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9日，2018中國鄉村振興·產業興旺高峰會議在北京召開，相關專家就“服務國家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產業興旺”進行觀點陳述。
針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背景，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在會上表示，鄉村振興戰略是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分析基礎上提出的。經過四十年的改革發展，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廣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集中體現在城鄉發展差距上。”他介紹，在收入水平上，我國農村與城鎮人口人均收入比值為1：2.7；而在社會發展上，農村的公共服務遠遠落后于城市的公共服務；就生態環境來說，農村也面臨著污染嚴重、食品質量安全和臟亂差等問題。
鄭新立表示，要以“國民經濟第五次結構大轉換”為契機，把鄉村發展問題，特別是農業發展和鄉村面貌落后的問題加快解決。他解釋道，在改革開放四十年中，我國曾經歷過四次大的經濟結構轉換：在1980年代，農村改革實現了農產品和消費品大發展，解決了商品短缺問題；在1990年代，四大支柱產業的振興，解決了重化工業和建筑業發展滯后問題；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基礎設施建設使高鐵網、高速公路網、通訊網快速發展；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消費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不斷優化。
目前，我國人均GDP已經達到9600美元。為了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支撐國民經濟較快增長，鄭新立認為，迫切需要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來提高5億多農民的收入，提高農業的勞動生產力，從而實現國民經濟的第五次轉換，釋放出經濟增長的最大新動能。
實施鄉村振興，首先要實現產業興旺。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在會上表示，在產業興旺維度上，鄉村振興的標志應當是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和鄉村產業的多樣化發展，“要發展產業增加鄉村就業、創業的機會，否則鄉村留不住人。”
如何才能實現鄉村產業的多樣化發展？韓俊解釋，僅僅依靠少而分散的人均耕地是不行的，要深入挖掘農業的多種功能。“以日本農村為例，通過單純務農達到社會平均收入水平的農戶大約只有9.6%，更多的收入是靠發展鄉村產業、創造就業帶來的。”
他認為，目前鄉村產業面臨著三種機遇：第一，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鎮居民對農村和農業的需求也日益多元化、高級化、個性化、特色化，生態農業、有機農業、定制農業、創意農業、休閑農業、鄉村旅游、農村電商等產業有著良好的發展前景；第二，鄉村發展基礎設施發生了顯著改善，交通網絡的完善、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普及、物流配送體系的發展，使得農村與城市的連通更加方便快捷；第三，不同形式的“新上山下鄉”的大量出現，顯示著一些鄉村的吸引力明顯增強。
“所以，我們要因勢利導，做好促進鄉村產業振興這篇大文章，”韓俊說，要在充分發揮農村的比較優勢、廣泛帶動農民群眾參與的基礎上，實現城鄉、產業雙向借力、聯動發展，從而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在鄉村振興的實施中，韓俊強調，要強調規劃的引領，要理清未來十年、十五年或者是更長一段時間農村人口的變動趨勢，科學規劃未來鄉村發展的空間布局，“要一張藍圖繪到底，要久久圍攻，不能搞一陣風。”
“不能夠一刀切，搞形式主義。”韓俊表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從根本講要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之路，但不能夠照搬城市，不是城鄉一樣化，“不能簡單按照工業化思路發展農業，也不能夠照搬城市建設的方式建設鄉村”。
另外，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現在很多鄉村建設項目熱火朝天地在搞，但是看不到農民參與的影子。”他說，不能夠政府在干，農民在看，只有把億萬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真正調動起來，鄉村振興戰略才能夠扎扎實實往前推進，造福于億萬農民。
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李金祥在會上重點強調了鄉村振興中的農業科技問題。
據介紹，2016年，我國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超過65%，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而2017年我國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已達到57.5%，然而與發達國家普遍高于70%的水平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一般來說，總體上落后10-15年的時間。”李金祥說。
“目前，我國已經走到了要依靠科技實現質量興農、效益興農、綠色興農的歷史階段，必須圍繞鄉村振興的產業鏈，全面布局支撐的科技鏈。”他總結稱，三產融合的關鍵在加工業，而科學技術能夠提高加工效率、加工質量、加工檔次，形成品牌效應，從而增加農產品附加值，促進農民增收、產業增效。
規模化經營也急需科技要素的置換，李金祥解釋到，我國農戶戶均僅有僅8.9畝土地，只有350萬農戶超過50畝，“如果要達到戶均100畝土地的適度規模，2.2億農戶中的90%都要轉移出來”，人力資本要素轉移出來后，農業發展更需要將科技要素的投入作為支撐和保障。
“在看到機會的同時，也要有危機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部長葉興慶在會上強調，在現代化過程中，鄉村衰落所導致的結構性失調需要得到正視，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農業所面臨的挑戰。
他提到，從2004年以來，我國農業每年都存在貿易逆差，而且不斷擴大，“人們生活水平提高，需要進口農產品，這個判斷是成立的，但是我們從事農業的人怎么辦？”因此，我們要直面挑戰、提高農業競爭力。葉興慶認為，農業競爭力的提升包括“硬拼”和“巧取”兩個方面。
從“硬拼”來看，首先要改革農產品價格競爭制度和消費制度，實現市場定價、體制分離；其次要提高一般服務的競爭力，包括科技進步、農田水利建設、農民培訓、耕地地力保護等領域的投資和政策支持；另外，要實現規模經營，通過不斷提高土地流轉來挖掘規模經濟效益，降低成本。
但從“硬拼”的資源投入來看，我國并不占太多優勢。葉興慶說，歐美和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人均耕地面積普遍要高于中國，所以也需要“巧取”，通過三產融合，將產業鏈打通、延長，提高競爭力；加強農業多功能性，因為市場單純農產品競爭非常激烈，所以需要更加關注產品的特殊性，來創造競爭力優勢；要提高農產品品質，支撐起高質量高價格的空間。
葉興慶提到，曾經有對日本的消費者的調查，當提到日本農產品，他們的第一印象就是東西好、價格貴，而一提到進口的，就意味著東西不好、價格便宜，“而對于中國消費者，情況卻正好反了過來，這種現象一定要調整過來。”
“讓中國的消費者愿意為國產農產品支付更高的價格，”葉興慶表示，只有這樣，我國小規模農業才有生存的空間，但意味著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標準體系、產業形態的構造、品牌的培育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不成功，最重要的檢驗標準就是看消費者愿不愿意為國產農產品付更高的價格。”葉興慶總結說。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界面新聞 2018-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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