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最大難點和最艱巨任務在農村。在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的過程中，我們必須著眼于農業農村農民發展變化的需要，充分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這一社會主義制度突出優勢，依靠和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和戰斗堡壘作用，把黨和國家的各項支持政策真正落實到依靠和促進農村自身發展的軌道上來，確保更好更穩定地實現農村共同富裕的目標。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社會主義相較于資本主義的最大優勢，在于社會主義能夠真正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僅能實現國家富裕，更重要的是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進而能更好地實現每個人自由全面的發展。一切為了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人民立場的核心要義，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實現民族獨立解放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改革發展的初心使命。
建黨百年來，尤其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領域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我們在經濟發展上取得的巨大成功，秘訣就是長期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馬克思主義發展觀，通過改革開放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客觀上也有力促進了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的健康發展，國家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和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充分彰顯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我們黨清醒地認識到，即使我們在經濟總量和人均水平上都達到發達國家行列，但如果沒有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還難以向世人完整顯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中國共產黨始終高度重視共同富裕的問題，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把“共享”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而且堅決付諸實踐，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始終朝著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懈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特別是決戰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不折不扣地實現了小康路上一個也不能少的宏偉目標，為新發展階段推動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還要看到，因為一些政策的作用發揮還需要時間才能慢慢顯現出來，所以假以時日，共同富裕的效果會更加明顯。
最新數據顯示，全球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其國內收入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仍在不斷加劇。僅就美國、法國、德國、英國而言，其收入前10%的階層占總收入的比例，從1970開始大幅增長，美國從34%增長到現在的46%，德國從28%增長到接近40%，英國也從25%增長到接近40%。尤其是美國，其收入前1%的小部分人，卻占有了全社會20%的收入，而位于最低收入階層那50%的人，卻只拿到了總收入的14%。更甚的是，前1%的極小部分人擁有的財富占到了總量的36%，而最低層的50%的人，其占有的財富總量只有可憐的1%。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共同期盼。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更是特別強調“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堅持共同富裕方向”，并莊嚴承諾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加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這就要求我們以時不我待的精神，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實現共同富裕的最大難點在農村
實現共同富裕不是可以立竿見影的，既取決于下一步所要采取的更大力度的政策，也高度依賴于長時間的歷史沉淀和積累，尤其是每個人人力資本的提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前期的積累；每個家庭財產性收入的增長，也更多取決于家庭前期積累，而這兩項是決定每個人和每個家庭收入來源的最重要渠道。所以，我們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過程中，既要有緊迫性，也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
然而，共同富裕道路會異常艱難。這突出表現在，不僅城鄉之間貧富差距有擴大趨勢，而且農村內部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更加明顯。基尼系數是一個反映貧富差距的主要指標，就全國而言，這一指標從改革開放之初的0.31上升到近幾年的0.47左右，城鎮內部從0.18上升到0.33，農村內部從0.25上升到0.36。
更直觀一些來看，2020年我國城鄉人均收入比仍然高達2.56:1，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仍然落后城鎮10年左右。特別值得警惕的是，即使農村居民收入延續過去幾年的較高增速（2013年至2019年期間達到平均7%，高于城鎮增速），到2035年左右，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才能達到城鎮居民2019年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說，農村居民還需要15年時間才能追上城鎮居民目前的收入水平。城鄉收入差距過大對全社會整體收入差距“貢獻”巨大。因此，有效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就能夠大大縮小整體收入差距，這也是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
更值得警惕的是，農村內部的貧富差距更大，而且很可能繼續擴大。從2013年到2019年，城鎮20%最低收入人群占總收入的份額從7.0%微降至6.9%，而農村這一比例從5.7%降至5.1%；城市20%最高收入人群占總收入的份額從40.7%微升至40.8%，而農村這一比例從42.3%增加至43%。這說明農村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了，而不是縮小了。農村居民人均收入五等分的數據進一步顯示，2013年高收入組的平均水平是低收入組的7.41倍，2016-2018年期間擴大到接近9.5倍，盡管2019年略有縮小，但仍達到8.46倍，而且差距仍有繼續擴大的風險。目前，低收入組與中等收入組相比落后10年左右，與高收入組相比落后20年左右。從過去五年的數據來看，農村居民低收入組的年均增長速度只有6.8%，而中等收入組和高收入組分別達到8.8%和9.1%，低收入組的增長速度明顯低于中等收入組和最高收入組的收入增長速度。按照目前增速，到2035年時，低收入組將落后中等收入組20年左右，落后高收入組25年，貧富差距將進一步擴大。
可見，如果不采取超常規舉措，貧富差距的擴大趨勢，尤其是城鄉差距、農村內部的差距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這勢必將嚴重影響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實現農村共同富裕必須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優勢和依靠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
要克服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最艱巨和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和農民。這是因為，在我國現階段和未來較長一個時期內，貧富差距的最主要表現為城鄉貧富差距過大，其主要原因是農村收入過低，而不是城鎮收入過高的問題；農村內部貧富差距過大，主要不是富裕農戶過富的問題，而是貧窮農戶收入過低的問題。要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在農村和農民問題上下大功夫。
從農民收入結構來看，與2010年相比，2020年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所占比重維持在40%以上，來自農業和二三產業的家庭經營性收入從48%降到只有35%左右，其中來自農業的部分已經降到20%左右，財產性收入只有2%左右。由此可見，單純依靠增加農產品產量和提高價格很難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水平，這也被我國和世界各國經濟現代化的經驗所證明。從收入來源的角度看，貧富差距擴大的本源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是一部人的勞動力素質或者說人力資本低，第二個方面是一部分人的財產或者說前期財富積累低，而現實中恰恰這兩個群體高度重合，而且絕大多數都集中在農村地區。人力資本和財產性積累的不足，不論是對他們的當期收入還是未來收入增長，都構成了難以突破的屏障。
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僅就市場機制本身而言，其核心要義在于追求利益和效率，因而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農村人力資本過低的農戶和個人，財產積累過低的農戶和個人，相對貧窮落后的地區，勢必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長期處于明顯劣勢。過重依賴市場機制，過分放縱市場經濟趨利的本性，難免直接導致貧富差距擴大愈演愈烈的現象。但是，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大優勢就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就要求我們要充分發揮公有制為主體的作用，尤其是在農村要充分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優勢，同時更好發揮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進而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國家出臺的各項政策和資金支持，有助于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解決，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這些政策只是推進共同富裕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人人盡力，才能實現人人共享。廣大農村要實現共同富裕，最終要落實到依靠農村自身發展的軌道上來。社會主義農村的最大優勢，就是堅持農村集體所有制。依靠農村基層黨組織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在黨支部帶領下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能從根本上實現農村內部的共同富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充分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優勢，不僅能有效克服市場經濟趨利本性導致的貧富差距擴大的缺陷，而且能解決小農戶進一步發展所需的“統”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集體經濟是農民共同富裕的根基”“幫錢幫物，不如幫忙建個好支部”就是最生動的詮釋。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任職時的實踐，以及黨的十八大以來山東、浙江、甘肅、安徽、上海和北京等多地的實踐都表明，哪里的農村黨支部建設得好，哪里的農村黨支部堅強有力，哪里的村集體經濟就發展得好，哪里的農村共同富裕就實現得好。
山東煙臺的農村黨支部在帶領村集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把在市場經濟中因生產經營能力欠缺和資金不足而被“遺忘”的低收入戶盡可能都吸納進來，這些低收入戶因而能夠各盡所能、各盡其力的參與到村集體經濟的發展中來，通過土地流轉、務工以及特設的公益崗、貧困股等多種渠道獲得收益。在牟平區的西頭村，低收入戶每年通過分紅和公益金獲得的收入超過1000元，在集體經濟中務工人均收入每年也在1萬元以上，確保他們能夠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掉隊。青島西海岸新區的蟠龍李村，村黨支部以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為契機，健全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增強村級集體經濟實力，集體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該村支部通過建設櫻花鄉村公共服務項目、支持合作社集體企業的發展，成功實現了農民和集體雙增收，集體收益又惠及所有村集體成員，形成共同富裕的良性循環。
在新時代和新階段充分依靠和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優勢，是解決一家一戶難以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從而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但這并不是要回到改革開放前吃大鍋飯的老路上，更不是要替代家庭承包責任制。
充分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優勢，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也是我國農業農村農民發展到現階段的迫切要求，更是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不二法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持之以恒的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長期致力于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生產力得到了明顯提升。與此同時，一家一戶的生產方式也遇到了很大的發展瓶頸。盡管多種社會化服務體系和組織在解決一家一戶發展的問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農村集體制的優勢還是沒有充分發揮，反過來影響了生產力的進一步提升，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共同富裕的問題。近幾年農村貧富差距擴大的趨勢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理論和實踐表明，只有依靠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和實現產業興旺，才能確保所有人都有發展機會，確保在共同富裕之路上沒有農戶被遺漏，才能為最終實現農村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發揮集體所有制的優勢，不僅富裕了低收入農戶，更提高了他們的內生發展動力；集體經濟壯大了，不僅能夠實現所有成員共同分享收益，也明顯提升了村莊的幸福感，起到了聚人心的作用。農村地區人心聚起來，也才能夠更好地實現鄉村治理有效和鄉風文明，也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因短利而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從而實現產業興旺、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態宜居的要求。也就是說，發揮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優勢，不僅在物質上實現共同富裕，更能進而實現精神上的共同富裕，促進人的更加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共同富裕的實現，離不開中央和地方政府各項政策的大力支持，如何把這些政策和農村集體所有制優勢的發揮充分結合起來，如何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能力建設和領導，中央和地方已經做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長期以來農村集體所有制優勢沒有得到應有重視和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能力提升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在如何充分發揮中央政策作用和農村集體所有制優勢的結合上，還有待于繼續深入研究、改革探索和總結提煉，及時上升到國家政策從而指導各地實踐。
（作者系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鄉村振興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大學副校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工作通訊》2021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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