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過程的統一, 農業地域格局取決于自然、經濟、社會和技術等要素的綜合影響, 而且伴隨著這些要素的長期變化而產生時空演化和區域分異, 由此奠定了綜合農業區劃的科學基礎。本文探討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發展新戰略, 剖析了現代農業發展環境的時空轉變及其動態特征, 建立了農業自然要素與農業地域功能耦合測度指標體系, 應用聚類分析和定性評判綜合手段提出了新時期中國現代農業區劃原則和方法, 制定了全國現代農業區劃方案。該方案包括15個農業一級區、53個農業二級區, 并與1981年農業綜合區劃方案進行比較分析, 深入揭示了快速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進程中中國農業生產結構、地域功能、格局動態和發展趨向, 為新時期加快各地區現代農業戰略性結構調整, 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為創新發展現代農業與鄉村地理學, 促進地理學綜合研究服務國家戰略需求提供了重要參考。
1、引言
農業是自然再生產過程與經濟再生產過程相結合的物質生產部門。農業生產既受到光、熱、水、土等自然要素的直接影響, 又受到不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下農業生產力水平、產業政策與市場需求的綜合影響。因此, 農業生產在空間上呈現出明顯的地域分異規律, 具有地域性、季節性、周期性和相對穩定性[1]。農業區劃本質上是在充分考慮地區農業生產條件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綜合分析農產品生產與消費關系、地區主體功能與人地關系地域特點基礎上, 按照農業地域系統演化機制與分異規律進行分區劃片的綜合技術過程。它是優化國土空間利用的核心問題之一, 也是現代地理學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2-3]。農業區劃既反映了農業發展基礎條件和一定時期的農業生產特征及其空間格局, 也在一定程度上預示出農業轉型發展與國土空間利用的未來趨向, 為優化現代農業區域布局、推進農業現代化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科學依據。
依據不同時期的國民經濟與農業發展需求, 中國農業區劃研究經歷了認識逐步加深、理論不斷發展、技術方法創新的歷史過程, 大致歸納為以下四個階段。
(1) 開創階段。1936年, 著名地理學家胡煥庸開創了中國農業區劃研究的先河, 在其《中國之農業區域》一文中, 根據氣候、地形等自然地理條件, 首次將全國劃分為東北松遼區、黃河下游區、長江下游區、東南丘陵區、西南高地區、黃土高原區、漠南草地區、蒙新寧干燥區、青康藏高原區等9個農業區[4], 揭示了氣候、地形界線與農作物空間分布的關系, 為指導不同區域農業生產與農業區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
(2) 探索階段。新中國成立后, 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開啟了農業區劃綜合研究。以鄧靜中、吳傳鈞等老一輩地理學家為代表, 推進了農業地理調查、農業生產摸底和農業地域類型研究, 并于20世紀60年代率先編制了中國農業區劃草案, 初步開展了江蘇、甘肅等地方性農業區劃工作[5]。當時中國農業發展經過農村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生產等曲折過程, 致使農業生產十分不穩定, 多災低產地區占有很大比例, 農業生產率、農產品商品率很低, 糧食、棉花、油料等主要農產品人均占有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 特別是受到“文革”等因素干擾, 導致該項工作未能持續開展。
(3) 深化階段。1978年改革開放之后, 在中國農業資源調查與區劃任務的要求和帶動下, 由周立三院士主持, 歷時3年完成了《中國綜合農業區劃》方案編制。該區劃方案將全國劃分為10個一級農業區和38個二級農業區, 闡述了各農業區的特點和條件、布局現狀, 以及農業發展方向、土地資源開發利用、生產布局與建設途徑等方面[6-7], 奠定了中國國土空間的基本認知與國土開發利用研究的理論基礎, 為制定國家農業發展中長期規劃, 推進商品糧基地建設和國際可持續農業與農村發展 (SARD) 的中國區域實踐提供了重要指導。
(4) 轉型階段。進入21世紀以來, 中國經濟社會步入結構轉型和快速發展新時期, 工業化、城鎮化水平不斷提升, 城鎮化率由1980年的19.4%增長至2016年的57.4%, 經濟發展總體上已進入減增速、調結構、優布局的“新常態”階段。中國農業在地域格局、生產功能、形成機制和發展方式上開始轉型。農業結構逐步由以糧食生產為核心轉向以多樣化、市場化、優質化為特色的現代農業結構, 經營方式也由粗放式向集約、低碳、綠色發展轉變, 全國范圍內的農業生產優勢區、產業帶顯現[8], 傳統意義的農業地域功能亟待重新定義。
本文著眼于中國農業發展環境與格局變化分析, 立足于新時期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協調發展的宏觀背景, 從農業生產自然條件變化、農業經營機制轉化與農業地域功能演化的綜合視角, 探索建立現代農業區劃研究理論框架、技術方法與指標體系, 并以全國縣域為基本單元, 研制中國現代農業區劃方案, 為分區、分類推進中國現代農業轉型和國土空間優化利用提供決策依據。
2、現代農業發展及其地域特征
20世紀90年代以來, 隨著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和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 農業生產要素組織和發展地域空間發生了顯著變化, 這正是新時期現代農業區劃問題的緣起。
2.1 農業生產自然地理格局變化
主要表現為氣候變化和土地資源格局分異引發的空間格局變化。在全球氣候變暖趨勢之下, 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熱量資源增加, 輻射資源減少, 全國≥0℃積溫帶北移西擴, 導致中國一年三熟、一年兩熟耕作制度區域北界北移, 一年一熟區域面積減小[9]。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 中國北方地區呈現較為明顯的增溫趨勢[10], 以東北地區為例, 農作物生長季節的日均溫平均每10年上升0.34℃[11]。北方增溫現象延長了農作物生長季, 減弱了東北地區寒冷氣候對農業生產的限制作用, 致使作物種植適宜區發生空間變化[9], 北方缺水地區的林草地開墾也突破了氣候條件的約束。全國土地利用變化數據顯示, 1990-2010年間, 中國新增耕地主要分布于東北、華北和西北地區[12]。根據第二次全國土地調查數據, 1996-2009年全國減少耕地逾13.53萬km2, 其中黑龍江、吉林、內蒙古三省 (自治區) 增加耕地約8萬km2, 占全國耕地增長面積的56.9%, 而同期浙江、福建、廣東、廣西、海南等東南5省 (區) 減少優質水田1.19萬km2, 相當于減掉福建全省水田面積。
2.2 農業生產技術與管理方式轉型
隨著科技進步和發展方式轉型, 中國農業生產手段、技術模式和管理方式發生了巨大變化。“十二五”期間, 中國農田有效灌溉面積占比超過52%, 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高于96%, 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56%, 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水平超過63%。中國農業發展逐步由以資源要素投入為主轉向以技術投入為主, 農業生產主要動力由人力、畜力逐漸轉為電力、水力等機械力, 農業生產效率更多受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設施建設等因素影響。進入21世紀, 中國頒布了《全國土地開發整理規劃 (2001-2010) 》、《全國土地整治規劃 (2011-2015) 》, 有計劃地通過土地平整、水利設施、田間道路與農田防護等工程建設進行土地整理和綜合整治。僅2011-2015年間, 建成高標準農田26.67萬km2, 糧食主產區畝均產量提高10%~20%。土地整治工程進一步提高了土地使用產能, 拓展了土地資源多宜用途, 催生了農業園區化和田園綜合體。同時, 農村土地經營股權化、農業合作社等新型現代農業主體不斷涌現, 促進了不同地域農業綜合生產能力提升, 成為現代農業轉型發展的主導動力。
2.3 農業生產結構與經營機制轉變
隨著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 中國農業生產要素配置、經營機制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伴隨著“九五”以來的快速城鎮化進程, 中國農村勞動力以每年超過400萬人的速度向非農產業轉移, 農業生產主體出現老弱化, 城鎮常住人口較1980年增長了37%, 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 居民消費習慣和消費結構轉變。在糧食需求保持剛性增長的同時, 中國農產品消費結構向安全、健康、營養進行升級。1980-2014年, 糧食、食糖的全國居民人均消費量分別年均降低2%和4%, 而禽類、蛋類、水產品和肉類的人均消費量分別年均增長10%、6%、5%和2%, 中國農業逐漸由滿足食品供給向滿足營養供給轉型。同時, 農業產業鏈不斷延伸, 與加工業、第三產業融合, 出現農牧結合、農旅結合、農產品深加工等產業發展新模式。農業及其全產業鏈的勞動地域分工不斷細化, 并在自然環境和市場規律雙重作用下形成了初級農產品生產與相關產業集中分布。區域農業價值不僅局限于提供食物、纖維和農業人口就業保障, 而是受區域地理特征、區位條件和社會經濟發展等因素綜合影響, 農業生產逐步由單一功能向多功能轉變。
2.4 農業生產優勢區與產業帶空間分異
農業生產要素的空間分異促進了中國農業生產空間格局的變化。主要表現為主導農產品優勢帶基本形成。以糧食、棉花、油料生產為例, 秦嶺—淮河一線以北包括東北三省、內蒙古東部、新疆西部、華北平原、黃土高原地區各縣市糧食生產集中度普遍增長, 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而東南沿海地區糧食生產相對優勢降低, 糧食生產重心總體呈北移東進態勢, 糧食主要產區的空間集聚性增強;棉花主要產區由黃淮海平原、江漢平原向新疆轉移;油料作物生產重心呈現南移東進趨勢, 逐步向四川盆地—長江中下游平原—黃淮平原、北疆—蒙西—東北西部兩個帶狀地區集中 (圖1~圖3) 。區域性農業地域類型及其功能出現分異, 東部沿海省市適應人口密集區食品供給剛性需求和居民觀光休閑新需求, 現代農業園區建設興起并快速發展;西部地區從1999年開始實施退耕還林還草工程, 山地丘陵區農業快速轉型, 如陜西延安市10年退耕還林6020 km2, 同時推進治溝造地337 km2, 實現了農業生產由坡地向溝道、地表由黃變綠的轉變。此外, 隨著大中城市城鎮化、園區化發展, 城市近郊區都市型現代農業勃然興起, 農旅結合的多功能產業帶促進了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
新時期中國農業綜合區劃可理解為農業自然地理環境、農業地域功能與農業生產力水平共同約束下的現代農業地域類型劃分, 但在作用機理上存在明顯差異: (1) 自然地理環境約束, 要求從發生學的角度劃分農業地域。氣候、地貌是決定農業地域類型的基本因素, 包括海拔、地形起伏和光、熱、水等自然要素。通常單要素指標并不能決定農業生產地域類型, 多種自然要素在時空上的耦合程度成為辨識和劃定農業類型區的重要依據。由于自然地理環境受地理地帶性規律的支配, 因而在自然地理條件下形成的農業類型區是相對穩定的。典型試驗表明對于農業自然條件欠佳的區域, 通過土地綜合整治和合理配置一定的農田設施與技術措施, 可在一定限度內突破農業自然條件的限制; (2) 農業地域功能約束, 要求從人文過程及其復雜因素耦合視角劃分農業地域。隨著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規模擴大和水平提升, 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性促成了空間上的勢能差[13], 并使農業生產要素在勢能差的作用下實現空間重構, 以獲得不同區域尺度下更高的投入產出效率, 形成多尺度的農業功能地域; (3) 農業生產能力約束, 要求著眼于不同發展階段的農業生產力水平, 按照農業多功能性與生產力差異性來劃分農業地域。本文借鑒了多項研究成果[14-15], 將農業地域功能劃分為農產品供給功能、就業與社會保障功能、生態保育功能、休閑與文化功能。根據自然地理環境與農業地域功能耦合性劃分農業地域類型, 既能夠反映當前農業發展現狀與格局, 也能對區域農業轉型發展方向和潛力提出科學預判。
3、現代農業區劃方法與方案
3.1 區劃原則
區劃原則是確定區劃指標, 制定區劃方法, 形成完整區劃體系的重要依據。現代農業區劃遵照五項原則: (1) 綜合性與主導因素相結合, 農業既是多要素投入的大生產系統, 也是多層次功能的生態系統, 現代農業區劃通過診斷區域主體功能, 劃定功能類型區。同時, 甄別農業發展的保障性、動力性和約束性, 建立主導指標體系與分區方案; (2) 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相結合, 農業生產是對水、土、氣等自然資源的有效利用, 隨著科技進步、設施條件改善和市場體制完善, 農業資源與環境利用方式發生改變, 農業生產的地域分工逐漸細化, 進而改變了農業地域格局和農業地域功能; (3) 生產現狀與發展方向相結合, 農業生產既有區域性、承繼性, 又會隨自然條件、社會經濟發展而做出響應, 因而農業區劃不僅體現區域農業現狀條件, 還要對區域農業發展態勢做出情景預測, 明確區域農業現代化方向; (4) 定量評價與定性分析相結合, 多元統計分析、模糊數學等定量方法能夠減少人為主觀意向的影響, 但其合理性又取決于指標體系的科學性和區域認知的準確性, 這就需要進行大量定性分析, 厘清農業發展關鍵性因素, 研究主導因素作用機理與過程, 以此對定量結果進行適度調整; (5) 空間連續性與區內一致性原則, 區劃單位是一個有機整體, 農業區間具有明顯異質性, 而其內部具有相對一致性, 盡量保持縣級行政區界的完整性, 對于性質相似但空間不相鄰的農業區, 通過劃分農業亞區的方式, 保證農業區在空間上完整連續。
3.2 指標體系與數據
農業區劃首要任務在于客觀反映農業自然環境耦合條件、農業地域功能類型及其空間分異特征。結合區域數據可獲得性, 在農業生產條件方面, 選用地形起伏度、灌溉條件下的農田熟制、水資源豐富度指數、人均耕地面積等4項指標, 分別表征地形地貌、熱量條件、水資源、耕地資源等生產條件。在農業地域功能方面, 選用農業機械總動力、勞均農產品產量表征農業生產現有能力與發展潛力;選用農業從業人口比重、勞均農業增加值反映農業提供就業和社會保障的功能強度與經濟效率;選用地均生態服務價值、生態環境可持續指數反映生態環境保育的需求和水平;選用100 km范圍內地級以上城市總人口、農業多樣性指數反映農業休閑與文化功能的市場需求及潛力;選用縣域單元幾何中心的空間坐標反映農業空間鄰近性。
本區劃所用社會經濟數據, 如農業機械總動力、農產品產量、第一產業增加值、第一產業從業人口等來自《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 (2015) 和《中國縣域統計年鑒》 (2015) 。地形地貌數據利用全國DEM數據參照封志明等[16]研制的方法計算獲得, 農田熟制來自徐新良等[17]測算的灌溉情境下的農田熟制格網化數據, 水資源豐富度指數計算方法來自李九一等[18], 耕地面積根據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全國1 km網格土地利用數據 (2010) 計算得來, 地均生態服務總價值根據謝高地等[19]研制的測算方法, 生態環境可持續指數來自Yang等[20], 并利用其提供的生態服務當量值與全國植被類型數據計算獲得。
3.3 區劃方法與程序
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 采用多元統計分析中的聚類分析方法劃分農業地域。聚類分析從樣本數據出發, 將研究對象分為相對同質的群組, 可以較好地克服多元統計分析中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問題, 具體程序為: (1) 數據標準化, 考慮到各指標的量綱不盡統一, 采用極差標準化對各指標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2) 計算指標數值, 鑒于不同指標在刻畫農業地域格局時, 其相對重要性不一樣, 為此基于專家評判確定相對權重如表1所示, 將標準化值乘以對應的權重后形成新的指標數值作為聚類分析的數據; (3) 聚類分析, 將初始數據導入SPSS軟件, 采用K-means聚類方法, 嘗試將中國農業地域格局分為5~15個類, 并測試每種聚類數下得到的類間距離; (4) 聚類數選擇, 將聚類結果導入Arc GIS分析平臺, 基于其空間可視化和空間查詢與統計功能, 綜合山脈、水系、等溫線、等降水線、行政邊界等主要地理界線分布, 整合分析不同聚類數量下的分區特征, 在類間距離較大的聚類數方案中, 綜合考慮分區結果的適宜性后確定合理分區數量 (圖4) ; (5) 人工調整區劃界線, 按照農業地域類型相對一致性和行政區域相對完整性要求, 依據聚類分析結果、各項指數的分布格局及當地農業生產形態, 參考大尺度的地貌圖, 對聚類一級區域進行適當調整, 并以各項指數分布格局, 以及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狀況為主導, 進行農業二級區劃分。
3.4 區劃方案變化與成因分析
3.4.1 區劃方案分區空間變化
中國現代農業區劃方案包括15個一級農業區、53個二級農業區, 其中將濱海的省市海域劃分為海洋農業一級區 (圖5) 。與1981年版《中國綜合農業區劃》方案相比, 陸地14個一級區發生了較大變化。 (1) 將東北區細分為東北平原區和東北山地丘陵區, 東北平原區西南界線向西擴展, 包括朝陽市、通遼市中南部地區; (2) 將黃淮海區調整為京津冀魯平原丘陵區和黃淮平原區, 京津冀魯平原丘陵區界線平均向北移動17.3 km, 向西移動8.4 km;黃淮平原區界線平均向南移動7.0 km, 向西包含了鄭州市、南陽市、焦作市、平頂山市和洛陽市的偃師市、孟津縣、新安縣、宜陽縣、伊川縣、汝陽縣、嵩縣; (3) 長江中下游區界線隨黃淮海區南界的南移而調整, 西界向西平均移動10.1 km, 南部包含了梧州市、肇慶市、清遠市、韶關市、河源市、梅州市, 并將該區大部分區域調整為長江中下游平原區、江南丘陵區; (4) 將浙江中南部、福建東部、廣東東部沿海地區和臺灣省分別從原長江中下游區和華南區調整為東南沿海丘陵區; (5) 內蒙古高原區較原內蒙古及長城沿線區范圍西擴北進, 將原屬甘新區的巴彥淖爾市和鄂爾多斯市劃入本區, 南部原屬內蒙古及長城沿線區的榆林市北部、吳忠市南部、大同市西部、朔州市、忻州市劃入黃土高原區, 張家口市、大同市東部劃為京津冀魯平原丘陵區; (6) 四川盆地區列為一級區, 空間范圍與1981年版中西南區的二級區秦嶺大巴山林農區、四川盆地農林區空間范圍基本一致, 將貴州省、滇北、湘西、湖北恩施和重慶東南部劃分為云貴高原區一級區。
3.4.2 主要成因分析
(1) 氣候條件變化。在現代農業區劃中, 東部、中部一級區分布具有明顯的緯度地帶性, 區際南北界線水平移動較顯著, 而西部地區農業一級區界線沒有顯著的水平移動。這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 中國暖溫帶、亞熱帶界線北移, 其中界線東段變化較為顯著, 而西段受地形因素影響未發生顯著移動[21]。具體而言, 北方氣候變暖, 地處農牧交錯帶的西北地區夏季潛在蒸散明顯降低[22], 促進了區域濕潤度提高和牧草、作物的生長, 是引發內蒙古高原區南界北移、黃土高原區和京津冀魯平原區北擴的主要原因。秦嶺仍為中國亞熱帶和暖溫帶分界線, 因此黃土高原區南界沒有發生明顯移動。
(2) 區位影響增強。區位變化改變了農業地域空間, 直接表現是以中心城市為中心, 形成農業圈層分異結構;間接表現為城鎮化占用耕地及其他農業生產空間, 改變農民的就業和生活方式, 使農業二級區發生變化。例如, 將原黃淮海區劃分為京津冀魯平原丘陵區和黃淮平原區兩個一級區, 前者屬京津冀和山東半島兩大城市群輻射范圍, 以都市農業、觀光休閑農業發展為方向, 后者受城市輻射作用弱, 以大宗農產品生產為主要功能。中國南方地區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占用大量耕地, 僅1996-2006年間減少耕地達82667 km2, 加之農業園區化、鄉鎮經濟多元化, 致使東南沿海丘陵區、江南丘陵區的二級區數量增加或空間界線移動。
(3) 重大工程建設。一是農村土地整治和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 通過實施土地平整、土壤改良、農業水利建設等綜合措施, 開發耕地后備資源, 增加耕地面積, 提高耕地質量。例如, 位于蒙西干旱半干旱分界地區的鄂爾多斯市、巴彥淖爾市, 通過農村土地整治、災毀復墾、高標準農田建設, 突破了原有農業自然條件限制, 改善了農業生態環境, 因此由原甘新區劃入內蒙古高原區;二是圍海造田開發原有水域、沼澤等未利用土地, 新增海涂資源。近30年來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通過圍墾新增耕地908.6 km2、設施農用地3920.7 km2, 特別是山東、江蘇、遼寧、浙江四省所占比例高, 達82.3%。
(4) 農業結構調整。受農業氣象條件、農產品市場變動、農業經營主體變化等影響, 農業生產結構發生了區域性、地方性轉變, 導致農業區的空間變化。例如, 圍墾造田和設施農業建設, 促進海洋農業區的結構性調整, 轉向發展以設施農業為支撐的海岸帶養殖業和經果種植業;魯、豫、皖、蘇四省棉花產量持續下降, 大面積改種小麥、玉米等低人工成本的糧食作物, 這一結構調整促使黃淮平原農業一級區空間南移西擴, 以及京津冀魯平原丘陵區二級區數量增加。
4 現代農業區劃的分區特征
現代農業區劃一級區綜合反映了氣候、地形狀況, 以及國土空間主體功能特征, 農業二級區不僅考慮中觀尺度的光、熱、水、土資源地域分異, 也綜合考慮地區主體功能、城鄉發展階段、農業現代化水平等經濟社會因素, 區域非均衡發展導致農業二級區的空間變化較為明顯。
比照1981年版綜合農業區劃與本區劃統計指標, 進一步分析農業區社會經濟變化, 各農業區發展特征與區域問題, 明確了各區現代農業發展方向。考慮數據獲得的可行性、完整性, 本文選擇1990年、2014年統計數據計算各農業區劃分區指標。農業一級區特征與發展方向歸納如下, 農業二級區基本特征如表2所示。
(1) 東北山地丘陵區, 包括大興安嶺北部山區、呼倫貝爾地區、小興安嶺和三江平原地區, 以及吉林、遼寧東部山區。該區地處與蒙古、俄羅斯、朝鮮接壤的邊境地區, 人口密度低, 少數民族集聚, 以糧食生產和林區特色農業為主, 其中農業產值所占比重超過20%, 林地面積占全國的15.9%, 是中國重要的農林特產品基地。隨著氣候變暖, 該區水熱條件明顯改善, 農業適宜區北移[23], 農業生產規模與產量有所上升。然而, 該區生態環境脆弱, 荒坡、濕地大規模開墾加大了農業生態風險。
(2) 東北平原區, 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中西部, 以及內蒙古通遼市。該區地形平坦開闊, 土壤肥沃, 耕地面積占全國的13.2%, 糧食、肉類生產分別占全國的20.7%、15.9%, 是中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和糧食調出區。該區也是東北地區人口、經濟密集區。2003年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實施以來, 該區城鄉發展轉型和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明顯。隨著全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東北平原區產業結構調整與城鄉轉型升級壓力增大, 亟需優化農業水土利用結構[24], 完善現代農業產業體系, 促進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和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 全面提升現代農業綜合生產力和競爭力。
(3) 京津冀魯平原與山地丘陵區, 主要包括京津兩市, 河北省除與內蒙古接壤的縣市, 以及魯北、魯中地區和山西東部部分縣市。該區光熱條件較好, 人口、耕地面積分別占全國的9.4%、10%。人均耕地少, 人地矛盾較突出, 水資源短缺和污染成為農業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農業機械化、產業化水平較高, 設施農用地面積占全國的15.4%。然而, 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等鄉村病問題突出[25], 特別是長期的極化發展形成了環京津貧困帶。該區農業發展呈現出兩大趨勢, 一是優化種植模式, 發展節水高效農業、精準農業, 用信息化手段提升農業資源利用效率;二是制定分區農業發展與鄉村振興戰略, 滿足新型城鎮化所需基本農產品供給, 推進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田園綜合體建設, 促進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協同發展。
(4) 黃淮平原區, 包括河南大部地區、魯南丘陵區和蘇、皖北部地區, 主要由黃河泛濫和淮河沖擊而成, 光熱水分與地形條件耦合較佳, 是中國傳統農區。耕地面積、糧食產量分別占全國的11%、21.3%, 肩負著國家糧食安全重任[26]。農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13.5%。近10多年來, 設施農業發展快、規模大, 設施農業面積占全國的23.9%, 但農業產業化、信息化不足。該區宜重視推廣現代農業與工程技術, 充分利用自然資源與農業基礎優勢, 建成全國糧、棉、肉等大宗農產品重要生產基地, 創新現代農業經營模式, 推進水土綜合整治工程, 培養新型現代農業經營主體, 建設“人”、“地”、“業”協調發展的田園綜合體和現代美麗鄉村。
(5) 長江中下游平原區, 包括上海、湖北、江蘇、安徽南部地區及浙江、湖南北部地區。主要由長江及其支流沖積而成, 地勢平坦, 水網密布, 土地肥沃, 農業發展條件好, 是中國重要的水稻、棉花、油菜產區。設施農業較發達, 設施農業用地占全國的19.9%。該區經濟發展水平高, GDP總量占全國的23.8%。在全國主體功能定位中, 該區既是城鎮優化開發區域, 又是農業重點開發區域, 亟需創新土地流轉制度與經營模式, 推進優化城—鎮—村空間等級體系[27-28], 破解人口老齡化、農地撂荒等突出問題, 提高農地利用效率與效益, 加快建設產前—產中—產后融合、生產—生活—生態兼具的多功能現代農業經營體系。
(6) 東南沿海丘陵區, 包括浙江中南部、福建和廣東東部沿海地區。該區海岸線漫長, 光、熱、水等資源耦合程度較佳, 是中國重要的水產品養殖和經濟作物種植區域。人口密度僅次于黃淮平原區, 城鎮體系發育較好。但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發展, 區域農業地域功能明顯下降。該區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點地區, 有著深厚的外向型經濟基礎, 產業結構逐漸向資本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轉型[29]。依托該區現有農業基礎和區位條件, 適宜推進農業產業化、信息化、市場化, 大力發展外向型、都市型、高品質的多功能型現代農業。
(7) 江南丘陵區, 包括江西、閩西、粵北、湘中南山地丘陵和桂北山地區。該區開發歷史悠久, 農業所占比重高, 是中國重要的復合農業區之一。主要糧食作物有水稻、小麥等, 油茶、茶、柑橘等亞熱帶經濟作物產量在全國占有較大比重。隨著人口城鎮化, 農業出現兼業化、土地退化問題。該區亟需強化土地整治與水利建設, 改善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綠水青山, 深化產業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 通過開發生態、綠色、優質農產品, 大力發展農業觀光旅游業, 帶動農業結構調整與農村經濟轉型發展, 穩定提高農業綜合產能與農民增收水平。
(8) 內蒙古高原區, 包括內蒙古中東部高原、鄂爾多斯高原部分地區。該區地處干旱半干旱氣候區, 是中國重要草原區和草牧業生產重要區域。區內生態環境脆弱, 生態保育成為重要的地域功能。近年來在資源開發導向的發展模式下, 人均GDP和人均財政收入較高, 但發展的可持續性成為該區重大的戰略問題。要扭轉礦產資源過度開發、草原開墾導致生態嚴重退化局面。重點發展新型草原農牧業, 優化糧經飼結構, 做強飼草種植與加工業, 培育現代種業、草牧業新業態, 構建區域性生態、綠色、安全、高效的現代特色農業體系。
(9) 黃土高原區, 包括山西、寧夏、陜西秦嶺以北和甘肅東南部地區。該區地形復雜多樣, 生態環境脆弱, 特色經濟林果、綠色五谷雜糧在全國占有重要地位。1999年以來退耕還林工程成效巨大, 實現了由黃變綠轉型, 有效減少了區域土壤侵蝕量[30]。2012年以來, 實施黃土丘陵溝壑區治溝造地重大工程, 明顯改善了區域農業生產條件[31], 有效破解了當地大規模退耕還林后“缺田少糧”難題。實驗表明, 試驗推廣溝道—邊坡土地整治工程與現代農業技術, 重構黃土高原水土氣生能相融合的地域格局, 充分挖掘農業“一季變兩季、一業改三業”的潛能, 創建有機農業特區, 大力發展特色林果、設施畜牧、雜糧生態產業具有廣闊的前景。
(10) 四川盆地區, 包括陜、甘南部、四川中東部、重慶西部和湖北十堰市西部3個縣級單元。該區以盆地和沖擊平原為主, 農業類型多樣、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密度大, 耕地面積占全國的8.9%, 是中國水稻、棉花、油菜籽主要生產區域之一。區內北部秦嶺山地的地形起伏度大, 垂直地帶性明顯, 耕地分布細碎且小規模, 農業機械化程度低。以成渝為“雙核”形成的區域城市群為農業轉型發展奠定了動力基礎, 城郊現代農業、休閑觀光農業和創意農業快速發展, 既滿足了城鎮化發展的需求, 又形成了城市生態屏障, 因而成為該區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方向。
(11) 云貴高原區, 包括貴州、云南北部及川南部分縣市、廣西西北、湘西和湖北恩施自治州。該區地形復雜, 起伏度大, 耕地面積占全國的6.9%。少數民族聚居, 經濟發展相對滯后。隨著城鎮化發展, 農村青壯年勞動力轉移進城, 導致農村貧困化、主體老弱化問題突出。該區農業主要功能在于促進就業與社會保障、加強生態保育、發展特色生態農業。農業發展宜充分發揮原產地生態優勢, 農林果藥多元并舉, 推進適用于南方山地丘陵區農業生產的中小型機械化, 加快特色農產品基地化生產和加工貿易, 穩定提高農民就業能力和增收水平。
(12) 滇桂巖溶地貌區, 包括云南、廣西南部, 粵西部分地區。該區水熱資源豐富, 是中國熱帶農作物的核心區。喀斯特地區的石漠化嚴重, 缺水少土, 人均糧食產量僅271.1 kg, 不及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貧困地區集中連片, 農業經濟仍占重要地位, 農業產值約占地區生產總值的20%。農業主要地域功能體現在農產品供給、生態保育、休閑與文化功能提升, 充分發揮熱帶農業生產的比較優勢, 推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品牌化運作和現代化儲運, 加快建設區域性的優質高端農產品市場體系。
(13) 甘新沙漠高原區, 包括甘肅西北部、內蒙古西部及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該區土地資源、光照資源豐富, 以綠洲特色農牧業為主, 是中國重要棉花、水果生產區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潛力區, 棉花產量占全國的41.7%, 果蔬產業發展也具有廣闊的前景。由于水資源缺乏、地域遼闊, 農業用水及對外交通成為農業生產與流通的主要制約因素。亟需推廣節水保育技術, 解決水土資源不匹配、低效利用問題。同時, 進一步提高農業標準化、機械化水平, 緩解現代農業規模經營的社會壓力。
(14) 青藏高原區, 包括西藏、青海及其與四川、甘肅、云南鄰接的邊界區域。該區高寒、地形起伏、生態環境脆弱。農業生產以傳統的高原農牧業為主, 牧草地面積占全國的46.7%, 城鎮化水平、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偏低。生態保育是本區農業主導地域功能, 重在保護和傳承傳統農業文明、民族文化, 基于資源環境承載力適度發展高原特色現代農業, 促進農業生產向產業化、組織化和生態化轉型, 以現代農牧業、生態旅游業發展帶動農牧民就業與增收。
(15) 海洋農業區, 21世紀進入海洋經濟時代, 通過加強海洋農業管理、加大科技投入與創新力度, 加快海洋漁業生產方式轉變, 建設中國“藍色糧倉”。在重視保護近海海洋生態環境、海洋生物資源, 保障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前提下, 發展壯大現代海洋經濟, 重點面向國內和國際“兩個市場”, 科學規劃近海養殖業與捕撈業, 有效提升海洋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與競爭力。
5、結論與討論
(1) 在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與農業現代化協調提升背景下, 全國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快速流動, 并發生要素重組和空間重構, 導致農業地域功能的轉型與轉變, 成為現代農業區劃分異的內在動力。本文構建了“四化”協調發展背景下農業區劃研究的理論框架, 建立了農業自然要素與農業地域功能耦合測度指標體系, 應用聚類分析和定性評判綜合方法, 研制了新時期中國現代農業區劃方案。
(2) 現代農業區劃方案將中國劃分為15個農業一級區、53個二級區。與《中國綜合農業區劃》方案相比, 在氣候變化、農業結構調整、重大政策與工程建設、主導地域功能等因素綜合影響下, 農業區空間范圍發生改變, 如東北區、黃淮海區、黃土高原區北界北移, 黃土高原區、華南區空間縮小等, 二級區的空間變化更為顯著, 體現了農業地域分異機制的復雜性。農業區的空間調整既反映氣候要素的空間變化, 也反映了區域城鄉發展轉型的新態勢, 歸根到底是快速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地業融合關系的區際變化。
(3) 現代農業區劃既表征農業發展的現狀特征, 也預示現代農業的區域發展趨勢, 為國土空間合理化、高效化、生態化利用提供科學指導。農業地域系統具有復雜性、動態性、高風險性, 因而在現代農業空間格局分異認知與分區的基礎上, 仍需深入解析農業地域分異內生動力、農業與鄉村地域類型, 觀測研究農業地理工程與設施農業的經濟、生態、氣候綜合效應, 梳理總結農業地域模式與區域轉型格局, 探索建立現代農業復合系統“狀態—壓力—響應”預警機制, 為加快補齊“四化”協同的農業發展短板, 持續推進農業現代化與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理論支撐和決策依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學報,20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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