村進來的勞動力數量持續增加，使得我國勞動力市場呈現出嚴重的供需失衡，所有這些都使得農民外出務工的收入無法得到顯著改善。（3）農村“空心化”問題越來越嚴重，農業的后續動力十分匱乏。在整體上，我國農村勞動力流動還是以外流為主，雖然部分地區通過多種形式吸引外出人員回鄉創業和就業，但是這類人群所占比例少之又少，加之很多農村勞動力積攢了一定收入之后，進入城市地區生活和工作。這樣就使得在農村地區有著最為緊迫需求的資金、人才和知識等都流向城市地區，農村發展“空心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部分農村地區耕地出現大面積撂荒，農業生產力呈現嚴重的下滑態勢。而在基本的農業之外，農村其他方面的建設也呈現出日漸衰敗的跡象，很多農民深覺于農村土地上生活的安全感和獲得感十分有限，甚至越來越低。
（三）農業生產分散和資源配置低效
（1）由分散經營而帶來的組織化程度較低，與專業化和產業化的發展模式不符。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國農業生產始終保持農產品粗加工的模式，其附加值長期處于低位，這不但表明我國的農業結構合理性較差，也說明農村分散經營存在著一定弊端。比如，在小農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目前生產的農產品以生活必需品為主，經濟學意義上的需求彈性很低，難以受到價值規律的影響，這就使得長期以來我國農民經常出現增產不增收的情況。而究其原因，是因為多年來延續下來的細碎化經營無法大面積開展農業機械化的推廣，而將家庭視作基本生產單位的生產活動還會由于農戶彼此間相對獨立的經營，使其往往要單獨購置小型農機具，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農村地區的生產投資和重復投資，增加了農業生產的經濟負擔，讓農產品成本長期處于高位，產品的市場競爭力難以得到提升。而事實上，從投入產出的角度講，這類農業機械器具如果由公共部門或者其他社會組織提供，就會大大降低生產成本，提升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與此同時，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原有個體的、分散式的農業生產范式讓大量農民的生產活動彼此獨立，而勢單力薄之下，無論是資金還是技術都會呈現出短缺的情況，使得農民在市場競爭中無法處于優勢地位。（2）土地資源流轉不暢，相關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基于現有的市場經濟環境，土地作為一類特殊的資源可以以商品的形式參與到市場交換過程之中，它的價值也能夠借助貨幣加以體現。基于這樣的邏輯，土地資源的自由流轉就天經地義了。可是，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農民對于土地資源的使用都以粗放經營為主，生產過程十分簡單，通常只包括播種、培育和收割等環節，投入和產出都年復一年，少有變化。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越來越多，這一人群規模的逐年增加讓農村土地荒置現象越發嚴重，使得大量土地資源出現了浪費、閑置和撂荒的情況，這一特殊資源配置的低效讓農村經濟的發展止步不前。同樣需要注意的是，留守在農村的勞動力對農業發展趨勢和市場走向的了解十分匱乏，無法以科學的態度和準確的信息掌握農業市場行情，對市場環境的變化也難以作出客觀預測，農村社會的專業化、產業化、社會化、現代化發展就顯得舉步維艱。（3）細碎化的農業經營和分散化的資源利用難以形成規模效應。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農業生產難以扭轉傳統小農經濟的實質。把土地分割和細化的土地制度連在一起，雖然會在一定時期內釋放出較多動能，讓農民的積極性得到顯著提升，讓農業生產力也就此獲得提高，但這種細碎化的資源使用模式（包括對土地資源的使用），即便能夠在單位耕地面積上取得較高的單產，但是當復種指數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如果不改變小農經營的基礎，單純通過增加勞動和要素供給的形式渴望獲得更多產出，就顯得希望十分渺茫，也違背自然資源的規律。而一旦農產品生產處在報酬遞減的區間，農業生產分散經營的邊際效應就會接近于邊際成本，此時的利潤接近于零。此時，農業規模效益就不會出現，資源的經濟效應就會顯著拉低，資源浪費的負面影響就會逐漸顯現。
（四）政府公共產品供給不足
自上一輪土地改革之后，在新的土地政策的指導下，農村地區原有的生產、經營、分配和勞動力調配等經濟活動都變得越來越靈活，支配權也更多地交給農民自身，其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和自主性得到顯著提高。但是，在這一過程中，由于供需之間矛盾的存在，使得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呈現出明顯弱化的趨勢：（1）在農業改革與發展的進程中，農業支出與財政支出的比例逐漸下降。長期以來，政府一直被視為農村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甚至是唯一提供者。而事實上，這種供給模式雖然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帶來了效率上的提升，也為社會制造了公平、公正的氛圍，但這種將政府視作主體的單一中心的供給模式，使得一旦政府對農村投入出現削減的情況，農村公共產品供給就會呈現出弱化的態勢。同樣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采用自上而下的供給模式難以充分滿足農民對美好生活的訴求，而這又帶來公共產品供給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這與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十分契合）。（2）農村地區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緩慢。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業發展之間存在緊密關系。但是，在歷史與現實因素的影響下，我國農村水利設施的投資規模有限，加之管護缺位和勞動力缺乏，出現了諸如中小型農田水利設施重復建設和資金嚴重浪費的情況。因為農村基礎設施投資力度有待加強，使得農村地區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和電網建設與改造、文化設施建設領域均與城市地區存在很大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和基于現代化建設的鄉村振興。比如，農村新型合作醫療雖然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消減農民的就醫負擔，可是，逐年遞增的保險費用和報銷范圍限制，使得農民的醫療支出并非因此而顯著降低。這些情況都說明農村公共衛生體系的脆弱性還存在，社會保障工作無論在覆蓋范圍還是在完善程度方面均顯著滯后于城市地區。
二、未來五年中國農村振興的策略選擇
以黨的十九大精神為指引，在我國廣大的農村地區發展農村經濟、提升農業收入、改善農民生活，成為實現農村振興的關鍵所在。而為了實現這一點，就需要深刻認識我國現有的城鄉二元關系以及可能產生的直接和間接影響，農村社會的變化趨勢以及城鄉發展規律，并以此為基礎，構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具體思路。
（一）創新農村經濟發展范式
在推動我國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新型農村建設的過程中，需要重點改善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之有效實現形態，最大限度地發揮集體經濟之帶動作用，以此提升人們的生活水平。而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在促進社會主義新型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創新農村經濟發展范式就成為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途徑。（1）在促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不但需要在技術層面進行創新，還應在經濟組織方面有所創新，以此促進農村集體經濟的進步。其中應遵循的原則是：第一，有助于貫徹和落實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第二，有助于發揮地方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在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和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過程中，提升農村振興的步伐。第三，全面維護農村的和諧穩定，使之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奠定堅實基礎。第四，以規模化和集約化的生產為指引，借助發展集體經濟的形式消減生產成本，提升農業生產的效率和經濟效益。（2）通過多種有效途徑發展農村集體經濟，以此彌補地方政府在農村振興中的短板，借助村級集體的有效組織，讓村級集體責任意識得到增強。按照農業主體現代化的視角，需要認識到我國特色農業現代化發展訴求的必要條件為農業主體現代化。為了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將十九大精神和鄉村振興戰略落實到位。（3）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可以體現現代特色農業多元化的發展訴求。這是因為，經濟發展不但可以提升農民群體的生活水平，提升相關服務的層次和質量，還能夠借助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文化事業的建設，這對提升農民生活素質是大有裨益的。因此，在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過程中，除了應遵循自愿民主的原則外，還應注重以人為本的思想，尊重農民群體的意愿，使之能夠自愿甚至自覺參與農村經濟建設當中。可以借助有關勞動、資本、技術和營銷活動的開展在農業和市場之間進行充分合作。應保證農民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也可以借助惠利返還的形式，讓農民群體能夠在發展農村經濟的過程中真正得到實惠。（4）政府應采取有效方式，注重對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政策支撐，可以在農村經濟發展實踐中進行成本縮減，對稅收、用電、用地等層面進行必要的補助，對參與其中的其他要素應給予一定的支持。比如，地方政府可以針對一些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農村地區給予部分財政補貼，以激勵農村經濟的發展和進步。
（二）重塑農業現代化目標體系
綜合我國國內和國際農業發展態勢以及現代化發展狀況，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模式除了要吸收國內外最新理論研究成果與實踐成果外，還應深刻認識到新時代我國農業現代化的發展內涵，然后以“十三五”規劃為指引，對當前農村社會的發展指標體系予以適當調整，以便在關注經濟效益的同時，能夠對其發展結構和發展質量進行優化。具體做法是：（1）在設計農業現代化目標指標體系時，需要重點體現新時代的特色與內涵創新。在總體目標層面，應該提出基于重要農產品供給和農民增收以及生態安全和質量安全的總體目標，并對國內國際戰略布局進行統籌。這不但能夠保留傳統社會中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指標，還能夠充分結合新時代的內涵，極大地拓展農村現代化發展的理念與發展方向。在具體指標層面，需要提升并更新農業抵御風險的能力和質量監管的能力，并在國際競爭和可持續發展方面能夠有所體現。比如，可以把新增水土流失綜合治理面積和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等視作衡量農業生態安全和農業現代化的關鍵指標。（2）對農業現代化目標值進行確定時需要綜合考慮農村的發展實際和定量測算。借助定基動態比率法和比例系數法以及專家咨詢等可以對農業現代化水平進行測算。需要尊重國情變化與農業發展規律，要對國內外有關研究成果予以比對和檢驗，以界定具體指標。比如，在農產品供給層面的指標主要包括糧食總產量、蔬菜總產量、肉類總產量和水產品總產量等。在農民增收層面的主要指標包括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等。在生態安全層面上的主要指標包括農業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數、農作物秸稈綜合利用率和萬元農業增加值耗水量等。（3）在“十三五”期間，需要下大力氣解決農業現代化瓶頸問題，力爭能夠有所突破。當前乃至以后，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我國農業振興戰略的最終實現需要解決諸多根本性、傳統性、遺留性的難題，同時，還應針對新問題與新挑戰做出積極回應。為了實現這一點，就需要在制定農業現代化評價目標時，一方面應涵蓋最為基本的投入產出指標、產值效益和生活水平以及農村發展指標，另一方面要在農業發展結構與發展質量層面設定指標并進行必要的創新。唯有如此，才會在“十三五”期間讓我國農村社會的發展取得突破進展，才會在滿足農業現代化階段性要求的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實現“農村振興”。
（三）深入推進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在農村經濟向前發展的過程中，與之相關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夠在制度層面為其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因此，有必要把傳統模式打破，更好地解決目前面臨的各類體制性約束，讓農村實現可持續發展更加順暢。其具體做法包括：（1）全面促進鄉鎮配套改革。按照國家有關政策要求，需要進一步推動農村稅收改革，借此理順農民和國家間的財富分配。為此，當地政府需要緊緊把握這一發展機遇，通過深化改革完成對村級債務的整合，使得鄉鎮配套改革問題得到妥善處理，并借此構建起更加科學、合理的新農稅收征管系統。與此同時，還應完善和優化經濟收支管理系統，針對時而出現的亂收費、亂攤派的行為予以克制，防止出現農民負擔反彈的情況，切實保障農民群體的經濟利益不受損失。（2）重點發展鄉鎮企業和村辦企業。按照現有的統計，在我國縣域經濟體系中，其競爭力百強縣（市）的產業結構為：第一產業占比15%左右，第二產業占比50%左右，第三產業占比35%左右。從中可以看出，在進行農村工業化改革的過程中，需要重點提升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農民收入中的占比，以此解決“三農”問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按照這一思路，其根本途徑便是以農業現代化為基準，重點發展鄉鎮企業尤其是村辦企業，讓更多農產品（初級產品、初級加工產品和深加工產品）借助現代物流和電子商務平臺走出農村，走入城市，走進更為廣闊的市場。（3）大力發展市場農業。依據社會化服務管理實踐的發展訴求，這一工作需要把管理效益和管理效率的提升視作行動綱領，讓農業以市場為導向，朝著產業化的方向發展。應重點發展農業產業化中的龍頭企業，以便對農村資源予以整合和優化。比如，可以在我國部分農村地區，針對當地的特殊屬性，通過地方政府的積極引導，讓更多農民根據市場需要改變種養殖結構，有針對性地向市場提供產品，并借助村辦企業對初級產品進行深加工，以提升產品的附加值，提升農民的整體收入。
（四）多維度釋放農業經濟價值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農業經濟多元化能夠對農業現代化建設起到促進和支撐作用。所以，我國農村經濟需要優化農產品的品質與檔次，重點提升現代集約型和精準型農業，以此搭建起農工貿一體化的經營范式：（1）在注重生態農業經濟建設的過程中，重點發展多元化經濟，以此提升政策支持力度，促進農業現代化建設步伐。需要優化傳統農業中單一化的內部結構，防止出現低質低效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使之能夠和國內外市場保持適應。同時，要在調整糧經比例的過程中，確保市場能夠對農業資源配置產生決定性作用，并以科技為依托，持續不斷更新農產品，將農產品品質和結構與市場需求掛鉤，借助調優和調檔實現“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農業發展優勢，呈現出“特色+檔次+規模”的態勢。只有這樣，才會讓農村經濟能夠接入市場經濟，才能贏得市場和占領市場，這對發展農業經濟與增加農民收入是大有裨益的。（2）重點發展現代集約型和精準型農業。借助現代工業裝備與現代物質投入以及現代科學技術管理思維，對現代農業進行武裝，以提升資源綜合利用效率，更好地節約土地資源、提升農業生產率與勞動生產率，讓農業生產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能夠得到同步實現。需要注意的是，農業集約化經營和精準農業之間關系十分緊密。精準農業需要借助先進技術手段和最佳配方、最低消耗完成，以此換取對自然資源的最大節約與對農業產出的最大效益。在這一過程中，需要注重生態農業經濟建設，通過開發綠色產品和發展綠色農業，提升農畜牧產品的市場競爭優勢和農業的比較優勢。（3）搭建農工貿一體化的農業經營范式。在建設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需要破除傳統社會中以種養業等初級農產品生產為主體的格局，通過構建農工貿一體化經營范式，讓農業能夠走上產業化的道路。為此，需要充分發揮農村資源的優勢，重點發展一批主導產業與優勢產業，借助政府的引導作用，讓部分高效的社會化服務系統能夠更好的為農村經濟的進步服務。同時，要打開和拓展市場流通渠道，最終形成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依托，以商業為橋梁的產、供、銷一體化運行體系，讓農村資源配置得到優化、產業發展得到梳理、市場空間得到擴展。
三、未來五年中國農村振興的實現路徑
為了實現中國農村的振興，筆者認為，在未來五年中，農村經濟除了要在快速發展的基礎上不斷深化改革外，還應適時適當推進合作社與合作社聯社建設、借助土地改革為農村振興注入新動能、借助農業現代化振興農村經濟、充分釋放小農經濟生命力。唯有如此，才會形成更加健康而穩定的農村市場經濟態勢，繼而實現農村社會的快速發展和整體進步。
（一）借助農業現代化振興農村經濟
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為了實現鄉村振興需要增加農村發展的預見性，降低盲目性，其具體做法包括以下方面：（1）提升現代農業要素的投入比例。按照發達國家的經驗，農業現代化建設對投入的要求較高。第一，需要增加資金投入規模。在農業現代化的進程中，農村社會的發展和振興需要資金、技術的支持，而相關項目的推進以密集型居多，其目的是為了讓生產經營方式從傳統粗放型轉到專業化、規模化和集約化的經營模式，而這些轉變勢必會對資金產生巨大需求。所以，需要借此構建有利于激勵農民提高農業投入的機制，讓更多社會力量加入鄉村振興的隊列之中。第二，提升物質投入水平。在鄉村振興的進程中，需要投入種子、化肥等物質，此類物質的投入需要經過市場機制的決定與配置，以便以較高績效參與其中。需要注意的是，一旦此類配置因為農業利潤處于低位難以達到應有份額時，就應該通過政府調控的形式，對農用生產資料進行價格補貼等。（2）正確處理農村發展的各類關系，通過政策的制定和出臺提升農村發展后勁。主要包括以下幾點：重點協調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之間的關系，在發展速度方面保持均衡，防止出現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在界定了經濟發展比例之后，需要進一步界定農業發展的實際目標、既定速度以及保障措施等，并以此為基礎，界定農業和其他產業之間的關系，確定出合理的發展速度與發展規模。其中，對農業的保護需要體現在投入偏好、價格偏好以及收入分配偏好等諸多方面。在此過程中，需要對歷史上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及其相關體制、政策等進行優化，以便最終形成有利于鄉村振興的“城市—集鎮—鄉村”的三元結構，構建起有利于農村發展的“城—鎮鄉—村”一體的全新格局。（3）加快農業科技進步與技術創新的步伐。在農業發展目標層面上，應形成具備中國特色的現代農業科技系統，在技術層面確保農村經濟的高產、優質和高效，而現代農業的實現，需要在結構方面做出努力，比如搭建起現代農業技術體系，實現農業科技的進步。或者通過自主研制與引進國外科學技術的形式，加大對現代農業的科學研究，以便借此能夠創造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現代農業科技體系。
（二）充分釋放小農經濟生命力
在我國，正確認識小農經濟的生命力所在被視為正確把握農村經濟發展困境和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所在。而在釋放小農經濟生命力方面，應該做到以下幾點：（1）構建“小農”適度發展的農村組織。激勵資本下鄉和促進農業資本化的進程，在強調市場作用的同時讓小農經濟能夠于生產以外體現對農村振興的重要性。而將“小農”經濟適度合作組織起來，不但可以解決小農經濟規模過小難以和市場對接的問題，還能夠解決難以單獨解決基本生產條件等問題。（2）發展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立體鄉村產業。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需要以自然資本為前提，重點發展小農經濟中所蘊含的立體化農村產業，包括有機農業、農村旅游、農村文化創意產業等，所有這些都已經成為發展農村經濟、實現鄉村振興的嶄新潮流，更是城鄉互動的關鍵體現。同時，要集中力量發展農村新能源產業和農村養老服務業，讓農村經濟可以得到主流力量的引導，釋放其巨大的發展潛力。（3）注重轉變農業現代化服務模式。由于我國目前的農業生產規模和生產方式以及承擔風險能力和利益導向等都與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異，使得小農經濟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之間存在一定的矛盾。為了破解這些矛盾，消除由于小農經濟具體情況而造成的惡劣影響，需要提升我國中西部地區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進度，在促進農業現代化的過程中，切實轉變農業現代化服務對象，讓更多政策和制度能夠惠及更多的小農主體。
（三）適時適當推進合作社與合作社聯社建設
（1）提高政策的扶持力度，提升合作社的發展力量。比如，在稅收層面上，應有效開展稅收減免工作，借助減免與降低起征點的形式，完成在稅收層面的幫扶；在財政層面上，需要設立專項資金，并做到專款專用，借此持續性地提升對農村的幫扶力度，重點資助那些具備較強的產業基礎和群眾歡迎的、可以發揮帶頭作用的合作社；在土地政策層面上，應健全與我國農村土地政策相適應的策略，以自愿有償為前提，推行土地承包權和經營權的流轉，借助多種形式開展規模經營，以此提升農村發展后勁；在政策配套層面上，需要建立和健全與支農政策和辦法相關的政策措施，通過分類指導的形式讓農村工作能夠腳踏實地的推進。（2）健全農村經濟治理體系，完善農村專業合作社的管理范式。為此，需要健全農村合作社制度，并以現實情況為前提不斷完善合作社的運行機制。針對合作社的負責人和主要參與者要開展專業培訓工作，借助內部管理和外部監管相結合的形式，讓有關標準能夠得到真正的實行，繼而提升農村合作社的發展績效；應進一步調整合作社的生產經營行為，以統一化、標準化的模式開展采購、生產、包裝、營銷、物流等工作，借此優化生產過程和產品質量，并在外部監管程序的作用下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經營的效率和效果。（3）拓寬融資渠道，提升對農村合作社的資金支持。提升農村金融服務水平和服務質量，提高農村金融政策的幫扶力度，形成多元化、立體化的農村金融體系，讓更多民間資本在地方財政的引導下能夠深入農村金融服務行業當中，繼而形成以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以及農村發展專項資金為主題的農村幫扶制度。同時，還應拓寬農村合作社的融資渠道，在加強對合作社進行資金幫扶的過程中，需要重點依靠地方財政的幫助，尤其要對那些具有代表性、規范化與典型性的農村合作社予以資金支持。
（四）借助土地改革為農村振興注入新動能
（1）借助土地流轉優化農村資源配置，讓農業朝著集約化和規模化的方向發展。近年，我國農村社會取得了極大進步，農業科技得到了快速發展，農業現代化進程不斷加快。在這一過程中，通過有效方式優化土地流轉，不但可以實現農村集約型和規模化發展，還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確保農民的土地收益不受侵害。為此，在國家層面上，需要出臺更多與土地流轉相關的利好政策，以此促進土地規模化經營與統一化管理，讓土地資源配置更加高效，讓有效的土地資源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用，使其作用能夠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讓農村經濟效益獲得顯著增加。（2）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需要促進農業生產經營模式朝著有利于農民利益的方向轉變，借此豐富與發展農村經濟；同時，要以市場為導向，確保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能夠與土地流轉保持適應，以此實現農民的增收和農業的增產。此外，在土地流轉的過程中，還應針對土地資源進行綜合開發和集中利用，在實現土地規模化經營的同時，讓相關資源的利用率得到顯著提高。要針對農業新科技進行推廣和應用，讓不同類型的土地能夠以更為多樣化的形態創造更為理想的價值，在將農民從土地中解放出來之后，讓農業種植風險得以大幅度降低，讓農業生產之投入產出比顯著提高，讓農民群體的經濟收益獲得強有力的保障。更為重要的是，農民自土地中解放出來之后，要能夠在第二、第三產業中實現充分就業，抑或是到城鎮地區務工，通過從事多種經營的形式，讓總收入得到增加，讓生活方式與生活理念得以轉變，這對發展農村經濟、振興農村社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3）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應保證土地流轉可以促進經濟模式的轉變，讓農業產業結構得到優化和調整。而實際上，土地流轉一般會造成農村產業結構的改變。但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當土地資源集中在致富帶頭人和致富能手或者投資經營者手中時，無論是資金、技術、人才還是市場信息都更容易獲得，相關風險能夠更好地加以規避，生產出來的農產品能夠更加適應市場的需要，這對穩定農村經濟，促進農村發展是十分有利的。
作者簡介：張宇，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白城師范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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