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和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在京發布土地流轉與適度規模經營報告。報告指出，我國的土地流轉只能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制度前提。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設計土地流轉政策，既不能破壞現行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又盡可能使得與基于三權合一的土地流轉接近，其制度設計有三個要點：一是通過一定形式一次性買斷長期脫離農業生產農戶的集體土地承包權，使得這些農戶不再以土地承包權獲得租金或其他形式的土地利益。二是新增可承包的土地以一定方式向現有種地的農戶集中。三是脫離農業生產的農民到城鎮就業居住，與農村脫離經濟聯系。
報告指出，農業生產尤其是糧食生產，存在著顯著的規模經濟。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而演變成基于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農戶自主經營，實現了耕者有其田，但同時形成了小農經濟，是中國農村普遍貧困以及高城鄉收入差距的基礎原因。
在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的背景下，中國式小農經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每個農民不可分割的小塊土地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保障功能。然而隨著全球化不斷向前推進，尤其是農產品市場全球一體化，中國農業將不可避免地加入到全球一體化的農產品市場競爭，而其背后包含著土地制度的競爭。西方農業建立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礎上，通過土地自由買賣和租賃實現土地規模經營，而中國農村實行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給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規模經營帶來諸多困難。在拒絕實行土地私有制的條件下，如何在中國這種獨特的土地制度下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的規模經營，是一大難題，但卻是當下中國農業必須面對和必須解決的難題。中國土地問題既要求通過土地流轉實現土地的高效率利用，又要能對基本經濟制度給予維護。
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導致農戶拋荒的制度原因
報告認為，拋荒是土地流轉成本高于土地流轉利益的表現。一般來說，在土地私有社會，如果土地對其所有者價值較低甚至不再需要，土地所有者或賣出或租出其土地而不會選擇拋荒。這是因為土地流轉大多以買賣的方式進行，流轉的交易成本較低，要低于土地價格。比如，如果貼現率為5%，則地價為租金的20倍。這時，農戶一般就不會選擇拋荒，而是出賣，因為地價會顯著高于土地交易成本。在土地私有基礎上即便有土地租佃，由于租佃規模通常較大，租佃的單位面積交易成本也比較低，通常會低于租金，拋荒一般也不會發生。
土地拋荒是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現象。在中國，土地承包權的獲得不是通過市場，而是集體無償平均分配，不管農戶是否需要。當農戶不再需要其承包土地后，剩下的選擇就是出租和拋荒。如果租金較低且低于出租的交易成本，則拋荒就是理性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拋荒與集體土地所有制相關，是農戶只有土地承包權而無所有權的產物。
農業現代化需要農戶加大資本投入
報告指出，現代農業是資本密集型農業，表現為基于大規模家庭農場的高密集資本投入，這是現代高效農業的基本特征。要實現農業現代化，農戶就必須加大資本投入。有諸多因素影響農戶的資本投入，僅就農戶耕種畝數對農戶農機具投入的影響進行分析，獲得以下基本觀察：一是，目前中國農戶對農業生產投入水平相當低，且農機具更新緩慢。二是，大型農機具的使用會增加農作物畝產并降低畝均農機具和畝均勞動力投入，由此降低畝均成本。三是，農地規模的擴大會促使農戶購買大型農機具，增加農業投入。由此認為，當下農戶耕種面積過小是導致農戶農業低投入的重要原因。要促使農戶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從而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就必須增加農戶耕種畝數，這就需要加快土地流轉。
農民簽訂低嚴肅性合同體現經濟理性
報告認為，農民在選擇土地流轉合同形式時，是基于合同總成本最小化的原則選擇土地流轉合同形式。隨著土地流轉租金的提高，流轉時間的增加，流轉雙方關系的疏遠由此導致違約成本的提高，農戶更傾向于高嚴肅性的合同形式。隨著農戶戶主受教育年數的增加，高嚴肅性合同的訂立成本降低，農戶更多地選擇高嚴肅性的合同形式。這可以幫助理解為什么農民極少通過政府土地流轉交易平臺簽訂土地流轉合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大多農民的土地流轉規模較小，因而所涉及到的租金較低，合同持續的時間較短，土地流轉大多在同村村民甚至親戚之間進行，農戶普遍選擇低嚴肅性的合同形式是理性的選擇。
由此，政府不應不加區別地鼓勵農民在土地流轉時到政府土地流轉交易平臺簽訂高嚴肅性的合同。政府在以高投入建立土地流轉交易平臺時，要考慮到當下廣大農戶的土地流轉規模小，所涉及的流轉租金低，流轉時間較短，大多在同村的親朋好友之間流轉等因素，因而大多暫時還不會到政府土地流轉交易平臺簽訂土地流轉合同。因此，在建立土地流轉交易平臺時，要把平臺的建設與農民的實際需要相結合，如果脫離農民的實際需要以高投入建立土地流轉交易平臺，而農民又很少使用這種平臺，必然導致公共資源的浪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日報 2018-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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